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對河北省委“維穩”的建議
公社社員
改革開放有兩個旗幟和兩條道路，一個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像劉莊、南街村、華西、周家莊人民公社、興十四村、洪林村、南嶺村、杭民村、韓村河等8000多個村、社；另一個是否定公有制的包產到戶、賣國企、官商勾結搞私有化的改旗易道，像全國一刀切地學小崗、賣國企，讓4000多萬工人下崗失業和受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的改革開放，這就產生了2億4000萬背井離鄉、妻離子散進城謀生受剝削的農民工與大約1億同病相連的工人老大哥爭飯碗。兩種改革開放奔小康的結果是：
加強公有制的改革開放，改革越深化，公有越強大，差距越縮小，大家共同富，幸福又祥和，國泰民又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化公為私下的改革開放，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人民越害怕，背負新三山，矛盾尖銳化，動刀動槍，一觸即發。
公有制下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不維自穩；
私有制下奔小康，官商吃肉民喝湯，“維”也難穩。
私有化的改革開放致0.4%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占有70%的社會財富，從而產生與99.6%人民大眾的矛盾。99.6%的人民需要的是公有共富的改革開放，0.4%的三大資產階級需要是化公為私的改革開放。這就是階級斗爭和矛盾的焦點。
現推薦《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一文，看看這些農民領袖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勁，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的創舉。愿這種創舉之星火能在全國燎原，中國就有希望了，就不“維”而自穩了，否則就……
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
賀普霄
推薦者按：本文來自作者共富村三部的第一部《共富村之路》。
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
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
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毛澤東
偉大不偉大，不在說大話。
創舉不創舉，見證在歷史。
古今中外看，哪些村共富？
“天下第一村”，要在中國尋。
創共小社區，中國也有村。
集體量無窮，農村變都市。
歐美刮目看，豈非是創舉？
中華民族，從炎黃始祖到如今已有五千年文明史。但從“夏傳子，家天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約四千年的改朝換代，都是維護的私有制。在這四千年中，以春秋時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算起，到鴉片戰爭已經過兩千五六百年的封建社會，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就導致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
偉大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傳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這一發展階段，就推翻了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造成了新中國的經濟基礎非常薄弱，特別是沒有什么民族工業，再加上農村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廣大失地農民也無法進城當工人。盡管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但不是農業強國，80％以上的農民終年將太陽從東山背到西山、面向黃土背朝天地辛勤勞動著還在餓肚子。這就是“一窮二白”的根源。因而，解放后首先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優先發展工業，搞城市建設和“一化三改”。在沒有機械化的前提下，實現了農業合作化。由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國采取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封鎖禁運和仇恨，并發動侵朝、侵越戰爭，把魔爪伸向臺灣島，以武力威懾。這就迫使我們這個經濟基礎薄弱的國家為了國家的安全和領土完整，為了社會主義陣營的鞏固，為了支援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不得不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支援世界革命付出了大的代價而致臺灣也未能及時解放。在農業合作化后，不可能在農業機械、水利設施、化肥、農用物資等諸方面多投資，使其配套在較長時間未能跟上。還有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背叛，到以后的社會帝國主義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為了國家安全、防止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到最后解體——“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不得不反修防修、加強國防建設。再加上我們工作中的失誤。這就制約著我國民用工業的發展及農業機械化、現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在農業學大寨中，在平整土地、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上確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否則搞包產到戶好多地也無法耕種。搞了包產到戶后，一家一戶各自為政，更束縛制約著農業的現代化、產業化和規模化多種經營。改革開放的30年中，隨著農業機械、化肥等農用物資的不斷豐富，這些共富村農場無論是糧食，還是多種經營的產出和收入都高于個人承包的小天地。盡管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特別是城市化建設發展很快，城市人口由解放初的約一億人已增加到現在的四億（這其中大多數為國家干部、職工及其家屬），農村人口已由80％降低到70％。但仍解決不了農村多余勞動力進城就業問題，現在僅有兩億多農民進城打工，就已經搞得“天翻地覆”了，連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得為他們討工資。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盲目大發展，大學畢業就業難的問題越來越明顯，大學生也和農民工進城搶飯碗。
