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基礎凸顯弱化趨勢：農村的老弱病殘養活著14億人口

中國崛起基礎凸顯弱化趨勢：農村的老弱病殘養活著14億人口　　

郭春孚　　

中國的農村誰在種地？老弱病殘。　　

健壯的青年農民哪去了？都進城打工去了。　　

他們為什么不種地，非要進城打工？　　

這就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也是我們最擔憂的問題。　　

中國的崛起基礎越來越薄，這將對我們的崛起進程產生非良性影響。　　

中國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國，農產品的需求量自然也是世界第一位的。過去常說：“倉中有糧，心中不慌。”近年來，雖然中國的農副產口產量呈現小幅增長態勢，糧食基本自給，蔬菜、水果、肉、蛋、魚、奶等也能保障供給，有的蔬菜和水果相對過剩，……但是，這一切不能掩蓋相關的、深層次的、不容忽視的問題——廣大的農村勞動力不足，農業生產中的勞動要素逐漸削弱，而且越來越弱。　　

現在，這一代堅守在農村的農民，即使是老弱病殘，還能維持農業生產，如果他們過世了，從下一代開始，誰來種地，就真成了大問題。　　

農業的基礎地位被攤薄、被弱化、被動搖，直接原因是大多數健壯的青年農民外出打工，深層次原因是政策的偏差導致經濟發展方式畸形，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構想未能落到實處，發展戰略墜入顧此失彼的不均衡黑洞，實體經濟的高速增長掩蓋了農業經濟的虛假繁榮等。　　

青年農民大批向城市流動　　

務農的青年農民越來越少了，大部分都流向了城市。青年農民為什么不種地，非要進城打工呢？我認為直接原因是：　　

（一）城市高速發展，農村發展緩慢，有的自然條件差或十分惡劣的農區基本未發展，大部分農民依舊生活在低水平的溫飽狀態，有的奮斗了30多年還沒有脫貧，有的脫貧戶因災、因病或意外事故返貧，生活十分貧困。即使是發展較快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房屋建設和生活質量也沒法跟城市比。城鄉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反差。農村的落后，甚至凋敝，對新時代的青年農民缺少吸引力；而城市的繁榮，生活的豐富多彩，對這一代青年農民卻具有極大的誘惑力。農村失去了吸引力，城市的誘惑力有增無減，農民自然要向城市流動。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從古至今都是如此。向往美好的生活和在美好的地方生活，是人的共性，而這一代青年農民受過中學教育，由于國家允許公民自由流動，他們見多識廣，了解城市現狀，自然會告別家鄉，進城打工。這是可以理解的。　　

（二）農民種地的收入低，進城打工的收入高，而且打工掙錢可以排除自然因素的影響，比種地保險。有的農區的農民種一年地只能收入幾百元或幾千元，有的還得倒貼。大家都知道，農民進城打工很辛苦，干的都是最苦、最累、最臟的活，但收入并不高，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很大，可是比種地的收入要高，而且可以避免天災的影響。用他們的話說，打工一年可以保保險險掙一萬左右，種地就沒保證了。年景好收入高些，遇上天災就可能會減產甚至顆粒無收。　　

現在政府提高了糧價，但一家一戶種的那幾畝或十幾畝地（山區一戶有幾十畝地的），糧食產量是很有限的，除了留足口糧，賣不了多少錢，農民靠種地致富根本沒指望。進城打工，這是大多數青年農民的明智選擇和唯一出路。　　

（三）農村市場落后，農民增加收入的選擇性幾乎為零，而且看不到前途，沒有出路，城市的可選擇性強，機會較多，所以青年農民必然要舍家進城。　　

農民需求旺盛，但購買力有限，農村市場發育遲緩，有的地方基本沒有市場，或有場無市，在農閑時期，農民無事可做，除了種地，沒有可增加收入的其他渠道。也就是說，農民增加收入的渠道單一，而打糧種菜的收入又極為有限。因為收入少，農民不敢花錢，總是節衣縮食，投入在改善生活、提高生活水平上的錢很少。　　

在農村，放眼望去，除了莊稼，就是黃土地，他們找不到致富的門路，看不到未來的發展方向，只好進城另謀生路。　　

（四）農民基本沒有社會福利，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只是個別農區才有，大多數農民為生老病死而擔憂，所以要在青壯年時期想方設法多掙錢，農村沒有掙錢的路子，就只好往城里涌。可以這樣說，農民一家人的花費，要在青年時期掙夠，只靠種地是辦不到的。他們的致富路，在農村幾乎被堵死，所以就要進城。　　

