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毛澤東、學習毛澤東、研究毛澤東
（修改稿）
張文茂
新中國經過前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后30年的改革開放，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也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矛盾，現在又到了新的歷史轉折點。面對現實的矛盾和問題，從理論層面思考，我個人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問題上，還是要回歸毛澤東、學習毛澤東、研究毛澤東，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一、從鄧小平和毛澤東的幾段論述談起（黑體是我加的）
1、鄧小平關于兩個飛躍的論述（ 1980-5-31 ）
“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具體說來，要實現以下四個條件：第一，機械化水平提高了（這是說廣義的機械化，不限于耕種收割的機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適合當地自然條件和經濟情況的、受到人們歡迎的機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積累了經驗，有了一批具備相當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種經營發展了，并隨之而來成立了各種專業組或專業隊，從而使農村的商品經濟大大發展起來。第四，集體收入增加而且在整個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目前搞包產到戶的地方，形式就會發展變化。這種變化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產發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發表時題目：《關于農村政策問題》）。
2、鄧小平關于鄉鎮企業的論述（ 1987-6-12 ）
“農村改革總的來說發展是比較快的，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經營，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鄉鎮企業每年都有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率，這種情況持續發展了幾年，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今年已經過了5個月了，這幾個月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百分之二十幾。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工業，還包括其他行業，解決了占農村剩余勞動力50%的人的出路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往城市跑，而是建立了大批小型、新型的鄉鎮。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這個政策取得了這樣好的效果，使我們知道我們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這是我個人沒有預料到的，許多同志也沒有預料到的，是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效果。”（發表時題目：《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3、毛主席和黨中央關于人民公社與工業化問題的部分論述：
1958年，毛主席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 1958年8月8日 《人民日報》）
“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發展，還有更為深遠的意義。這就是，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業中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1958年12月10日 ，中共8屆6中全會通過。）
“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同時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的基層單位。----現在也可以預料，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公社將仍然是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 （《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1958年12月10日 ，中共8屆6中全會通過。）
“從現在起，擺在我國人民面前的任務是，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根據黨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機械化電氣化，逐步使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從而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全面地實現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高度發展的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1958年12月10日 ，中共8屆6中全會通過。）
“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將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而且將在農村中促進全民所有制的實現，縮小城市和鄉村的差別。應當根據各個人民公社的不同條件，逐步把一個適當數量的勞動力從農業方面轉移到工業方面，有計劃地發展肥料、農藥、農具和農業機械、建筑材料、農產品加工和綜合利用、制糖、紡織、造紙以及采礦、冶金、電力等輕重工業生產。人民公社的工業生產，必須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首先為發展農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電器化服務，同時為滿足社員日常生活服務，又要為國家的大工業和社會主義的市場服務。” （《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1958年12月10日 ，中共8屆6中全會通過。）
“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裕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毛澤東：1959年2月在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
幾點結論和啟示：
