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下的農民工返鄉對中國非傳統安全的啟示

金融危機下的農民工返鄉對中國非傳統安全的啟示

張世勇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農村社會研究中心  陜西楊凌  712100）

摘要：城鄉二元結構是農民工失業之后可能引發社會問題的減壓閥，一個回得去的農村是中國應對市場經濟風險的“穩定器”，是中國社會遭遇到大量農民工失業所可能引發的社會危機時所具有的韌性所在。在宏觀經濟社會結構一時難以改變，關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在短期內難以完善的情況下，基于非傳統安全的戰略考慮，我們需要正視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農民工仍然會不斷的往返城鄉的社會事實，擯棄城市化的單向度思維，在政策調整方面多管齊下，為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

關鍵詞：農民工返鄉；城鄉二元結構；“離土不離家”的農民工；非傳統安全

引言

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方式，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嚴重依賴國際市場，世界經濟的波動勢必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影響。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迅速波及到我國的實體經濟，東南沿海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訂單減少，許多工廠倒閉，勉強支持的也紛紛裁員，失去工作崗位的返鄉農民工和春節返鄉者疊加在一起，引起了各級政府的對社會安全的普遍焦慮。據統計，金融危機發生后至2009年春節前約有7000萬農民工返鄉，其中1800萬需要解決就業問題[①]， 然而，令我們意外的是，如此眾多的農民工返鄉并沒有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可能的社會動蕩也沒有出現。2009春節過后，有95%的農民工回到城里就業，有5%的農民工就地或者就近就業或者返鄉創業。截至2009年6月底，15097萬外出農民工中絕大多數已找到工作，只有不超過3%的農民工還在尋找工作，總人數在420萬左右[②]。值得我們反思的是，除了國家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的積極效果，2009年后半年的經濟回暖，以及農民工就業的多樣化和靈活性之外，中國社會消解農民工返鄉潮的隱性機制是什么？這次返鄉潮對我們應對非傳統安全，特別是社會安全有那些啟示。

一、“離土不離家”的農民工

因經濟波動而引起的失業問題在其他國家引發的社會問題，在中國社會有不同表現。經濟危機發生后，我們所能看到的農民工集體行動的目標是要回被拖欠的工資，而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要求工作機會。這是因為農民工是在外尋找經濟收入的流動勞動力，往返于城鄉之間是農民工群體的基本特點。整體來看農民工就業非常具有靈活性，農民工離開農村外出打工的基本目標是獲得自己所認為的較為客觀的經濟收入，在城市中生活并不是他們打工的目的，返鄉對農民工主體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就是說當經濟下行，外面的工作機會較少，打工不能夠獲得較為客觀的經濟收入時他們就返鄉，當宏觀經濟向好時，外面的工作機會增多，農民工便外出打工。農民工之所以可以這樣在城鄉之間進退自如，至為關鍵的是農民工有一個可以返回的農村。歷史經驗和事實多次證明，農民工的這種特性也是大量農民工失業沒有引起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

自從打工潮興起之后，一直都有農民工返鄉。改革開放以來，有多次農民工返鄉潮，1989至1991年，因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和城市治理整頓造成的農民工返鄉，第二次是1998年至2000年，國有企業改革和鄉鎮企業改制造成的大量工人下崗，作為下崗工人再就業的競爭對手，農民工被許多城市出臺的歧視性政策逼回了農村，2004年左右出現的“民工荒”中，也有一部分農民工返鄉。這幾次返鄉都沒有引發嚴重的社會安全問題。與前幾次農民工返鄉所不同是，金融危機后的農民工失業多集中在東南沿海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失業人數多，來勢迅猛，從而引起各級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但這次大量農民工失業也沒有預想的那么糟糕，農民工家庭內的代際互助和性別分工、家庭經濟收入中農業和工資性收入的結構性互補，都是他們應對失業風險的保障。

農民工不僅在經濟下行時返鄉，離開農村在外打工的農民工一直是在不斷的返鄉中進行打工的。我們可以將農民工的這種狀態稱為“離土不離家”。農民工“離土不離家”的狀態，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農民工的就業方式以在城鄉之間流動就業為主。限于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職業與身份的分離，農民工以城鄉之間雙向流動為主，即所謂的“亦工亦農，亦城亦鄉”，具體可分為以年為周期在城鄉和地區之間的“候鳥式”流動和“兼業式”的季節性務工兩種[③]。這兩種農民工在農村和和城市之間往返是農民工生活的常態。那些年輕時常年在外務工的農民工，往往會面臨著中年返鄉的問題。他們在打工的過程中不僅沒有斬斷與家庭的聯系，而且一直在思考是否要返鄉，人到中年時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將農村的家作為其最終的歸宿，他們在打工的過程中一直為返鄉做著準備。

