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文化的實踐與變遷
——以河南周口農村調查為例
一、
文化尤其是價值觀是如何傳承的，及是如何變遷的，這好像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文化和價值是相對獨立的，可以通過口耳相傳甚至通過書面文字來傳遞。一旦文化是可以相對自主、獨立地傳遞，我們僅需要對不同代際之間的文化和價值觀進行考察，看其中的延續性與變遷狀況，我們似乎就可以把握住了文化的傳遞。我們都知道，教育、電視、市場經濟、村莊生活以及其他各種社會實踐都會對文化傳遞產生影響，但要在其中建立可操作的關系卻頗棘手。其中關鍵是，文化和價值的傳遞并非僅僅是靠灌輸和宣講，而是要在生活中自然習得。文化與價值的習得是極為復雜的過程，這個過程與人的全部生活中所有環境因素潛移黙化的影響有關。
二、
在農村調查發現，不同年齡的人對傳宗接代的態度相當不同。建國前出生長大到1980年代做爺爺奶奶的一代人，他們在舊社會長大，因此習得了強有力的傳宗接代的價值，他們不僅自己要生兒子，而且一定要自己的兒子生兒子，只有有了孫子，他們才認為人生圓滿，才死可瞑目。建國后出生的一代人，他們生在新中國，生在紅旗下，雖然受父母一代的影響，認為生兒子是必須的，卻已在強度上大打折扣。尤其是男女平等觀念已經深入心中。改革開放以來出生一代人則往往對生男生女態度曖昧，在相當部分地區的農村，允許生第二胎卻只生一個女孩的情況相當普遍。表現在計劃生育上面，1980年代，建國前出生長大的一代人正是爺爺奶奶的年齡，他們強烈要求自己兒子再生兒子，偷著生、躲著生，不怕罰款不怕扒房子也要生。這時的計劃生育政策很嚴厲，有些強制措施現在想來不敢思議。到了世紀之交，建國后出生長大的一代人當了爺爺奶奶，他們對是否生孫子無所謂，改革開放以來長大一代人就更加感受不到非得生兒子的壓力。
也就是說，從生育觀念上講，僅僅三代人，農民的生育觀念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對一個家庭的三代人來講，建國前出生長大的爺爺奶奶天天在念叨，他們有著強烈的傳宗接代的訴求，他們的訴求卻沒能在代際之間傳遞，而是在很短的時期內即在代際之間發生了逆轉。決定這種逆轉的顯然是家庭以外的力量。
三、
代際責任也是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當前全國大部分農村都存在嚴重的代際剝削，父母明知道代際之間的這種剝削，他們卻樂于接受對自己不利的“父母應該為子女作貢獻”的意識形態。為什么？
在周口市郊農村調研，農民說，生兒子不如生女兒劃算。從劃算的角度看問題是理性的態度。這種理性態度可以防止對父母不利意識形態對父母行為的支配。生女兒劃算，是因為女兒對父母孝敬，在養老義務上，女兒甚至超過兒子。沒有女兒不體貼父母的，而很少有兒子體貼父母。女兒婚嫁很簡單，父母幾乎不用操心。兒子則不同。生兒子，父母不僅要為兒子建房，而且要出彩禮，要辦婚禮，要幫忙帶孫子。“生兩個兒子哭一場”，生三個兒子只能骨瘦如柴，因為為兒子操辦婚事花費太多。不過，至今周口市郊農村，農民仍然要生一個兒子。他們認為，生三個兒子不如生三個女兒；生二兒一女不如生二女一兒；最好是生一兒一女，兒女雙全。沒有兒子不行，兒子太多也不行。生一兒一女最好，是從傳宗接代與代際責任之間綜合平衡考慮的最佳結果。
即使生女兒，父母也要為他們承擔婚嫁責任，雖然女兒出嫁，男方要送彩禮，彩禮的錢卻不會留給女方父母，而是歸女兒掌握。女方父母“誰都不會讓自己的女兒空手出門”，而會為女兒置辦嫁妝。但相對為兒子建房出彩禮和辦酒席，嫁女兒的責任要小得多了。
將子女養大，娶媳嫁女，無論負擔多重，責任多大，父母都得完成，因為這是人生任務，是一個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應該且必須完成的任務，若不能完成這個任務，自己就枉活一世。不能完成人生任務，人生意義就沒有了。人的價值就沒有了。正是這個人生任務，促使父母寧愿骨瘦如柴也要竭力勞作。人生任務是父母生活的精神支柱。只有完成了人生任務，父母才能理性考慮自己的生活。周口農民楊念侖生了三個兒子，現在第三個兒子已經結婚，他說，現在完成了人生任務，接下來就要準備自己的了。能干一天就干一天，減少孩子的負擔。