1、鄧小平是主張農村最終還是要搞集體經濟的，至少在1980年他的認識是這樣的。他提出由低水平的集體化到高水平的集體化，并且提出了高水平集體化的四個條件，即機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多種經營發展了、集體收入增加了。
2、但是，鄧小平對農村在糧食問題基本解決以后，農村必然要進入工業化的歷史發展階段的客觀趨勢嚴重估計不足，并且是完全沒有料到，中央許多同志也沒有預料到。他提出的高水平的集體化的條件中，有“多種經營發展了”這一條，也仍然是農業經濟的概念，沒有上升到農村工業化的高度。這說明，當時的中央高層沒有形成農村要經歷一場產業革命的理論認識，即除了國家的、城市的工業化以外，農村必須要有公社的工業化進程，即農村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只有完成這一歷史任務，才能真正解決農業的現代化問題。由于沒有這個理論認識，所以，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成了意外的改革成果。正是因為對這一客觀趨勢沒有成熟的理論準備，成為解散人民公社的重要的理論認識上的根源。
3、然而，毛澤東在1958年就提出公社工業化，并且將國家工業化和公社工業化并提，指出人民公社的更深遠的意義是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毛澤東深情地期望，“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毛澤東實際上是把人民公社看成即是農業現代化的組織載體，又看成是農村工業化的組織載體，同時又是新的城鎮化的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毛澤東的這些論述，距鄧小平1978年的“完全沒有預料到”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談話早了近30年。那個更具有遠見卓識，不言自明。可見王震將軍晚年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50年的話，絕非妄言。
二、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現代化的理論概括
按照毛澤東關于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論述和后來的實踐，從我國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客觀趨勢來看，我將其概括為“三大歷史階段”、“四大發展趨勢”和“三個一批解決農民問題”這樣一組論斷。從生產關系和基本經濟制度的角度看，這條社會主義農村現代化道路的核心是在農村堅持集體經濟體制和組織形式。
1、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現代化必須經歷三大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發展階段（50-70年代）。這一階段的歷史任務是在保障國家工業化建設的同時，解決糧食生產即吃飯溫飽問題，使農業問題基本過關。沒有這個基礎，我國的一切現代化發展都無從談起。所以，從合作化到集體化，到農業學大寨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等，都是這一歷史階段的本質特征，是我國現代化全面起步的基礎，是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和不可超越的歷史階段。對這一歷史階段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甚至惡意貶低、抹黑，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有的是別有用心。
第二階段：農村產業革命階段（農村工業化或農村產業結構變革階段， 80-90年代，在集體企業改制后基本中斷）。這一發展階段的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不可能不波及到農村。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結果是資本改造、消滅小農，而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樣不可能只限于原有城市。在農村的農業問題基本解決以后，利用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和國家的計劃指導，主動推進農村的工業化進程，使之與國家的、城市的工業化進程協調發展，正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兩條腿走路的一大特點，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現在回過頭來總結，難道農業學大寨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可以無限期地搞下去嗎？難道不是一定歷史時期的階段性任務嗎？無休止地延長這一階段，是黨失去農民和影響工農聯盟的重要原因。所以，這一任務一旦基本完成，農村人民公社無疑應該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發展多種經營，發展工副業，以便提高農民收入，解決農業勞動力的轉移、農村集體經濟的積累、集體經濟內部的以工補農等一系列問題，這就是農村工業化的起步和向縱深發展的問題。
第三階段：城鄉統籌的一體化發展階段。農村工業化的發展，自然會突破城鄉二元結構，不但使農村工業與國家的城市工業進一步相互融合，進一步走向一體化，而且還會導致傳統農村地區社會結構的城鎮化轉變，在公社一級形成小城鎮，進而逐步實現社會結構的城鄉一體化。如果沒有了依托集體經濟體制的農村工業化進程，那么，農村大量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必然向城市集中、集聚，農民就只能以農民工的身份進入工業化進程，成為資本的雇傭勞動者，結果就是農村的衰落。這就不但不能縮小城鄉差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反而會反向強化城鄉二元結構。很多學者指出農村生產要素多年來凈流出的現象，但回避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問題。其實，農村沒有了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也就失去了在農村內部集聚、重組生產要素的體制支撐和組織載體，失去了工業化、現代化的經濟增長極，在城市資本占主導的條件下，農村的衰落就成為必然的趨勢。
毛澤東開辟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是依托集體經濟體制的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道路，也是能夠避免農民都涌進大城市的農村城鎮化道路。體制上是由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集體化，再由低水平的集體化到高水平的集體化（我認為高水平的集體化是在公社工業化的基礎上的人民公社的公司化）；由農業學大寨的農業基本建設到社隊企業，到公社工業化，再到農村（公社）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城鄉二元結構逐漸消亡，最終完成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
2、農村現代化的四大基本趨勢