第二，從家庭再生產的角度來看農民工是“離土不離家”的。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狀況，決定了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不具有與資方談判的砝碼，處于世界產業鏈低端的中國加工業利潤微薄，不可能為農民工提供較高的工資收入，大量在非正式部門就業的農民工沒有條件享受完善的社會保障服務，阻礙了農民工實現從農民向市民和產業工人的身份轉化，他們的家庭再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在兩個空間中來完成。即許多農民工在打工地只能完成簡單的勞動力再生產，而其家庭再生產要在農村中完成。也就是說他們很大一部分打工收入一直以匯款形式“返鄉”，這是他們“離土不離家”的狀態在經濟上的表現形式。

第三，“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有利于農民工應對市場風險。黃宗智認為當代中國“半工半耕”的經濟體已經被農民的理性選擇和國家政策選擇制度化了。這個制度的邏輯是，農民因人多地少的過密型農業收入不足而外出打工，因外出打工存在著各種風險，他們難實現城市化，反過來又依靠小規模的口糧田作為保險[④]。黃宗智的判斷是對農民工20多年的實踐總結，“候鳥式”和“兼業式”的農民工20多年來一直過著這種“亦工亦農”的生活。如上所述，金融危機中農民工的面對就業困難并不恐慌，一是實在不行他們可以留在農村，二是打工機會的減少只是影響了家庭經濟收入中的工資性收入，并不一定會危及生存。這也是農民工對土地依賴性強，目前的土地制度為農民工返鄉所提供的空間所在。從這種制度的宏觀戰略意義而言，農民工完全脫離家鄉的土地是非常危險的。

第四，從家庭經濟收入構成來看，農民工家庭通過性別分工和代際分工來實現“亦工亦農”。性別分工是指那些“季節性”男性農民工農閑時外出打工，家庭和莊稼的田間管理由妻子料理，通過這種夫妻之間的分工合作維持溫飽有余的生計。夫婦同時在外打工的，小孩和農田則由父母或者親友照料，這種代際之間的相互支持，既可以減少夫妻同時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在家的父母和小孩依靠土地也可以維持基本的生存。也就是說農民工的家庭是靠兩條腿支撐的，一條是在打工經濟中獲得工資性收入，另一條是在農村進行農業生產和家庭再生產。在這個意義上，外出打工和在家務農兩種經濟生產方式的合作互補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農民完整的家庭經濟。此外，農民工并不是現代性話語中的產業工人，賺錢是大多數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他們不具備產業工人可以脫離農村家庭的精神氣質。因為農村有個家，農民工很難也沒有必要迅速的擺脫農村。

綜合以上四點，這里所說的“離土”是指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于農業之外，而“家”，不僅僅是指地理區位和物質意義上的村莊和農村住宅，而是就社會意義和精神層面而言，是農民工進行家庭再生產和社會價值再生產的場所。絕大部分農民工的“家”是生養他們的村莊，村莊的社會網絡是他們出外打工的就業渠道，村莊生活是他們實現社會價值和人生價值的主要場所，家鄉是他們在經歷了打工生活的艱辛和城市生活的精神挫敗之后療傷的精神家園。除了維持必要的城市生活成本之外，農民工在外務工的收入通過這個“家”的紐帶流入了農村，維持著村莊社會的人情往來、社會關系和家庭再生產，以及新一代農民工的再生產。一直以來農民工沒有脫離農村，農村的家即是他們打工的目的也是他們應對打工風險的保障。依照此邏輯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世界金融危機導致的在短時間內大量農民工失業而沒有引發社會動蕩的秘密在于農民工“離土不離家”的狀態。

二、城鄉二元結構中的農民工

以上是從較為微觀的意義而言，農民工“離土不離家”的狀態有力的消解了經濟波動而可能引發的社會安全問題。宏觀上，這又與農民工流動所處的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有關。

城鄉二元結構一方面造成了農民工的弱勢地位，是農民工流動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的小農經濟抗拒市場風險，乃至世界經濟波動的一種隱性機制。從歷史過程來看，由于人口與資源關系的緊張，中國要在短期內快速完成工業化，不存在西方國家消解工業化過程中城鄉二元結構的環境和條件，因此歷史的形成了二元體制內的城鄉對立和矛盾。這個矛盾不可能很快解決，而且客觀的看，農民工流動的實踐也在繼續加強和適應著這對矛盾。

在談到農民工問題時，一般認為，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是阻礙農民工城市化的制度性障礙。僵化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是制度上對農民工的歧視，造成農民工“三等公民”的身份，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放權，與地方政府的自利自保，使得打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困難重重。不能說這些批評不正確，然而這些批評忽視了市場經濟條件下阻礙農民工在城市扎根的經濟因素。農民工要在城市安家立業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已經采取了市場化的配置方式，農民工在經濟資源上是弱勢的，在這種社會生態下，限制農民工向市民轉變的制度性障礙只是問題的表面。導致問題出現的原因往往也是緩解問題的隱性機制。如果我們不僅僅以批判的視角看待城鄉二元結構，而將城鄉二元結構看成是型塑農民工兩棲生活狀態的歷史事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很難改變，就很容易理解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實際上為農民工提供了一個出得去、回得來的彈性社會空間。

