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郊區農村現代化發展
的歷史階段性看自由化“三農”理論的誤區
張文茂
郊區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不同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不同的。這種發展觀階段的不同和階段的轉換并不能成為割斷歷史、用后一階段否定前一階段的理由。但是，當某一發展階段形成的思維慣性已經僵化、甚至已經意識形態化、政治化以后，往往就會失去自身的糾錯和主動調整的能力，這時，解放思想和用改革手段來解決問題就成為首要的選擇。改革的提出、改革的深化正是為了解決不同階段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順利實現這種階段的轉變。從北京郊區農村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及現實的客觀趨勢來看，農村現代化進程必須經歷三個繞不過去的大的歷史發展階段：即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為主發展階段，大體上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到70年代中期；以推進農村工業化進程為主的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階段，大體上是上世紀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以城鄉統籌為基礎的農村城鎮化轉型和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大體上是本世紀初開始，近年來這種階段轉換加快。
一、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前的70年代中后期，是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是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奠基和起步階段。這一階段所對應的是國家的城市社會主義工業化階段。所以，農村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是解決農業的糧食生產問題，是解決吃飯問題和支持國家工業化的問題。因此，需要進行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等，千方百計提高糧食產量。從北京郊區來看，這一階段的目標在20世紀70年代基本實現，最根本的標志是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已經初步完成和糧食問題基本過關。所以，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是北京郊區農村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但是，由于過去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和“左”的思想的影響，這個階段實際上被延遲了，是將農村產業革命的階段推遲了。特別是對農村發展社隊企業的批判，造成了很多農村集體經濟增產不增收，使農村集體經濟不能得到農業以外的二、三產業的經濟支撐，農民分配水平長期不能提高，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
改革前要經過一個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有其歷史必然性。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的工業化是主導性和全局性的任務，必須首先實現。從這一時期的工農關系來看，農業發展的主要任務是保證國家工業化進程的順利實施。農業除了要為國家工業化提供最初的原始積累之外，還要保證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一般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均占有糧食到300公斤以上時，才能解決吃飽肚子的問題，并在剩余逐漸增加的基礎上發展養殖業或向二、三產業轉移勞動力。所以，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千萬百計提高糧食產量，農村自身還不可能開始較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也從反面證實了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是工業化過程中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當時過早地啟動農村的工業化進程，導致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農業勞動力過量轉移，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以致在經過“困難時期”之后，農村勞動力仍然要退回到以糧食生產為主的農業生產上來。因此，在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初期，還不允許開展大規模的農村工業化進程。如果過早地推進這一進程，則會走彎路，產生欲速不達的后果。所以說，農村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帶有其歷史必然性。
自由化的“三農”理論，包括某些主流的“三農”理論，對這一階段的認識上的誤區在于：固執地、簡單化地否定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這一歷史階段的必然性和取得的偉大成績，割斷歷史，抹黑歷史，用以證明“改革”的合理性，甚至把改革初期糧食增產的原因僅僅歸結為包產到戶的結果，完全無視改革前20多年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技術進步、品種改良、化肥生產和農業機械等多方面的積累，其目的實際上是根本否定農村發展集體經濟的必要性。
二、農村產業革命階段（農村工業化階段）
當農村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任務和糧食問題基本解決以后，農村現代化進程又必然要進入工業化階段，實際上是要在農村進行一場深刻的產業革命。這一階段農村的主要矛盾和任務已經逐漸由解決吃飯問題向解決農民的增收致富問題轉變，使農村集體經濟建立在二、三產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這是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農業經濟發展、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問題。所以，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已經不是農村經濟的全部或主要部分，農村的產業結構變革已經作為主要矛盾上升到主導的地位。這就使整個農村現代化進程在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基礎上展開為農村工業化、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的進程，并最終向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和體制的城鄉一體化方向發展。這一階段的主要標志是農村多種經營的發展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是城市工業和農村工業同時并舉的發展階段。鄧小平在1987年6月12日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的談話時說：“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經營，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勞績。鄉鎮企業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率，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年，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中共黨史出版社，《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第1114頁）北京郊區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社隊企業和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正是農村經濟開始進入工業化進程的集中反映，也印證了鄧小平的這一判斷。這一進程一直延續到上世紀90年代。