農民既要供孩子上學，還要給孩子結婚準備錢物；又要防止生病住院，又要積攢老年的開支；特別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活負擔很重，沒有多少存款，所以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改善不明顯，生活質量很低。城市高福利，農民無福利，這種福利格局逼迫農民在青年時期為掙夠一輩子的花費而四處奔波。　　

（五）農業經濟發展慢或不發展，城市非農經濟大發展，特別是私有經濟高速發展，對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有著巨大的需求。可以說，現在的農業發展模式和發展體制根本無法消化農村勞動力，而農村的大批剩余勞動力不可能長期固定閑置。人是活勞動，自己會流動，農村用不了，必然向城市流動。城市有需求，農村有剩余，青年農民向城市流動就具有了無須多言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工廠或其他生產單位，為了降低成本，不愿支付高工資，所以出現了“一邊是民工荒，一邊是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的怪現象。　　

“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主要是企業減少工資支出的利潤最大化追逐效應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擠壓效應造成的，也與一些大學生過分強調專業對口或不愿意從事強體力勞動有關。但根本的問題是勞動崗位是相對有限的，而勞動力蓄水池的水總是滿滿的，于是在就業上的惡性競爭就不可避免。　　

總之，是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城市居民、勞動者與企業主的天壤之別，才導致青年農民大批向城市流動。　　

農業的基礎地位呈現不穩態勢　　

農業的基礎地位變得空前脆弱，甚至出現了不穩固的格局，大多數青年農民進城打工是直接原因。然而，這不是決定性因素。造成農業的基礎地位空心化、劣質化、動搖化的深層次原因是：　　

（一）政策的偏差導致經濟發展方式畸形，而農業政策的偏差和沒有落到實處，致使農業成為“口頭上重視，實際上輕視”的萎縮型發展現狀。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是畸形的或不對路的，所以才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農業政策的失誤也是的確存在的，不能否認。這些年我們向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了多少？農村市場形成和發展了嗎？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農村還在吃毛澤東時期的老本。30多年來，根本就沒人下功夫培育農村市場，政府也沒有用心抓。大多數鄉鎮干部都在城里買了房，人在農村，心卻在城市。　　

一方面是農業政策有問題，需要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是好的農業政策根本就沒有落實到位，說得多、做得少。這個責任不完全在鄉鎮干部，各級政府都有責任，而且我們的農業發展模式和發展體制有問題，造成一些有事業心、想為農民多辦事的鄉鎮干部有心沒膽子、有力無處使。　　

（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構想未能推開，仍然停留在文件上、口頭上。城市高速發展，不僅大城市早已步入繁榮期，而且中等城市也進入大發展階段，僅從私人轎車擁有量來看，中國的城市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主要街道的車輛擁堵問題，已成為我們的城市病之一。　　

然而，大部分農區的道路還是土路，能買起汽車的人家屈指可數，能買起四輪車的就是富裕戶了。　　

農村的住房建設還是封建社會的水平和格局，四處亂建房，沒有整體規劃。　　

農村的商店、飯館及文化、娛樂、體育設施和場所等少得可憐，好多農村是一片空白，連一個籃球場也沒有，更別說足球場了。　　

（三）發展戰略墜入顧此失彼的不均衡黑洞，農村和農業發展長期被置于一邊或擱在其后，農民利益被有意識忽略。一些個腿長，城市腿長；一個腿短，農村腿短，這樣走路怎么能穩健？怎么能走得快、走得遠？農村這個短板必然會拉中國發展的后腿，終究會使中國的發展速度慢下來。我們為什么不未雨綢繆，盡可能地及早縮小城鄉差距、謀取均衡發展？　　

中國的發展戰略是2020年、遲至2030年全面實現小康目標，如果就城市講，中國已經是超小康社會了，可以名列發達國家行列了，可是廣大的農村與城市的發展水平相差很遠，仍然處于落后狀態。更嚴重的、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農村與現在的城市水平就差很遠，再過一二十年城市會更發達，農村與城市的差距會拉得更大。雖然農村可能會加快發展，但要趕上現在的城市水平就很不容易，況且城市也在發展，而且由于基礎相對比農村好得多，所以會發展得更快，農村永遠也趕不上城市。而且，如果政策不調整，農村很有可能徘徊不前，有的不適宜人居的地區還會倒退。如果農村發展永遠也趕不上城市發展的步伐，永遠比城市落后得多，這樣誰還會在農村生活，誰愿意種地？　　

