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深思的農村政策和城市化政策
當代商報文摘4308期頭版《南方周末》文章《農村戶口越來越值錢，城市戶口辦還是不辦？》，網上搜得并附錄于后。我早就看到這方面的不合理和兩極分化，早就想發議論，現在就湯下面，也談點自己的看法。
1、“城市化”是個錯誤口號。
學過歷史的人們應當懂得，城市是隨著私有工商業的發展而興起的，伴隨著的是城市剝削農村，是城鄉差別、城鄉兩極分化的產生。資本主義是城市化，城鄉兩極分化的最高點。馬克思主義者面對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后果的政策，不是進一步“城市化”，而是“縮小和消滅城鄉差別”。第一代領導人時期強調發展社隊企業，改革之初提發展鄉鎮企業是符合縮小城鄉差別的方向的，但后來并不切合經濟發展需要的農村人口大量向大中城市集中的所謂城市化就是與縮小城鄉差別的社會主義方向背道而馳的。
2、農民雙重身份的不合理性。
第一代領導人時期，農村生產資料歸集體，農民進城當了工人，就脫離了農村生產資料，成了純粹的工人，計劃用工，就有了所謂的鐵飯碗。“改革”后，農村土地、山林包到人，而且30年不變。于是新增人口沒有生產資料，出外打工與城市生產資料結合的人有的卻還占有農村的生產資料（這也顯示承包制的私有化實質）。這種雙重身份，和職業的（就業制度、用工制度）不穩定狀態，都是反社會主義的，不合理的，它說明工農喪失了主人地位。農民不分生產條件和收入來源一律免稅，進城打工子女一定要城市安排讀書，在農村無償占有生產資料進城打工還享受買房等各種優惠，這樣一來，農村有產者（資產者）不是比城市無產者優越得多嗎？
2、農民大量流入城市并不源于合理的經濟需要。
1) 農民之所以大量進城，大多數是因為在農村得不到貨幣，是想到城里分一杯羹。分享一點城里富人的殘羹剩飯。大部分鄉里人到城里只能干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收入不太高的工作。08年我在各網發過一個評論，講的湖南電視臺報道，湖南藍山生產的一種鞋子賣給廣東中介商價2元，中介商賣給外商價4元，外商在市場上賣20元。這就是說一個農村勞動力創造了近20元的價值，他只能得到十分之一。農民辛辛苦苦幾個月養出一只雞只能賣得幾元、十幾元。到了城里，在高級酒店鍋里打一轉，幾分鐘，幾十分鐘，就變成了起碼上百元的價錢。農民進城多半是因為同樣的勞動在鄉下換得的貨幣比城市少。
2）農村勞動力并沒有富余，而是嚴重不足。我們屋場上世紀60、70年代，有幾個青壯年農業勞動力，現在只剩下一個50多歲的農業勞動力，還有一個75歲被兒子頂職回鄉的老工人。沒有勞力，水利無修，農肥不積。為省事，大量使用農藥、化肥。田埂、道路兩邊蒿草叢生，偏僻一點的道路多被毀棄。土質退化，污染嚴重。還過幾年，連守家的老人都沒有了。
3、農民正在兩極分化。
1）承包制本身的兩極分化實質。
承包制使農民分成私有者和無產者兩部分。承包制完全不同于毛澤東時期的集體所有制。承包制不是改造農民的私有觀念，反而迎合、強化私有觀念。它完全取消了共同勞動，統一分配勞動成果的公有制必具屬性。承包制實際上是一種私有的，兩極分化的制度。它把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固定給一部分人，后生、后來者無地。得了地的外出謀了職還占有承包的土地。這更體現了承包制的私有性實質，土地已經不是集體農民集體勞動的資料。
2）經營中的兩極分化。
兩極分化的根子在私有化。因此農民的收入并不取決于集體的勞動成果和他在集體勞動中所占份額（按勞分配），還是單干一樣，獨自承擔天災人禍的后果，還是靠天、靠運氣吃飯。還是單家獨戶的小生產承擔資本主義商品競爭關系和剝削關系的后果。靠天吃飯的另一層含義是各個不同地域上的農民因占有資源的優劣而貧富差別極大。近郊農民可能因為城市資源和在商品交換中所處的優勢而易于致富，遠郊農民可能因為資源、交通和其他市場地位的劣勢而不能脫貧。一地因有旅游資源而方便占有游客的勞動，其他沒有這種資源的地方則只能干瞪眼。外出打工的，少部分膽大的，有手段，或真有點本事的成了承包人、包工頭，或經商致富。大部分老實人，或者能力差點的人只能成為低收入的工仔。我有一個同事教授，住在一個較富人居住的豪華小區，他說那里住的多半是外地人、鄉下人（包工頭等新富人）。大部分農民工卻是無房或租不起房的人。
3、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根本。
現在，黨中央強調共同富裕，而公有制才是共同富裕的基礎。人類在剝削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產生以前，生產資料屬于自然或社會公有，一旦出現私有制和商品制度，就會有像上面說的出現競爭關系和剝削關系，就會伴隨著兩極分化。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后期，私有制和競爭都成了生產發展的桎梏。我們的某些改革家不懂歷史，想當然把恢復私有制，把恢復私有制的所謂明晰產權當作調動積極性的寶貝，調動的卻是假冒偽劣，投機倒把，欺詐剝削的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積極性。要解放農民，要解放農業生產力，首先就要恢復農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還得糾正城市化，農民工等錯誤政策和措施。
附錄
農村戶口越來越值錢
縱觀戶籍改革歷程，整體思路是要讓農民取得城市戶口，遷入城市，實現城市化。這種思路與當時的社會情況有關，而目前社會情況已發生改變。
隨著城市戶口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特權的減少，由于有關政策單獨賦予農民的各種權益至今未作調整，農村戶口的“含金量”日益提高。《南方周末》報道：“在荊州市郊區，城鎮周邊的行政村大多有數額不菲的集體資產，具有村經濟合作社社員身份的村民每年可從村里領到定額退休金和醫療費，村民的福利待遇和保障水平有的甚至高于一般的城鎮居民。雖然這些村民基本已不以種田為業，而是在城里從事經商、第三產業等，但不愿意放棄優越的農村戶口。在計劃生育政策方面，國家規定，農民第一胎生女兒，五年后經批準可生第二胎。在拆遷賠償上，農民是“拆一賠一”，城鎮則進行貨幣安置，農民補償標準優于居民。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雖有進城愿望，但往往不愿輕易落戶城鎮。（覃愛玲：《南方周末》，城市戶口，辦還是不辦？2008.7.31)
據《北京青年報》公布—項調查顯示，在北京郊區西峰山村，越來越多的準大學生在升入大學時拒絕遷戶口。據報道，在西峰山村所在的流村鎮，近3年來考出的256名大學生中，竟有201人放棄 “農轉非”，保留了農村戶口。（中國網：農村戶口漸成“搶手貨”，20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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