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莊合作的爭議
在不同的場合經常會聽說到，“農民組織的成本很高”、“提倡農民合作是在忽悠農民”之類的說法。對于任何一個群體來說，組織與合作的成本肯定是存在的，但如果沒有對組織成本與群體收益做一個對比，就斷然下結論，那我就當這些說法的弦外之音是“小農意識濃厚，農民缺乏組織能力，無法組織起來”，如果真是這樣，這是在往老農臉上貼標簽了，本人對此表示十二分的鄙視。
以村莊為單位的群體組織都因“成本太高”，為人所詬病，那村莊之間的合作網絡的建設那簡直是天方夜譚，它的不可操作性體現在村莊之間存在差異性、交往與組織成本更高等等方面。除去“標簽化”的慣性思維，成本的問題要與收益掛鉤，這個賬老農算得比我們細，他們自己會做判斷；至于村莊間差異性的問題，我就很胸悶了，第一，外來力量（比如專家）輸進的技術就肯定“水土皆服”？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么政府主導的產業調整、NGO推廣的新品種、新技術成功的寥寥無幾；“企業帶動型”的在這里更不想談，一談胸更悶了。第二，我們為什么不“存異求同”，立足本土實際與本土經驗促進老農自我借鑒，自我結盟？老農之間有自己的話語體系，更能溝通；老農之間最清楚自己的需求，更能相互借鑒。至于是否選擇合作，用不著我們操心，老農算過帳后會自我決定。
二、兩個村莊的故事
1、畢節地區橋上村
畢節地區織金縣橋上村位于貴州省的東西部，是一個多民族雜居的、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級貧困村。2007年的數據表明，該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500元。因此，出外務工成為農民改善家庭生計的主要手段，據統計，2010年該村出外務工人員達到500元，占村莊總人數的30%，這表明村莊的青壯年勞動基本都已逃離出去。
2007年8月份，我們開始介入村莊的發展工作。當時的一個工作策略是，在協助村莊對原有種養品種改良的基礎上種植無公害蔬菜，以避開洪水期，促進農民增收。項目實施一年半，于2009年3月份結束，總的來說項目的工作效果非常明顯，農民的糧食增產了；種養的蔬菜、家禽也通過合作成功進入周邊的小市場；但是老農們也有自己的總結與反思，他們認為傳統的種養生產“不太來錢”，走種養結合的路子才能保證生產的穩定性，同時要逐漸形成產業化才能實現根本性的大增收，我們認為，想法雖然有些猴急，但還是相對比較理性的。
本來的三年項目規劃在實施一年半后卡殼了，因受到諸多因素影響，第二期項目到目前為止遲遲沒有得到審批，社區的發展似乎成了一個尚未完工的“半拉子工程”（在很多NGO的實踐里，這是一種對外援助的常態）。但是對于橋上村人來說，你可以忽悠我，但我不能忽悠自己；他們決定，沒有外來援助就自己甩開膀子干。
2、遵義地區獅山村
獅山村位于黔北地區，由綏陽縣鄭場鎮管轄，是一個人均收入達到三千元的中等發展水平的村莊。目前中國農村的一個事實是，不管貧富，能逃離出去的都盡量逃離出去，獅山村外出務工的人口超過兩千人，占到村莊總人口的28%以上。
2008年底，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據統計，獅山村有500多人人因此失業而返鄉，在這個背景之下，在我們的協助下，獅山村兩委開展了支持部分返鄉青年集體創業的活動。經過一年多項目活動的開展，創業群體的創業能力與創業生產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在2009年11月份，他們成了了一個名叫“獅山村昌農合作社”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并初步形成種菜、種草—養種鵝—孵化—銷售一條龍的生產經營模式。
說到這種生產經營模式的形成，我們不得不多費點口舌來加以描述。其實鄭場鎮及新舟鎮周邊的農村一直都有養反季節性種鵝的傳統，因種鵝養殖需要大量的青飼料及場地，故該地區傳統的養殖模式是單家獨戶的、庭院式的。正是如此，該地區的蛋源基本控制在幾個擁有大資本的孵化場場主的手里，比如說，你想進入這個行業，必須掌握一定規模的蛋源；自己養不起種鵝，只能依靠到農戶那收購。但是，大的孵化場一般都采取“先打人，后賺錢”的策略實現對蛋源的壟斷，就是在剛進入產蛋季節的前兩個月猛抬蛋價（其時一個受精蛋可賣到10元以上），把你打趴，然后再把蛋價踩下去（其時受精蛋的平均價只有3元左右），實現贏利。