農民實現不了小康，而農業人口占大頭，無論城市多么發達，城市居民多么富裕，都意味著中國還沒有實現小康。　　

（四）實體經濟的高速增長掩蓋了農業經濟的虛假繁榮，在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背后，是農業經濟的低水平擴展或很多農區的回歸舊社會。我國實體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城市這一塊，農業經濟和農區經濟基本是老樣子。有的農區在草場上多開墾了幾塊地，糧食產量增加了一點；有的則在山上多開了幾片果園，有的水果產量相對過剩了；或有的農戶承包了荒山，種植了經濟作物，物產豐富了，……這都是低水平擴張，雖然增加了經濟產出，但科技含量很低，甚至沒有科技含量，名為發展綠色經濟，實際上是廣種薄收的現代版。　　

很多農村種地還在使用木耬、鐵犁、鋤頭、鐮刀，與戰國時期沒有多大區別。農業經濟的虛假繁榮，使一些不了解實情的領導人頭腦發熱，以為農產品過剩，農業形勢十分喜人，所以忽視了農業生產。　　

調查結果顯示，很大一部分農田的產量低于人民公社時期，而且造成了一部分耕地的掠奪式種植，投入少，產出自然就低。不少村級領導干部形同虛設，沒有發揮作用，因為根本就沒有發揮作用的制度性安排和可操作的機制。一家一戶種地，誰用你管？你又管得了誰？　　

中國農業發展需要給力　　

現在，農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殘和兒童。依靠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實現農業現代化，是絕對不可能的。農業的衰敗將嚴重掣肘中國經濟的發展。這是經過調查發現的一個觸目驚心的大問題。　　

中國城市和工業經濟崛起效應很強大，但中國農村和農業經濟發展需要國家、政府和城市給力。解決“三農”問題任重而道遠。　　

針對存在的問題及形成原因，特提出如下對策：　　

（一）合理增加農民收入。農民種地幾乎是零和游戲，增加農民收入是夯實農業基礎的必要措施。“擴內需”的著力點主要是擴大農民的需求，而不是擴城市居民的需求。城市居民的需求和購買力基本是穩定的，處于相對飽和的狀態，再怎么擴也就是那么大，使上再大的勁，也只能是費力不討好，瞎子點燈白忙活。　　

農副產品大幅漲價是下策，會導致相關的工業產品增加成本，物價漲幅超過城市居民的認同感和可承受能力，這樣的連鎖反應不是我們能應對了的，因為惡性通俗膨脹必然會影響經濟良性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局。經濟學研發表明，有輕微的通貨膨脹可以拉動經濟發展提速，維持經濟發展處于正常狀態；如果通貨膨脹越過輕微質度，不斷向高位攀升，價格高企而堅挺，就會破壞經濟發展要素，導致經濟惡性循環，從而加快經濟劣化趨勢，使優的變劣，使劣的更劣。　　

我們應該實行按產量發給農民補貼的政策，因為按人頭發補貼會造成不務農但戶口在農村的人也領補貼的不合理現象，按種地的畝數發補貼會產生少數權力和資本所有者非正常在農村、牧區或山區圈地但不種植而領補貼的無理現象。　　

農業產量要由鄉鎮成立工作組去具體落實。現在，一些鄉鎮干部無事可做，天天在家睡大覺，不上班領工資，給他們找點事干也是合情、合理、合規的。　　

（二）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改革農業和農村發展模式、發展體制，建立適應現代化發展的農業新格局和增進機制的靈活性，勢在必行。農村城市化，農業經濟機械化、市場化、企業化、科技化和生態化，是中國農區的發展方向和必由之路。　　

農村城市化，是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過度的發展模式，是發達國家證明了的正確道路，旨在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縮小城鄉差別；農業機械化是種、養、加等生產過程的基本實現方式，旨在降低農民的勞動強度，使農民工人化，縮小工農差別；農業市場化是加快農副產品適時、低成本流通和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旨在建立和完善城鄉市場的對接機制，筑造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架構，實現一部分農副產品的就地轉化增值，減少運輸成本和流通過程中的損耗；農業企業化是將農民組織起來和實行現代管理制度的最優選擇，旨在將現代管理制度引入農業組織和農村社會，克服農民自私、任性、散漫、合作性差的天性，削減無組織、無紀律、無原則、凝聚力弱的惡習，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增加勞動效益；農業科技化是依靠現代科學技術升級農業發展模式的有效手段，旨在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農業生產能力，實現旱澇保收，以相同的資本和資源投入獲得更多的收益，增進農業經濟的產出率和勞動回報；農業生態化是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的必選方向，旨在優化農業發展環境，提高農副產品質量，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土地、山坡、湖泊、河流和森林等有限資源的永續利用。　　

