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山老師談到農民城市、農村“兩頭都掛還是兩頭不掛”的問題，談到“兩頭不掛”的危險性，我對這個問題很有想法。2008年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出臺之前，北京關于農村土地私有化的言論非常多，聲音非常大。我當時的感覺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好像真的要出臺相關政策，土地真的要私有化了。我感到不安，一些學者朋友更是憂心忡忡。在這之前，我和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老師探討過這個問題，他的觀點是，中國農村政策的底線是不搞土地私有化。我就給溫老師發了一個短信，問他，現在有些學者大談土地私有化問題，而且占據話語優勢，是不是真的要出臺政策了？他當時正在國外，給我回了一個短信說，應該不會有大的政策變化。我對溫鐵軍老師進行過一次訪談，他對土地私有化問題的觀點我很認同。
我問他，印度土地私有化衍生城市貧民窟，這是你反對中國土地私有化的根本原因嗎？目前國內一些學者呼吁土地私有化，一些地方的農民也要求獲得土地所有權，你認為土地私有化對中國將意味著什么？
他回答說，中國一旦土地私有化，就不是貧民窟的問題了，而是暴力沖突。我去考察過墨西哥的農民起義、埃及農民的地權斗爭、印度的游擊區，以及其他國家的農民對抗性沖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個，就是土地私有化。2004年我寫的印度考察報告，題目就叫《無地必反》。世界上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只有中國是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的，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內容。因此，在發展中人口大國中，唯獨中國不存在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制度環境，政府至少還可以通過大幅度增加新農村建設投資，來改善農民的生存條件。其他國家出現農民起義的地方，至今暴力沖突不斷。血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農村政策的底線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則，我們在上世紀犧牲了幾千萬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又會倒退回去。眼見為實，耳聽為虛。今后無論誰談土地私有化，就讓他去看看其他國家的貧民窟。中國的問題，是一個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題和整個發展過程中的制度安排問題，如果政策失誤，也制造出一兩億無地農民，制造出貧民窟，就要出大亂子。一旦數以百萬計的貧困人口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必然形成社會動亂的基礎。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大型貧民窟都是黃賭毒泛濫，被黑社會操控。真到那時，別說以法治國，有本事先以法治“窟”，能治得了嗎？中國要防止出現大型貧民窟，不要像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空間平移貧困進入城市。
張曉山老師講的農民“兩頭掛”的問題，也是這個道理。如果農民能“兩頭都掛”，在城里打工，在家里還有一塊地，一旦因為什么原因，比如遭遇經濟危機，在城里失去工作待不下去了，回到農村生活是有著落的，還有土地可以耕種。而如果農民失去了土地，當他在城里失業、失保的時候，生存就失去了保障。走投無路的人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這樣的因素多了，社會穩定就不可能維持，和諧社會就不可能建立。所以我覺得，在農村土地所有權問題上，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中國的農民因為太分散，造成種糧的成本高，世界糧食市場的糧食不光質量高，而且加上運費都比中國便宜。所以，農村的土地需要適當集中，以降低生產成本。農村過去是人越來越多，土地必須分小塊耕作。今后農村的人越來越少，土地集中就容易了。然而，真正的問題不是土地要不要流轉、集約，而是怎么流轉，集約給誰，是給農村集體還是給城里的某些個人。給了農村集體，一方面讓進城務工的人獲得“兩頭都掛”的安全，另一方面使留在鄉下的人有更多的土地進行耕種，收入越來越高。若是給了城里人，這些“地主”們旨在圈地，不會認真去耕種，在城里失業的農民回到家鄉，也不可能指望得到他們的救助。
今天農村的問題，主要是城市化的問題，也就是減少農民數量引發的連帶問題。解決三農問題要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共和國不能忘記自己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和國這趟列車誰都不應該落下。尤其我們是一個有9億農民的大國，應該把廣大農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就像杜潤生老先生說的，誰要是忘記了農民，就是數典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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