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漢平原的農民流動與階層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為考察對象

江漢平原的農民流動與階層分化：1981～2010*
——以湖北曙光村為考察對象
林輝煌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遷激活和重組了農村的各種利益關系，最為明顯的是大規模農民流動的發生。農民流動的形式主要表現為其在職業和居住模式上的劇烈分化。可以認為，基于職業分化的農民流動更多的是需要測度一種非定向的流動規律，即農民在不同職業間的空間轉換過程中對于傳統農業的依賴差異；而農民的房屋買賣與居住地遷徙，則是需要測度農民的定向流動規律，即農民對于社區本身的歸屬程度。隨著農民的大量流動，村莊出現明顯的經濟社會分層，主要包括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半工半農階層和貧弱階層。這里的階層分化不僅僅是職業意義上的，也與基層治理主體直接相關。其中，半工半農階層與中農階層的形成和互補，構成了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階層基礎；通過這兩個階層的流動性與互補性，并且最終以中農階層為載體，中國農村的發展就找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力量。

【關鍵詞】江漢平原　農民流動　階層分化　基層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階層分析是認識和改造社會的重要武器，從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講，它是要回答國家建設“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戰略問題。①對于中國社會而言，占絕大多數的農村地域和農村人口構成了思考中國階層問題的根本起點。作為中國現代轉型過程中的“穩定器”和“蓄水池”，農村的穩定和發展直接決定了整個現代化事業的成敗；作為國家政權體系的最末端，農村的階層格局構成了承接國家各種政策與資源的基本框架。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遷激活和重組了農村的各種利益關系，造成農村階層的嚴重分化；而國家也日益重視農村的發展，不斷加大資源投入的力度。于是，新農村建設應該“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問題又浮出了水面。只有準確回答這個根本問題，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才不至于偏離正軌。

　　農村階層的分化離不開特定的政治社會背景，尤其與整個社會的經濟生產模式息息相關。在不同的經濟生產模式下，階層的構成與分化會呈現出不同的樣態，并且會生成與之相匹配的階層分析方法。如果以不同的經濟生產模式下發生的農民流動作為解釋階層分化的起點，那么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農村社會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大集體時代，以土地集體所有和集體耕種為根本的經濟生產模式，在遭遇世界資本主義封鎖的背景下，通過“以農補工”的方式大力發展現代工業成為當時國家的戰略抉擇。農民被捆綁在土地之上，很少有向外流動的空間。作為集體生活和生產的政治保障，從土改開始確立起來的階級話語滲透到幾乎所有的社會關系之中，這就使得集體時代的階層分化具有極強的政治性。階級劃分的原則建立在土地改革總路線的基礎之上。這一總路線將農村社會階層總體上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地主，屬于“階級敵人”，是打擊和消滅的對象；第二類是富農，曾經幾乎等同于地主，后來成為中立對象；第三類是中農，具有革命的兩面性，屬于團結和聯合的對象；第四類是貧農、雇農及其他革命群眾，是革命最廣大的動力和主力軍。②濱口允子、李康、郭于華、孫立平、張小軍、蕭延中、張學強、李海金③等對階級成分劃分和農民身份重建的過程、機制、后果等做出了一定的分析，并對國家政權建設、鄉村社會變遷、農民政治觀念和身份系統等論題給予了較多的關注。

　　第二個階段是分田到戶之后的稅費時代，以土地的集體所有和農戶自主經營為基本經濟生產模式，農民獲得了相對自由的擇業權，在鄉鎮企業的帶動下農村出現了新的階層分化。雖然多數農民依然以土地耕種為主業，但是開始有農民全職或半職地參與各種鄉鎮企業的經營與管理，④這使得財富在不同家庭中的分布逐漸出現不平衡。由于經濟建設取代了政治運動成為農民生活的主題，通過個人努力致富的觀念開始流行起來，因此這個階段的農村階層分化更多地帶有職業性質。而學者們也往往從職業分化的視角來分析當時的農村階層。依據陸學藝等人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出現了八個階層，即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以及農村管理者階層。⑤而黃健認為當時的農村形成了管理者、農業勞動者、個體勞動者、企業職工和私營企業主五個階層。⑥類似的還包括段華明、呂世辰與吳華英等人的研究。⑦

　　第三個階段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尤其是稅費改革之后，農戶從有關土地的法律政策中獲得越來越多的利好資源，而稅費的免除使得農民可以更容易地擺脫土地的束縛；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廉價勞動力有著內在的需求偏好，由此引發了近年來大規模農民進城務工的現象。伴隨著人財物大量外流的城市化進程，農村利益開始重組，尤其明顯的是土地流轉的加速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階層分化。⑧與稅費時代不同的是，當前的農民流動所造成的階層分化直接地影響農村的治理能力，并且決定了農村未來發展的方向。因此，農村階層分化不僅僅體現了職業上的分化，而且影響農村的治理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探討當前農村階層分化必須回到傳統政治經濟學，從而才能明確新農村建設可依賴的治理主體。

　　陳柏峰以戶籍在農村的家庭為基礎，通過農民的經濟狀況和就業狀況，將農民劃分為五個階層：外出經商階層、半工半農階層、小農兼業階層、舉家務工階層、村莊貧弱階層。⑨陳柏峰的研究有兩點尤其值得關注：一是指出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轉化的可能性；二是提出小農兼業階層屬于“村莊中的‘中農’階層”，“這個階層以從事農業為主，以在縣城和鎮上務工為兼業，對農村土地有著高度依賴”，“是村民進行‘面子’競爭和攀比的基本標準，是貧弱農戶追求的目標”，“從三個村的統計數據來看，有46.4％的農戶屬于這個階層。”但是陳柏峰論證的落腳點在于保護貧弱階層，對于“中農”階層作為當前農村治理主體沒有給予更多關注。

　　楊華根據對土地的耕種及家庭收入情況，將農民劃分為四大階層：中上階層、中間階層、中下階層、貧弱底層。⑩他所指的“中間階層”與陳柏峰的“中農階層”類似，認為“中間階層是農村地方性規范的集大成者和道德中心”，“在維持和再生產農村政治社會穩定、活躍農村社會生活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中間階層”的形成與土地的自發流轉緊密相關，但是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土地流轉破壞了中間階層”，從而“破壞了小農村社體制，破壞了農村穩定的基礎”。袁明寶等人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11楊華明確地將“中間階層”作為當前農村治理主體來考察，觸及了階層分化的治理屬性，但是沒有將階層分化置于整個農民流動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對于階層分化的內在機制以及各階層治理能力缺乏有力的論述。

　　賀雪峰依據農戶與土地的關系將農村階層劃分為脫離土地的農民階層、半工半農階層、在鄉兼業農民階層、普通農業經營者階層、農村貧弱階層。不同階層的農民對土地收入的依賴程度、對土地流轉的態度、對待鄉村秩序的態度不盡相同。12賀雪峰發現，進入新世紀以來，在農民大量外出務工經商，農村人財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時，他們的耕地以極低價格非正規地流轉給了仍在農村從事農業的鄰里親友（普通農業經營者階層），從而形成了一個耕種20畝左右土地的新興“中農”階層；而“正是這個新崛起的‘中農’階層填補了新世紀以來農村人財物外流后的農村社會真空，并成為維護農村秩序的基本力量。”賀雪峰明確地將新興“中農階層”作為當前農村治理主體并且對其合理性進行了論證，然而遺憾的是這個新興階層并沒有體現在作者的階層劃分體系之中，這顯然是因為作者以土地主體而不是以治理主體作為階層劃分標準所導致的。

　　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以江漢平原的曙光村為考察對象，展現當前農民流動與階層分化的內在關聯，從而揭示中國農村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發展進路及階層基礎。

二、江漢平原的村莊結構

　　江漢平原是由長江與漢江沖積而成的平原，處于長江中游，位于湖北省中南部，西起枝江，東迄武漢，北至鐘祥，南與洞庭湖平原相連，面積3萬余平方公里。漢江水量十分豐富，過去曾有“十年九淹”之說。為了抵御洪水災害，當地官民不斷修建堤防，形成了極富特色的“臺”、“垸”結構。一個居住區域（自然村落）通過充分參與所在“垸”的垸堤修防、排水安排、經費分擔等垸內事務，逐步發展成為地緣性的社會經濟組織；在很多清代地方文獻中，“垸”往往取代保甲或村，江漢平原從而形成最基層的鄉村政治地域單元。13江漢平原的居民多是在明清時期由江西遷入的，雖然因有合作防御洪水的需求而形成了“臺”、“垸”結構，但是當地的村落在新中國成立前仍以散居為常態。14由于洪澇災害頻繁，江漢平原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出現了大量的人口流動，這使得當地的村落基本上處于一種發育不成熟的狀態。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實行的農業集體化制度，將農民都附著在土地上，大型水利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使得農民可以擺脫洪澇災害的侵襲而實現基本的溫飽。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江漢平原的村落形態主要是在大集體時代形成的。分田到戶之后，由于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加入城市務工的隊伍，當地農村再次出現了人口流動的高潮。農民的流動不僅推動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而且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從而引發了中國農村的巨大變遷。