周口市農村，超過60歲父母，夫妻存款超過兩千元的極少，這與他們動輒為子女婚嫁出資數萬元形成鮮明對比。父母年齡大了，不再種田了，子女開始供養父母，供養費用一般為600斤麥子，每月10元零花錢。每月10元零花錢，相對父母為子女婚嫁的以萬元計的花費，實在是太不成比例。
楊念侖現在才55多歲，他說將來老了不能指望子女，尤其不可能指望子女給太多零花錢。他要在喪失勞動能力之前為自己準備養老錢。
四、
楊念侖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他們的人生任務已與父母一輩有了差異。他父母一輩關心的更為長遠，尤其關心是否生孫子，能否傳宗接代，楊念侖雖然也希望至少生一個兒子，為什么非得生兒子，及兒子是否再生兒子，就不再是自己關心得了的了。
最為重要的是，楊念侖為什么會有人生任務的壓力，為什么要在完全人生任務以后才“為自己準備”養老費用，及為什么要接受對自己不利的意識形態？或楊念侖是如何習得人生任務的？
楊念侖說，30年前，自己也沒有想什么人生任務的事情。信陽農民孟祥富說，在兒子還小時，也沒有感受到為兒子娶媳婦的壓力，兒子長到十四、五歲，突然就感到了這種壓力，因此不得不外出打工賺錢以為兒子娶媳婦準備基礎條件：建房、彩禮和辦酒席花費。
看來，人生任務的習得，為子女婚嫁壓力的形成，是隨著年齡增加而自然形成的，是一個潛移默化、水到渠成的過程。
五、
問題是，楊念侖、孟祥富，或一般農民是如何習得人生任務，如何接受人生壓力，及如何成為了這個文化踐行者的。人生任務并非與生俱來，也非一成不變的，及這個人生任務是如何神奇地添加到父母身上的？過程與機制如何？
六、
嫁到李樓村的馬小媛是附近馬莊村人，馬小媛排行老二，姐妹三人，姐姐和妹妹都已出嫁。但馬小媛父母仍在為三個女兒操心，其中為大女兒和二女兒（即馬小媛）各蓋一棟2樓房，小女兒不愿要農村的房子，父母為她在市區買了一套商品房。馬莊是城郊村，涉及征地和拆遷，有比較多的征地拆遷補償，馬小媛父母將這些補償都用在女兒身上，為她們置辦產業。馬小媛說，父母總是對子女好的，為子女操心的。他們不是只顧自己享受。沒有兒子，就將全部的人生任務壓力所產生的動力轉移到女兒身上來了。
有趣的是，馬小媛父母為什么不招上門女婿，或從兄弟那里過繼侄子來繼承香火？調查得知，至少在建國后，周口市農村很少過繼或收養以傳宗接代和延續香火，也幾乎沒有招女婿上門的習俗。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前，農民可以自由生育，若沒有生兒子，可以一直生到有兒子為止。在實行計劃生育以后，一般也可以生至少一個兒子，若如馬小媛父母生了三個女兒，他們也絕不過繼和收養，因為已有了女兒。作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他們沒有強烈的傳宗接代觀念和香火意識，養好女兒，為女兒提供良好的成長條件，甚至在女兒出嫁后為他們置辦產業，就成為他們完成人生任務的一個好的憑借。這里的人生任務不再是傳宗接代而是對子女的責任。這是驚險的一躍。
七、
馬小媛父母一輩人的人生任務辭典中已經少有傳宗接代的內涵，其中重要一點正在于他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他們接受的教育中，有著對傳統的傳宗接代觀念的批判，男女平等的教育，科學的倡導，唯物主義的宣傳，等等，這樣一種總的文化實踐，就對這個時代的人們產生了巨大影響，雖然也有村莊內的父母一輩文化實踐的影響。所有關于人生任務的規定性，總是在這種復雜的有時是相互沖突的文化實踐中潛移默化形成與獲取的。我們要考察農民人生任務的獲取，就應當考察他們所處文化實踐的總體的現實。由強大的現代性所支持的關于男女平等的教育，使生男生女都一樣的觀念，開始取代（并不完全而只是開始）傳宗接代的觀念，為子女完成婚嫁任務取代傳宗接代任務。過去的人生任務是有歷史感的，是從祖祖輩輩而來、子子孫孫而去，是綿延有力的，是超越性的，是神圣的，是本體意義上的，是與傳宗接代和香火延續相聯系的。現在的人生任務則只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是一項不明所以的缺少神圣性和超越性的具體任務，是為子女做自己應該做必須做的事情。既無歷史感，也無神圣性。
