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終結”與農民的再組織化

“村落終結”與農民的再組織化[①]

田毅鵬

文章來源于：《人文雜志》2012年第1期。

[內容提要]在轉型期的中國現實中，所謂“村落終結”并不僅僅是村落組織形態的解體，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化鄉為城”、“化農民為市民”的直線式發展演進，而是一個復雜的、長時間的社會結構轉換的過程。與“村落終結”相伴而生的“農民原子化生存”和“組織衰敗”所帶來的具有根本性意義的社會挑戰在于：處于急速轉變進程中的鄉村社會何以成為可能？這一進程潛藏著哪些巨大社會風險？為此，我們應以城鄉統籌的理念努力彌合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歷史鴻溝，強化農村基層政權在聯接“政府”與“農民”關系問題上的重要作用，以實現鄉村發展的歷史繼承性及多元模式的探索，以推進農民的市民化進程。

[關鍵詞]村落終結 組織衰敗 再組織化 

一百多年前，卡爾·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論及農民的特性時，曾提出過著名的“馬鈴薯之喻”，他用“口袋內一個個馬鈴薯”來形容當時法國小農之間獨立、缺乏互動的關系。由此，農民便開始被理論界視為是一個天然具有“原子化”特色的階層。誠然，一般說來，與高度組織化的現代社會相比，傳統的鄉土社會的確帶有明顯的松散性。但考諸中國傳統社會，我們還是會發現，無論是先秦時期以宗法分封為基礎的封建社會，還是秦以后以皇權縱向控制為特點的“郡縣社會”，鄉土社會中的農民都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組織性和自治性的。所謂“皇權止于郡縣”之類的理論判斷便是建立在農民“橫向聯結”和“自我管理”的基礎之上的。雖然這些綿延數千年之久的村落組織具備超強的生命力，但如果我們將其置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渡的進程中，就會發現，伴隨著工業文明和城市化的凱歌行進，村落組織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解組?！按迓浣K結”給人類現代文明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城鄉社會發展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一、“村落終結”的涵義及其復雜性

雖然在世界城市化歷史上，“村落終結”本是伴隨著城市的興盛和鄉村衰落而必然發生的一種城鄉空間結構性的劇變，歷史上已有一些成例可循。但當我們將分析話語聚焦于當代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的劇變時，還是應該承認，當下在中國大地上正在發生的“村落終結”現象既不同于歐美諸國，也不同于東亞的日、韓，而具有極大的特殊性。

第一，從一般意義上講，所謂“村落終結”主要是指村落組織形態的解體，或通過“村改居”等形式實現由傳統村落組織形態向城市組織形態轉變的過程。就此而言，這似乎是一個“化鄉為城”、“化農民為市民”的直線式發展過程。但在轉型期中國的現實中，映入我們眼簾的“村落終結”卻是一個復雜而多重的演化圖景，其變化不是從“傳統”到“現代”的單向推進，而是一個復雜的、長時間的“雙向互動”過程。

第二，“村落終結”前，中國社會存在著較長時間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得村落組織任何意義上的重大變動，都必然面臨著極為復雜的“體制”與“結構”的轉換進程。眾所周知，二元社會結構最早是由荷蘭經濟學家博克在觀察荷蘭殖民地印度尼西亞社會經濟時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的是一國內存在著兩個在生活條件、生活方式、生活觀念等方面完全不同質的相互獨立運行的社會子系統。據此理論分析而得出的所謂二元結構概念，一般說來就是城市社會與鄉村社會分別作為而表現出來的“城鄉分割狀態”。在現代中國歷史上，作為一種總體性的制度設計，二元體制并非憑空建成，而是依賴于一系列的制度形式支撐而得以建立起來的，主要包括：城市單位制度、人民公社的“準單位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土地制度、糧食、副食品供給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既然傳統的“二元社會”是憑借上述制度體系支撐而建立起來的，那么，該體制的消解、轉換及“終結”亦必然面臨新舊制度間的復雜更替，而使“村落終結”進程面臨諸多前提性挑戰。

第三，“村落終結”的進程往往與長時間的村莊衰落，尤其是“組織衰落”相伴隨。

在學術界以往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在談及“村落終結”問題時，主要強調人口銳減、經濟凋敝等“有形”層面，而忽略了鄉村衰落進程中更具本質意義的內涵——“組織衰敗”。實際上，陷于衰落狀態的村莊已經處于嚴重的組織衰敗和原子化狀態。其中，位于城市邊緣的村落在走向城市化的進程中，“村民與集體間的行政組織關系逐步被淡化，而財產產權關系則被不斷強化。以村委會為核心的行政組織關系逐步讓位于以集體經濟組織為核心的契約組織關系?！侵写濉鳛橐粋€共同體，已經不是傳統村落那樣基于共同價值形態的文化共同體，也不是基于空間物質形態的地域共同體，而是基于共同財產關系的經濟社會綜合體。”[②]大量村民雖已遷出村落，入城居住，但其對于土地房產仍然具有所有權，形成了“利益在場”而“身體不在場”怪局。