　　（一）村莊概況

　　曙光村位于江漢平原北部，境內地勢平坦，石門干渠貫穿全村，鐘長路和羅長路在村中心交匯，形成了一個小型的集貿市場。曙光村的居民多是清朝年間從江西遷徙而來，延承至今已有十代。新中國成立前，當地的村落呈現出散居的狀態，戶與戶往往相隔甚遠，老死不相往來。當時也沒有“曙光”這一稱呼，各個自然村都有自己的名稱，比如曙光村一組就分成李家堰塘、沈家堰塘、曹家堰塘和王家堰塘，而六組在當時稱為呂家祠堂。1952年春，書記康英動員37戶農民成立青潭農業初級合作社；到了1953年，全村成立了四個合作社；1956年，這四個初級合作社合并成一個大隊，因為是整個縣最早成立的大隊，被縣里命名為“曙光一大隊”。曙光一大隊下面還分了七個生產隊，其中第七生產隊的居民多數都是做小生意的。從1958年開始，曙光大隊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集中居住運動，選擇幾個固定的居民點，然后動員周邊的群眾都搬遷過來。在這個過程中，第七生產隊并入了第六生產隊，此后曙光村就一直保留著六個生產隊的結構。這場運動的目的在于將零星的住戶集中起來，方便土地平整與機械化操作。曙光村當前的村莊形態，基本上就是在那個時代形成的。

　　曙光村的姓氏龐雜，按當地人開玩笑的說法，一個村就足以構成一部“百家姓”。以一組為例，共有134戶，有27個姓氏，其中姓氏較大的為曹姓20戶、王姓18戶、沈姓16戶、李姓10戶，但它們都無法構成籠罩性的結構力量（見表1）。

　　曙光村的總人口在近三十年內并沒有明顯的變化，在絕對數量上比三十年前略有減少，實際上，曙光村所在的縣連續多年都以人口負增長為主要特征而被評為湖北省甚至全國的計劃生育先進縣（見表2）。調查發現，當地人口減少主要由于當地人的生育觀念。年輕人在25歲之后結婚的現象非常普遍，且生子沖動不強。在當地人的觀念里面，生兒生女是完全一樣的。以三組為例，在95戶中，獨生女就有30戶，且這些獨女戶都不準備再生二胎。

　　曙光村的計稅耕地面積為3816畝，其中水田面積約為1019畝（見表3）。為了規避沉重的稅費，每個村都少報了田畝面積。實際上，根據2008年農村經濟普查結果顯示，曙光村共有5428畝土地，其中水田1447畝。因此，曙光村的實際人均耕地面積為2.386畝，戶均耕地面積為9.676畝。

　　曙光村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四季分明，雨熱同季，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時數為1930.8～2114.3小時，光合潛力大。熱量資源較豐富，年均氣溫15.9℃，年最高氣溫39.7℃，最低氣溫零下15.3℃。無霜期較長，年平均無霜期262天，對農作物生產比較有利。降水較充沛，年平均降水量為 900～1100毫米，年均降水116～121天左右，因地處季風區，降水變率較大，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在3～7月，四月與五月降水量較大。15當地的水田一年種兩季，一季水稻，一季油菜；旱地除了種植棉花之外，也種植黃豆、小麥、玉米、花生、芝麻等雜糧作物。由于較好的氣候條件和土地條件，當地一直以來都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

　　（二）血緣、姻緣與地緣

　　江漢平原的農村多屬于雜姓村莊，沒有發育出成熟的宗族結構。當地人把尚有人情往來的三至五代之內的血緣關系稱為家門。由于姓氏龐雜，且人口流動頻繁，真正能擁有五代以內家門關系的姓氏并不多，多數都是單門獨戶。如曙光村一組，只有曹姓、王姓、沈姓和李姓的家門可以維持在三至五代，其他的姓氏都不具有這個血緣網絡。而在大一點的姓氏中，還分不同的家門，例如一組王姓就分三個家門，最大的一個家門也就七戶左右。同一姓氏的不同家門，按當地人的說法就跟普通社員一樣，沒有什么緊密的關聯。實際上，只有親兄弟之間具有較強的內部關聯，親兄弟之外的家門都必須靠頻繁的人情來維系。除了人情往來和日常互助之外，家門并沒有統一的集體活動。家門也無法形成強大的內部認同，不具有一致對外的行動能力。再加上多數姓氏并沒有成型的家門，平時就以單門獨戶的形式暴露在社區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血緣性的家門并不構成當地農民的認同與行動單位。16

　　由于血緣性的家門呈現出細碎化的狀態，在村民的日常生活網絡中起關鍵作用的是通過婚姻建立起來的親戚關系。通過親戚關系的網絡，村民能夠獲得比較可靠的社會支持資源，因此本地的親戚關系往往非常繁復，而且在所有人情網絡中處于核心的位置。一個普通村民的人情對象，往往包括三戶左右的家門、十戶左右的親戚、十戶左右的相好。17實際上，相好是不穩定的，很多都是一次性的人情往來，隨時都可以中斷。在曙光村，以男性為例，親戚主要包括四方的親戚：一是自己的親戚，包括自己已出嫁的姐妹和到別人家倒插門的兄弟；18二是妻子的親戚，包括妻子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三是父親的親戚，包括父親已出嫁的姐妹和到別人家倒插門的兄弟；四是母親的親戚，包括母親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般的家庭，親戚網絡都維持在兩代人的范圍之內，因為過大的親戚網絡需要極大的人情成本。親戚的重要性還體現在通過婚姻本身可以建立起一張相對牢靠的社區關聯網絡，這體現在當地盛行的本村通婚和本組通婚的現象上。以曙光村一組為例，在現有的213對婚姻中，有46對是本村通婚，占到21.6％；其中有32對是本組通婚，占到15％。通過本地通婚，整個社區往往只需要通過一個人就可以建立親戚關聯，這可以說是江漢平原建構社會關聯的基本方式。

　　家門和親戚的網絡畢竟不夠龐大，村民還要依賴各種各樣的相好關系。所謂相好，是指具有共同職業、興趣并且有一定往來的本組村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世紀50年代的集中居住運動導致了各個生產隊的人口都比較多，一般都在60戶以上，上百戶的也很正常，19這就使得一個農戶很難與所有本隊的農戶都建立人情關系，而只能是有選擇性地結交相好。根據曙光村一位87歲的老人回憶，新中國成立前的散居形式使得村民的地緣往來很難形成，甚至到了今天，村民也沒有很大的沖動去建立全組的人情往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緣性建構并非本地社會關聯的主要建構方式。地緣僅僅是一個基礎性的條件，只有具備更多的關聯，比如職業、興趣，村民之間才會建立人情往來。有兩個因素進一步削弱了這種地緣網絡的重要性，一是相好的網絡可能超越社區的范圍，人們可以在外面建立相好關系；二是社區中的相好網絡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很多網絡都是在一次性往來之后就斷裂了。但是，這種相好的弱社會關聯卻是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網絡，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性地加入或退出這一網絡，從而在社會支持與人情成本上尋求某種平衡。

　　正是由于血緣網絡的細碎化，由親戚關系和相好關系建構起來的社會關聯不足以內生出強大的凝聚力，每個個體家庭就成為凸顯的社區行動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認為，當地的所有社會關聯都是以個體家庭為核心建構起來的后天產物，沒有結構性的力量來生成和支持這一社會網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江漢平原的農村被歸為原子化社區。20在原子化社區中，個體家庭是最主要的行動單位，也是當地社會中最緊密的關聯團體。然而有趣的是，由于缺乏強有力的外部約束，個體家庭反而呈現出較其他地區更為松散的結構特征。

　　（三）家庭結構

　　在江漢平原的農村社會中，性別分化呈現出一種“男女無別”的特征，即男女在性別角色、人生任務、人格氣質上沒有必然性的差異，表現出來的是男女地位的平等。21在家庭內部，夫妻關系相對平等，對相互之間的感情默契非常重視。新中國成立以來，江漢平原農村社會多數的婚姻都是建立在自由戀愛的基礎之上。甚至只要情投意合，男女雙方都可以自由選擇婚姻形式，或者女子外嫁，或者男子上門，父母一般都不過多干涉。因為婚姻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礎之上，一旦感情沒有了，婚姻就很容易瓦解。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地的夫妻關系中對于家庭責任的要求是相對較低的。

　　兄弟之間存在激烈的競爭關系，尤其是在上門制度盛行的背景下，長兄結婚之后都希望弟弟到別人家倒插門，從而使自己能夠獨立地占有家庭的所有財產。很多做父母的都認為分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為每個兒子都會據理力爭，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家庭財產。當地普遍存在一次性分家的現象，但是與宗族村莊不同的是，這里的一次性分家首先是已婚的兒子希望能夠從大家庭中獲得更多照料；其次是因為弟弟的婚姻形式甚至姐妹的婚姻形式都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一次性分家在當地具有適應性。這種分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兄弟競爭的結果。另一個結果是，婦女在擇偶時對于多兄弟家庭往往會索要更多的彩禮，22這些彩禮實際上都會在婚后由女方帶到小家庭中。因此，從本質上講不是媳婦索要彩禮，而是兄弟之間提前分割家庭財產。

