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歷史視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斷：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的社會結構在晚清開始改變，這是中國現代性的開啟，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傳統中國城鄉互哺關系的斷裂與對立。地方精英蛻變為杜贊奇所描述的營利性經紀人，“地方”和“國家”的概念產生變化，新的國家建設和地方軍事發展，使得賦稅日益沉重，所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務就是打倒軍閥土豪劣紳和打倒帝國主義，這是國共合作時期農民運動得以轟轟烈烈展開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還處于消極被動的中國農民，十年后卻在大革命時期大規模地成為革命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
在這個意義上，鄉村革命與中國現代政黨之間的關系需要重新理解。今天的流行觀點是1949年之后摧毀了傳統的鄉紳自治的社會結構，這一看法是違背基本歷史事實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來源于二十年代的國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傳統社會的崩解和失序，這就是為什么二十年代最具有動員力的口號是：“打倒土豪劣紳！”它表明了晚清以來鄉治危機與革命之間的互動關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30年代以梁漱溟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鄉村建設運動，力圖對逆轉的城鄉關系進行改造，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開始投入這個城鄉裂變的現代中國的大命運中。
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以“群眾路線”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現代政黨和中國社會最大多數人群的結合，完成了把晚清以來日益解體的鄉村社會整合成革命主體的功能，從而使得鄉村社會成為中國革命不竭的力量來源，實現了對外抵御帝國主義侵略、對內統一國家權力的歷史任務。1949年以后的民族國家建設中，工農聯盟被放在至高無上的重要的地位，并以此重建新的城鄉關系，這個關系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強制實現農業、農民、農村對城市、工業的支持，也以國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強制進行對農業、農民和農村的回饋，以“縮小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城市中的知識青年、大學生以及知識分子，都被鼓勵乃至強制到農村去做縮小三大差別的促進派。因此，當八十年代以后，三大差別急劇擴大，所有的資源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迅速往城市集結，城鄉斷裂則必然加劇。
人民公社擴大了傳統的宗族制度
我們需要在這個視野中去理解梁漱溟試圖在村校、鄉校基礎上完成的政治、經濟、教育三者合一的鄉村建設方案，在梁漱溟看來，“政治經濟合一，亦是對西洋近代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分離說的”（《鄉村建設理論》，見《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因此，這個方案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資本主義的方案，而是相反，是抵御資本主義的方案。在他看來，中國以鄉村建設的方案完成的新社會應該具有這樣的特色：其一，新社會是先農而后工，農業工業結合為均宜的發展。其二，新社會是鄉村為本，都市為末；鄉村與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溝通、相調和。其三，新社會以人為主體，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其四，新社會是倫理本位合作組織而不落于個人本位或社會本位的兩極端。其五，新社會內政治、經濟、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離的。
梁漱溟認為中國的經濟建設一定是筑基在如下兩點上，一是以農兼工；二是由散而合。“入手在此，收功也在此。此外再沒有旁的問題。如何促進農民合作，又是如何工業化的前提。或者說，二者迭互為緣，相偕并進的。”傳統的農民、鄉村是資本主義天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以鄉村的解體、農民的消失為前提，這就是所謂城市化過程。它被定義為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這卻是梁漱溟最大的質疑所在，即如何讓農民不離開土地來獲得生存空間、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如何最大程度上保持鄉土社會的有機性，保持社區？這其實也是梁漱溟的追求，即社會本位的追求。農民離開土地的前提必須是農業可以養活足夠的城市人口，以及城市有足夠的工作機會和生存空間提供給農民。這兩個客觀條件在中國都是沒有完成，也是不可能完成的。這正是梁漱溟終其一生的強調，中國的農業“天然地”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強調了人民公社與傳統鄉村社會的繼承關系，他認為人民公社是擴大地繼承了傳統的宗族制度。他在討論梁漱溟的文章《另一個五四》中，也是從同樣的視角出發的。
中國革命就是傳統的“鄉約”的一個擴大了的全國規模版， 而這些也恰好正是梁漱溟所謂“新禮俗”的內容。
我們原來認為這些“社會主義”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公式， 這恐怕只是一種局限于用意識形態的眼光來觀察的結果。就中國來說，這種社會主義所造成的結果， 是突破了宗族的框子而擴大為國家規模的禮治社會， 土地公有制成為其物質基礎， 在此基礎之上， 靠“大公無私”的共同性而完成的重工業化， 以及支撐這些新的社會關系的男女平等、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交通、通信網等等， 總而言之， 這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在這些現代化的成果之上，才有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開放， 即對“個人營利”的開放。
城市化進程中的國家悖論
八十年代起，“民工潮”開始不斷沖擊中國的城市，同時為中國的城市化和市場化提供了似乎無限的廉價勞動力資源。中國今天的城市化過程離開社會主義改造所實現的土地國有化和集體化是無法想象的。第一，它是以城市土地的國有化為條件，建立在由政府所推動的土地再資本化的過程之上。第二，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成為城市化勞動力資源的蓄水池和社會穩壓器，土地對于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避免了農民工失去土地而淪為大規模的游民，避免了中國的城市發展進入被平民窟包圍的第三世界城市化模式。這一點，在今天全球金融危機、外向市場萎縮的情況下，尤其顯現出重要性。
建立在集體所有制之上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傳統社會的關聯在于，它保留了由于人口變化而進行調整的土地空間，在某種意義上恢復了傳統的土地