而走向“過疏化”的鄉村組織的衰敗，則主要表現為無力正常地回應來自中心城市的挑戰，在失去大量青壯年人口的同時，也喪失了社會再生產和自我調節能力，必然走向“崩解”。崩壞失序的鄉村難以在短時間內“終結”，又喪失了自我組織和自我調節的能力，這便是過疏化背景下村落組織變動的復雜性所在。

第四，“村落終結”的速變性。

近年來，在中國快速城市化的推動下，社會各界普遍對村落的急劇衰落及其走向終結表示出強烈的關注。據業已公布的研究數據統計，“從1985 年到2001 年,在不到20 年的短短時間里, 村莊數目因為城鎮化與村莊兼并等原因, 已由原來的940617 個銳減到709257 個； 僅2001 年, 村落就比2000 年急速減少了25458個, 每天平均減少約70 個, 而且減少的速度還在加快?！?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 name=_ftnref3>[③]“村落終結”與快速城市化進程緊密伴隨，使得其在短時間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進程中往往伴隨著村莊利益的分割與重組，導致村落的各種矛盾開始激化，使村落組織面臨嚴峻的考驗。

   二、“村落終結”的形態及其組織變遷

檢視學術界近年來的研究成果，我們會發現雖然有些學者業已圍繞著“村落終結”的相關問題展開了一些研究，但對于“村落終結”形態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卻估計不足，尤其是對由“村落終結”而引發的鄉村組織衰落現象關注不夠。事實上，“村落終結”的形態與村莊組織變遷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聯，故圍繞著“村落終結”形態及鄉村組織變遷的研究，對于我們破解村落衰敗背景下農民的再組織化這一難題具有重要意義。

筆者在2011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對村落終結的形態及類型進行了初步劃分，認為村落終結的形態主要有三：（1）城市邊緣地帶的村莊被迅速擴張的城市所吸納；（2）遠離城市的偏僻村落在過疏化、老齡化背景下而走向“終結”；（3）在政府社會規劃工程主導下，通過村落合并形式走向終結的村落。[④]村落終結形態的多元性反映了當下中國從“城鄉二元分立”到“城鄉一體”轉化的復雜性，同時也為中國當代快速城市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注腳。

（一）城市邊緣地帶的“村落終結”與組織變遷

一般說來，城市化的核心內容主要表現為中心城市迅速膨脹及向外擴張的過程。那些位于城市邊緣的村莊，將不可避免地率先走向終結。雖然城市邊緣地帶往往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被迅速納入城市空間，但村落的終結并非是通過一個簡單的物理空間轉換所能完成。因為城市邊緣地帶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過渡性空間，而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樣態”，其組織形態不斷發生著復雜而動態的變化。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聯產承包制的推行和鄉鎮企業的崛起，一般村落的組織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一些靠近城市的村落，憑借著其地緣優勢和土地資源的支撐，使其村落經濟有了飛速的發展。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學術界便開始關注此類現象，并將此種類型的村落概括為“超級村莊”，認為“作為一種新的社區形態, 超級村莊存在的方式既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鄉’, 又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城’, 而是表現出諸多的中間性特征。可以看到，超級村莊既以企業或企業集團的方式存在, 又保留有典型的村社區特點；既是自治性的民間社會, 又執行著‘準政府’的各種職能,還在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中起著中介的作用；既是工業化的社區, 又保留著鄉土社會的某些生活秩序和原則, 表現出非城非鄉又亦城亦鄉的特點。”[⑤]而從變動的觀點看, 村企之間的關系經歷了從“村辦企業”到“企業辦村”再到“村企分離”的變化過程。村落組織形態的上述變動，對村落組織走向終結的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表現為：

第一，在村落經濟發展依然迅速的村莊，其村落雖然在形式上業已“終結”，但作為組織形態的村落卻未發生一個“終結”的進程。學者藍宇蘊通過對廣東石牌村的研究，發現：“因為都市村社型共同體的生成和它所發揮的作用, 在由‘村’向‘城’的轉化中, 石牌村并沒有采用以‘城’去同化‘鄉’的方式，而是采用以村社型共同體的組織架構和本土化的資源去吸納‘城’、實現與大都市融合的路徑。此種轉型沒有根本意義上的組織重組, 無論是向城市社區組織轉型的居委化, 還是向現代經濟組織轉型的公司化, 都是寄居于本土組織的?！?A style="mso-footnote-id: ftn6" name=_ftnref6>[⑥]

