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人口流動;農村青年;教育
一、導言
在發展中國家，提高受教育程度和提升教育質量顯然是政策制定者最優先考慮的問題。注重提高受教育程度是有充分根據的：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力資本的積累有助于長期的經濟增長。然而，一個家庭是否決定送孩子入學，往往受到其負擔教育開支的能力、入學的機會成本以及預期的教育投資回報等因素的影響。雖然新的就業機會在短期內能夠減少貧困的發生率，改善家庭的財務狀況，但是從長期來看，如果隨著從貧困地區來的家庭優先選擇就業而不是選擇教育投資，那么新的就業機會可能會使分配結果惡化。
在過去的十五年里，影響中國人口流動的不利因素的減少，以及隨之而來的跨地區人口流動的增長，使得中國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可以用來研究教育投資決策的范例。隨著人口的流動，人們一開始會認為個體之間的不平等可能會隨著跨地區的勞動回報率的補償而減少。然而，與個人出生地密切相關的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使得同一個區域內不同教育和居住層次的個體之間的不平等不斷加大。最近，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人員不斷發出警告，認為中國區域內以及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不斷加大的收入差距可能會對政治造成巨大壓力，從而威脅到中國經濟改革的長期穩定。堅持甚至強化中國農村家庭把孩子留在學校上學的動機，可能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手段，通過這種手段，國家政策能夠縮小長期的不平等。然而，為了確定政策干預能否起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非農業勞動力市場中就業機會如何影響教育投資的決定。
在本文中，我們主要研究流動勞動力市場對中國農村家庭決定讓初中畢業的孩子升學讀高中的實際影響。在中國，完成初中教育是國家政策規定的，而高中教育既不是義務教育，也得不到國家資助。高中學費可能在家庭年收入中占到可觀的一部分，受經濟壓力限制的家庭可能負擔不起孩子上學的費用。與流動或其他非農業就業機會相關的財富的增加，可以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提高高中的入學率。另外，如果原住地或移居地的高中教育的回報不斷增加，那么我們可以預期，農村家庭送孩子上高中的概率也會增加。
我們發現，在中國農村，流動就業的成本降低，會減少孩子就讀高中的概率。這一經濟學意義上的影響不一定是初中畢業生直接加入流動勞動力市場的直接后果。隨著流動人口的增加，原住地適齡勞動人口減少，這種狀況可能會導致當地無勞動技能的人口數量的增加。
戶籍登記制度改革使得有身份證的農村流動人口1988年以后在城市中生活更為方便。身份證發放的時間既與能夠影響高中入學或流動人口需求的因時而變的地方政策無關，也與因時而變的反映地方行政能力的諸因素無關，可能與鄉村領導者對當地出現的身份證需求的應對措施有關。
闡明人口流動機會對高中入學產生負面影響后，我們還考察了人口流動機會是否對不同類型家庭的高中入學產生不同的影響。人口流動機會對于那些來自父母都是自由職業者或者父母都有非農工作經歷家庭的孩子的高中入學情況有著更大的負面影響。
最后，我們還要考察擴大人口流動機會影響的途徑。農村以外的流動人口網絡越大，意味著當地勞動力壓力越小。隨著農村居民不斷地加入流動人口勞動力市場，上高中的機會成本可能會增加，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流動人口就業的純收益會不斷增加，二是流動人口引發當地勞動力市場的萎縮，從而導致本地就業的相關收益增加。我們發現，隨著流動人口勞動力壓力規模的加大，高中年齡段的孩子在移居地或當地尋找非農業就業的可能性就會隨之增加。
二、背景
(一)中國的城鄉流動人口
20世紀90年代，隨著大量的農村流動人口不斷涌入城市就業，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百分之一采樣數據和1995年百分之一人口調查表明，國內流動人口從1990年的僅僅2000多萬，劇增到1995年的4500萬，2000年則達到7900萬。