如何解決中國九億農民的就業和共同富裕問題？原蘇聯老大哥沒有可借鑒的成功經驗。因為蘇聯的面積比我們大一倍，兩億人口相當于當時我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發達，集體農莊沒有多余的勞動力。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得早而快，不僅人口少，農業人口比例也低，且人家失地農民進城就業比我國容易得多，就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學生利用假期打工也能掙來學費，而我們的大學生則無工可打就是例證；大片土地歸少數人所有，早已實現了機械化現代化，糧食生產的成本比我們低。以韓國為例，面積99 600平方公里，人口4 882萬，僅首都首爾就有1 000多萬，全國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人住在首都，農業人口只有7％；日本面積377 800平方公里，人口12 765萬，城市人口占75％以上。這是亞洲經濟的兩個強者。這兩個國家的糧食主要靠進口。又以加拿大（面積9 984 670平方公里，人口3 166萬）和澳大利亞（面積7 692 000平方公里，人口1 988萬，城市人口占90％）為例，兩國面積之和比我國大近一倍，人口之和才五千萬，只有我們的二十六分之一，相當于我們一個中等省。據說農村勞動力還不夠，那有多余的勞動力。要解決中國大部分農民進城，不僅在中國難度極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就連美國和第二世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加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九億農村人口（盡管說現在少了，主要是地被搶占了的失地農民稱城鎮人）比他們這些國家人口之和還多。如果按新中國成立到現在60年將農村人口降低10％，那將農村人口降到30％還得兩三個世紀。那北京在長城外還得修多少環路？再加上中國農村人均耕地少，靠承包那點地只能解決溫飽，個人不能搞現代化、產業化大農業，也不能搞第二第三大產業。這種小農經濟和大市場是矛盾的。要農民進城就得將人和地分開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農民工進城，現在多是“游民”，或稱“盲目流動”，在城市真正就業、或者有比較穩定工作的、有房住者是極少數。多數進城打工者將家里承包的那點地寧肯讓703861部隊硬撐著，或轉讓給別人承包，甚至荒蕪，但還必須有而舍不得將它丟掉。有的城市戶口放開他也不向城市轉。因為他戶口轉到城市，不僅買不起房（一年、幾年的工資在北京、上海還買不到一平方米），全家人進了城也租不起房，城市生活費用高也養活不起；沒有比較穩定的工作，一旦工作出了問題或有病不能上班而丟掉工作，全家就得沿街乞討，然而農村承包那點地可留有退路，回到“戰爭景象”的家起碼有飯吃。這就是大部分年富力強農民工只身或夫婦進城打工掙錢養家糊口、供孩子上學而致有5 800萬留守兒童、7 000萬婦女在農村寧撐著的人稱“戰爭景象”的緣由，也是中國農民與那點土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舍不得丟棄的命根子的緣由。
這種景況能否得到解決？本書依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亦工亦農、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道路的共同富裕村（這僅是全國8 000多個億元以上共富村中的幾個代表）已經解決了。這是中國農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偉大創舉。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160年前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指出的“一個消滅、兩個決裂”和毛澤東主席1949和1955年先后指出的，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和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用集體智慧的無限創造力替自己創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這就創造出了世界上前無古人，今有來者的真正中國的社會主義本色——依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綜合發展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在“一窮二白”的一張白紙上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寫出了最新最美的文字，畫出了最新最美的圖畫。在人口最多、農村人口比例最大的中國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為全國農村創出了一條公有共富社——社會主義本質的康莊大道——按《共產黨宣言》的“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毛主席 “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愿這種公有共富的星星之火能夠得到黨和國家重視和總結，以發揮她的燎原作用。這對朝鮮、蒙古、越南、古巴這些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對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特別是第三世界窮苦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也有可借鑒之處。
第一， 這些村都是在土生土長的公生明廉生威的農民領袖共產主義者——黨支部書記為首的黨組織一班人集體領導下，村上所有的農工商企業的生產資料都歸集體所有，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村民真正是村上的主人，村上的一切都屬于村民；干部和村民勁往一處使，汗往一處流。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先當老黃牛，再當火車頭；當了火車頭，還是老黃牛。體現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精神。
第二， 這些村的土地連片，由少數農業能手搞現代化農業園區，大膽放心投資，沒有把農民束縛在自己承包那一畝二分地的原始農業水平上，從不考慮因土地的承包期限和流轉而丟掉飯碗。把絕大多數勞動力由手工操作的土地上解放出來在村辦企業上班。不管在那個崗位上班，都是村上農工商所有企業的主人。這既不受背井離鄉、妻離子散，使自己的家鄉呈“戰爭景象”而外出打工之苦，在建設好自己家鄉的同時，還解決了附近一些多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他們善待農民工兄弟，比在一天上十幾個小時班的私企老板、甚至國企的承包者好得多。和那些“黒磚窯”、“黑煤窯”的黒心老板、不讓工人上廁所的“洋老板”、某些國企以權勢欺人的領導形成顯明的對比。
第三， 由于村民、村干部個人都不占有生產資料，都是在自己村辦的集體企業平等上班，人們的勞動能力不存在天壤之別，分配差距也不大，且隨著生產的發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不斷增多，村集體的收入使村民都受益。因而，村民皆大歡喜。不僅從源頭限制、縮小了兩極分化和三大差別，而且由經濟上的平等推動了政治上的平等。這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映經濟基礎。這些村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農村城市化的路子是對的，農業基礎是穩定的。
