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鄉或重建鄉村的可能
逆城市化
今日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中國科學院《2012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稱：中國內地城市化達到了51.3%。
“農耕社會，鄉土中國”，轉變為“工業社會，城市中國”。
我們擠在城市，農村漸遠。但也有各種類型的鄉愁、田園夢和重建鄉村的努力，在逆城市化而行。
2009年出版的“都是農民：30年來城市與農民的糾葛”，關注了中國人的進城史和2.26億農民工。
2011年出版的“故鄉：不要問我從哪里來，因為我已經沒有故鄉”，說的是情感和精神上的故鄉無所依之后，中國人被連根拔起。
現在出版的“逆城市化：還鄉或重建鄉村的可能”，報道的是當代人主動參與新農村建設、以城市資源反哺鄉村的努力。
以上，構成了《新周刊》 的“鄉村三部曲”。
中國鄉村的未來，比你所想象的，更加需要你。
誰的新鄉村運動？
讓農村人回鄉比城里人進村更重要
推動新鄉村運動，讓農村人回鄉比城里人進村更重要。假如農村人都不愛鄉村，假如對土地的感情沒有了，那新農村運動的發起者又在為誰憂愁為誰忙呢？
文/肖鋒
馮驥才惋惜，中國每天有上百條村消失。對此許多人無所謂。鄉村代表落后的東西，正在遠去的東西，被拋棄的東西。
鄉村無形的消失每天都在發生，轟轟烈烈的撤村并居運動，大大小小的拆遷事件，更主要的是，鄉村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正被完整置換。
農二代三代不再回鄉，他們以爭做城里人為榮，以呆在鄉下為恥。鄉村不可愛了，鄉村凋敝了，鄉村消失了。
推動新鄉村運動，讓農村人回鄉比城里人進村更重要。假如農村人都不愛鄉村，假如對土地的感情沒有了，那新農村運動的發起者又在為誰憂愁為誰忙呢？
前年《新周刊》推出專題“民國范兒”，今年繼而推出“先生”，追根溯源，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在鄉村。
中國崛起還是“泥足巨人”？中國亟需人的建設，制度再大，人不行制度還是走樣。人的建設需要百年筑基，一代不行兩代，兩代不行三代。新鄉村運動引發的更宏大的命題是，沒有自尊自愛的人，什么建設終歸走不遠。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因為我已經沒有故鄉”，還有誰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嗎？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因為我已經沒有故鄉”，《新周刊》改編三毛的歌詞更有一種漂泊感。古人常說“歸”，田園將蕪胡不歸，少小離家老大歸，“讀三千年書，無非功名利祿；行九萬里路，終歸詩酒田園”。可今天我們將歸向何處？
還有誰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嗎？“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一片冬麥，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田野上生活，為她富裕為她興旺……”20多年前，彭麗媛唱出的這幅新農村藍圖，今天卻變成尷尬現實。
今天，多數中國鄉村是“993861部隊”的天下，是老人的鄉村，是留守女人的鄉村，是留守兒童的鄉村。
鄉村淪落到今日，是一系列變化的結果。第一次是糧食統購統銷，以便用“剪刀差”實現國家工業化。第二次是人力剝奪，鄉村精英大量進城務工，以低廉工資實現低成本“中國制造”。現在醫保還賬，每位農村老人每月區區數十元至數百元不等的社保，不足以還歷史的賬。
或許，失去鄉紳階層，使之失去文化傳承因子，這也是民族之憾。今天，鄉村機構更多在執行城市化、開發區、房地產征地、計生相關的事務。