為什么在農業即糧食問題基本解決之后，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必須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至少有兩個基本的決定條件，一是我國是工業化后發國家，走的是重化工業為主的發展道路，要盡快建立起獨立的、相對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二是我國人口基數大，農村又非常落后，農業的生產力水平很低，農業人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轉移難度大。以重化工業優先發展的模式所需要的高積累只能由農業中來，但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帶動作用卻比輕工業優先發展弱的多。所以，到改革前，全國工業產值占到70%以上了，而農民仍然是國家的主體。這就必然形成以現代工業為主的城市和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農村的社會二元結構，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所面臨的基本矛盾。解決這一基本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也要有一個以發展輕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進程，解決農民的產業轉移、農民的增收、現代農業發展的積累和投入等一系列問題，并最終實現國民經濟農、輕、重的協調發展。說明我國的整個工業化進程是城市和農村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而農村工業化進程的起步階段是在糧食問題基本解決之后。
對北京郊區來說，上世紀70年代后期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這種轉折的本質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農村產業結構的變革，一個是農業經營體制的變革。前者是社會生產力方面的變革，后者是生產關系方面的變革。但是，這兩種變革卻在不同類型的村莊各有側重，一種是以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為主，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另一種是仍然把關注點放在在農業生產領域，通過定額管理、小段包工、“四定一獎”（定地塊、定勞力、定產量、定工分、超產獎勵）到作業組等生產管理責任制，到農村改革以后，基本上都落實在家庭聯產承包上。相反，在社隊企業即二、三產業已經有相當程度發展的農村，由于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產業分化和專業分工，農業的現代化水平也有了提高，他們對分田單干式的家庭承包的拒絕就成為合理的選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在沒有現代分工分業的傳統農業的基礎上，家庭承包經營是必然的趨勢。所以，在農村完成基本建設的主要任務以后，能否即時地轉入產業結構變革階段，才是推進農村現代化進程最根本性的決定因素。
自由化的“三農”理論，包括某些主流的“三農”理論，對這一階段的認識上的誤區在于：1、對農村工業化進程到來的必然性估計不足，所以，異軍突起完全沒有預料到；2、正是因為沒有預料到這一客觀趨勢，所以才對人民公社體制產生誤判，過早地解散了她；3、沒有認識到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恰恰不能僅僅靠農業經濟支撐，而必須依靠農村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才能為農村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提供真正的經濟基礎；4、以農業生產最適宜家庭經營的邏輯，否定了整個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存在的必要性。5、瓦解了集體經濟，也就基本上斷了農村城鎮化的路徑，形成了現在農民城市化的尷尬局面。
三、城鄉統籌基礎上的農村城鎮化轉型和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
一方面，郊區農村以產業結構變革為主要內容的工業化進程，自身存在著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和體制的內在需求和動力，存在著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客觀趨勢；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又存在著反向強化二元結構的趨勢，農村生產要素凈流出，造成農業發展和農村產業結構變革逐漸乏力，而鄉鎮層次的弱化，又失去了在原公社一級形成產業經濟本土化集聚的體制、機制，等于“三農”在資本面前已經完全不設防，使“三農”成為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一矛盾必然導致農村現代化進程轉入第三個發展階段，即政府城鄉統籌基礎上的農村城鎮化轉型和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郊區農村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改革重心已經轉移到城市，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機制又導致農村大量生產要素外流，而農村內部二、三產業的發展又由于集體企業的改制導致大面積私有化，造成城鄉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使“三農”問題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這說明，郊區農村經過近20年的農村工業化進程已經到達一個的新的發展轉折點，即必須進入城鄉統籌基礎上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新階段。
按照現代化進程的一般規律，工業化進程必然要推動農村城市化、城鎮化的發展，如果工業化不能帶動農民城市化、城鎮化，必然導致“三農”問題的尖銳化，造成農民不能順利地、有序地離土進城、進鎮，形成工業化程度很高，但城市化、城鎮化嚴重滯后的矛盾。化解這一矛盾僅靠市場機制是很難完成的。這就必然要求農村現代化進程進入第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即城鄉統籌基礎上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北京郊區現在實際上正處于這一發展階段。這一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是，在城鄉統籌的基礎上，通過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進一步解決農村的城市化和城鎮化問題，完成農村社會結構的轉型，并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的目標。在這一背景下，郊區農村的發展將逐漸納入北京城市發展的整體格局之中，按照功能分區的規劃原則和城鎮化的集中趨勢，村自為戰的格局將逐漸被打破。目前，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兩個方面：①要解決城鄉統籌基礎上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政策、體制、機制問題，突破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使城鄉關系逐步向一體化發展方向；②在農村內部，要解決農民的組織化問題，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使農民和合作組織具有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和競爭實力。后者又是國家對“三農”提供財政支持必不可少的體制支撐和組織載體。
自由化的“三農”理論，包括某些主流的“三農”理論，對這一階段的認識上的誤區在于：1、過分強調土地自由化流轉的重要型，試圖踢開集體鬧流轉；2、畫餅充饑，承諾農民工市民化；3、否定農民組織化的重要性，或者將專業合作當成農民組織化的主要形式；4、不強調城鄉統籌，特別是不承認鄉鎮層次統籌的重要性；5、站在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立場上，在土地權益上繼續壓低農民的利益。
（說明：筆者在這里提出的農村現代化三個大的歷史階段的劃分，是根據北京郊區的實際，就全國來說，在時間劃分上會有一些差異，不會完全一樣。一般來說，北京要相對超前一些。但就階段的特征和性質來說，全國也大致如此。）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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