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我們在談論致富問題時，一定不能忘記“無工不富”的道理，工，就是工業。從事農業的中國農民的共同致富之路，從整體上看起始于毛澤東時代，得益于毛澤東的領導、部署以及堅韌不拔的探索。工業化是毛澤東新中國建設的總體戰略，這是為大家所熟悉的，但是在研究中，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對于在中國農村，由農民所進行的工業化過程，常常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下面我們以“過渡時期總路線”為引子，以毛主席關于農村工業的三次具有劃時代意義和影響的講話、批示為脈絡，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毛主席不僅看得遠，看得深，關鍵他總是看的準，他抓中國農村的工業化，堅持不懈，持之以恒，多么準確呀！
引子 過渡時期總路線
1952年底黨中央按照毛主席的建議，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指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任務、途徑和步驟，它的實質是改變生產關系，解決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創造條件。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特點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以工業化為主體，三大改造為兩翼，二者是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協調發展。這條總路線的實質是改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第一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
他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這是一條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同時并舉的總路線。
它的根本思想，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來了。1952年9月以后，毛主席曾多次講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在6月15日的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后，中央宣傳部著手起草關于總路線的宣傳提綱。
毛主席在修改這個提綱時，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一步完整準確地表述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這條過渡時期總路線，1954年為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批準，并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原來估計十五年左右時間完成，但在實際執行中，于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接著又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極大地促進了農村工業——社辦工業的發展。
根據毛主席的構想，人民公社將是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農村基層組織，他指出：“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9]每個公社都要有自己的農業、工業、商業、服務業和交通業，有學校、醫院、科研機構等。根據這一構想，各業都必須有所發展，尤其是工業，要大力發展，要實現“公社工業化”。為此，中央要求人民公社從農業生產中抽出一部分人力、物力來搞工業。為了響應中央的號召，全國各地的農村都掀起了興辦企業的高潮，工廠企業在農村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
一、1959毛主席為社隊企業作了神奇預言：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
毛澤東這個人是個神奇的預言家，誰也不敢懷疑這一點。有趣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還在不斷發現他當年的一些預言又在兌現。比如象華西村、南街村、大寨、劉莊、周家莊等等一大批共富村的崛起，我們追根朔源，又找到毛主席那里，因為這些共富村共同特征以及今天的狀態，似乎就是在實現50多年前。
1959年他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贊揚社隊企業的一句名言——“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后來，主席還在有關吳仁寶領導的華西大隊的調查材料再一次作了同樣內容的批示，我們知道華西村的社隊企業，也就是后來講的鄉鎮企業在全國首屈一指，吳仁寶也是舉世聞名的走集體經濟共同富裕之路的紅色企業家。我們再一次感受到老人家的神奇。
我們為什么要說吳仁寶這批人是紅色企業家，因為他們是在新中國正在摸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沒有現存的模式可供參考，但是在精神上，在基本的理論指導上，以及在關鍵的環節上，還是有保障的。
比如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性質，就為農村大隊一級，也即是現在的村一級，提供了企業化經營的組織基礎，大隊黨支部在政治上是一個堅強的堡壘，1959年毛主席對社隊企業的提到“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這種高度，無疑指明了方向。
雖然后來在1960年代調整時期，社隊企業做了一些整頓，但是主席在大方向上，在農村的整體規劃上，從來就沒有放棄過那個“光明燦爛的希望”。
二、1966年毛主席在“五·七”指示里再次提出：農村“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