鄉村是人倫道德、文化傳承的根基。國學大師梁漱溟的“新農村圖卷”強調精英回歸。在梁看來，學習西方的過程，先是學技術，再學制度，學來學去的結果是西方的優點沒學來，中國自身的優勢卻喪失殆盡。最嚴重的后果便是“農村破產”，因此他說解決中國的問題就必須從農村開始。梁認為鄉村重建應建立在恢復鄉村的傳統價值。這個“最后的儒家”，這個倔老頭將被證明是有遠見的。
中國近代歷史的邏輯告訴人們一個真理：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最終贏得了中國。毛澤東曾經說過：“在中國誰不注意農民問題，誰注定會失敗！”
城市膨脹不是問題，PM2.5不是問題，農二代三代回不去、進不來才是問題。
中國的新農村應該是什么樣子？2011年9月以“新農村、新中國”為主題的華西村形象宣傳片亮相美國紐約時報廣場。“高樓”和“廠房”取代“農舍”、“炊煙”、“小河”、“荷塘”成為宣傳主調，儼然一個現代化的城市。2011年10月8日，媒體發布了江蘇華西村60層國際大酒店及“價值三億元”的一噸重金牛的照片，以及華西村GDP增長的輝煌歷史。這是被誤讀的新農村。
離土不離鄉，就地城市化，這些都是美好的設想。農民擔心祖上基業被城市開發蠶食，農二代三代擔心不被打工所在地所接納。
另一方面，城市青年具備的學習能力和生活期望新生代農民工都有。比如，具有現代化的價值觀、樂于接受新事物與新思想、尊重權威不盲從，他們并不弱于城市同齡群；而公民意識、熱心社會活動方面，一旦被城市接納，自然也會逐漸建立。
美國占人口3%－5%的農場主不但為整個國家提供糧食，還有大量余糧出口。中國非城市戶口人口仍占70%。如今對土地的投入回報甚至已不足以養活農民自己。農民離開土地是大趨勢。
但每一個農民離開土地的背后都有一本心酸賬。看看城市對他們的接收度：流浪人員、三無人員、收容遣送、廢除收容遣送，直到贈予城市光榮建設者稱號、允許以積分換取城市戶口。
未來十年，城市化仍是中國發展主流。“逆城市化”新景觀只是個別現象。新生代農民在土地與城市之間尷尬地漂泊。他們既不在城，也不在鄉。某種程度上，這將是一場2億非城非農人口與城里人的談判。
鄉下人的誤解和城里人的誤讀，城里人到底對農村打的什么主意？
歐寧們下鄉大搞新鄉村運動，初衷無比之美好，怕只怕遭誤解而適得其反。老鄉們以為是來搞旅游和集市建設的，這些城里人新鮮一陣怕是會走的，有誰會放著城市現代化生活不過？
新鄉村運動的難點有二：一是與現有農村體系的沖突，二是與農民追求現代化需求的矛盾——我們剛沾上現代化生活的光，你們就號召回到鄉村了？
畢竟，城市代表未來夢想。FT曾報道，19歲農民工李菲菲夢想著有一天能成為一名服裝設計師，讓模特穿上自己設計的衣裳。插圖上夢想城市生活的女主角一手持Vogue一手持手機。
20年前，農民工打工是為了攢錢回鄉蓋房。20年后，新一代農民工要做城里人。農二代三代與城市同齡群具有相同的參照系。
“大谷打工網”去年對1.1萬多名外來務工人員所做的一項調查表明，受訪女性給出的自己最想從事的10種工作中，有9種是服務業工作，排名前三的是銷售代表、前臺接待員和行政助理。
像父輩一樣“從業農業生產”一定是新生代農民最末等的選擇。他們農村回不去了，農活不愿干也干不了。現在做農活的基本上是40后50后。
讓新生代農村人留在鄉下是困難的，同樣，讓城里人住鄉下更不現實。
近年來傳媒上傳播著城里人一種偽鄉村情結。他們對鄉村的體驗只限于農家樂和山間別墅。到了農村，洗澡怎么辦，上廁所習不習慣，等等。當然，一條村幾十萬就能解決下水道問題。那么，寂寞呢，在鄉下能耐得住寂寞嗎？
“村里有個姑娘叫小芳……”城市人對鄉村的感情就像對“小芳”，“小芳”盡管清新可人，消費一把，始亂終棄，最終還是投向現代化“女郎”的懷抱。所以城市人真愛鄉村，要先給“小芳”正名，給現代化“女郎”去魅。
曾經的鄉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鄉，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