　　在江漢平原的農村家庭中，代際關系的發育是不成熟的。所謂“發育不成熟”是指父代作為一個身份階層在分家之后就完全地銷聲匿跡，加入到個體小家庭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個成員。雖然從身體的意義上講，父代只有在死亡之后才會消失，但是從身份權威的意義上講，父代的消失就發生在分家之時。在宗族村莊，一個成熟的社區家庭是由父母和幾個已分家或者未分家的兒子共同構成的，雖然父母已經不需要代表家庭走人情，但是他們作為一種身份權威階層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家庭的社區參與。23而在江漢平原，一個成熟的社區家庭是與父母已分家、與子女未分家的核心家庭，父母在分家之后或者作為整體或者分別加入幾個兒子的家庭，在兒子的“領導下”從事各項家庭勞務。正因為此，在分家時，父母是作為一種財產和負擔在幾個兒子之間進行精確瓜分的。24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父母的財產性越來越小，而負擔性越來越大，極大地削弱了兒子養老的積極性。

　　“男女無別”的夫妻關系、競爭激烈的兄弟關系和發育不成熟的代際關系構成了江漢平原農村家庭的基本結構。這一結構具有明顯的松散性和不穩定性，筆者認為它在性質上是以功能為主導的核心家庭，而附著在上面的價值意義系統則很脆弱，因此，作為行動單位的家庭在很多時候也無法為身處其中的個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保障。尤其是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村人口的頻繁流動進一步加劇了當地家庭與社會的不穩定。

三、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的農民流動

　　（一）職業分化與農民流動

　　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展開的，它對農村變遷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人口的頻繁流動上，即農村人口不斷地涌入城市中。伴隨著農民的大量流動，25農村的職業類型出現了劇烈的分化。在改革開放之前，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之上，以傳統的土地耕種為主業，最多是在街上做點小生意。26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城市化建設對勞動力需求的不斷增長，農村人口開始分流到不同的職業領域。以曙光村為例，主要的職業類型有加固（包括加固老板和加固工人）、進廠務工、本地商販、本地零工、養殖、種田等。27以曙光村六組28為例（見表4），當地人從事的職業除了傳統農業之外，很多人都加入到加固產業和其他職業的行列中。曙光村六組的實際戶數為90戶，其中有3戶舉家外遷。

　　職業的多樣化不僅僅表現為職業種類繁多，還表現為一個人的職業可能是多重組合的，常見的組合方式包括加固與種田，本地商販與種田，本地零工與種田，養殖與種田，本地零工、養殖與種田，本地商販、本地零工、養殖與種田等。以曙光村六組為例，除了外地生意人、本地老板不兼業種田之外，其他七種職業群體一般都會兼業種田，而且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見表5）。從表中可以看出，從本地零工到加固老板的職業變遷中，農民對于傳統農業的依賴程度不斷降低，種植棉花等經濟作物的積極性也不斷降低。這實際上體現了農村職業的不同性質：本地零工是一種純粹的兼業，是在農閑之余就地從事的一種輔助性工作，它本身是不穩定的，一年可以從中獲取的收入只有兩千元左右，農戶的主要收入還是靠種田，尤其是棉花的收入；加固工人多數也是在農閑的時候出去干一陣子，農忙的時候又回來，一年的加固收入在兩萬元左右，這是典型的半工半耕模式；養殖業與傳統農業的關聯非常緊密，尤其是養殖（非個體戶）業，隨著利潤的變動，養殖規模與種植規模會相應地做出調整，這一點與加固工人很像，都具有極大的伸縮性；養殖（兼個體戶）是以養殖為主，順便進行商販活動，相對而言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與其不同的是，個體戶（非養殖）專門從事個體戶工作，例如開小作坊、小店等，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其收入往往要超過種田的收入；職工和外地服務業（后者案例少，不好分析）相對穩定，種田一般是由在家的妻子或者父母進行，在本質上是一種兼業；外地生意、本地老板、加固老板的收入極高，可以支撐全家的生活而很少兼業種田，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村莊生活。

　　如果將家庭作為一個經濟單位，那么職業的組合就更加多樣化了，包括代際之間的組合、夫妻之間的組合等。有學者調查發現，農民家庭中普遍出現年輕人外出務工，年老的父母在家務農，通過代際分工來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家庭經濟模式。29職業的家庭組合往往是以外出務工為中心展開的，在家種田或兼業則成了副業。因此，職業的家庭組合主要是在有加固工人、職工、外地服務業者的家庭之中發生的。以曙光村六組為例，在加固工人的18戶中，有16戶是妻子常年在家種田的；職工6戶中，只有一戶是妻子常年在家種田的；而父母在家種田，孩子在外打工的有9戶。由此可見，本地職業的家庭組合是以夫妻性別分工為主的，這是由本地戶土地較多和加固產業（只有男性能夠進入加固工人的行列）的發達所造成的。而在以進廠打工為主的農村中，由于對性別沒有排斥效應，年輕夫妻一般都會選擇同時在外打工，而把家里的田留給老人來種。因此，在這種類型的農村中，職業的家庭組合則以代際分工為主。

　　實際上職業分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農村人口流動的一個過程和農村階層分化的基礎，30沒有充分的職業分化，人口流動就缺乏存在的載體。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流動又反過來推動了職業的分化，使得職業分化擁有適應市場經濟的力量。在江漢平原，可以觀察到兩種不同的人口流動模式：一是農民的內向流動；二是農民的外向流動。

　　農民的內向流動是指農民在不脫離村莊的范圍內從事傳統農業之外的職業所產生的空間變動。這里涉及到幾個不同因素：首先是要有空間變動，農民必須在一個時間段內走出家門；其次，空間變動必須是基于相應的職業，從事社會生活交往的空間變動不屬于這里所討論的內向流動；再次，空間變動必須是基于非傳統農業的職業，因為種田而走出家門不屬于內向流動；最后，空間變動所基于的職業必須是在村莊范圍之內或其周邊，超過這個范圍則屬于農民的外向流動。這樣一種類型的農民流動是在職業分化的意義上進行界定的，這種界定在以集貿市場為核心的村莊群場域中具有很大的適應性，因為一個發達的集貿市場可以對周邊村莊的閑散勞動力進行一定的整合，通過人、財、物的集散與交易形成了不同于傳統農業的職業類型。

　　曙光村和周邊的幾個村莊都是圍繞著一個集貿市場分布的，兩條馬路的交匯使得這里成為一個“商業中心”。事實上，這個集貿市場并不是近年來才出現的，新中國成立前就有很多商販在這里做生意。由于集體時代的政策問題，當時聚集在這里的生意人都紛紛回歸到生產隊之中。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內外市場的不斷繁榮，一部分農民又流向集貿市場。曙光村的2275人中，勞動力有1100多人，其中100多人在集貿市場從事經商、搬運、跑車等工作，即上文所指的農民的內向流動。以曙光村六組為例，本地老板有2戶，一戶開了賓館，資產已過50萬，另一戶開了大型的麻將店，年收入在4萬元以上；本地個體戶8戶，其中有3戶開小作坊、1戶開小店、2戶跑車、2戶是魚販子；養殖業有5戶，其中有4戶養魚、1戶養豬；本地零工4戶。總共有19戶，占總戶數的21.1％。農民的內向流動可以方便農民同時進行農業生產，這兩個層面的經濟收入基本上就可以滿足一個農民體面的生活所需。但是村內市場的需求量畢竟是有限的，無法滿足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因此只能走向外面的大市場。

　　農民的外向流動是指農民脫離村莊的范圍從事傳統農業之外的職業所產生的空間變動。這些農民也就是常說的進城農民工。與內向流動相比，農民的外向流動是農民在更長的時間和更廣的空間中所完成的職業轉變。在曙光村，外出人員600多人，其中500多人從事加固產業，100多人進廠務工。加固產業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的，它已經成為曙光村及周邊幾個村的特色產業。

　　以六組為例，在農民的外向流動中，加固老板17戶，其中1戶資產過千萬，1戶資產過百萬，基本上都買了小車；加固工人18戶；外地做生意5戶；職工6戶；外地服務業1戶，總計47戶，占總戶數的52.2％。扣除職業重疊的部分，六組的農民在職業上的內向流動和外向流動共涉及64戶，占總數的71.1％。

　　（二）房屋買賣與農民流動

　　另一種農民流動是基于房屋買賣而發生的，當然，這種流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與職業分化有關聯，很多農戶正是因為職業發生了永久性的轉變，不再從事傳統農業，因此就在從事新職業的地方安家落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職業分化都必然導致居住地的變遷，考察農民的房屋買賣與居住地遷徙，實際上是為了測度農民的定向流動規律，即農民對于社區本身的歸屬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講，基于職業分化的農民流動更多是需要測度一種非定向的流動規律，即農民在不同職業間的空間轉換過程中對于傳統農業的依賴差異。以曙光村六組為例，近三十年來涉及房屋買賣或者在外買房的共有16個案例（見表6），相較于其他地區的農村（尤其是宗族型村莊）要多很多。31