1962年有個《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特別規定：“公社管理委員會，在今后若干年內，一般地不辦企業。已經舉辦的企業，不具備正常生產條件的，不受群眾歡迎的，應該一律停辦。需要保留的企業，應該經過社員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分別情況，轉給手工業合作社經營，下放給生產隊經營，或者改為個體手工業和家庭副業；個別企業，經過社員代表大會同意，縣人民委員會批準，可以由公社繼續經營，或者下放給生產大隊經營。”“公社經營的企業，都應該直接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公社管理委員會，應該積極促進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1966年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提出：“農民以農為主”，“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為社隊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
到1970年，全國社辦企業有47400家，是五七指示前的1965年（12000家）的近4倍。而這1966到1969年，恰恰是文革的高潮時期。
1970年這些社辦企業的產值達到26.6億元，是1965年（5.3億元）的5倍。
如果加上那一年隊辦企業的40億元產值，1970年社對企業的總產值就達到66.6億元。
1970年8月，國務院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提出要建立縣、社、隊三級農機修理網。會議指出，毛主席曾提出“用25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要求，已經過去15年了。必須切實抓緊今后10年的工作，大力發展小鋼鐵廠、小煤礦、小農機廠、小化肥廠、小水泥廠等“五小工業”，以促進農業機械化。為落實會議精神，國務院又專門召開農業機械化會議，進一步要求社隊企業逐漸增多，為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提供物質基礎。此后，全國各地的人民公社陸續辦起了一些農機修理、修配廠(站)，許多大隊辦起了農機修理點，隨后又在這些廠(站)的基礎上發展起了一批機械加工業，從而使社隊企業得到了較大發展。
三、1975年毛主席關于社隊企業的批示
1975年9月5日，浙江省永康縣人民銀行干部周長庚在學習《河南日報》發的《光明燦爛的希望》與《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８日華國鋒同志給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后，認為華國鋒的信和河南的報道強調的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農村要發展工業企業的主旨，說到了他們的心窩里。于是寫信給毛主席，建議改改1962年中央關于社隊“一般不辦企業”的規定，積極發展農村工業，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尋找出路。
當時正值毛主席病重期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立即審閱，并在“來信摘要”欄頭位置用紅色鉛筆寫下：“小平同志：請考慮，此三件可否印發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澤東 九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批示后，中辦以文件形式在當時召開的北方農業會議上發給與會者。
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刊發了《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介紹了回郭鎮公社發展社隊企業的經驗，并配發了題為《滿腔熱情地辦好社隊工業》的評論員文章，認為社隊企業是壯大集體經濟、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逐步縮小三大差別的“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因而呼吁“要滿腔熱情地對待社隊企業”。
隨后，“社隊企業”得到了迅速發展。
到1976年底，全國社隊企業已發展到111.5萬個，總收入達272.3億元，占人民公社三級總收入的23.3％。
1975——1978年，社對企業的產值為234億元、303億元、435億元、493億元，年均增長28.6%。
1976年社對企業數為100萬家，1978年超過150萬家，共有2800萬工人，占農村人口近十分之一，當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社，近百分之八十的大隊都有自己的工業企業。公社和大隊的收入三分之一來自工業企業。
吳仁寶領導的華西大隊，1976年工業產值達到28.2萬元，占全年收入的54.4%，超過一半。
1978年工業產值達到69萬元，銀行存款就有100萬元。
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等集體就是在辦社隊企業時打下了工業基礎，所以在別人忙著分土地分集體財產的時候，他們堅持集體富裕的方針，開始“悶聲發大財”了。
從1959年的人民公社大辦工業時指出“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1966年再提出“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直到年邁病重時對這樣普通老百姓的一封信還如此重視，可以看到毛主席對農業工業化的念念不忘。
如果按毛主席的路子走，中國的農業哪會像現在這樣傷腦筋。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少走彎路，認真回顧這些歷史事實是很有必要的。
偉大的人與偉大的預言，這只能在歷史的長河里得以體會。
創業艱難百戰多，這是陳毅元帥描述紅軍游擊戰的，其實搞社會主義建設，走共同富裕之路何嘗不是如此。
毛主席至今還在被某些人誤解以至于謾罵，吳仁寶、王宏斌、郭鳳蓮他們不知歷經了多少艱難困苦，才帶領本村的鄉親們走到今天共同富裕之路。
可是，無論如何，希望就是希望，偉大就是偉大，光明就是光明，燦爛就是燦爛！
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些偉大的希望，是需要象吳仁寶他們這樣的紅色企業家領頭干出來的，這就是毛主席抓落實的高招，他通過農業學大寨，順理成章的培養了一大批紅色企業家，那個時候叫干部，干部的決定性因素就是這樣體現出來的。
毛主席神奇的預言，神奇的兌現，靠的是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道器變通循環，這是大智慧，強勇氣，靠的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才是我們所必需的。
由此，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毛主席是中國農村農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偉大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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