農村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歷史階段主要是解決糧食問題，是解決吃飯和溫飽的問題，當然也是為國家工業化奠定穩定的農業基礎和提供原始積累。當這一階段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以后，農村的現代化進程會逐漸全面展開，這就表現為以下四大基本演變趨勢。
第一、農業內部的產業分化和產業化趨勢。由多種經營向多種產業發展，農業內部產業進一步分化和生產進一步社會化，逐步形成不同區域的主導產業，圍繞主導產業建設現代農業的產業化體系，提高農民的產業化組織程度。
第二、農村經濟的產業結構變革和工業化發展趨勢。也可以稱為農村的產業革命過程，是農村由過去單一搞糧食的產業結構向非農產業拓展的過程，是現代工業的生產方式改造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村產業結構的過程，也是農村內部分工分業和生產進一步社會化的過程。社隊企業（后來的鄉鎮企業）的發展和集中建設產業園區，應該成為農村工業化的主要特征，使農村二三產業形成集聚效應，最后形成“社”一級以工業化的二三產業為主，村及村以下以現代農業為主的格局，完成農村的產業革命和農業的現代化。所以，毛澤東稱贊的“公社工業化”，是我國農村現代化的核心任務，是農業現代化的前提，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即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統一。
第三、農村社會結構的城鎮化發展趨勢。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必然導致經濟和產業結構的根本變化，導致農業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和人口的城鎮化集聚，為小城鎮的發展提供了產業和經濟條件，農村開始出現城鎮化集聚趨勢。農村的城鎮化集聚趨勢的形成，依賴于工業化進程中的集中布局，而人民公社的“社”一級，恰恰應該是農村工業化集聚以及各項社會事業和三產服務業發展的集聚載體，所以，公社必然成為城鎮化集聚的載體。后來農村鄉鎮企業之所以出現“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局面，恰恰是解散了人民公社的結果，使農村失去了承擔二三產業集聚功能的組織載體。
第四、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如果沿著正確的路線走下去，農村工業化的發展與國家的、城市的、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工業發展相互補充、滲透，農村城鎮化發展不斷提升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最終就會在國家城鄉統籌的基礎上走向城鄉一體化。但是，如果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下去，在理論上，也可以設想實現資本主義的城鄉一體化，這就回避不了資本消滅小農的問題。但是，資本主義的這一歷史任務，在我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靠資本主義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無異于天方夜譚，但至今還有很多人對此抱有幻想。
農村現代化的四大趨勢具有客觀性、必然性，基本上包括了農村現代的全部內容，也是實現農村現代化的主要任務和基本標志。而人民公社體制正是完成這一農村現代化歷史任務的體制支撐和組織保證。以農業適合家庭經營為理由解散人民公社，在理論上是非常荒謬的。原因在于完全沒有看到農業的現代化與農村的工業化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總結一下，可以看到公社工業化的深遠意義是什么：
第一、公社工業化是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新階段和第二戰場、第二條戰線。
第二、公社工業化是農村集體經濟鞏固和發展的物質經濟基礎。
第三、公社工業化是提高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
第四、公社工業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轉移勞動力、積累資金、集體經濟內部的以工補農等）。
第五、公社工業化是農民城鎮化轉移和集聚的根本動力，是避免農村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體制保障。
第六、公社工業化使農村形成新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公共服務中心，是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重要節點。
集體經濟體制下的公社工業化，是避免農村蛻變到資本主義，使農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進入現代社會的正確選擇。所以，公社化的集體經濟體制和工業化進程，是毛澤東規劃的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的兩個本質特征。
3、“三個一批”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如果堅持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和公社工業化的道路，我國農民在現代化轉型中，基本上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解決出路問題：
1、城市化轉移一批。相當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化的概念。農村公社工業化的同時，國家的大中城市也在快速發展、擴張，吸收農村勞動力和人口的能力不斷提升，使一大批農民轉化為城市居民。這至少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城市擴張到的農村地區的城市化轉變，即現在大量存在的城中村、城邊村的改造問題；一是農民以個體的身份進入城市并轉變為市民的問題。前者表現為農民以集體經濟為載體的整體轉型，后者表現為以農民個人身份的農轉非，是退出農村集體經濟和土地權益的市民化轉移。
2、城鎮化集聚一批。表現為農村地區由于公社工業化發展導致的經濟和人口的集中、集聚，使公社（現在的鄉鎮）中心區域內的村莊通過舊村改造，建設新的城鎮化社區，首先完成由傳統農村向小城鎮的轉型，形成小城鎮的集聚內核，進而吸納外圍農村勞動力進鎮就業，農民在產業轉移的基礎上完成城鎮化集聚，最后通過保留村莊的新型社區建設，使農村逐步實現現代化社會轉型。如江蘇華西、山東南山集團等村莊，有的已經合并了二十幾個、三十幾個村莊，在農村工業化的發展中，通過統籌實現了農村的產業升級和城鎮化集聚轉型。
3、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提升一批；在城市化轉移和城鎮化集聚的基礎上，農村地區還會有一大批由于農業生產的需要而保留下來的村莊，要通過適當的集中、集并，建設新農村，配套、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和基地，使傳統農村改造成現代化的新型社區。
三、鄧小平和毛澤東的理論差異
回過頭來看，毛澤東和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差異值得深入研究：
1、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村現代化的理論