　　從表6可以看出，近三十年來當地的房屋買賣與人口遷徙是比較頻繁的，平均兩年就會發生一次。這些案例都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00年之后（有11例，占68.8％）。其中涉及本村房屋買賣的有12個案例（表6中編號1～8、13～16），20世紀90年代發生了5例（表6中編號1～5），2000年之后發生了7例（表6中編號6～8、13～16），伴隨著房屋買賣的是人口的遷徙。另外4個案例（表6中編號9～12）是在本村村民未將房屋賣出的情況下完成的人口遷徙，他們都在其他地方買了房子。

　　在本村村民賣出房屋的12個案例中，有4個案例（表6中編號8、13、15、16）是在本組人之間進行的，其中有2個案例（表6中編號13、16）是基于居住的需要，另外2個案例（表6中編號8、15）是基于種田的需要，將宅基地作為土地來耕種。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地的房屋流轉要比耕地流轉更具有市場性，因為宅基地買來可以作為耕地長期耕種，而耕地流轉只是一種臨時性的使用權出讓，不具有長期穩定的效力。另外8例房屋買賣中，有1例不知賣給誰；有4例賣給本鄉遷來的農民，都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有1例賣給本縣遷來的農民，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有1例賣給本省遷來的農民，發生在2000年；有1例賣給外省遷來的農民，發生在2005年。由此可見，當地的房屋流轉主要發生在本組之內和本鄉范圍內，兩者占到了66.7％。

　　在非本組的房屋買賣中，買入方往往是通過在組內的某個親戚與賣出方達成交易。沒有特定的關系，外人不容易在組內買到房屋。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外人又很容易在組內找到或者建立某種親戚關系，即使這種關系非常微弱，也足以促成交易的達成。在8例非本組的房屋買賣中，有5例是通過親戚或者擬親戚關系進來的；其中張永華是從外省遷來的，他原本在曙光村周邊的一個窯廠里當師傅，后來因為他的兒子娶了六組嫁到外村的姑娘的女兒，從而與六組建立了親戚關系。通過這個微弱的親戚關系，張永華才得以買到陳如彪的房屋。萬開旺是外市人，與六組沒有任何親戚關系。他在村附近工作期間，因為妻子姓金，就認六組的金傳玉為干爸，并通過這個關系，買到了本組劉學寶的房屋。此后，他又買下了金傳玉的兒子金友權的房屋，并且從金傳玉的女兒金銀喜那里得到了兩畝多的地。

　　可以把因為房屋買賣而產生的人口流動分成三種類型：一是本村農民遷到街上；二是本村農民遷到城里；三是外村農民遷到本村。以曙光村六組為例，近三十年來因為房屋買賣而發生的人口流動共有22例（見表7）。

　　從時間軸來看，基于房屋買賣的人口流動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發生的，尤其是2000年之后。這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興起的加固產業有著密切的關聯。從人口流動的類型來看，之所以會發生外村農民遷到本村的現象，是因為曙光村緊挨著集貿市場，相較于偏遠的農村和西部落后的農村具有更好的生存條件。但是，本村農民向外的流動要遠遠大于外村農民向本村的流動。從變遷的視角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不論是遷到街上還是遷到城里，本村農民向外流動的數量都在不斷提升，而外村農民遷到本村的數量則在不斷減少。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處于偏遠農村的農民更傾向于遷入城里；另一方面是因為曙光村前幾年出臺了新規定，限制外來人口遷入。比較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以來遷入和遷出的數量可以發現，在2000年之前，遷入本村的戶數要大于遷出本村的戶數，2000年之后則完全相反。在這30年之內（實際上變動是在20年之內發生的），曙光村六組的實際戶數減少了8戶。32可以預計，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曙光村多數的人口將會逐漸轉移出去，雖然這個過程可能是非常緩慢的。33

　　（三）未凝聚的社區與農民流動

　　由于歷史上的移民遷入較晚，加上洪澇災害頻繁，以及平原村莊本身的開放性，江漢平原農村沒有足夠的條件生成出一套成熟的具有籠罩性的宗族結構。人們以單家獨戶的散居為基本的社會形態，兩個鄰居往往相隔甚遠，老死不相往來。正是這種散居結構，使得村莊無法形成明確的邊界，誰都可以輕易進來，也可以輕易離開。因此，多姓雜居就成了當地的基本特征，這一特征又反過來抑制了宗族結構的發育。正如曙光村一組所顯示，134戶中居然有27個姓氏，平均一個姓氏只有不到5戶的人口，而最大的一個姓氏也只有20戶，僅占總戶數的14.9％。在這樣的姓氏格局中，即使一個家庭身處大姓之中，它所面臨的最重要、最頻繁的問題也必定是如何處理與其他不同姓的人的關系，而不是同姓之間的整合關系。這樣的社會網絡決定了村民之間的交往更多帶有短期性和現實性，任何長遠的考慮都會隨著個體生命的消亡而煙消云散。從這個意義上講，江漢平原農村無法內生出強大的整合機制，將包括財產、姓氏、權威、身份、歸屬感甚至性別本身凝聚成一種結構性力量，而只能是不規則地彌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里面。筆者把這樣的社會形態稱為“未凝聚的社區”34，并且將農民的流動放置在這樣一個社會性質的背景中進行考察。

　　在一個未凝聚的社區中，農民流動是極易發生的，尤其是外面的人很容易進來，這充分表明了當地社區的邊界是極為模糊的，沒有很強的區分自己人和外人的識別系統。以曙光村六組近三十年的人口流動為例，外村人口只要具備一點微弱的社會關聯就可以不斷地流入本村，并且無差別地生存下去。這種社區邊界的模糊化對于外來調查者而言，感受極為強烈。調查者不會像在宗族村莊那樣總感到自己是個外人，也不會像在北方村莊那樣總感到自己被周圍的人所懷疑。在江漢平原，沒人會把調查者當作外人看待，可以隨意地跟調查者聊天開玩笑。但同時，這樣的村莊對于流動進來的盜匪是無法進行有效制約的，很難形成合力來共同對付入侵者。因此，在未凝聚的社區中，人口流動就呈現出“來了就來了”的特征，人們可以極快地融入到社區生活之中。

　　江漢平原農村無法凝聚特定的意義歸屬感，人們在社區中生活更多是滿足功能的需求。社區的意義歸屬感是指社區中的人從社區中獲得的對于社區本身的認同、眷念、支持和守衛，以及在這種認同、眷念、支持和守衛之中實現自己安身立命的價值追求。具體表現為對于社區的自豪感、落葉歸根的迷思、回饋社區的使命感以及抵制外侵的責任感等。從人口流動的角度來看，這種歸屬感就體現在外出者是否會維系與社區的密切關聯并且給予積極的回饋，即能否成為“第三種力量”35。在江漢平原這樣一個未凝聚的社區中，“第三種力量”是匱乏的，人口的流動呈現出另外一個特征，即“走了就走了”。因此，可以看到伴隨著人們外出的是房屋的售賣，這意味著他們的流出是徹底地流出，與社區不再有任何關系。如此決絕地離開而不帶有一絲留戀的痕跡，這在南方農村是很難想象的。這里的人走了之后不僅不留下眷戀，而且不會去回饋社區。富人們不愿意把資源投入到家鄉的建設上，而群眾也不會有這樣一個期待，畢竟“錢是在人家口袋里”。

　　因此，未凝聚的社區發生的人口流動就不僅僅帶來人口本身的變化，它還將直接影響到村莊本身的變遷，進一步加劇農村社會的原子化，重塑農村階層結構和治理資源。

四、農民流動與村莊階層重塑

　　隨著農民的大量流動，村莊出現了明顯的經濟社會分層，主要包括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半工半農階層和貧弱階層。在當前的農村生活中，上述階層分化不僅僅是職業意義上的，而且與基層治理主體直接相關。它們的形成機制各有不同，對村莊的穩定與發展具有不同的影響。

　　（一）富裕階層

　　所謂富裕階層是指年收入超過10萬，在村莊中生活處于上層水平的人群。以曙光村六組為例，富裕階層主要是由本地老板（2.2％）、加固老板（20％）和外地生意人（5.6％）構成，三者共占27.8％。這個階層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這個階層的平均年齡在50歲左右，正值中壯年，而全組戶主的平均年齡為53歲。

　　第二，這個階層的人數相對比較少，但是積累的財富卻相當大，遠遠超過其他階層的財富數量。其中有一戶加固老板，資產已經過千萬。這個階層對于村莊社區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雖然很多方面是消極的。

　　第三，這個階層基本都與土地脫離了關系，只有四戶兼業種田。20世紀80年代甚至更早就有3戶脫離了土地，開始從事其他的職業，有兩戶分到土地之后馬上就轉給別人，有一戶沒有參與土地分配；20世紀90年代末有兩戶脫離了土地；2000年之后，有10戶脫離了土地，成為了加固老板。