社區性特點，讓農民依靠土地養活自己，不能自足，但可以自給。這是依靠傳統的土地功能來抵御外在的資本主義市場化沖擊的方法，而現在的“群體性事件”不斷上升，已經暴露出資本下鄉的市場化進程所引爆的嚴重危機。它體現了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雙重性，或者說悖論，即一方面它推進的市場化改革是引爆社會問題的源頭，但另一方面，為避免社會解體而解決問題的動機也內在于國家之中。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根據人口進行調整的社會功能就完全被排斥，農村土地必然以最快的方式淪陷，鄉村作為社會的解體就會急劇爆發，而不是相反。
今天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對鄉村土地私有化問題的熱衷，其實是在兩個意義上發生作用。一是為城市的擴張和土地的資本化進一步創造條件；二是希望為農業的資本主義發展創造條件。它的預設是通過私有化大規模集中土地，走美國式農業的道路，首先使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然后淪為外來農場主的農業工人。但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資本主義化如果能夠成功，WTO框架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就不會僵持至今，陷入無法解決的困境。也就是說，即便我們為中國農業的資本主義創造了土地私有的條件，我們的農業資本主義面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額農業補貼，依然是失敗而已。這就是為什么中國越演越烈的土地糾紛，大都是城市化過程中資本下鄉剝奪農民土地造成的，而不是為了發展所謂的農業現代化。原因很簡單，資本看重的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價值，而不是沒有市場的農業。在這個意義上，土地私有化和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關系是一個徹底的偽問題。
80年代以來，中國的鄉村解體再度發生，而國家權力在基層的內卷化也無法抑制地重新開啟。社會學家孫立平描述了不同時代的城鄉二元關系，“那時盡管存在"剪刀差"，盡管工農業產品的比價是不合理的，但我們從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種城市對農村的信賴，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過購買生活必需品而流入農村的過程。這里的城鄉二元結構，也許可以稱之為"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而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和農村之間一種新的形式的斷裂，這種斷裂主要不是由人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場造成的。但這同樣是一種斷裂，甚至是一種更為深刻的斷裂。由這種斷裂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為"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斷裂：中國社會的新變化》）。在他看來，市場關系下的中國城市和鄉村、農業和工業已經斷裂，而且這個趨勢很可能無法逆轉。“行政主導型二元結構”的最終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但這個目標在“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中是消失的。也正因此，“三農”危機將持續成為國家政權重中之重的問題。
新鄉土主義：工國還是農國？
近年來全球性糧食暴漲暴跌，與石油價格的暴漲暴跌如影隨行。現代農業體系是一個對能源高消耗的產業，糧食的價格與石油的價格具有強烈的聯動關系，一個高油價的市場是不可能長期保持低糧價的，因為這其實是用國家的錢在為國際熱錢的操控買單。如果暴漲持續，中國以一國之力能夠抵抗多久？這并不容樂觀。糧食與石油暴漲與暴跌的背后是國際熱錢的直接操控。暴漲與農民收入提高并無關聯，通脹只會加速城鄉的斷裂，暴跌也是一樣，這正是資本主義市場對鄉村破壞性過程的不同表現。正因此，重提思考新鄉土主義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和社會模式，已經刻不容緩。在這個意義上，重建鄉村共同體，是首要問題。
現在有觀點認為耕地與農業應該為房地產和城鎮化讓步，耕地紅線束縛的“是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而中國的糧食問題應該依賴世界糧食市場來解決。但是，全球年糧食交易量為2億多噸，而中國的年糧食需求量為5億多噸。中國缺糧，誰可以供應？中國農業之所以還有可能保持低價，一是因為中國還大量存在著自給自足的小農，他們養活了自己，而不是依賴糧食市場，這一點非常重要。二是中國的糧食省長責任制和中央儲備糧制度，它們是由傳統的非市場經濟模式發展出來的制度。
喬萬尼·阿里吉在對非洲的研究中發現，農民的全面無產階級化最終給資本主義部門帶來的是更多的問題而非有利的條件。只要無產階級化是局部的，它就創造了非洲農民補貼資本積累的條件，因為他們自己生產了部分生存品。而一旦農民徹底無產階級化，這種機制就越趨于瓦解，因為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必須為勞動力再生產承擔全部代價，社會斗爭也就越來越從鄉村地區轉移為城市地區，轉移為爭取工資報酬的斗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鄉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小農經濟”為中國市場化發展所做出的貢獻，需要重新評估。
依賴世界市場，意味著把糧食和石油的定價權都交給華爾街，那就意味著整個世界成為美國式資本主義農業的人質，該體系正是由金融資本所操控的。WTO之后的中國農業實際上已經很大程度上卷入美國式農業的絞肉機中，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美國殺蟲劑市場、種子市場、化肥市場之一，是其轉基因農業產品的傾銷地，東北玉米、大豆已經失守。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物公司，正在侵犯中國的糧食主權，有識之士已經為此一再發出警告：中國的大米主權，危在旦夕，這并非聳人聽聞。
今天，越來越多的共識已經形成，那就是單純的市場不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而是相反，它是今天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源。今天，華爾街的金融崩潰意味著資本主義市場霸權自身的失敗，這應該成為我們新的“自覺”與“覺醒”，猶如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章士釗、梁漱溟所呼吁和實踐的那樣，中國究竟是要做以外向型世界市場為導向的、社會分裂的“工國”，還是立足社會本位、追求沒有城鄉差別的“農國”？中國的社會建設如何重新以鄉村建設為基礎，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式的市民社會的想象中，并以此來倡導新的鄉土主義？在新的歷史視野里，重新回顧從梁漱溟到毛澤東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已經是一個迫切的時代召喚。執政黨的“和諧社會”理論只有徹底解決“三農”問題才能實現。
以鄉村作為社會本位是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思考與實踐，在今天關于什么是“中國道路”的討論中，應該獲得新的理解。所謂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性困境，最根本的表現就在于鄉村與國家的復雜關系，一個依然深刻地制約著中國今天和未來的歷史過程。 (來源：21世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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