第二，在村落經濟日趨凋敝的村莊，雖然企業對村落的主導力和影響力大大衰減，但在由企業衰敗而引發的經濟利益清算和瓜分過程中，村莊內的各種矛盾持續激化，導致村落組織亦難以順利地走向終結。以至于有的城市邊緣地帶的村落，雖然其在物理空間和組織形態上業已不存在，但其圍繞著經濟利益而展開的糾結卻仍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二）過疏化村落的“組織衰敗”與終結困境

如前所述，城市化背景下城鄉關系的變遷往往表現為城市“過密”和鄉村“過疏”兩個相對而動的演化趨勢。在城市這塊具有超強引力的“磁鐵”的吸引下，鄉村青壯年人口大量外流到城市，導致邊遠地區農村人口銳減，其正常的生產活動和社會生活已難以正常展開，由此，過疏化的鄉村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走向“終結”。

眾所周知，自人類步入農業社會以來，鄉村即成為農業社會最為基本的組織單位，成為具有極強同質性的共同體。但在城市化浪潮的沖擊下，村落社會必然走向消解。城鄉二元體制的走向消解以及鄉村社會的衰落，是與鄉村社會的原子化動向相伴而生的。在這里，我們所說的鄉村社會的原子化，主要是指在生產方式轉變后村莊、村民間的聯系的減少以及孤立化的變化過程。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聯產承包體制的建立，村莊共同體和村莊共同利益的逐步弱化，甚至消失，伴隨著國家行政力量的迅速后退，村莊之上的維系力量（如傳統的宗族力量和村民自治）并不能逐步復活和迅速生根發芽，村民成了單個的孤立的個體。同時，隨著新時期城鄉關系的巨變，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開始進入城市，鄉村人口劇減，鄉村原有的社會關系被破壞，而走向“過疏化”。在原子化狀態下，村民個人間、與組織間的聯系被極大弱化，導致鄉村世界出現了“雞犬之聲相聞，民罕往來”的局面。村莊、村民的社會最基本的社會聯結被破壞，村民間的聯系空前弱化，相互之間的社會關聯度降低，村莊和村民的集體意識減退，協作的意識和能力下降，鄉村社會出現嚴重的“組織衰敗”。

（三）村落合并與農民再組織化困境

在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歷史上，存在著一種以行政為主導推動力的“自上而下”的村落改造建設運動，即通過強大的行政力量，以村落合并等形式，推動村落實現迅速變革。近年來我國部分省份為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城鄉統籌和公共服務均等化而展開的村落改造運動，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過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村落合并行動，對鄉村組織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村落社群關系的變化。這些“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通過外力作用而使得鄉村社會舊有的社會空間結構和社群關系發生重大變化。毫無疑問，劇烈的空間遷移導致村民的社會資本發生一定程度上的折損；（2）生活方式的變化。這種運動式的集中并村的方式，對農民的生活方式產生了較大影響。就農業生產的經營方式而言，其生產活動需要較大的空間。在農業經營方式未發生重大改變的條件下，單純地改變其居住方式，必然對其農業經營活動產生嚴重影響。此外，農民上樓后，因水電氣、蔬菜、生活用品、物業費等的增加而使其生活成本大大提高；（3）宅基地具有生產、生活雙重屬性。在并村過程中，涉及到宅基地補償等一系列拆遷問題，容易引發諸多社會矛盾；（4）合并后大村莊內部原有村組織之間關系的緊張。并村后，很多合并村落的資產也并沒有合并，資產和債務仍舊歸于原村，形成了新村管新帳，舊村管舊賬的情況?？梢?，在現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以國家行政力量作后盾，采取并村的方式將分散的農民在短時間內集中起來，亦因其對農民居住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產生巨大影響，而蘊涵著巨大的沖突和風險。

    三、村莊衰落所蘊涵的風險及農民的再組織化之路

如前所述，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鄉村世界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段的“衰敗”過程，這里所說的“衰敗”不僅僅指經濟凋敝、人口稀少，更為重要的是其走向終結進程中所發生的“農民原子化生存”和“組織衰敗”現象，其所帶來的具有根本性意義的社會挑戰在于：處于急速轉變進程中的鄉村社會何以成為可能？這一進程潛藏著哪些巨大社會風險？如何通過具體的對策和政策舉措，切實推進農民擺脫原子化困局，走上再組織化之路，成為“村落終結”進程中最為關鍵的環節。如何在社會劇烈變動的背景之下實現農民的再組織化，是當下“村落終結”進程中所要直面的核心問題。