　　第四，這個階層正不斷地遷往外地，脫離村莊社會。目前為止，已有6戶遷出村莊，占40％。其中2戶遷到街上、2戶遷到縣里、1戶遷到重慶、1戶遷到北京。

　　第五，這個階層并沒有成為有效支援家鄉建設的“第三種力量”，或者已經外遷，或者常年不在家，對于村莊公共事務漠不關心。

　　這個階層的興起依賴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建設為他們提供了極好的機遇，使他們能夠脫離傳統的農業種植，將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資源投入到利潤回報更高的生產領域。就本地而言，城市房地產業的迅猛發展直接推動了加固產業的興起，由于本地人進入這個行業相對較早，這一產業占據了極大的市場份額。在加固產業的帶動下，曙光村迅速走出一條勞務輸出的道路，使得一小部分人迅速進入富裕階層。因此可以說，當前農村富裕階層的形成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附帶產品。

　　富裕階層的出現，對于村莊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首先，它帶動了一大批人加入加固產業，推動了農村家庭經濟結構的轉變；其次，它將城市生活的方式和態度引入農村，推動了消費主義風氣的形成；再次，它提高了人情進入的門檻，將很多窮人排斥在人情網絡之外，從而切割了村莊的社會關聯；最后，它對于村莊社會公共事務的冷漠削弱了基層治理中的社區動員能力。有一年村里準備修路，村干部在春節期間宴請了十幾個富裕階層的人吃飯，當時每個人都說好要給十萬、五萬，最后卻一分錢都沒給。群眾認為有錢人都不愿意交錢，自己就更不愿意交了。因為資金籌集困難，這條路推遲了好多年才修成，而且是靠國家的資金補助。村干部對富裕階層非常失望，對于公共事業也就不再那么積極了，反正國家給多少錢，就做多少事。

　　值得提出的是，隨著富裕階層的出現及其不斷流向城市，他們的土地就留下來給其他需要的人耕種，這對于在村的農民而言具有極大的意義。因為土地流轉中支付了租金，富裕階層也愿意將其流轉出去。

　　（二）中農階層

　　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中農”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形成的一個階層概念。關于“中農”的涵義，1933年毛澤東起草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中有詳細的界定：“中農許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農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農并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農自己都有相當的工具。中農的生活來源全靠自己勞動，或主要靠自己勞動。中農一般不剝削別人，許多中農還要受別人小部分地租債利等剝削。但中農一般不出賣勞動力。另一部分中農（富裕中農）則對別人有輕微的剝削，但非經常的和主要的。這些都是中農。”36文件還劃清了富裕中農和富農的界限，指出富裕中農與富農的區別在于其剝削收入的部分是否超過一年總收入的15％，低于15％者為富裕中農，超過15％者就是富農。“團結富農”是黨的一貫政策，新中國成立初明確規定了“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土地改革后，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動，其中最突出的現象是大多數貧雇農上升為新中農，農村普遍出現了中農化趨向。37事實上，在后集體時代，包括“中農”在內的階級話語體系已經很少有人提及，本文在這里將“中農階層”作為當下農村階層體系的一個主要環節，并非想要重提階級話語，而是希望從農村經濟社會分化的背景中探討基層治理可以依賴的階層基礎。通過長期的農村調研，本文對中農階層的出現抱持一種理性而樂觀的態度，“可以說，正是這個階層構成了農村社會秩序的基礎力量”。38

　　中農階層的形成是人口流動給村莊社會帶來的最為積極的影響之一，它有可能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階層基礎。與傳統階級話語體系中的定義不同，本文所指的中農階層，是常年在村，依靠土地種植（種植20畝以上），兼業養殖或本地零工，或者是本地個體戶、養殖大戶，年收入在五萬元左右的，處于農村經濟社會中上層水平的人群。以曙光村六組為例，這個階層共有16戶，其中有7戶是種植20畝以上耕地的（有一戶兼業本地零工，有一戶兼業養魚），本地個體戶有8戶，養殖大戶有1戶。中農階層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中農階層的平均年齡在53歲左右，比富裕階層的平均年齡大3歲。或許在市場經濟興起之時，這個群體因為年齡的原因更傾向于不外出。

　　第二，中農階層都是常年在家的，即使有流動也只是在集貿市場周邊。因為常年在村，且多數人都耕種土地，他們對于社區的事務要比別人清楚得多，往往也更為敏感性。這是因為他們在社區內部的利益關聯度是最大的。

　　第三，中農階層不僅多數耕種土地，而且平均耕種土地量要大于整個社區水平。中農階層平均每戶耕種土地16.928畝，遠遠超過社區的戶均水平7.894畝。因此可以說，中農是當前農村土地的主要耕種者，至少筆者在江漢平原的幾個地方所見如此，或許將來會有更多的土地流入這個階層。

　　第四，中農階層不僅戶均耕種田地多，而且種植棉花的內在沖動也較高。中農階層平均每戶種植棉花的面積為2.25畝，而整個社區的戶均棉花畝數僅為1.178畝。棉花作為重要的經濟作物，對于中農的意義非常明顯，尤其是在田少地多的情況之下。反過來也可以理解，只有常年在家的中農才有可能有時間去種植極費勞力的棉花。但是中農不可能無限擴大棉花的種植規模，即使他擁有足夠的土地，因為對于兩個主要勞動力的中農家庭，15畝棉花已經是上限，再多就必須雇工。

　　第五，中農階層除了耕種土地，往往還會同時從事養殖、零工、個體戶等職業，盡量將勞動力分散在不同的領域。調查發現，一個中農家庭基本上都會從事三種以上的職業，并且根據職業的效益分析，不斷調整在幾個領域的勞動力和資金分布。比如養殖業蕭條，中農就會想方設法增加土地流入，或者增加本地務工的時間；如果中農耕種土地面積極大，超過50畝，他基本上就會減少甚至避免在其他領域的勞動投入。

　　第六，中農階層盡量避免雇用勞力，而是希望通過強化“自我剝削”，以更多的勞力投入來換取經濟收益。因此，中農階層家庭都必須有兩個以上的壯勞力在家，尤其對于棉花種植面積較多的家庭。這種對資本、市場的排斥是由于中農可獲得土地總面積的有限性無法支撐起額外的資本與市場成本。所以在曙光村六組，很多農民都形容中農階層為“機器人”，這個名稱反映了這個階層夜以繼日不斷干活的狀態。

　　中農階層根據其不同的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生成機制。對于其中的個體戶、養殖大戶而言，集貿市場的地緣條件使得人口的內向流動可以存在并且催發出特定的產業。例如個體戶正是借助集貿市場的人口頻繁流動來銷售自己的副食產品以及魚、肉等農產品，并且這種銷售所得可以支撐起一個中等水平的家庭生活；集貿市場作為貨物的集散中心，也給中農提供了大量本地零工的機會，只要愿意吃苦，總是可以接到活干。基于集貿市場的中農在20世紀80年代就出現了。然而，在一個市場容量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這種類型的中農總是有限的，不可能再繼續擴大。在當前的形勢下，基于集貿市場的中農已經基本處于飽和狀態，唯一可以擴大中農階層力量的是基于土地流轉的種田大戶。

　　對于種田大戶而言，他們是伴隨著人口流動所產生的土地流轉而形成的，主要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之后。當越來越多的人外出打工而無法耕種土地，這些土地就會流轉到那些留在村莊中的農民那里，使其可耕種面積有可能擴大到足以支撐起一個體面家庭的程度。曙光村六組整個中農階層在二輪延包時的總耕地面積為175.34畝，而在土地沒有調整的情況下，他們的總耕地面積變成270.85畝，這其中增加的95.51畝正是通過流轉其他農民的土地得來的。基于土地流轉的重要性，有必要專門考察一下曙光村六組土地流轉的特征和機制（見表8）。

　　從表8可以看出，近三十年來曙光村六組的土地流轉共發生63次（以現有土地格局為統計對象，二次流轉統計在內）。從流轉時間來看，20世紀80年代6次，轉給親戚的占50％；20世紀90年代14次，轉給親戚的占35.7％；2000～2010年43次，轉給親戚的占30.2％。可見，隨著人口不斷流動，土地流轉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而流轉給親戚的比例則不斷下降。一方面可能因為血緣和姻緣的容量不足以接納大量增長的土地流轉；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人口流動已經開始稀釋“親戚團”的社會關聯建構能力，社區對親戚的依賴程度正在弱化。從土地流轉的方向來看，本組轉到外組（本村）4次，轉給親戚的占25％；本組轉到村外7次，轉給親戚的占28.6％；組外轉到組內3次，轉給親戚的占66.7％；本組轉到本組47次，轉給親戚的占34％。可見，土地在本組之內的流轉占絕大多數，占到74.6％。六組原有耕地面積770.71畝，流轉之后，由本組人耕種的面積為710.5畝，共有60.21畝流轉到組外。結合時空因素來看，只有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組際或村際之間的土地流轉才有發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講，人口流動對于地權的社區溢出具有激化作用。

　　從流轉的主體來看，在總戶數90戶中，涉及土地流轉的共有62戶，占到總戶數的68.9％。其中總轉入方有27戶、總轉出方有43戶、既有轉入又有轉出的有8戶，因此，純轉入方19戶、純轉出方35戶。這意味著隨著人口的不斷流動，農村耕地有可能不斷向少數人集中。對于一個農戶來說，轉入一戶人家耕地的有14戶、轉入兩戶的有9戶、轉入三戶的有2戶、轉入六戶的有2戶。這意味著土地的集中需要一個比較漫長的時間，因為地權流轉總是分散性的。把一戶人家的土地轉給一戶的有31戶、轉給兩戶的有9戶、轉給三戶的有2戶、轉給四戶的有1戶。這意味著從總體上看，土地流轉傾向于導致地權的集中而不是分散。

