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婚喪儀式 銳變 核心價值 文化自主性
人類學和民俗學的許多研究均熱衷于描述與分析那些具有異域風情的鄉村文化或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獨特風俗，而對我們習以為常的或一般地區的農村婚喪儀式及其文化變遷缺乏關注。因為大多數人認為，即使在現代化的沖擊下，鄉村社會中禮儀風俗也只是在形式上與傳統中國有所不同，其所內涵的核心價值，即一些基本的規范仍然能維持下來。比如喪事的儀式應該莊重而又肅穆，以表達對逝者的哀悼與追思；婚事應該喜慶而又不失禮節，以表達上天所賜的姻緣、父母的養育之恩以及新人對家庭、對婚姻的責任與忠貞。然而，近年來，我們在農村調查發現，衣著暴露、跳脫衣舞、唱流行歌曲的樂隊已主導了喪事的儀式及其內涵。而婚事上的儀式更是變化無窮，成為人們追求“熱鬧”的時尚工具，用村民的話說，什么好玩就玩什么。人們似乎并不思考，也不在意儀式背后所應該承載的文化價值與生活意義，這種儀式的變遷不僅僅發生在形式上，而且在涉及儀式內核的價值與意義上。由于支撐儀式之核心價值的喪失，從而使本應該載“道”的儀式處于無根狀態，呈現出紛繁蕪雜的樣態。
一、農村婚喪儀式銳變的圖景
由于儀式承載著特定的文化價值與人生意義，是由一系列較為復雜的規范與行事準則構成，需由專門的人去習得與掌握，方能演繹與傳承儀式所具有的內涵與意義。因此，有無懂得儀式規則的專門人土來主持儀式是衡量儀式是否具仍然具有核心價值與基本規范的重要標準。然而，如今許多農村地區的婚喪儀式缺乏專職的儀式主持者，即使是原本充滿禁忌的喪事儀式也可以由逝者的家屬任意安排。婚禮儀式的主持者則大都是些青年人，其主持的主要標準是“能不能把婚禮搞得好玩、熱鬧”。而那些“熱鬧”方式變化不定，“都是主持人腦子里隨時想出來的”。如果主持者能在婚禮上想出眾多“好玩”的花招，以博取眾人的歡笑，那么他就是被認為是個成功的主持者。
如果婚喪儀式沒有專職且固定的主持者，這說明構成儀式的內容和形式缺乏基本的價值規范與禁忌，可以隨意變換，任意選擇。比如，近年來，一些農村的婚禮出現以取笑公公婆婆為對象的結婚儀式，當地人稱為“灰公醋婆”。即，迎媳婦的那天，公公和婆婆都被打扮成了小丑，公公身穿紅色的戲服，背上插著一支耙（暗指耙灰），臉和下巴都畫滿了墨汁，頭戴一頂圓錐型高帽，高帽的前端寫著“今天我結婚”，高帽的兩側各插著一面小紙旗，分別寫著“加油”和“努力”。婆婆胸前掛著兩個醋瓶子，臉上涂滿了胭脂，頭發被束到了頭頂，用紅帶扎成了兩束，像兩朵大紅花，遠處一看，既像影視作品中拉皮條的老鴇，又像馬戲團的小丑。一路上，婚禮的主持者和新郎的親朋不斷地“惡搞”：要求公公脫鞋，赤腳背媳婦，而后又要求公公從外到內地脫衣褲，直至差不多是赤祼背媳婦。總之，公公脫得越少便越能引發笑聲，越能產生“熱鬧”的效果。媳婦背回家后，取笑公公和媳婦的戲劇也進入了另一個高潮。主持人拿著一個簸箕戴在公公的頭上，要求媳婦拿著一根棍子敲打公公頭上的簸箕，邊敲邊問公公：“響（想）不響（想）？”公公則要求答“響（想）”。隨后，主持人要求媳婦往公公臉上抹雪花膏，每抹一次，媳婦也要問公公：“香（想）不香（想）？”，公公同樣要回答“香（想）”。婚禮的最后一項“搞笑”的內容是公公和媳婦互換禮物：公公送媳婦一根蘿卜，媳婦送公公一只麻將牌中的白板，從而引起眾人的狂歡。需要說明的是，這些禮物是主持人為了“熱鬧”特意準備的。
據村民介紹，這種“灰公醋婆”的婚禮儀式是1999年左右從城里傳到集鎮，再由集鎮傳入村莊，在之前，該村的婚禮儀式仍然是傳統的形式。一位在集鎮做生意的村民是該村第一位“背媳婦”的人。當時，村民覺得“好玩”，于是也紛紛效仿。用村民的話說，“什么好玩就玩什么”。一些村民認為，“現在公公背媳婦也不好玩了，因為大家都背，看多了，就沒意思了，過幾年肯定會換成更有意思的形式。”
不僅婚禮儀式追求感觀刺激與“好玩”，原本頗為莊重肅穆的葬事也成了人們追求“熱鬧”與“好玩”的工具。大約1990年代未，農村地區開始興起了雇請歌舞隊和專職的哭喪者。剛開始時，樂隊和專業的哭喪者著實產生了“熱鬧”的效果，吸引了不少觀眾。但由于其表演相對文明，除了唱一些流行歌曲外并沒有其他“好玩”的成分，因此“越來越沒人看”。喪事儀式于是發展到了如今的跳脫衣舞、唱黃段子以及表演極為下流動作的形式，以獲取臺下男女老少的笑聲。正如一位老家在中部農村的打工者所描述的那樣，“最近幾年，我們那里還興起了一種很另類的嗩吶文化。遇到紅白喜事，基本上都會請一個嗩吶班子到家，誰家不請，就沒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時候，嗩吶班子吹的是真正的嗩吶，有好多種樂器，都賣力地演奏。