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動人口的經歷表明流動人口網絡對于在城市中找工作的重要性。2001年底，對中國第五大城市的農村流動人口開展了一次調查，調查表明，超過一半的農村流動人口在第一次流動之前已經找到了工作，超過90%的人去往有老鄉熟人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半的人在流動之前其家庭中已經有人在城市里生活，超過65%的人除了有大家庭成員生活在城市里，還認識家鄉的熟人。
(二)農村教育制度以及城鄉流動人口的年齡和受教育程度
1986年《義務教育法》實施以后，在中國農村，完成初中教育是必需的。但實際上，一些農村地區花相當多的時間去達到這個標準，而許多地區仍然只提供五年的初級教育來代替六年的規定。因而，在一些農村地區完成初中教育的孩子們實際完成了八年的正規學校教育，而其他地區的初中畢業生則完成了九年的正規教育。初中畢業以后，孩子們可以等著考試進入學院或職業高中，但通過考試的學生家庭必須在學生入學前交納相當可觀的一筆學費。
先前關于城鄉流動人口的研究發現了完成學校教育和參與流動人口勞動力市場的能力之間存在正向關系。然而，在這種關系中，一些方面很可能反映了從小學到完成初中義務教育所產生的影響。事實上，相當多的證據表明，大多數流動人口受過初中或更低的教育。對中國城市勞動力調查(CULS)中所涉及的城市流動人口進行的統計強化了這樣一個觀念：在城市里流動人口不需要受高中教育就能找到工作。中國城市勞動力調查中所涉及的城鄉流動人口，幾乎有82%受過初中或更低的教育，有33%未能完成初中教育。中國城市勞動力調查的數據與2003年國家統計局農村家庭調查中所公布的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有關官方數據基本一致。全國超過85%的農村流動人口受過初中或更低的教育。此外，農村地區在當地從事非農工作的適齡人員受過高中教育的比例(21%)，要比流動人口(14%)高。
(三)來源于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流動人口年齡與受教育水平證據
作為我們總體研究的補充調查，我們同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合作，在2004年8月至10月間，對4個省52個村的家庭進行了調查。這個補充調查的一個獨特特征是，它列舉了受教育程度、出生年代、當前的職業、工作和流動歷史，以及被調查家庭所有孩子和所有的當前和從前(包括已故的從前居民)居民的居住地。這一調查的設計避免了從前在研究受教育程度時對家庭樣本的選擇上只選擇當前家庭居民資料的習慣。
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補充調查數據顯示，所選取的村莊的人群的受教育水平與2000年人口普查的結果一致。受教育水平隨著時間穩定增長，男孩與女孩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會聚點存在于1975年出生人群。
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摘要還顯示，首次人口流動同城市中流動人口的調查相一致。在1987至2004年間，所有年齡段的流動人口的數字都增長了，而只有在20歲時首次進行流動的人口的數據保持不變。年齡在30或者35歲以上的個體會慎重考慮是否外出，這樣就使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不變，盡管10至20歲的流動人口不斷增長。
15、16歲的孩子流動就業數量增加，其增長率并不劇烈，人口流動的程度也很低，不一定導致高中入學率的下降。17、18歲的孩子和19、20歲的孩子從事流動性工作的比率快速增長。如果大部分的人口流動都是由于互相推薦使就業有了保障才發生的，那么人們就有可能在完成初中學業后，在離開家鄉到城市就業之前有一個短暫的等待期。
三、實證研究
為了理解人口流動機會如何影響到初中畢業生是否上高中的決定，我們需要對一些因素進行處理，如：人生財富、愛好、價格以及一些沒有觀測到的與高中入學及非農業就業機會共同變化的能力因素。
(一)分析策略
我們的評價體系將引入內在趨向因素，因為我們選擇的流動成本、流動勞動力的規模，同時反映了影響農村流動人口的需求與供給的因素。例如，對當地經濟的不斷破壞會對父母承擔學費的能力形成限制，從而相對增加去較遠地方就業的回報，這就形成了一個消極的關聯。另一方面，如果家庭財富增長了或者是高中的容量伴隨著流動就業的增加而加大(以及競爭性入學分數的降低)，在農村流動人口的數量和未觀測到的影響高中入學的因素之間，可能存在著積極的關系。為了弄清楚流動人口網絡的影響與通過推薦而進行流動就業獲得的凈回報之間的關系，我們必須找到一個同生活在農村之外的流動人口有關系但與未觀察到的影響高中入學的個體、家庭及公共因素不相關的工具變量。