　　伴隨著人口流動而引發的土地流轉，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農階層的產生。之所以說中農階層有可能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階層基礎，是因為他們在村莊社會中具有最大的利益關聯，對村莊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直接的作用。首先，中農階層是常年在村的，即這個階層是逆人口流動的，這就保證了農村總有人在，土地總有人耕種，而不至于出現空巢村的現象。其次，中農階層是村莊事務的主要參與者，他們要比其他階層的人更有動力去關心村莊發展，更有可能去維系村莊社區的穩定。再次，中農階層是土地最主要的耕種者，也是土地最主要的流入方，更多的土地使得在村務農可以超越糊口經濟的限制，實現一定的規模經營，從而支撐起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生活。正是依賴于中農階層種田的積極性，國家的糧食安全才有了穩固的保障。最后，中農階層可以較好地適應基層治理的需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農村經濟社會的最大利益關聯者，中農階層有更大的動力去參與村莊公共管理，國家通過相關的政策來扶持他們作為基層治理的后備力量，這也許是中國農村政治未來的發展方向。

　　（三）半工半農階層

　　半工半農階層39的興起與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動具有直接的關聯，市場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了一部分農村富余勞動力流入其他產業之中。但是由于這種勞動力的流動往往不具有穩定性，農民傾向于不放棄農村的土地，于是就形成了一邊種田一邊打工的勞動階層。這個階層與富裕階層的不同在于后者已經基本上可以脫離農村土地而獲得穩定的生活來源，而他們與中農階層的不同在于后者并不進城打工，而是常年在村耕種更多的土地。以曙光村六組為例，半工半農階層共有42戶，他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這個階層的平均年齡在53歲左右，與中農階層相當。或許對于這個年齡段的人來說，如果村里可以流入大量的土地，就成為中農；如果無法流入大量土地，就只能外出務工，成為半工半農階層。

　　第二，這個階層會投入不少的勞動力在農村土地上，從而分散外出務工的市場風險。他們持有的耕地面積為349.41畝，戶均8.319畝，略高于全組的平均水平，但遠低于中農的水平。顯然，外出務工要占據整個家庭勞力的大部分，他們不可能再耕種更多的土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層往往會隨著年齡、健康、家庭變故、市場行情等各種因素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家庭勞動力在土地耕種和外出務工上的分布，甚至在某些年份也有可能暫時不種田地，舉家外出打工，或者相反，從市場中全身而退，全家在村里種田。因此這個階層能夠較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風險，它構成了當前農村的主體。

　　第三，這個階層對種植棉花等經濟作物不具有很強的動力。他們共種植棉花面積58.5畝，戶均1.393畝，略高于全組的平均水平，但是明顯低于中農階層。顯然，這與棉花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有關，半工半農階層無法支出更多的勞動力。

　　第四，這個階層不傾向于從事更多的本地兼業，只有兩戶兼業本地零工等，他們在農村僅僅從事最簡單的土地耕種。

　　第五，這個階層在市場中主要從事的職業是加固，有25戶，占到59.5％，顯然這與當地的人口流動特征有關。另外，還有12戶是職工，主要是進廠打工，1戶跑運輸，其他職業有4戶。外出務工者年收入一般在兩三萬元左右，再加上種田的收入，這個階層的收入水平相當于中農階層。

　　第六，這個階層往往是在農忙的時候回村干活，農閑的時候又出去打工，尤其多的人是從事加固工人的行業，相對比較自由；另外一方面，這個階層往往也采取夫妻之間的勞動分工，男的在外打工，主要集中在加固產業，女的在家種田，這種情況有7戶，其他的則是夫妻同時外出打工，農忙的時候又回來。還有14戶采取代際分工的方式，父母在家種田，子女在外務工。

　　半工半農階層的出現，源于市場經濟不斷發展而內在地需求廉價勞動力，從而將廣大農村閑散的勞動力集中到其他產業中。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市場對勞動力的重新整合，使得土地較少的農民可以從市場中獲得額外的經濟收入。另外一方面，中國農地制度的集體所有也確保了農民即使在外出務工失敗之后，依然可以全身而退，回到農村種田。畢竟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無法在短暫的時間內將龐大的農村人口消化掉。

　　半工半農階層由于根在農村，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兼業，因此相對于基本脫離村莊的富裕階層而言，半工半農階層在村莊社會中擁有更大的利益關聯。這種利益關聯集中體現在外出務工失敗之后農民可以全身而退，回到農村種地，所以他們往往會努力維持與社區的人情往來，即使外出打工也要托人先墊上人情費用。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階層也是維系農村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他們耕種的土地并不會比打工之前少多少，對于國家的糧食安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他們的外出務工使得市場經濟中的資源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流入農村，并且使得更多的農村資源可以集中在中農階層中。但是相對于中農階層而言，半工半農階層具有天然的不穩定性，對于村莊社會而言，他們處于游離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很難像中農階層一樣全方位地參與到社區生活之中，對于社區的很多信息也不知曉。半工半農階層不能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接應力量，更關鍵的原因在于他們無法適應基層治理的需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基層治理的開展。無論是過去的收取稅費還是現在的計劃生育工作，這些人因為常年不在村中，對他們管理起來非常困難。

　　（四）貧弱階層

　　貧弱階層是指常年在村種田，但是種田規模低于20畝，且極少從事其他本地職業，經濟收入處于農村下等水平的人群。與中農階層不同的是，他們在村里所擁有的資源極少，不足以支撐起體面的農村生活；與半工半農階層不同的是，他們并不外出務工，僅僅是靠種田為生。以曙光村六組為例，貧弱階層共有5戶，他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這個階層的平均年齡在53歲左右，主要是由于家庭變故，比如有老人需要照顧或者身體有病等原因而無法接受更多的田地，也無法外出務工。

　　第二，這個階層主要依靠在家種田生活，但是耕種面積并不多，總共有55.53畝，戶均11.106畝，比半工半農階層要多一些，但是比中農少得多。僅僅依靠這些土地的收入，貧弱階層的生活往往比較拮據。

　　第三，這個階層種植棉花的積極性也不高，也許是勞力不足的原因，總共種了4.5畝，戶均0.9畝，低于全組平均水平。這樣的種植結構只能提供一個家庭糊口的基本收入。

　　第四，這個階層從事本地兼業的并不多，只有一戶從事本地零工，而這份兼業一年的收入也只有兩千元左右，對家庭收入貢獻不大。

　　第五，這個階層沒有能力開展夫妻分工或者代際分工，或者源于喪偶，或者是子女上大學等原因，這個階層往往處于貧困的狀態。

　　貧弱階層的比例是比較低的，這個階層的形成原因首先主要是個體性的：有一戶是因為兒女未婚，父母已亡，勞動力不足；有三戶是因為丈夫去世，家里欠缺勞動力，而子女又無法提供足夠支持；還有一戶是低保戶，丈夫重病，無法干活，還有兩個孩子在讀大學。市場經濟的興起對這個群體而言，所起的負面作用更大一些，因為家庭消費模式已經改變，全部依賴于現金，這使得原本只能依靠季節性土地收入的貧弱階層頓時陷入了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化與市場化推動了貧弱階層的形成。

　　貧弱階層給村莊社會帶來的影響似乎并不大，因為他們的人數極少，且處于邊緣地位。這使得他們往往不愿意參與到村莊公共事務中，這種不參與也因為數量的原因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在國家資源不斷下鄉的背景下，這個階層卻可能影響到基層工作的開展，尤其是出現資源分配不公時，這個群體的不滿情緒就會產生，并且在社區中彌散開來。在筆者的調查過程中，很多人（包括貧弱階層和非貧弱階層）都義憤填膺地表達他們對低保分配的不滿，并將原因最終歸結于基層組織的不公。如果這種情況沒有得到及時有效地解決，必然會極大地影響到基層組織日后的工作。另外，雖然貧弱階層戶數少，但是如果把貧弱人口計算在內的話，這個階層的規模就會擴大許多。由于年輕人的大量外流，老年人喪失勞動力而使生活陷入貧困，這個情況越來越普遍。但是因為老年人沒有單列戶口，所以個體老人的貧困往往被兒女的不貧困所隱匿了。像這樣的貧困老人，包括其他類似的貧困人口，都構成當前農村社會的一大問題。

　　除了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半工半農階層和貧弱階層之外，全組還有三戶舉家外遷。

　　可通過表格對曙光村四大階層進行總結（見表9）。

五、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及其階層基礎

　　通過考察江漢平原的村莊社會結構與性質，分析人口變動對于村莊經濟、社會、政治層面的深刻影響，可以總結出農民流動、階層分化與基層治理之間的內在關聯，從而指出中國農村發展的可能方向及其階層基礎。