具體來說，假設城市放開戶籍限制，給予進城農民工以城市市民的相關權利，包括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子女入學等，農民工仍然很難在城市扎下根并獲得較為體面的生活[⑤]。首先，農民工要在城市扎根的關鍵是“安居”。住房市場化改革之后，擁有城市戶籍的低收入群體尚且要政府出臺廉租房等民生工程來保障他們的安居，而在這方面城市地方政府尚且無暇顧及，更難有能力為農民工提供相應的住房保障，農民工的工資收入不足以支持他們在城市購房。在當前物價條件下，一個農民工通過10年左右的打工可以積攢10萬元，這10萬元可以在農村建設一棟體面的房子，若要在城市購買住房，連首付都不夠。有學者經過模型計算得出結論，為了達到在城鎮定居的最低限度經濟條件，農民工夫妻婚后至少需要連續工作21年，這意味著農民工至少工作到45歲左右才有足夠的收入完成城市定居過程，而目前中國絕大多數民工面臨著中年（40歲以上）失業威脅，這是農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障礙[⑥]。其次，即使農民工能夠在城市購買一套住房，但是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農村高，要在城市維持有尊嚴的生活絕非易事，農民工在城市定居同時就失去了原有的社會支持網絡，更不用說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的失業風險，以及他們在城市定居之后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城市社會適應問題。

因此，造成農民工問題的除了制度性障礙之外，還有市場對農民工的天然排斥。農民工進城務工是市場化改革中的一個自發過程。在市場化的環境中，資源配置以盈利為目的，市場不會自動兼顧社會公平。市場化賦予了人一些自由權利，但是市場化環境遵循的是強者愈強的邏輯。農民工主要的社會資本或資源是自己的身體或體力，和資本、企業、城市地方政府等已經組織化的強勢者來比，沒有組織的農民工無疑處于弱勢地位。理論上講，政府最有可能維護農民工權益做出努力，但是市場化改革中的政府也是市場經濟環境中的一個力量極，在某些情況下也得給市場做出讓步，城市政府首先維護的是市民的利益，況且，城市的容納能力，農民工城市化所需要社會成本，都是地方政府在宏觀決策時需要考慮的。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來看，在農民流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種以勞動力市場分割為表征的二元結構，這種二元結構從城鄉之間擴展到城市內部的二元勞動力市場，農村居民相對于城市居民在傳統利益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在中央政策與地方政府對農民工流動的討價還價中，農民工是凈受損人。因此，在戰略意義上，我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以及這種體制為農民工返鄉所提供了適應性，維持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二元勞動力市場是經濟轉軌時期的一種不自覺的政治安全考量[⑦]。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城鄉二元結構和低效率的過密化農業，導致了農民工流動，通過打工這種現代“兼業”獲得家庭再生產的資源，農民工打工收入不足以支持其在城市安家立業，他們不得不游離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農民流動是一個社會事實，“離土不離家”的生活狀態就是對城鄉二元結構的突破。這是20多年來農民工流動的實踐樣態，也是農民工生存狀態的一個突出特點，正是這一點為經濟下行時，就業市場的供需矛盾提供了緩沖。

大多數在農村還有足以獲得溫飽的土地，返鄉之后的農民工并不會遇到生存危機，這正是城鄉二元[⑧]體制所提供的減壓閥作用。在中國經濟已經融入全球經濟的今天，農民家庭的兼業已經不同與傳統過密化農業時代的兼業，農民工的家庭經濟已經和“世界工廠”發生了緊密的聯系。他們這種兼業的風險比以往更大，世界經濟稍有波動就會影響到農民工。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工“離土不離家”的狀態，經濟下行時的失業不足以對他們的生存以及生活邏輯造成大的沖擊。

三、結語

打工潮興起20多年來，大多數農民工一直處于離土不離家的狀態，已經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的小農經濟，既是城鄉二元體制的結果，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二元體制的加強和適應。在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得不到改變的情況，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產業升級一時難以完成的情況下，在政策上為農民工的返鄉與離鄉預留一定的空間。在以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的宏觀思路下，我們應該顧及到世界經濟波動對農民工就業可能造成的影響，從更加長遠和宏觀的角度看待農民工問題，而不是一味地從道德制高點及單向度的城市化方向來看待農民工問題。

從更加開放和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位置中來看，農業和農村具有多功能性。農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產業，它還有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功能。農村不僅是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蓄水池，同時一個生活成本低廉的農村和“半工半耕”的小農化的農業，可以有力緩沖全球化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流動所帶來的社會風險。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的現實要求我們慎重對待積極的城市化戰略，維持目前農村的土地制度，慎思規模化農業，在統籌城鄉發展過程中為農民工返鄉預留一定空間，在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全面推進新農村建設戰略，讓農民工能安心的走出去，安全順利的返鄉并有一個可以適應的田園鄉村。

作者簡介：張世勇，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村社會研究中心講師，

          通訊地址：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郵編：712100

          聯系方式：15829221856；[email protected]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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