而現在，這些嗩吶班子都會請一個女人，年齡一般都在30歲以上，到晚上的時候，就會濃妝艷抹，登臺唱一些黃色小曲，說一些低俗笑話，然后和一個搭配的男人打情罵俏。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性愛”為主題。有些時候，還會玩脫衣舞游戲。臺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處，都齊聲叫起好來，或高喊著“脫啊、脫啊、脫啊”。即使是喪事，也會有這樣的演出，無論是親人還是村人，臉上都看不到一絲的悲傷。若不脫，眾人都會說這個嗩吶班子不行，不過癮。”[1]
二、無根儀式、核心價值與村莊文化自主性
絕大部分村民并不認為那些追求“好玩”的婚禮儀式是傷風化俗的表現，也不認為在葬禮上的跳脫衣舞有何不妥。相反，他們認為，這些從外面特別是從城市里傳來的“新做法”代表著“文明”與“先進”，是社會進步與開放的表現。而村莊以前的儀式與習俗則代表著“封建”與“落后”，是“沒有趕上潮流”的表現。此外，我們在農村調查發現，不僅僅是婚喪儀式的“新做法”被村民視為現代文明的潮流而被追趕著，而且一切來自“外面的”和“城里的”文化，似乎都被視為代表著文明與先進社會的發展方向，都很容易被村莊、被村民所接受。比如，在我們所調查的湖北A村，該村的一名婦女于1994年去發達地區從事性服務工作，是該村從事該行業的第一人。據說，她那年回村時，不光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是坐飛機回省城，然后從省城打的回村莊。她的這種派頭，令不少村民羨慕不已。在之后的10年間，在這個婦女所在的村民小組內，至少有10個婦女跟隨她外出從事性服務。奇怪的是，對于這些婦女，大部分村民持寬容的態度。不少村民認為，“現在的世道是笑貧不笑娼”，“你要是有錢，別人就會把你看得貴重些，至于你做什么，那都無關緊要”。換言之，在婦女的“跟隨”和村民的寬容背后，有一個更為關鍵共識，即“社會發展的形勢就是如此”。[2]在村民眼里，即使外出從事性服務，也只是追趕潮流的一部分，是符合金錢至上的“社會發展形勢”。既然是“社會發展形勢”，當然就可以“跟隨”，就應該寬容。
當村莊容易在“社會發展的形勢”中隨波逐流時，說明村莊缺乏一套評判是非好壞的內部標準，也即本文所說的核心價值或基本價值規范。關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壞，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封建”，村莊內部沒有一套自我評價的體系，即村莊缺乏“文化自主性”。[3]而村莊缺乏核心價值體系的背后是村莊信仰的缺失。我們湖北A村調查時發現，上至80歲的老太太下至幾歲的小孩，都不相信世上有鬼神的存在。一位76歲的老太太說，“如果世上有鬼的話，那些自殺的老人怎么不變成鬼把她不孝的媳婦搞死？”由于不相信鬼神的存在，當地人不過鬼節，不敬神靈，不拜祖先。我們也看不到祖先的牌位和老人的遺像，村民只在親人去世后的頭兩三年上墳，之后便不再上墳，因此，許多人找不到自己爺爺的墳地。此外，村民認為燒香拜佛、敬菩薩都是迷信活動。總之，我們在這些村莊找不到任何一絲可被視為“小傳統”的痕跡，絕大部分村民只相信現代科學，幾乎沒有任何東西是值得村民和外來人畏懼的。這與我們在江西宗族性村莊調查時的感覺截然不同。比如，筆者在江西左村調查時總懷著一種敬畏感，生怕會觸犯當地的一些禁忌。因為一棵普通的樹或一塊很不起眼的石頭就有可能是當地的村神。特別是在祭祖、游神和鬼節期間，外來人必須小心冀冀地遵守那些規矩，因為那些規矩都是與“風水”，以及宗族未來的興旺發達密切相關。左村村民對那些能溝通陰陽兩界的祖先牌位、遺像和墳墓都表現出絕對的敬畏，因為他們對鬼和神靈的存在深信不已。此外，專門承載村莊紅白喜事儀式的宗祠是如此地威嚴、神秘，使外人不敢接近。由于婚喪儀式的禁忌頗多使普通人很難掌握，必須由專管儀式的“斯文”主持。為了避免在儀式上出現任何差錯，“斯文”必須精通整套儀式的所有細節。
顯然，與那些只相信“科學”、且追趕“好玩”、“熱鬧”的村莊相比，江西左村的村民是“封建迷信”的代表，但正是這些“封建迷信”構成了村民的意義世界以及村莊信仰的基礎。而村莊的核心價值與文化自主性也恰恰建立在這些“封建迷信”之上。更為重要的是，左村的婚喪儀式內涵著這些“封建迷信”所承載的關于生命的意義和人倫秩序，而不是單純地為了“熱鬧”。從民俗學的意義上講，儀式的主要功能是為了承載一系列有關生命的意義以及人倫秩序中的“道”，特別是那些與人的生死相關的婚喪儀式。但是，當村莊核心價值與基本信仰缺失之后，村莊便喪失了其自主性。儀式只是人們簡單地追求“熱鬧”的工具而已。村民并不關注儀式“載道”的功能，并不在意構成儀式的內容所應該內涵的意義，也不追問那些“好玩”和“熱鬧”的儀式方式有何不妥。