　　（一）農民流動背景下的階層分化與治理弱化

　　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市場經濟對于勞動力的需求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將自己的閑散勞動力轉移到非傳統農業的其他產業之中。由于市場的經濟收入往往高于傳統農業收入，很多人甚至愿意舍棄農村的土地到市場中奮力一搏。“城市夢”吸引著眾多年輕農民，在曙光村，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外務工，實際上還有一些農村在外務工的比例更高。如此眾多的人口流動直接影響著當地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動了村莊的劇烈變遷。

　　人口流動導致村莊出現新的階層分化。在未凝聚的社區中，通過聯姻和人情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實現社會資源的彌散效應，將包括財富、權威、聲望等資源分散到各個角落，從而形成一個均質化的社區形態。由于缺乏內生的結構力量，這種均質化的社區樣態使得多數家庭都能夠較容易地進入和分享社區資源網絡。隨著人口的大量流動和經濟收入的巨大分化，這個均質化的社區開始出現階層分化，包括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半工半農階層和貧弱階層。這種階層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的分化，而沒有同時形成身份、威望、道德等倫理層面的分化。這兩者的不同步導致了階層之間的不良對立，其最終結果是富裕階層與村莊社會迅速脫離關系，而貧弱階層則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并且被排斥在社區的邊緣。

　　人口流動導致基層治理能力的進一步弱化。在未凝聚的社區中，沒有可以依靠的內生權威結構來支持基層治理的實現，只能通過一批有責任感的村組干部和作為接應國家政策和基層治理支持網絡的黨員群體來完成。在人口流動的大潮中，作為村莊精英的村組干部和黨員群體不斷外流，直接導致基層組織的癱瘓“危局”。尤其是基層組織的后備干部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農村的政治走向。由于國家在政策層面上不斷收回基層組織的治理資源，同時人口流動進一步挖空了基層組織的人力資源，再加上伴隨著人口流動而產生的“金錢決定論”蠱惑了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從而更進一步打破基層組織的權威資源，結果導致整個基層治理陷入空前的困境。農民本身的利益分化，又使得即使是基于多數農民利益的公共品供給也難以在農民內部達成合作，最終使農田水利和村組公路等公益事業被置于無人過問的尷尬境地。

　　（二）勞動力分散化與集中化的并存和互補

　　一方面，人口流動導致當前廣大農村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另一方面，村莊本身在應對人口變遷的過程中也形成了一套自適應機制，從而能夠較好地處理村莊發展與市場風險之間的博弈關系。這套自適應機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力分散化與集中化的并存和互補；二是半工半農階層與中農階層的形成和互補。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大量流動，不斷去政治化的小農經濟遭遇開放的市場，呈現出兩種相悖的勞動力發展趨勢：一是資本和政府“合謀”下的勞動力集中化經營；二是小農經濟在應對市場風險時出現的勞動力進一步分散的趨勢。就整個經濟社會的職業分工和勞動分工而言，適當的勞動力集中是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的。最典型的是農村大量閑散勞動力不斷流入加固產業，從而帶來了較高的經濟效益；另一個典型是原本每家每戶都養豬，但數量都比較少，難以形成規模，在市場的引導下，勞動力出現分流，絕大多數農民家庭不再養豬，而集中到少數幾家養殖大戶，從而帶動了當地生豬產業的發展。隨著人口的外流，越來越多的土地集中到少數農民手中，使其可以超越傳統小農經濟的糊口性質而進行適度規模的農業經營，這也是勞動力集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通過勞動力的集中化，原本分散細碎的小勞力就可以實現適度的規模效益，從而有力地推動農村的發展。

　　但是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勞動力卻有另一個發展方向，即進一步地分散化。對于在村種田的農民，他們絕不會選擇單一的種植結構和經濟收入結構，而是趨向于將原本就有限的勞動力分散在不同的產業之間。例如，20畝左右的耕地，他們會種五種以上的農作物，并且他們不會僅僅種田，可能還會兼業養殖或本地零工，甚至做點小生意或者外出打工。以整個家庭勞動力而言，往往也會出現包括夫妻分工、代際分工等勞動力分散經營的模式。從社區的生命史來看，市場經濟進一步導致了勞動力在產業之間、性別之間、代際之間、生命周期之間的不同分布。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農階層往往不傾向于引入市場和資本，而是進一步強化自我剝削來實現經濟產出的增長。這種勞動力分散趨勢的強化實質上是小農經濟在面對市場經濟的不穩定性時演化出來的一套應對機制，畢竟市場化所引發的人口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兩棲式的運動，它在提供經濟機遇的同時也隱藏著巨大的風險因素。因此，小農要思考的核心問題是：在年齡、健康、文化甚至機遇本身在市場中無法獲得穩定的回饋時，生活如何繼續？顯然，理性的選擇是不要將所有勞動力和資本都集中在一個領域上，適當的分散反而能夠更好地消化市場中的風險。

　　因此，在市場經濟背景下，中國農村的問題是在發展與安全的博弈中展開的。放棄市場的機遇，抱守傳統農業顯然是不明智的，進行適度的勞動力整合和規模化經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農村經濟結構的升級；然而一味地強調和推動勞動力的集中和大規模經營，否定勞動力的適度分散，這也是不理智的，因為整個中國經濟結構（包括農村經濟結構）升級的過程是非常緩慢的，而這種緩慢性與市場本身的風險性對于完全暴露在市場競爭中的小農家庭而言是非常不安全的。勞動力的集中化與分散化如何相接應，并且通過這種相反相成的關系實現農村發展的安全性，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實際上，農村家庭在與市場經濟的博弈中已經演化出了一套極具彈性的應對策略，國家政策在這方面不宜采取過激的做法，例如倡導和推動資本下鄉，以及強制推行大規模土地流轉等可能引發嚴重后果的政策。40在很多情況下，“大資本打著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或者發展現代農業、進行農業集約化經營等幌子，進入農業領域后，進行‘圈地’活動，然后把土地用作非農業建設。這實際上是權力與資本結盟下的共同謀利行為。”41

　　（三）半工半農階層與中農階層的形成和互補

　　江漢平原農村在應對人口流動的第二種自適應機制是新階層的興起，尤其是通過半工半農階層與中農階層的形成和互補，使得農村的發展既能夠吸取市場中的資源，又可以將農村內部的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半工半農階層是一種兩棲式的經濟社會結構，一只手伸向市場將閑散勞動力有效率地變現出來，另一只手伸向農村從而保障大后方的穩定。“兩只手策略”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夠在城鄉之間進行迅速調整和轉化，哪個領域資源豐富些，就把手往哪邊多伸一點；哪個領域風險過大，就干脆把那只手挪回來。這種極富彈性的經濟結構很好地適應了市場經濟與小農經濟的性質，因此多數農村家庭都加入了這個階層，以曙光村六組為例，有46.7％的家庭都屬于半工半農階層。這個階層對市場經濟的適應性還體現在它能夠有效地在夫妻之間、代際之間進行勞動分工，隨時調整勞動力、資本在產業之間、性別之間、代際之間的分布，從而最大程度地提高經濟收益，減少經濟風險。另外一方面，由于半工半農階層能夠從市場中獲取資源，相對而言，它在農村資源的再分配中就可以給中農階層留下更大的空間。當然，半工半農階層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隨時轉化為中農階層。

　　中農階層是在人口流動尤其是富裕階層開始在市場中獲得穩定生活來源的背景下產生的，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富裕階層的土地流轉以及半工半農階層對這部分流轉出來的土地的不敏感。由于土地規模的擴大，中農階層不僅僅可以養活家庭，而且可以過上中等收入水平的體面生活。這樣一個新興階層，能夠供得起一套兩層半的樓房、一輛拖拉機、一兩個大學生和一年三五千元的人情消費，這也使得他們能夠產生足夠的自信心，并且愿意長期留在農村。從很大程度上講，這個階層將會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最主要力量。因為他們的生產、生活、理想都直接與村莊脫離不了關系，一個以中農階層為核心的村莊利益關聯正在形成。在這個利益關聯網絡中，中農階層具有最大的敏感性，也最具有維護這個網絡的積極性。就目前而言，中農階層還不具有穩定性，因為半工半農階層甚至富裕階層都有可能隨時回來將土地要回去。這是否說明中農階層本身的脆弱性呢？實際上階層的流動性體現了當前市場經濟與農村社會博弈的一個過程，它是以多數人甚至所有人的安全為最后底線的，因此，不穩定的中農階層從這個意義上講反而是最穩定的。這種穩定帶來的不是土地權利的固化，不是個體私權的膨脹和不可侵犯——實際上私權的集中與固化只會損害整個社區的利益，而是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中農，也都可能成為半工半農階層。當前階層的流動性對于中國農村的經濟轉型是有利而不是有弊。