也就是說，傳統的具有濃厚傳宗接代任務和香火延續觀念的文化實踐的消失，現代性的全面進入，使農民的人生任務的內涵發生了巨大變化。正是建國后農村文化實踐的巨變形成了兩代人關于人生任務的不同規定性，從而形成了重大的農村社會文化變遷和農民價值變遷。
八、
周口市自2002年推行火葬，農民不愿火葬，而采取偷埋的辦法，往往是在人去世當晚，召集自己最親密的人來偷偷地土葬，不留墳頭，當然也不辦葬禮。
農民偷葬政府當然知道，主管殯葬的民政部門要管這事，便來查辦，借探測器來探，探出后扒尸火化。扒尸火化是相當不人道的，是讓喪戶極為憤怒的，是很容易起沖突的。民政部門扒過幾次墳，起過幾次沖突，尤其有一次民政部門扒錯墳，因此起了大沖突，民政部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不再管這事了。一方面是政府強制火葬政策，一方面是農民都是偷埋土葬，相安無事已多年。
但這并不是說火葬政策是無效果的，其效果不是在農民是否按火葬政策去辦，而是農民絕不敢于大張旗鼓地土葬。一直以來，喪葬都是農村社會（也許應是任何社會）中最為重大的儀式，是陰陽兩界，是生離死別，是人生結算，是聯系親友的大事，甚至是人生的競賽。“生養死葬”，這個死葬，實在太重要了。
強制火葬政策使農民只能偷埋，而不敢辦喪事。因為不敢辦喪事，沒有葬禮，有人去世幾個月，本村人竟然也不知道，因此有人說，現在人死還不如一條狗。三年后當然可以補辦葬禮，但人已去世三年，過時景遷，感受大不一樣，這樣補辦的喪事，只是形式上補了，情感上和價值上與真正的葬禮都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三年補辦葬禮也越來越少了。葬禮消失了。
九、
葬禮的消失是一個重大事件。慎終追遠是中華民族的傳統，葬禮是緬懷，是紀念，是回顧歷史，是展望未來。葬禮是紀念死者，教育活人。葬禮取消了，甚至有農民為此歡呼說不辦葬禮減輕了負擔，是好事。但葬禮的取消，對農村文化實踐，對農民價值的影響，極大極大。
回顧一下葬禮，在建國前，葬禮是與傳統文化，是與迷信聯系在一起的，是最能調動人們的神圣感和神密性，最能打動人、觸動人，最能建立超越性價值的儀式，是極終關懷，是人生意義得以延續的基本條件。建國后，移風易俗，葬禮也簡化了，但革命的儀式也是隆重的，是審慎的，是高度莊重，因此也是超越性的。改革開放以后，革命退潮，國家放棄了對紅白儀式的管理，喪事再度交給民間（主要是道士）來辦。無論傳統辦法還是移風易俗的革命葬禮，都是有著嚴格秩序有高度象征的極其嚴肅的大事，而不是兒戲，因為這涉及人生意義。人活得有意義。
現在，葬禮既無國家來管，也無民間來管，而是隨意來辦，這樣就喪失了基本的禮儀，禮儀喪失，就使當前農村文化實踐全都只是功能性、工具性的，而缺少了價值性的內容，其后果是，人既不畏懼未來，又不去考慮過去。人的意義就只有當下。這樣一個失去了歷史感，失去了未來感的文化實踐，就恰恰將文化消滅了。
十、
殯葬政策達到如此效果，顯然是殯葬政策的極大錯誤。而影響當前農村文化實踐的顯然不只是一般的政策。隨著村莊邊界的開放，市場經濟的滲透，各種現代性的全面入侵，村莊文化實踐已遠不同于傳統時代。傳統文化實踐中，給人以預期、以期待、以超越性力量的因素都已消散，農民習得的人生任務與代際責任也都會被理性力量所取代。那個時候，或許村莊和人都還硬硬地在那里，但人們的想法變了，村莊社會也變了。一旦如此，中國農村，就將面臨再次的巨變。
2011年8月14日上午于九宮山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