從上個世紀末，知識界就開始討論農村的“凋敝”。凋敝是一個非常精確的詞語，傳達出了農村在多個方面遭遇危機的態勢。大致概括一下，農村的危機可以包括以下方面：收入增長緩慢，相對于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人口結構失調，青壯年大多外出務工，留下老年人和兒童，農業生產荒疏;包括水利等在內的公其設施廢弛，抵抗災害的能力減弱;鄉村文化消逝，消費主義侵入，對鄉村的認同感越來越淡漠等等。
2003年以來，中央政府更加重視“三農”問題，接連多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出臺各種政策措施，都直接以反哺農村為目的，包括：取消農業稅;發放種糧補貼;延長土地承包期;大搞新農村建設等等。
這些政策得到了農民的積極反應，畢竟“皇糧國稅”不用交了，是從來沒有過也沒敢想過的事情。但是，“三農”問題仍然嚴重，直接惠及“三農”的政策很快被其他不利因素抵消殆盡。也許有一個指標可以用以判斷“三農”問題是否得到根本性改善的證據，那就是以農村兒童為受益對象的公益活動越搞越多、越搞規模越大，而且公益供給還遠不能滿足需求。
為何接連出臺的惠農政策沒有達到目的?也許把視野放大一些會看得更清楚。分析農村不能孤立去看農村，中國的農村早已被卷入全球化，只有將農村放在全球化體系的框架下，才能理解“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語)的真正原因。
農村是市場全球化的外圍地區，是資本賴以生存和汲取養料的活力源泉——市場全球化面臨危機的根本原因便是未被開墾的處女地已經}央要沒有了。在這樣的制度性安排中，農村的任務是為資本的擴張提供廉價勞動力(負責生產規模的擴大) 和消費者(負責購買生產出來的產品)，同時也為該體系提供資源以供消耗，并直接或間接地為其輸送農業生產中產出的剩余價值。
為此，需要制度安排將農村的門戶打開，并將農村固定在作為市場全球化的“肥料”的位置上。就前一個目標的實現而言，經由的是解體集體化的方式，一方面將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趕入城市打工，一方面讓農村保持小農生產方式，為資本下鄉提供空間;就后一個目標的實現而言，正如李昌平在書中指出的，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包括剝奪農村土地發展工業生產和蓋房子的權利，只能用于種莊稼(1988 年《土地法》)，同時剝奪了農民從事農業品深加工獲取耕種之外的收益的權利。
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農村有如被切開了動脈，源源不斷地失血，而所謂惠農政策不過是在不止血的情況下向農村輸血。輸血并非不重要，但當務之急是包扎創口，縫合農村“被切開的血管”，只有這樣輸血(以工補農，反哺農村)才能起到效果，讓農村富裕起來。
如何止血?方法便是鄧小平早年提出的“二次飛躍”，即重走集體化道路，同時還要改革不合理的關于農村的制度設計，讓農村和農民享有與城市和市民同等的權利，尊重農民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工業的權利。原因很簡單，集體化的方式才能允許土地集約經營，以符合農業發展的趨勢，同時解放出剩余勞動力，在土里刨食之外尋求其他方面的發展;衣民重新組織起來，才能尋回失落的凝聚力，形成建設新農村的真正主體，重建鄉村的文化和內在活力。
總之，農村要好起來，農民必須享有農村集體土地的完整處置權，享有從事農業生產延伸和農業之外的工作的收益權，防止資本對農村的掠奪。一句話，必須將農村創造的財富盡可能地留在農村，農民才有能力建設自己的家園。
更重要的是，農民的富裕是提升內需的根本，這是中國經濟擺脫外向型依賴，走向更健康狀態的必由之路。
來源：《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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