　　半工半農階層與中農階層的形成和互補，構成了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階層基礎。通過這兩個階層的流動性與互補性，并且最終以中農階層為載體，中國農村的發展就找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力量。作為在村的最大利益主體，中農階層將直接引導整個社區的發展方向，建構起以其為核心的村莊社會關聯，從而有可能把整個社區整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這個階層可以成為接應國家政策和基層治理的載體，可以由他們中的精英來重構基層組織網絡。在人口流動的大背景下，誰可以引領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這是關涉整個基層政權從而也關涉整個中國穩定與發展的根本命題。從現有的和正在興起的農村階層來看，富裕階層已經基本脫離村莊社區，他們中許多人已經在外買房定居，注定不可能真正關心農村的發展；貧弱階層首先在于人數的稀少，其次或許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不具有能力來引導整個村莊的發展，無論是從階層的自信心還是階層的資源網絡來看都是如此；半工半農階層因為兩棲式的經濟結構，與村莊的利益關聯具有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對于這個階層本身甚至對于推動農村經濟發展而言是必要的，但是對于作為農村發展的基本載體而言則是不充足的。因此，只有中農階層有可能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階層基礎。如果這個判斷有道理的話，那么國家在未來的農村發展政策上就必須充分考慮這個階層的存在，在不影響農村社會整體穩定的前提下通過各種途徑扶持、培育和保護中農階層，使它慢慢成長為具有較強經濟能力、社會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中國農村階層，從而支撐起整個中國農村的穩定與發展。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化背景下村莊變遷及其區域差異研究》（11BSH024）的階段性成果。該成果的獲得離不開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調研團隊的共同努力，尤其是與筆者一起調研討論的夏柱智、劉萬群和中山大學的蔡淑盈。另外，黃宗智老師以及兩位評審老師的寶貴意見，讓筆者受益良多，在此一并感謝。當然，一如慣例，文責自負。

 
【注釋】
①毛澤東在上世紀20年代就深入農村，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解決了“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這一“革命的首要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分析階級階層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1頁。
②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0～609頁。
③濱口允子：《地富成份劃分考》，載南開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近代中國社會、政治與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康：《西村十五年：從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東村莊基層組織機制變遷》，北京大學1999屆博士學位論文；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載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張小軍：《陽村土改中的階級劃分與象征資本》，載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2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蕭延中：《“身份”的顛覆與重建——毛澤東晚年政治思想的倫理基礎》，載《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張學強：《鄉村變遷與農民記憶——山東老區莒南縣土地改革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李海金：《身份政治：國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構——對土改時期階級劃分的政治社會學分析》，載《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
④20世紀80年代直至90年代末是鄉鎮企業發展的一段繁榮期，農民可以騎著自行車來到位于集鎮上的企業里上班，維持了一種“不離土又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的模式。參見郭亮：《有必要重提費孝通小城鎮建設思想》，三農中國網站，http：//www.snzg.cn。
⑤陸學藝：《農民的分化、問題及其對策》，載《農業經濟問題》1990年第1期。
⑥黃健：《蘇南界岸村農民的職業流動和階層分化》，載《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2期。
⑦段華明：《中國不發達地區農村社會的階層結構》，載《甘肅理論學刊》1990年第5期；呂世辰、吳華英：《新時期我國農民在流動中的階級階層結構變遷》，載《山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
⑧陳成文：《土地流轉對農村階層分化的影響研究》，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年第3期；陳成文、羅忠勇：《土地流轉：一個農村階層結構再構過程》，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4期。
⑨陳柏峰：《土地流轉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基于湖北省京山縣調研的分析》，載《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
⑩楊華：《農村土地流轉與社會階層的重構》，載《重慶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11袁明寶：《耕地“被”流轉 消解“中農”產生》，載《改革內參》2011年第37期。
12賀雪峰：《取消農業稅后農村的階層及其分析》，載《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13魯西奇：《臺、垸、大堤：江漢平原社會經濟區域的形成、發展與組合》，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4期。
14楊國安：《明清兩湖地區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頁。
15參見“舊口鎮”，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view/1202194.htm。
16“認同與行動單位”是賀雪峰教授用以描述中國農村區域類型的一個核心概念，參見賀雪峰：《村治的邏輯——農民行動單位的視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17主要指本組朋友關系。
18在當地，男子上門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19曙光村所在的鄉鎮，幾乎每個行政村都有這個特點，生產隊數量一般在五個左右，而生產隊人口則較其他地區的農村要多得多。
20賀雪峰：《行動單位與農民行動邏輯的特征》，載《中州學刊》2006年第5期。
21“男女無別”在普遍流行的上門制度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男子可以當作女子一樣外嫁出去，女子可以當作男子將丈夫娶進門，其普遍性在南方的宗族村莊是難以想象的。
22村里發生過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一個女子在去往男方家庭看親的路上，聽說男方有兩個兄弟，二話不說就扭頭回去了。
23參見林輝煌：《贛西南B村調研報告》，工作報告，2010年。
24在同一區域調研的龔為綱給筆者講了一個“豬和牛的故事”，說的是父親體弱多病，母親較為強壯，在分家時，兒子們為如何負擔父母的養老爭執不休。最后為公平起見，分到父親的一方可以多分一頭豬，總算把父母給分攤下來了。分到母親的兒子為了不虧本，買了一頭小牛天天讓母親去喂養，兩年之后賣掉，賺了幾千塊錢。
25農民流動是指農民在社會范疇的空間由某個社會位置向其他社會位置的移動。具體地說就是農民在社會分層結構、職業結構和空間結構等方面的位置變動。階級階層結構是構成要素在量的比例和質的水平上的統一。農民流動引起階級階層結構的變遷，階級階層結構的變遷推動農民流動。參見呂世辰、吳華英：《新時期我國農民在流動中的階級階層結構變遷》，載《山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
26實際上，在一切由集體包辦的年代里，農民在本地經商的空間非常小。這就是為什么原本在街上做生意的曙光村七組會自愿合并到六組務農。
27加固是隨著房地產業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新興產業，指對可靠性不足或業主要求提高可靠度的承重結構、構件及其相關部分采取增強、局部更換或調整其內力等措施，使其具有現行設計規范及業主所要求的安全性、耐久性和適用性。工業上主要進行的加固有粘鋼加固、碳纖維加固、壓力注漿加固等。
28本文選取六組作為階層分化的分析樣本，并非因為該組情況特殊，有人會擔心是否該組位于集市中心，從而影響論證的有效性。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在集中居住運動的過程中，原來位于集市的第七生產隊也并入了第六生產隊。這里的“并入”是分散插入到第六生產隊之中，并非表明第六生產隊也位于集市上。實際情況是，六組反而偏離集市中心，而老板戶數最多的是在一組而非六組。集市周邊的住戶都是各個小組自發遷移過去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集市對各個小組的影響力是均勻的，而筆者在其他各組的調研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之所以選擇六組作為分析樣本，是因為該組所保存的各方面資料最為齊全。
29賀雪峰、董磊明：《農民外出務工邏輯與中國城市化道路》，載《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2期。
30樊平：《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本——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路徑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31筆者在江西吉安和廣東韶關農村調研時發現，當地農民絕不會變賣老房子，即使多年無人居住，房主也寧愿讓其爛在那里而不賣掉。
32這是建立在自然增長的戶數為零的前提之上的，由于當地極低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甚至是負增長），這個前提假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從歷年的戶籍人口統計數據來看，近十年來曙光村的在籍戶數基本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
33做一個粗糙的預測，以20年轉出8戶人口計算，100年時間也就轉移40戶左右。
34賀雪峰教授習慣于把江漢平原農村稱為“原子化農村”或者“分散型農村”，實際上是對其社會形態的概括，并沒有從性質上進行把握；“未凝聚的社區”強調的是這種原子化農村所具有的內在性質，即無法內在地凝聚特定的價值系統。凝聚的動力是在兩個方面同時供給的：一是血緣性建構；一是社會性建構。前者是基礎性的，后者是輔助性的，靠的是頻繁的人際往來與互動所形成的社區認同。如此，可以從性質上重新將中國農村區分為三種不同的社區，南方農村為“凝聚的社區”、北方農村為“半凝聚的社區”、中部農村為“未凝聚的社區”。“半凝聚的社區”是指社區自身并不能完全擺脫外部系統的力量（例如國家）來凝聚價值，在很多時候它傾向于援引外部力量來型塑、支持甚至打破社區中的結構平衡。這三種社區構成了理解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理想類型，介于三者之間的是各種凝聚程度不同的其他農村社區。例如，筆者調查過的山西河津農村就處于“凝聚的社區”與“半凝聚的社區”之間，并且偏向于后者；而湖北羅田農村和重慶巴南農村則處于“半凝聚的社區”與“未凝聚的社區”之間，羅田農村更偏向于前者，巴南農村則更偏向于后者。
35羅興佐：《第三種力量》，載《浙江學刊》2002年第1期。
36同注①，第114頁。
37王瑞芳：《新中農的崛起：土改后農村社會結構的新變動》，載《史學月刊》2003年第7期。
38同注12。
39黃宗智認為過去的“男耕女織”是一個非常牢固的經濟體，而今日的農村已經形成一個可能同樣牢固的半工半耕的經濟體，他把這個狀態稱為“制度化了的過密型農業”。參見黃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上）》，載《讀書》2006年第2期。
40王德福、桂華：《大規模農地流轉的經濟與社會后果分析——基于皖南林村的考察》，載《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
41鐘慶君：《規范農業大資本》，載《改革內參》2011年第37期。
林輝煌：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