也正是因為儀式失去了其載“道”的功能，構成儀式的內容才會變換的如此之快，并變得越來越媚俗，越來越去倫理性和去神圣性。村莊被“潮流和時尚”裹挾而行，一切外來的東西如此容易地被效仿、接受。用村民自己的話則是“流行什么就玩什么”。并且，婚喪儀式中的“新潮流”越來越公開地表演著與“性”相關的內容，似乎一切與“性”有關的玩法就越能吸引眼球，就越能產生“熱鬧”的效果。
三、核心價值缺失的文化困境
布羅代爾在《文明史綱》中認為城市是體現文明最明顯的外部標志。[4]事實上，關于什么是“先進”，什么是“文明”恰恰被城市社會及其生活方式所定義的產物，是被城市商業資本運作現代傳媒所建構的產物。并且，這些產物往往是以追求感觀刺激為目的的商業文化和娛樂文化。這種文化通過廣告、現代傳媒不斷吸引人們的眼球，刺激人們的大腦，從而成功地塑造著關于“現代”、“文明”和“先進”的文化概念，并最終成為主導整個社會的支配性文化。當這種支配性文化通過人口流動和電視下鄉，迅速地侵入鄉村社會，潛移默化地改變村民的文化觀念時，那么，由電視引導的“時尚”日益成為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定義。[5]
當然，當這種支配性文化進入村莊時，村莊由于其本身結構的差異性，對接受支配性文化的速度以及改變其內生文化的程度會有所不同。如果村莊內生的價值信仰基礎比較深厚，村莊的文化主體性則比較強烈。在這種村莊，關于什么是先進和科學，什么是落后和封建，村莊有自己的定義和解釋體系，而不容易被外部所建構的“科學與文明”引導著。也就是說，如果村莊有其核心價值與基本信仰，那么任何“新潮流”進入村莊時，都必須保持其應有的底線，而不至于赤裸裸。因為村莊內部的價值規則與文化信仰會對現有的儀式產生敬畏感，會對外來的“潮流”進行過濾和重新定義。但是，如果村莊喪失了核心價值體系與基本的文化信仰，那么村莊便缺乏主體性，必然會被外來文化所支配，被“潮流”所牽引，那些由支配性文化所定義的價值標準就更容易成為村莊評價事物的標準。因此，那些來自電視上和城市里的“現代文化”被村民認為是代表“文明”、“先進”和“科學”的發展方向。而村莊中所殘留的文化傳統碎片則都被認為代表著“封建與落后”，應該被外來的文化所替代。
事實上，不僅支配性文化在不斷地構建“文明”和“落后”的內涵，而且城市和鄉村本身也在從地理、政治和經濟等各個緯度構造著中心和邊緣，先進和落后的文化格局。因此，無論村莊內生的文化信仰有多深厚，村莊的自主性有多么強大，在城市文化支配鄉村文化，商業文化支配民俗文化的權力格局下，“文明”最終會消滅“落后”。但在“文明”消滅“落后”之時，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明”？我們拿什么來定義“文明”？由誰來定義？“文明”的根基何在？如果“文明”失去了其生長的根基，那么承載“文明”的儀式必然會找不到根基，從而喪失底線，一步步走向媚俗化和去神圣化。由此，婚喪儀式上的表演，才會按照“好玩”和“熱鬧”的娛樂邏輯，越脫越少。在不久的將來，脫衣舞也可能會被人們覺得“越來越沒意思”，將可能發展成祼舞或其他更為低級、更媚俗的形式。如果事實果真向這樣的方向發展，這難道便是中國農村婚喪禮俗發展的方向？是鄉村文化前進的方向？
參考文獻：
[1]賀雪峰于2002年在江蘇調查時便發生在葬禮上跳脫衣舞已是當地的時尚，參見賀雪峰：《新鄉土中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2]參見申端鋒：《中國農村出現倫理性危機》，《中國評論》（香港），2007年3月。
[3]陳春生：《鄉村的文化傳統與禮儀重建》，黃平主編，《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178頁。
[4]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馮棠等譯，第37頁。
[5]歐陽靜：《農民如何選擇電視》，《華中科技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
注釋
[1]《打工者談農村》，《中國青年報》，2010年，9月8號。
來源: 《黨政干部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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