毛澤東主張國家的工業化和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只不過是國家的、城市的工業化必須先起步，首先建立起獨立的、相當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農村的公社工業化后起步，前提是必須基本解決農業中的糧食問題。這是后發國家追趕戰略的必然。難道新中國的工業化可以先從農業、農村起步嗎？而在第一階段，農村的發展又必須通過合作化、集體化把農民組織起來，一方面為國家的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支撐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另一方面是靠組織起來，統一經營的優勢，進行農業基本建設，解決吃飯的問題。一旦這個問題基本解決，農村的工業化進程就可以起步，由國家的、城市的工業化發展到人民公社的工業化兩條腿走路。
但是，毛澤東的這一理論探索在黨內沒有成為成熟的理論體系和政策方針。原因在于：
（1）毛晚年主要精力轉到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的防修反修的問題上，轉到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上去了（這并不是毛澤東的失誤，而是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所以，這一問題沒有展開。
（2）58年公社化運動以后，曾有在糧食問題還沒有過關的情況下，過早地轉移農業勞動力大辦工業的教訓，后來遇到城里供應困難，60年代初還有2000多萬進城人口返鄉的問題。所以，糧食問題的壓力太大，公社工業化的問題在60年代還不能成為當時的現實問題。
（3）黨內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清醒地預見到農村在糧食問題基本解決以后，必然轉到公社工業化發展階段。這就導致對人民公社的歷史作用和功能嚴重估計不足，只把人民公社看成是農業的集體經濟體制。而農業生產本身又難以接受人民公社這樣大的組織形式和體制。結果，大家都接受了農業生產適合家庭經營的說教，并以此為由，稀里糊涂地解散了人民公社。
鄧小平也是恰恰沒有預見到公社工業化的客觀趨勢，沒有兩個工業化的理論思考，從而低估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的重要性。如果他有毛澤東那樣的認識，我想他絕不會同意解散人民公社。
這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錯誤的根源在于認識上把人民公社僅僅看成是農業的集體經濟體制。
直到現在，我們所有論及農村集體經濟問題的觀點，幾乎都是仍然將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看成是農業的集體經濟體制，這就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2、另一個重大理論是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
毛澤東曾經強調人民公社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并多次批評企圖取消商品交換的錯誤想法，強調價值法則是個大學校，不反對計劃外的市場貿易，包括農村的集市貿易。
這個問題的背后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否由計劃調節包攬一切？到底還需要不需要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如果根據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筆記，可以推斷，毛澤東不會完全否定市場機制的作用。但顯然毛澤東晚年對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以及如何與計劃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沒有更多精力進行探索，沒有形成更成熟的理論，這是歷史的遺憾。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需要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是鄧小平給予肯定的。如果鄧小平的改革仍然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方向，那無疑是鄧小平的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但改革最終還是導致了私有化和泛市場化。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探討。鄧小平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是機制的問題，而不是根本體制的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市場機制，不等于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就是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講，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但在初期階段還需要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但后來中央將改革的目標概括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理論上就造成了思想混亂，容易造成誤解。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需要幾個方面的調節機制。首先是指令性計劃，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的體現，是全國人民的根本性、長遠性共同利益的體現和保障，這是不能回避的。國有企業完全由市場左右，只考慮企業自身的利益，內部再變成勞資雇傭關系，還有什么社會主義可談？其次是指導性計劃，不帶有直接的強制性。但指導性計劃的實現需要兩個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國家用利益機制（鼓勵性政策）的引導，通過市場機制，由企業來選擇，有些行業和產品也可以完全由市場機制來優勝劣汰；另一方面是國家政策法規的限制，禁止一些危害社會主義的市場行為，限制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如土地的買賣等。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有一個站在社會主義還是站在資本主義的基本立場問題。固然，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需要市場，但是，這只是表面現象。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必然是在肯定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下講市場機制，并且不能把市場機制夸大到起主導作用的地位；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則會貶低計劃經濟體制的作用，用機制問題代替體制問題，夸大市場機制的作用。鄧小平避開計劃經濟體制而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這可能與他的要“搞一段資本主義”的認識有關，但在理論上完全混淆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這就不是繼承毛澤東、學習毛澤東、研究毛澤東，而是從根本上偏離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方向了。