因此，我們對兩項政策轉變進行分析。這兩項政策轉變共同作用，影響到流動人口家鄉外的流動網絡的強度，并且看起來似乎和教育的供給與需求毫無關系。第一個轉變是1984年新的身份證制度的引進。1988年戶籍制度改革后，流動人口可以憑借身份證領取暫住證，身份證的發放就產生了兩個影響。第一，當人們有身份證后，向城市流動的成本降低了。第二，如果從身份證發放后，流動人口網絡的質量得以提高，那么尋找流動就業的成本也會隨著時間增長而降低。
為了確定身份證發放的內在確定性趨勢的可能性，確立我們的結果是由內在的確定性所支持的，我們繼續做了如下的努力。
首先，我們把樣本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三部分，檢驗其不同組別的平均特征，來區分明顯的傾向性。
接下來，我們提供證據表明，身份證的發放不是對引起當地經濟震動外在因素的回應。
我們發現沒有證據證明在身份證發放時間與可能影響流動或入學決定的鄉村政策轉變之間存在重要的關系。
(二)鄉村之間在身份證發放后時代的差異
為了評價把身份證發放后時代作為一個模式的合理性，我們先把村莊分為如下幾類：1988年之前得到身份證的、1988年得到身份證的和1988年以后得到身份證的，然后尋找1988年測定的鄉村平均特征之間的重要不同之處。在早期與晚期得到身份證的村子之間顯示出一些不同之處，但是很少有統計學意義。
我們發現在身份證發放以后，人口流動數量迅速增長，然后經歷了大約10年的平臺期。這一發現證明，鄉村外流人口的規模與身份證發放后的時間之間不存在線性關系。在對其他眾多因素的綜合考察的基礎上，我們更加自信地認為人口流動動機并沒有促進身份證發放的時機出現。
最后，我們的方法可以同身份證發放之前的高中入學率相聯系。為了檢驗這種可能性，我們劃分出在身份證發放時同一縣中到入學年齡的相同年齡段的人群。總體上出生于1973年、其父母在1988年的時候要做高中入學決定的人群沒有明顯的不同。同時，在1973年前出生人群中也沒有找到明顯不同。然而請注意，在1988年之后得到身份證的村子里，高中入學率的增長比出生于1973年、在1988年前得到身份證的人群要快。考慮到中國農村收入的長期增長，這一模式特點同財富影響的顯著積極作用相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尋找非農業的流動就業成本較高。事實上，流動機會對高中入學決定的影響，反映在得到身份證早與晚的村子所顯示出的不同入學趨勢上。
(三)高中入學決定的時機
在中國農村的一些地區，小學要五年時間，而另外一些地區則要六年。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補充調查沒有直接詢問每一個村子的小學是五年還是六年。為了說明我們的設想，我們標識出了實行五年或六年制小學教育的村莊中和每一個年級在完成了前一個年級學業條件下的平均入學率。直到決定是否上9年級或者是10年級的時候，還有超過90%的孩子繼續留在學校中學習。第一個重要的關節點在于是否從8年級升入9年級(在五年制小學村中)，或者是從9年級升入10年級(在六年制小學村中)。我們通過考察在實行六年制小學的村莊中完成了9年級學業決定升入10年級，以及在實行五年制小學的村莊中完成了8年級學業決定升入9年級的學生人數這一變量，來衡量高中入學決定率。
四、結果
(一)第一階段
即使在經濟增長受到控制以及宏觀經濟發生動蕩后，我們也發現在身份證發放年份與人口流動網絡規模之間，不管規模如何，都有很大的關系。在我們的研究模式下，把握了幾個村子隨時間變化的經濟條件，這些經濟條件可能會與人口流動及入學決定有關系。這些變量包括：財產指數、當地農業環境、潛在的經濟壓力和當地勞動力市場的規模。為了把握好村莊的平均財產水平，我們引入了人均收入。為了掌握農業中的機會成本，我們引入了村莊中人均土地及人均可耕地的份額。可耕種土地的基尼系數制約著村中潛在的不平等，可能會影響到非正規信貸市場中的經濟壓力。此外，隨時間變化的村內不平等可能加快各個村莊之間對于提供公共產品的不同態度發生變化，比如建立一個小學。這也與家長是否讓孩子參加高中入學考試有關系。最后，為了掌握當地勞動力市場的規模，我們引入了村中勞動力規模。
(二)身份證發放時機和鄉村層面的行政與政策地位
盡管前面的研究顯示，身份證發放時機可能與鄉村勞動力的流動規模有著系統性的關聯，但是人們還會關心身份證發放后的年月里，引起的變量是否還會與其他隨時間變化的鄉村層面的行政與政策地位有系統性關聯。接著，這些政策是否會對人口流動和高中入學決定都發生影響。例如，村莊的領導者對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及村民的土地使用有重要的控制權。所以，對于糧食收購政策或土地使用的決策是否與身份證的發放時機有系統的關聯，就成為我們感興趣的問題。如果這之間存在著系統性的關系，我們就會注意在人口流動之外的其他的影響高中入學決定的因素。此外，即使身份證在縣級層面上可以很容易得到，而且每一個縣包括幾百個村莊，人們仍然會關心鄉村行政地位同一個縣的身份證發放時機有著系統性的關系。