城市代表先進的東西，代表現代化，代表有文化。鄉村是現代化和有文化的反義詞。至少當下的中國鄉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詞，來自civility(禮儀)。文明似乎來源于禮儀。城市代表文明，農村代表野蠻。至少歐洲人這么認為。
但史上中國鄉村不是這樣的，它是禮儀的發源地，是傳統倫理的根基，也是中華農耕文明的發源地。
《白鹿原》中的鄉紳朱先生調解白家與鹿家糾紛的橋段很有說明性。朱先生勸詩曰：倚勢恃強壓對方，打斗訴訟兩敗傷；為富思仁兼重義，謙讓一步寬十丈。(致嘉軒弟)一場糾紛就這樣在雙方鄉賢的勸導下平息了。
皇權與紳權的對峙維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這個“無訟社會”。鏟除罌粟時官家人在一旁站著，由鄉紳朱先生下令執行。官權與紳權就是這樣配合默契。西方傳教士初到中國發現這里沒有一個警察仍能安定。
中國社會在本質上是“鄉土的”，費孝通八十年前的這個論斷今天仍適用。當我們義無反顧拋棄“土”，敞開胸懷迎接“洋”時，骨子里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不還是那個人，那個樸實而狡猾的農民。
無論是為子當孝、待人以信的“人學”，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學”，其實質都是“農民學”——是祖上世世代代與人、與天打交道歷練出來的學問。主題是敬畏與感恩，今天中國人失去了這兩樣東西。
五四一代未來得及“整理國故”就趕上“救亡圖存”。然后是大建設、大運動、大開放、大破壞。中華民族的文化自尊與自覺，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斷了。
“國故”當然有許多糟粕。“民國大家”每人在鄉下幾乎都有個代表頑固勢力的“老爺子”，為他們娶了未曾謀面的媳婦。三老四少的堅守維系了鄉村二千年來的穩定，但這些“瘸腿的中國紳士”(費孝通語)不能對新形勢作出有效的調整。他們很少正面接觸西方工業主義，更不歡迎革命。他們被鏟除了。可取代他們的是誰？用南懷瑾晚年反復引用唐人詩句就是：“塵土十分歸舉子，乾坤大半屬偷兒”。
針對“鄉土中國”，費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覺”概念，首先是對獨立人格、個人尊嚴、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問題的關切。“文化自覺”的另外一個內涵是文化的開放和包容，“文化自覺性并不能從民族主義情緒中產生，它只能在與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對話中產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杜維明認為，這16個字是儒家哲學最高的理想——不同文明的價值共享。
復興傳統文化需要從文化自尊、自覺到再造；同理，復興鄉村也需從鄉村自尊、自覺再到鄉村再造。可當下鄉村如何自尊、自覺及再造？
所謂新農村運動，所謂新鄉紳回鄉，都應與家族譜系、現有政權形成合力。
文化，是文化和氛圍留人。讓農村變得可愛起來，需要一次新文化運動，在破敗的基礎上重建鄉村文化。
中國鄉村衰落當然也有例外。廣西賀州的毛家村仍能維系一方清凈，村里規劃有序，自然環保良好，有一口泉水清澈見底。我得出的原因之一是這個狀元村九成以上均屬毛姓，村里有個毛家祠堂，每年春節，無論多遠，無論當多大官，都要回來聆聽族長訓話，村長書記也在列。這里仍保留著續修家譜、村譜傳統，尊老愛幼的傳統文化。村里一位94歲阿婆仍在織布。
什么是傳統節日？一大家子幾十口，烹雞宰鴨，推杯把盞，共敘鄉情，這樣的鄉村才愿意回去，這樣的鄉村才讓人有歸根之感。
縱觀南北差異，但凡宗族勢力保存較好的南方農村，文化、秩序和傳統甚至環保都做得不錯；而北方農村尤其是雜姓村落則呈現一派凋敝，村支書一權獨大。