陳云同志認為市場機制要有個“籠子”，這個籠子就是國家的宏觀計劃和國家調控。說明陳云同志還不愿意走的太遠。
我認為后來的改革把市場機制的作用夸大了，成了私有化基礎上的泛市場化的改革。說明在社會主義的計劃和市場的關系的理論問題上仍然沒有解決好。
我個人認為，劉國光的理論更科學一些。
我個人認為，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定義是否可以這樣說：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為主體的、以國家計劃調節為主導的商品經濟。
（1）公有制為主體，即不是全部，還要有個體和私有經濟，公有制也還有兩種形式和多種實現形式；
（2）計劃調節為主導，即還需要市場機制為補充，不要計劃包攬一切；
（3）商品經濟，即還不是產品經濟，不能一平二調，還需要商品交換、價值法則，同樣回避不了市場機制。
3、第三個重大理論問題是對外開放
毛澤東主張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附，以確保國家的經濟主權為前提；
鄧小平主張全面開放。
后來的政策導致全面與西方接軌，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就形成了我國改革和開放以及經濟發展的內外兩個邏輯鏈條：
第一個邏輯鏈條：改革導致的私有化傾向
1、從農村解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開始，到鄉鎮集體企業的私有化，斷送了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前途，結果就必然造成國內巨大的、潛在的消費市場培育不起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的瓦解，使農村喪失了集聚二三產業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體制保障，形成農村生產要素長期凈流出的局面，造成城鄉二元結構的進一步強化，三農問題越來越嚴重。解散人民公社，實際上是黨的領導權和政府的管理權從農村的撤出，農村的發展逐漸轉向由資本主義來主導，包括農村生產要素的持續流出和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化中的雇傭勞動化，幾乎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2、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使城市企業放棄承擔農民城市化轉移的責任，農民的城市化轉移演變為農民工雇傭勞動化的城市化進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城鄉關系，本質上是個工農關系、工農聯盟的問題；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城鄉關系就是一個資本與農民的關系問題，這就必然造成資本對農民的剝奪和農民的兩級分化，農民的貧困化進一步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迫使經濟發展更多地依賴出口導向。
3、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是提高農民消費水平和拉動國內消費需求的主要動力，失去這一動力，整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失去國內消費市場的支撐，只能轉向出口導向。這也是以GDP為綱的必然結果。
在國內，改革變成了經濟轉型的私有化、社會轉型的城市化，而資本主導下的城市化的本質就使農民變成了源源不斷的雇傭勞動大軍，支撐著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
第二個邏輯鏈條：開放導致被殖民化的危險
1、從招商引資到外資控制大部分主導產業，再到加入WTO，完全融入帝國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其游戲規則。
2、出口退稅政策鼓勵廉價出口，創匯收入購買美國債券，國內則增發人民幣，增加通脹風險；兩極分化加劇，內需更加培育不起來。
3、美國增發美元紙幣，造成美元貶值，使包括我國在內的債權國外匯蒸發，改革和發展的成果被美國等發達國家所攫取。
4、救美國成了救中國的前提，中國經濟被美國深度套牢，很難切割，并有進一步導致我國經濟被殖民化的危險，造成國內問題也無法解決。
這兩個鏈條已經連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支撐。
私有化必然導致殖民化，殖民化又需要國內鞏固私有化體制；這就是最一般的邏輯。
金融政策的錯誤，可能是壓垮三農問題和我國整個經濟問題的最后一根稻草。
產生這一系列問題的原因，是理論上的不成熟和混亂。在毛澤東逝世以后，我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整體上是失敗的，只有在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問題上，有所發展，肯定了市場調節機制的作用。這是鄧小平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在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問題上，在工業化道路、農村集體化道路、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等重大的戰略問題上，鄧小平的認識遠遠落后于毛澤東；在市場機制的作用問題上，也有強調過頭的傾向，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后果。
此外，還有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如：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階級斗爭為綱，似乎不應該對立起來，只強調哪一面，都會犯錯誤。這仍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還有民主與法制建設問題、文化藝術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等等也是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目前還不能說已經有很成熟的理論。
1965年5月25日 ，毛澤東重回井岡山時，對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張平化說：“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毛澤東的這個預見，已經一步一步變成了現實，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黨在理論上的準備不足，后來又被新自由化思潮所左右，致使現在陷入被動局面。要創出新的局面，還是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問題上，繼承毛澤東，學習毛澤東，研究毛澤東，才能真正走出中國自己的路子。
20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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