首先，我們考察了當地公糧政策的執行情況。公糧政策是一個重要的稅收形式，其內容是農業家庭以低于市場價格向政府交納糧食。公糧制度也限制了那些不能提供現金或購買糧食上交來代替自己生產糧食的高中入學家庭的決定。我們觀察到公糧占糧食產量的份額同身份證發行年月之間沒有系統性關系。
接著，我們檢驗了農村土地及其使用權的安全性是否和身份證的發放有關系。1986年至2003年，農民名義上對其土地有15年至30年的承租期，租約以政策的形式存在，村莊的領導者不能頻繁地重新分配土地。一部分農村土地種植果樹，一部分家庭出租或承租土地，這些都是農村家庭理解土地長期使用權的安全性的指標。在整個調查區域，果樹種植同土地密集型的糧食生產相比，是典型的高價值和更高程度的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方式。果樹種植需要長期的特殊投資，如果土地使用權不安全，人們就不愿意做這樣的投資。此外，在那些把土地出租交易行為當作一個家庭不再需要土地的信號，從而可能導致隨后的土地征用的地區，或者是在那些對土地租讓行為設置過多行政程序和條件的地區，通過土地出租進行的土地流轉就不會發生。我們發現，在種植果樹或者進行土地出租的家庭，同在給定村莊的縣區里的身份證發放時間之間沒有統計學上的重要關系。
最后，我們考察了當地家庭所支付的加權平均稅率與身份證發放時機的關系。在研究涉及的時間段內，村子里要收取不同種類的行政費，來支付當地的公共事務投資及各種行政成本。村級加權平均稅率對于其行政能力來說是一個有用的指標。如果村莊的行政能力同身份證的發放時機有關系，是因為有能力的村莊領導更加善于為了身份證而游說上級領導，于是這種行政能力也可能會影響到人口流動和高中入學。我們沒有發現與時俱變的村級加權平均稅率同身份證發放時機的重要關系。
(三)人口流動對高中入學率的影響
當我們用人口流動內在因素來評估高中入學的決定因素時，我們發現村中流動人口的數量對高中入學有一個重要的統計學上的消極影響。從村中每增加十名流動出去的人口，就伴隨著下年初中畢業生進入高中的比率下降2.4%的可能性。隨著人口流動網絡規模和質量的增長，人口流動的凈回報及留在學校的機會成本的上升，我們發現了高中入學概率的實質性下降。
研究發現，村中勞動力多的家庭更有可能不讓孩子上高中。當高中學齡的孩子小的時候，大村子更可能支持自己的小學教育，因此這些村子中的孩子會發現他們用很少的費用得到了高質量的早期教育。
個體的和父母的性格特點可能也會通過其對家庭財富的不同貢獻水平，或者家庭教育背景影響到上高中的決定。因此，我們在研究模式中增加了選擇性特征因素。
首先，我們把性別，即家庭中第一個孩子的性別作為一個變量指標加入到研究模式中。在多數的中國農村，教育上的性別差距已經不斷縮小，性別不影響高中入學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父母面臨著經濟壓力，出生順序可能是受教育的一個重要的支配性因素。
接下來，我們再來探討父母親的一些先天性的性格特點。正如人們所期待的，父母親的受教育年數對一個人參加高中學習的可能性有著積極影響。接受過更多教育的家庭可能會更加富有，而且更加積極地鼓勵其子女的學習，或者是有更多的擇校能力。當我們把存在潛在流動人口的家庭，即在該家庭生活16年以上的孩子，納入到我們的考察方法中，我們發現不論是男女，都對高中入學有著重要的統計學上的消極影響。當現在的或者是從前的家庭成員到了可以人口流動的年齡時，家里就會有很多關于就業機會的信息，因此就更不會傾向于把孩子送進高中學習。如果流動人口市場能夠幫助減輕家庭讓孩子上高中的經濟壓力，或者是能夠提供一個高中教育會帶來潛在回報的信息，那么我們將會在潛在的流動人口中發現一個積極的信號。
最后，我們考察了其他一些隨時間變動的可能影響人口流動網絡和高中入學決定關系的村莊的特征。例如，如果身份證使當地的公司同遠方的伙伴進行貿易方便了，或者是使家庭訴求社會福利更容易了(如健康保險或者孩子入學)，那么發放身份證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一些也可能影響人口流動的行為。不論流動人口有沒有身份證，他們的子女都不能在其家鄉以外的地方享受教育補助，所以這些孩子也別指望參加高中學習。
比照個體特征，村莊參與流動人口勞動力市場影響評估沒有改變，顯示出村子里的流動人口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中初中畢業生在第二年進入高中的概率就會減少0.18%至0.23%。
(四)影響高中入學的參數的多樣性
具有不同特征的家庭對同樣的流動機會不一定有同樣的反應。即使在同一個村子里，有不同教育背景、就業機會和經濟壓力的家庭，也可能對高中入學作出不同的決定。通過對這些不同維度的多樣性因素的考察，我們可以更好地決定入學機會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導致入學決定。我們首先把在高中入學決定前一年孩子父親如下的變動指標納入進來：父親曾經有過非農就業經歷(在流動人口或本地勞動力市場)、父親曾經進入過高中、父親完成了高中學業。