工業反補農業，也是必選方式和有效舉措。否則一旦農業萎縮，糧食產量滑坡，工業經濟就會失去支持和后盾。　　

一家一戶分田單干，不是現代社會農業發展的模式，只能解決溫飽問題，不能為現代化提供足夠的基礎性支持。尤其是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要實現全面現代化，就必須優先實現農業現代化，降低農產品的勞動要素成本，垂直增加農業產出。將解放出來的農業人口流動到第三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性行業，建設廣大的農村市場，推動農產品的高速、有效、適時流通，減少農業經濟的消耗性支出。　　

“分田單干”的政策必須改變，而且改變的時機早已成熟了。　　

在農村實行和推動自由經濟聯合體，“產—加—銷”一條龍、優化式、高效益運營，是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但不要強迫每一戶農民都加入自由經濟聯合體，而要堅持“自由進入”的原則，即使只剩一戶農民不愿意進入，也要允許他繼續單干，不要歧視，而要盡可能幫助他發展。　　

“全面市場化”是錯誤的，但農村和農業市場化的程度遠遠不夠，講“市場化”主要是針對農村和農業。沒有開始市場化的農區，要趕緊行動起來，在市場化上大做文章，使市場化成為農業和農村二次發展的啟動力；在市場化方面已經起步的農區，要進一步加快進度、擴展廣度、開拓深度、提升質度，推動市場化水平日益增進，以完善相關的機制打造強大的發展后勁，使市場化分步升級為欠發達農區綜合發展、持續提速的推動力。　　

以典型引路，學習、借鑒和參照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等發展的成功模式和實踐經驗。　　

如果農業發展體制和發展模式改變，農業的補貼性支出就會省下來。將這一筆巨款投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三）全面啟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必須將城鄉一體化戰略構想真正落在實處，而不是只寫在紙上。全面啟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時機早已成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美國宣布2017年從中東撤軍，全面侵華戰爭可能在2020年前爆發。我們一定要用好10年左右的機遇期，盡快組織實施城鄉一體化新世紀工程。　　

中國分步驟發展戰略是正確的，先發展城市，后發展農村沒有錯，但“后發展”不等于不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城市重點發展、偏向發展、高速發展已30多年，農村該加快發展了，否則遲早會出問題——農民都進城，將城市擠垮了，城市的生態環境會急劇惡化，而且城市不能無限擴大；沒人種地了，糧食產量減少了，進口又受限制，大家都得挨餓。　　

可能會有人說，沒人種地了，糧價就要漲，糧價高了種地能掙錢了，就會有人去種地。這就是市場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　　

我認為，這種看法是很淺薄的。別的不說，僅考慮糧價，就會得出讓人心驚膽戰的結論——如果糧食缺口大，糧價自由上漲，很多人吃不飽，就會引發社會動亂。地球人都知道，糧價再怎么漲，總有一個限度，政府不可能讓糧價像房價一樣無限制地漲上去，因為國民對物價漲幅有一個承受底線，一旦突破這個底線，就會有意見，就會激化矛盾，就會有人鬧事。　　

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歷史的原因造成農村占中國的比例太大，不可能在短期內消滅城鄉差別。但是在今后30年左右的時間內實現農村居民可接受的城鄉差別，應該是我們的努力目標，也是可以做到的。這就是說，城鄉一體化發展不等于同步發展，而是通過一體化模式共同發展，扭轉城市和工業經濟高速發展、農村和農業經濟發展緩慢的局面，逐步縮小城鄉差距，為最終實現同步發展打基礎。　　

（四）堅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財富和資源公平分配、合理共享，是現代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也是人類始終不渝的追求目標。　　

中國的社會財富已經形成了倍增效應，問題不在于蛋糕太小，而在于蛋糕分配不公和不能共享。少數人分配得太多，吃不了，成了與貧窮相對的另一種負擔——得了富貴病；絕大多數人分配得太少，不夠吃，成了產生怨氣和矛盾的主要源頭之一。　　

中國的資源包括就業、教育、醫療、住房、文化藝術和生態等都是比較充裕的，問題是未能實現資源的優級分配和有效共享。　　

財富的私人、地區和部門壟斷，與資源的私人、地區和部門壟斷同樣嚴重，阻滯了優化和共享目標的實現。建立財富和資源公平分配、合理共享的體制機制，已經成為考驗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的重大課題。　　