第一，應加強以村委會建設為核心的基層民主秩序的構建，強化農村基層政權在聯接“政府”與“農民”關系問題上的重要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皇權止于郡縣”時期的士紳自治，還是人民公社時期的村落組織，都在聯接國家與農民，調節二者之間關系的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轉型期中國城鄉關系和村落社會發生劇烈變動的背景下，村組織能否依舊承擔起上述使命，將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因為“村落終結”背景下的鄉村組織衰敗將導致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發生變化，使農民直接與國家相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與國家的關系格局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肮缧姓w制和村集體經濟解體, 村莊組織在經濟和行政兩個方面的職能都大大削弱, 個體農戶與國家在更高的行政層面上相遇?！?A style="mso-footnote-id: ftn7" name=_ftnref7>[⑦]而鄉鎮企業得到快速發展后，借助鄉鎮經濟的力量，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村莊組織的權力，但伴隨著鄉鎮企業的衰落及以產權明晰為主要內容的鄉鎮企業與其母村剝離進程，使得村莊開始面臨更為嚴重的“組織衰敗”，導致處于原子化狀態的農民利益訴求阻塞，開始直接與國家政權直接相對。故我們欲理順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就必須首先加強村級政權的建設，使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第二，以城鄉統籌和城鄉一體化的理念和政策體系努力彌合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歷史鴻溝，以推進農民的市民化進程。

轉型期的中國城鄉關系更加復雜，導致所謂“村落終結”已遠遠不是簡單的“空間變遷”和一般意義的“關系變動”，也不是農民群體單一的“去農為工”，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總體變遷過程，其中充滿著激烈的矛盾沖突和利益重組。因村落組織變異和村集體財產糾葛而生成的村落內部沖突，將不斷走向激化，從而使村落組織失去其常態存在，而成為典型的變態組織。同時，“村落終結”與農民轉型的“非同步性”，致使農民再組織化進程遭到阻滯，使得其融入城市的進程大大放緩。

我們應樹立“城鄉一體”的總體發展觀。在人類文明史上，“都市的興起和鄉村衰落在近百年來像是一件事的兩面”[⑧]兩種現象密切關聯，若形影相隨。故當我們在直面村落終結問題時，不能單純地就城而論城，就鄉論鄉，而要將其置于城鄉一體的總體進程中加以理解。在科學研究過程中，很多學者業已明確地意識到“在城市和鄉村的分界變得越來越模糊的情況下，規定城市社會學的研究范圍，沒有太大的意義。就某種意義上說，如今城市無處不在，即使在物質性上并非如此，至少是社會現實。因此，城市社會學并非純城市現象的社會學。”[⑨]可見，復雜的社會變遷實際上已經要求我們建立起一種超乎“農村—城市”模式之外的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建構起一種總體發展觀。

第三，尋求鄉村發展的歷史繼承性及多元模式的探索。

如前所述，村落劇烈的全方位變動涉及到產權關系變革及一般社會關系的重組，必然產生激烈的的矛盾和沖突，如何在沖突矛盾之中，建立起新的社會合作和社會整合機制，已迫在眉睫。在實踐中，我們應注意將“地方性”變量帶入村落終結及組織化重建的進程之中，依據村落的歷史地方傳統以及其終結方式，展開多元模式探索。

雖然在城市“過密化”和鄉村“過疏化”的背景下，近年來中國的村落終結進程業已加快了步履。但正如前文所述，所謂“村落終結”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化鄉為城”的直線式的發展進程，亦不是村落組織簡單的解體，而是一個復雜而多重的“雙向互動”過程。須知：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之中，“城市正是吸收了這些村莊習俗, 它才形成了自身強大的活力和愛撫養育功能；正是在這個基礎上, 人類的進一步發展才成為可能?！?A style="mso-footnote-id: ftn10" name=_ftnref10>[⑩]村落組織的傳統組織資源和文化傳統，并非完全作為現代性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其獨有的地方性傳統理所應當地被納入到現代化新傳統的建構之中。故我們要充分地意識到村落終結的長期性和連續性，并注意尋求中間過渡性環節，以保持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內在聯系。

第四，建構組織形態的流動公共性。

村落走向終結進程中村民的“原子化”使得其流動可資利用的社會組織資源非常匱乏。雖然有學者研究調查顯示：“農民工流動特別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會資源最主要的不是來自政府和市場，而是鄉土網絡。在農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個過程，外出前就存在的初級鄉土關系和外出后建立的次級鄉土關系都起著重要的作用?！?A style="mso-footnote-id: ftn11" name=_ftnref11>[11]但受村落原子化的影響，同時因鄉土同質群體內部可利用的資源本來就非常有限，故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民工脫離群體的原子化傾向亦非常普遍。因此，如何將處于流動狀態的農民納入到組織體系之中，便成為異常重要的課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既要發揮各級政府主導的正式組織的作用，還應關注那種非正式、非制度化組織和群體建設，為流動中的農民工提供真實的社會保護，以從另一側面推進農民實現再組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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