如果一個完成了初中學業的孩子的父親是一個專業工作者，他或者她大約有14.7%的可能性進入高中。父母是干部或者企業管理者的孩子很少有經濟壓力，父母有很高的能力，對高中入學會有更好的影響。同樣，父親曾經進入過高中的孩子，有17.8%的可能性進入高中。父母曾經受過高中教育的孩子家庭收入可能會高，從而可以接受更多的學校教育。
(五)高中學齡孩子行為的直接證據
伴隨著來自鄉村的流動人口網絡的增長，當地的勞動力市場也可能經受了機會成本與高中入學之間的總體平衡的影響。由于流動人口離開村子，當地的勞動力規模縮小，這樣就會使本地勞動(農業的、非農業的家庭產業)的回報增加，或者是當地的非農業雇工工資足以打動十幾歲的青年不上高中。我們預計，隨著流動人口網絡的不斷增長，當地的勞動力市場將枯竭，其結果是，我們將發現十幾歲的青少年將更適合加入到本地的勞動力市場中去。
五、結論與探討
農村勞動力從農業中脫離出來進入城市和沿海地區，曾經是中國經濟變革的一個重要特征。當人口流動機會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后，選擇流動就業開始對持續提高農村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形成了阻礙。這一發現重要嗎?在過去的幾年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和來自國際組織的觀察家，強調和持續關注不斷加深的不平等可能對曾經支撐了中國經濟改革和快速增長的政策的影響。對于大多數農村人來說，不上高中的決定是不可更改的。當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對于初中畢業生不選擇教育投資，而是選擇可能帶來相對具有吸引力工資的人口流動的時候，他們實際上就接受了自己從長遠來看比那些幾乎全部高中畢業并且大部分上過大學的城市青年收入低的前景。不再進入更高一級學校學習的決定增加了農村孩子相對于城市孩子來看，一生的收入能力差距，這又可能導致不平等的加大。當人口流動發生后，在城市中，這種現象至少要在一代人中存在。
中國經濟的制度特征可能會持續影響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相對不同的教育投資回報率，這樣就形成了高中入學的障礙。許多城市仍然明確地為城市居民保留一些職業的就業機會。盡管這些慣例已經有所松動，但事實上，在一些非技術性的服務業和建筑業領域，或者是其他城市居民不愿意讓農村居民從事的、技巧要求相對較低的工作中，仍然存在著對農村居民的限制。只要流動人口認為他們在城市非技術性的工作中能夠賺取相對較高的工資，上高中的機會成本就會高于高中教育的回報。取消那些對農民用工限制的行業保護，在短期內可能會引起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之間的就業摩擦，但是從長期效果看，可能會提高農村青年接受高中教育的回報，大大有利于促進幾代人之后的經濟活力。
不斷上漲的大學學費和良好的助學貸款項目的缺乏可能也會導致人們對高中教育回報率下降的認識。在城市中可觀察到的教育回報，從受教育年數看并不是直線形的，主要是由大學教育促進的。事實上，高中教育的主要回報可能是被看作初中教育結束后的再投入。隨著中國的大學在1995—2002年間迅速擴大招生規模，承擔高等教育成本的負擔也轉移到學生及其家庭上，以至于從1996年至2001年，學費上漲了將近600%。盡管學費上漲了，學生貸款項目卻沒有實際性的擴展。因而，當城市的大學入學率增長的時候，對于農村家庭來說，大學距離他們更加遙遠了。如果說高中教育的回報受到上大學可能性的影響，與中學畢業生流動就業回報增加的同時相比，急劇上升的大學學費也可能使高中教育在農村地區的吸引力減小。
即使不考慮大學入學率，提高由農村向城市流動人口中受過高中教育者的比例，將會縮小農村人口與城市出生人口之間的平均人力資本之間的差距。從長期來看，提高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將會隨著對流動人口限制措施的取消，使他們更容易融入到所在的城市中。當然，對于城市和農村來說，要有足夠的高中教育，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盡管如此，如果我們日益關注不斷增長的不平等的長期后果，那么，在城市范圍內減少導致不平等的長期因素，很可能就是重要的長期有益的政策，那就是減少農村學生的高中教育成本，使他們能夠在完成初中學業后繼續接受高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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