向富人增稅，讓勞動者更多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不僅對勞動者有益，對富人也有好處，而且富人從中獲得的利益比勞動者增加的收入更多。一定要作出明確規定，增加的稅收主要用在增加農業投入、提高農民收入和改善農村社會環境上。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多吃多占使一些人過著奢侈浪費的生活，不僅透支了別人的消費，造成了他人的貧困，而且會毀了富二代或富三代；更多的人只能節儉度日，掙扎在溫飽線上，而且由于機會資源的不均等和不能共享，堵塞了窮人成為富人的通路，購買力漸趨萎縮，城市經濟必受牽制，久而久之，還會激化社會矛盾，劣化社會環境和發展格局，引發階級革命，最終會毀了整個社會。我想，大家一起玩完的結局誰都不愿出現，富人更不愿歷史的悲劇重演吧？　　

（五）切實為消滅差別而努力。從人性、人權和法律的角度來說，人都是一樣的，沒有高低貴賤貧富之分。差別是由偏私的理念、政策、法律和制度等及由此產生的機會不均等造成的。我們建立平等的、公正的、優級的社會，就必須漸進式消滅社會差別，步驟性地構建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制度體系和價值標準，向資產階級法權宣戰。　　

照搬西方模式進行的“全盤私有化”、“過度市場化”和“價值金錢化”，以及與之相適應建立的一籃子“權貴式體制”和反向理念，造成地區差別、城鄉差別、貧富差別、官民差別、工農差別、腦體差別等進一步加大，形成了抵近極限或超越底線的兩極分化以及大規模的負面效應，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現了倒退。　　

在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以前，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最文明的社會，起碼應該比資本主義社會更文明。而文明的社會是高度人性化的社會。發展經濟只能使社會越來越人性化，而不能反人性發展。雖然自私也是人性之一，但它是非良性的有時甚至是惡性的，對社會的危害有目共睹。我們只能弘揚良性的人道，聲張正義，而不能相反。必須堅決反對惡劣的人性，用理性抵消人的獸性，防范和控制私欲的超高頻膨脹。一定要為最終消滅資產階級法權而努力，為建設“文明的社會主義”創造條件，爭取在2050年前后把我國建成發達的文明社會。　　

“老婆孩子熱炕頭，二畝水地一頭牛。”這是舊社會農村殷實人家生活的真實寫照。雖然現在的農民已不再滿足過這種“小農幸福生活”，但對安定的生活還是向往的。農民進城打工不是個好現象，大多數都是被逼無奈的選擇。誰愿意背景離鄉，到陌生的地方靠出賣苦力度日？而且還要忍受老板的白眼甚至責罵，有幾個人心甘情愿受這份窩囊氣？將老人和孩子們留在農村，獨自遠走他鄉，哪個不想親人？而且他們的性需求長期壓抑，又怎能不渴望有個安穩的家？　　

對于“三農”問題，我們再也不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往上數三代，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農民；理性面對現實，沒有一個城里人能離開農民生存下去。樓房再高，不是白面、稻米、青菜，不能吃；轎車再多，不是果汁、鮮奶、茶水，不能喝。城市居民需要農產品，農民需要工業品。在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大背景下，城市居民離不開農民，農民也離不開城市居民。所以，城市居民要為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繁榮出力。特別是從農村進城的“新移民”更不能忘本，不能忘了農村，不能忘了農民，更不能忘了農業，一定要為解決“三農”問題盡最大的努力。　　

毛澤東說：“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解決“三農”問題，是解決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實現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關鍵。維護黨和人民的魚水關系，堅持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是我們矢志不移的戰略目標和選項。毛澤東的話既形象又深刻，對我們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處理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領域的復雜關系，特別是對加強國家安全、鞏固農業基礎地位和保持非霸權國際身份認同，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　　

一個木桶能裝多少水，不取決于長板，而取決于短板。農業面臨危機，農村正在萎縮，就像坍塌的白矮星，如果我們不發力拯救農業和農村，當這一代老弱病殘的農民去世后，農村就會完全空心化，農業就會嚴重縮水，我們就有可能挨餓，工業因農業短板的制約而由長變短，國民經濟因農業扯后腿而一蹶不振。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時不我待。及早讓在城市打工的青年農民回家吧，建設新農村需要他們，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他們，中國崛起需要他們，中華民族復興更需要他們，不僅是現在，更重要的是未來。　　

　2011年12月22日　星期四

聯系電話：1474737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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