當然光靠傳統宗族勢力是不行的，它有著天然的局限，不接納外來文化，無法與普適價值對接。
所謂新農村運動，應該是幾方合力的結果。新鄉紳運動需要農村精英回鄉，需要城里同鄉尋祖，也需要大學生村官當政，需要復員軍人、退休人員榮歸故里，共議村事。當然也需要白領社群，有機合作社，歐寧們的NGO，帶來全球化之風、新生產模式和新興變革力量。
但首先還是要愛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與敬畏。試問，有什么能動搖中國人心中的家族根基？祖先在那里，他還會遠離嗎？
新鄉村運動不應是烏托邦愿景，而是中國的現實需要。解決農二代三代進城問題是當務之急，鄉村文化重建、讓鄉村變得有吸引力，更是長遠需要，因為那是我們來的地方。
城市對鄉村的反哺，工業對農業的反哺，新世代對傳統的傳承，才是真正的維穩。
比國家更久遠的是民族，比民族更久遠的是文化。
了解中國，了解鄉土，你就知道家庭、家族、血緣要比文藝更有根、更恒遠。現在要修的不是哪個姓的家譜，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家譜”。否則我們真不知自己是從哪里蹦出來的。
日本工業化走過污染彎路，但最終并未以破壞鄉村為代價。從宮崎駿動漫中的鄉村詩意，可見鄉村仍是詩意的母體。韓國也拍了很好的鄉村文藝片。日韓的鄉村并未凋敝，并未發生所謂革命，文化得以傳承，香火得以綿延。國際上，一度日韓才代表東方。
在臺灣苗栗三義鄉廣盛村，一群年輕人在種糙米，回鄉開發有機生活農場。他們是知名大學的研究生，久居都市之后返鄉去種田。苗栗的有機模式是一種新機制，是一種商業，也是新一代臺灣人對土地價值的回歸與社會責任。原本在都市里吹冷氣的白領，如今卷起袖子和褲管，成為腳踩鄉土的都市新農夫。
廣東也有位海歸碩士放棄高薪工作回鄉務農。2006年，陳健永從澳大利亞學成歸國，放棄證券公司優厚待遇去務農。“留學3年，花費70多萬元，然后回來經營果園？”2008年11月，父子倆頂著各種壓力開干，先后租下了70戶村民的200畝撂荒地，開辦起了農場。客戶說，“從未吃過這么好吃的水果”。
苗栗的招牌是有機農業，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農莊經濟和觀光經濟。苗栗保有1083個世界第一。苗栗要向世界推介，每年都要開國際派對，并曾請國際三大男高音來站臺。古樸的民風和原生態經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誠如“山水米”創始人葉淑蕙所稱：越是在地的(本土的)，就越是國際化的。
都市新農夫們的鄉土實驗頗具代表性。反哺已成當下臺灣新潮流。我聽到一個傳奇故事，說一位父親送子留洋，可兒子學成之后幫他務農，父親質問“你回來干什么？”兒子用從海外學來的市場理念和新型農業模式，打造出了有機農產品，市場叫好，于是父親心服口服。
臺灣學生仔為接受農村文化啟蒙，利用寒暑假，以不同主題(比如“腌咸菜”)進入農村生活，體驗不同的生活模式、思考農村與都市發展之關系以及糧食自給率與食物文化的關系。而大陸的學生娃學習緊張，報奧數還報不過來呢，哪有空啊。
如果我們失去了對土地的責任感，也失去了對鄉土的親近感，失去了對祖上的敬畏，我們會變成什么人？當然，恢復對土地感情的根本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中國大陸每年農藥中毒事故達十萬人次，死亡一萬多人。農藥化肥的慢性危害更干擾億萬人的激素平衡，影響男性生育力。失去對土地的敬重，將幾千年來干凈無污染的土地，在一兩代人間快速地毀壞，教后人情何以堪？
請問你有謙恭有禮的文化嗎？你有淡定安寧的鄉村嗎？
先從感恩和敬畏做起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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