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華西成功的典型意義

談談華西成功的典型意義　　

張文茂　　

 不論是從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還是從體制制度改革的角度，華西村都是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的一個成功典型的代表和全景的縮影。為什么這樣說？是因為華西村改革和發展的軌跡，典型地代表了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三個客觀的、必然的歷史發展階段。這三個歷史發展階段是：
  （1）組織起來，實現集體化，進行農業基本建設；
  （2）推進農村工業化，帶動農業現代化；
  （3）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農村城鎮化；
    就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的總體而言，而不是就每一個村莊單體而言，這是一個經典的三步曲，實際上也是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的一般規律。而這個一規律的實現條件是農村必須堅持集體經濟體制，或者說是堅持類似人民公社那樣的集體經濟體制。　　

有人說，華西是靠搞工業富起來的，全國農村都搞行嗎？我說這要看在什么體制下。如果失去了公社那樣的集體經濟體制，進入私有化體制下的村自為戰、戶自為戰的格局，肯定不行，因為那違背工業經濟社會發展分工協作的客觀規律。所以有人就得出華西這樣的典型不能“復制”的結論，沒有代表性、典型性。為什么非要“復制”呢？“復制”太有點教條主義的嫌疑了。華西不能“復制”就沒有典型性嗎？恰恰相反，華西的實踐經驗卻正好回答了不能村村搞工業的問題。你看，由原來的小華西發展到現在的合并了20個村的大華西，是村自為戰、戶自為戰地搞工業嗎？不是嘛，是五個統一基礎上的資源優化配置的分工協作嘛，是集體經濟體制下的一體化的工業化嘛。這里的關鍵，是華西現在還稱為“村”，人們就習慣于將華西與每一個行政“村”做比較，得出其他農村村級組織不能都像華西那樣發展的結論。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在這里，我寧可將華西與過去的一個公社做比較。換句話說，華西的成功，恰恰證明了公社集體經濟在我國農村現代化發展中的重要性。集合了20個村的大華西還抵不上過去一個公社的規模嗎？集合了36個村的山東南山集團還比公社的規模小嗎？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就是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的道路。至于“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所謂農村工業化的必然夭折，恰恰是解散了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的結果。我國的三農問題、甚至整個現代化道路問題，或者說社會主義制度被資本主義顛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簡單化地解散了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而不是對其進行適當的改革。華西這個典型的成功和他的歷史地位，恰恰是他客觀地承擔了公社集體經濟的功能（能夠合并、帶動周邊村莊共同發展，一體化地完成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這恰恰是解散人民公社以后的一般的、孤立的村級組織所不能承擔的。所以，現在的大華西的成功，實際上是一個在極不正常的體制下的人民公社的一定程度的再生，只不過沒有了“公社”這個名詞罷了。大華西就是一個改革了的人民公社，是已經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人民公社，他用現代企業制度改掉了人民公社已經過時的東西，繼承了人民公社合理的內核，解決了農村工業化不可能在每一個村實現的矛盾，解決了工業和農業割裂造成的矛盾，解決了先富帶后富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上看，當初簡單化地解散人民公社，而不是逐步進行改革，不能不說是一個全局性的敗筆。
    從這個角度上看，華西這個典型更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華西的成功可以使我們反思很多農村現代化的重大的歷史問題。大寨這個典型代表了哪個艱苦奮斗的農業經濟時代，是農業合作化、集體化和農業基本建設的歷史階段，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但后來不行了，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在自身的經濟發展上是沒有及時進入產業結構調整的新階段，在農村現代化新的階段到來時沒有起到領頭羊的作用；大邱莊也曾名噪一時，大力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產業革命初期幾乎獨領風騷，但禹作敏人亡政息，經歷了很大的曲折。只有華西是完整的、連續的，并且是可持續的，幾乎濃縮了共和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全部歷史，也昭示著未來。華西村的農業基本建設是沒有偷懶的，學大寨也是認真的，是真抓實干的，這有歷史的證明。但他們早就知道無工不富的道理，所以六十年代就悄悄搞工副業，抓收入，抓錢。這在當時是被看成不走正路的，是資本主義傾向，要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的。這說明當時的政策和輿論環境確實有極左的傾向，什么都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沒有認識到農業基本建設已經完成的農村，發展多種經營和工副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是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的下一個必經階段。說明當時的華國鋒和“四人幫”等對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也缺乏基本的正確認識。所以，當年吳仁寶們以發展工副業為形式的農村產業結構變革也只能悄悄地進行，否則就會受到批判，被指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或有資本主義傾向。實際上，農村的老模范史來賀當年也是帶領劉莊這樣干的。七十年代，劉莊村辦企業生產的拖拉機小喇叭就響遍全國了。　　

有意思的是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吳仁寶、史來賀們抵制“左”的錯誤的悄悄改革，卻恰恰成了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的前提條件，集體經濟有了二三產業支撐，農民收入增加，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反倒絕了分田單干的路。相反，“左”的錯誤的進一步發展，嚴重壓抑了農民增收致富的欲望，也堵住了農村產業革命和集體經濟發展的前進道路，這又成了集體經濟逐漸喪失活力，最后一窩蜂走上分田單干的社會原因。　　

中國的右派和漢奸勢力攻擊華西這樣的典型，吹毛求疵，極力貶低抹黑，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因為立場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但中國的左派，包括自稱擁護毛澤東思想的左翼力量，對華西的解讀也缺乏深度的理論思考，所以，對右派和漢奸勢力的反擊也缺乏力度。農村發展集體經濟，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歷史階段（大體相當于改革前），村級和生產隊一級是主要載體；在農村深度進入產業革命階段，即工業化階段以后，公社一級才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主要組織載體（現在的鄉鎮一級）。但現在卻很少有人研究這一轉變規律，還在弱化鄉鎮統籌的功能。現在三農問題的幾乎所有政策，都是背離這一方向的，是一筆糊涂賬，或者干脆說還再倒行逆施，特別是土地的自由化流轉，還在加速資本的圈地運動。左翼力量要真正繼承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必須研究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弄明白毛澤東為什么要講公社工業化，并稱此為“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華西的“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廠、九十年代造城”，代表了中國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而堅持集體經濟體制，多村一體化發展，才是最有意義的成功經驗。
    　　

我為我國能夠出現吳仁寶這樣的“共產黨的人精”（上海某專家語）感到自豪，還有作為十七大代表的付華廷、王宏斌和已經去世的老模范史來賀等一批這樣的農民領袖人物，他們對我國農村現代化歷史進程的把握，要比幾乎所有的學者、教授、專家和官員都深刻、都準確。只講農業的現代化，不講農村必然要經歷產業革命；只講種地適合家庭單干，不講現代工業化進程需要分工協作；就這樣一步一步把幾億農民拉到戶自為戰、村自為戰，幾近一盤散沙。難道從華西的成功不能更多地讀出點什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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