第四， 這些村的黨政領導不是由上級任命，也不是靠來“鍍金”的國家干部搞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是分別按照《黨章》、《憲法》規定選舉產生的本村村民，其檔案都在掌秤砣的村民腦子“硬盤”里儲存著的、村民信得過的、并接受村民監督的農民領袖帶領村民所做出的偉大創舉。村上沒有老板，更沒有老板黨員、老板書記，都是不剝削他人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大家都是依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和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因而，黨群、干群關系好，村民和睦相處，黨組織是真正領導村民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力量和戰斗堡壘。深化改革不會觸及少數人靠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來剝削他人而暴富和官商勾結鯨吞他人勞動成果的既得利者所遇到的阻力。因而，能充分調動村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先建成社會主義，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大目標而奮斗。
第五， 這些村沒有上不起學、看不起病、沒房住的貧困戶、留守兒童和無人贍養的老人，沒有“富豪榜”上千百萬美元以上的富翁（群眾稱資產階級）、也沒有多少億美元以上的超富翁黨政領導、17大代表（群眾稱官僚資產階級）和失業者，更沒有“張家有財億萬，九九家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個個都是張百萬”的人均數字來掩蓋分配不公、私有化、以權謀私而導致的兩極分化。大學畢業后可回村上工作，也可去其他地方就業，但基本上都回村上建設自己的家鄉。因為回村后就不存在就業、買房、結婚、生孩子、上學、養老和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都由村上統一考慮和解決了，無后顧之憂。真正做到了農民創造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所住，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幸福祥和，安居樂業真正中國社會主義本色的農村都市生活。
第六， 這些村的村容村貌、生態環境、住房、文化生活、醫療衛生等不僅為我國農村、城市人們非常羨慕和向往，而且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日本、加拿大和原來社會主義陣營成員的俄羅斯、南斯拉夫等國的代表團、采訪者也都贊口不絕。
第七， 這些村的村辦企業減少了城市壓力，縮小了三大差別（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已達到3.33：1，《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指出，從1990年～2007年城鄉收入絕對差距上升近12倍），促進了農村城市化建設并建成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村都市。真正體現出公有共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讓世人心服口服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怎樣改革開放，都不能離開公有共富這個本質，不能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來換取經濟上的增長；始終堅持發展壯公有經濟就能得人心得天下。用鐵的事實證明，公有優于私有，集體勝過個體，集體不是“大鍋飯”而是集體富，大家富；農村安，天下安；農村富，國家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路。因而，多年來沒有發生刑事犯罪和村民上訪事件。也用鐵的事實批判了“國營不如集體，集體不如個體”，“只有私有制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修正主義謬論。
第八， 這些村不僅不要國家投資，還給國家上交利稅。實現了溫家寶總理說的，農村這條短腿真的長長了，中國就不會跌跤了。依靠集體力量創建的前無古人，今有來者的真正社會主義本色，不僅將自己村建設發展成社會主義新農村，并為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奠定了比較可靠的基礎。
第九， 這些村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育人，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道路，干部、村民的集體主義觀念特別強，人人愛護、保護、維護集體財產和集體利益，把自己、家庭、后代的命運和集體經濟發展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已是和睦相處，安定團結的新農村。農業和二三產業興旺發達，變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信上寫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為農民幸福，農村富裕，農工商興旺發達。
第十， 這些村從領導到村民，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開源節流的光榮傳統，把貪污和浪費都當做極大的犯罪。因而，不僅非常勤勞，也很節儉。他們沒有忘記過去，能沿著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
……
1879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會計劃來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人直到現在受他們自己的生產資料奴役的情況。自然，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
“現在，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誠的愿望了。在生產力發展的當前情況下，只要有隨著生產力的社會化這個事實本身出現的生產的提高，只要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引起的阻撓和破壞、產品和生產資料的浪費，就足以使勞動時間在普遍參加勞動的情況下減少到從現在的觀念看來非常少的程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32～333頁）
從這些公有共富村的發展就可得出，他們正在按恩格斯所指出的方向前進。
這些村的發展向世人莊嚴宣告：社會主義國家不管怎樣改革，都不能離開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永遠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絕不用思想政治上的滑坡和私有化來誘惑、刺激經濟的增長。否則，改革越深化，農民越害怕，分化就越大，腐敗越嚴重，官商勾結越猖狂，干群關系越緊張的社會問題就越來越突出。這就是從赫魯曉夫上臺后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到戈爾巴喬夫的全面崩潰，最終失去民心而解體和東歐蛻變的慘重教訓，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結果。
啊，這就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社會最底層的泥腿子——當代中國農民創造的前無古人，今有來者，讓中國農村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借鑒的創舉 ——偉大的創舉！它和我們祖先創造發明的造紙、印刷、指南針、火藥四大發明對人類的貢獻不僅可以并駕齊驅，而且還會更大。歷史必將會證明它是偉大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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