因此，創業群體要進入這個行業必須首先拓展自己的蛋源，避免與大資本的惡性競爭。組織與合作基礎有了之后，這個事情就好辦了，可以先動員自己的社員養殖種鵝，保證蛋源的穩定；同時為了避免在正面戰場與大資本發生沖突，創業群體又靈機一動，他們開始尋思：是否可以與一些貧困村莊合作、結盟，通過技術與經驗輸出推動村莊發展種鵝養殖業呢。這就是獅山村昌農合作社進入這個行業的簡單初衷與主要策略。
3、兩個村莊的結盟與合作
2009年8月至11月，我們組織了一系列的、涉及二十幾個村莊參與的貴州村莊發展經驗分享交流會。在貴陽舉行的會議上，橋上村與獅山村開始“找到了組織，并接上頭了”。在相互了解之后，獅山村的農民骨干列舉了養殖種鵝的幾個好處：1、成本低，風險少，效應高。種鵝疾病少、成活率高；而且目前我國肉鵝市場供不應求，種蛋、鵝苗及肉鵝的價格一直穩定，經濟效率好；以每家養殖50只算，成本只需3500元左右，但14個月后總的產值可達到12000萬元。2、種養結合，減少生產風險，又保護環境。鵝是食草家禽，因此種菜、種草養鵝，鵝糞入田，既可減少飼養成本、與種植互補；又可以保護環境，較少水土流失。3、與獅山村昌農合作社開展合作，既可保證橋上村養殖戶的市場安全，又能緩解合作社蛋源緊缺的態勢。
橋上村老農們經過合計之后，決定到獅山村參觀考察，內容包括：生產與管理成本；飼養與防疫技術；幾年來該地區的種蛋及肉鵝的均價等。達成共識后雙方一拍即合，合作協議就這樣馬馬虎虎地簽了，兩個距離7個小時車程的貴州小山村就初步建立起生產互助與合作關系。目前，橋上村共有將近100戶農戶養殖種鵝超過兩千只，每月為獅山村昌農合作社提供種蛋超過一萬五千只，每個月的種蛋產值達到五萬元。以養殖種鵝48只的張正才為例：一個趕場天（6天）可以賣出180個種蛋，共收入550元，一個月（6個趕場天）可以收入3500元，“這是以前做夢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而獅山村昌農合作社也在橋上村的支持下迅速發展起來，目前該合作社每個月可以生產鵝苗將近3萬只，銷售額達到30萬，預計全年獲利不少于50萬。
整個過程涉及了諸如動員、組織、組織對接等繁瑣的環節，比如，如何把老農組織起來開展有序生產、如何提供技術支持、通過何種形式對接兩個村莊的生產等，當然其中也包括如何建立互信、穩定、長久的合作關系等議題。這些問題綜合起來，組織與合作的群體之間的沖突就愈發凸顯，所以我們也不難理解有些人會坐在書房里發出“農民組織成本高、組織難”這樣的感嘆之聲了。但是，老農做到了，而且還制定下一階段的合作規劃，比如，橋上村老農邊發展邊尋思：我們不能總處于作為這個產業的末端，這太虧了；我們也要分享這個產業鏈上的其他收益。所以，兩個村莊之間的第二輪談判又開始了，目前他們在討論及籌劃橋上村養殖戶以何種形式入股獅山村昌農合作社的一系列事宜。我也有理由相信，老農間的共識將很快達成，他們的合作也將繼續。
三、扶貧策略總結
關于誰才是發展主體的問題，在這里我不想多說，因為這在民間發展的圈子里是一個是常識性知識，這個行當里的每個人都能從不同的視角說出一大堆有關理論的、實踐的東西來。有一次，我參加一個關于農村發展的經驗分享會，到會者不僅包括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以及NGO精英，還邀請一些農民骨干作為列席代表。散會后，我聽到一名老農代表忿忿地說，“狗屁發展經驗，他們知道我們的處境嗎？他們知道我們想要什么嗎？，別總是認為自己很懂三農，別總是做一些半拉子的事情”，聽后，本人如釋重負，憋了N久的“屁”終于通過別的渠道噴了出來。
在農村發展領域，“以農民為主體”的口號喊了N年，但由于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比如為了爭取資源及早到位；缺乏對三農的感同身受；項目規劃的偏差及死啃參與式信條等，導致整個行動計劃與實施過程脫離受援者的實際，而參與式與賦權則成為了實踐工作的一張遮丑布，或者是介入村莊事務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兩年前，我們開始對此進行反思，并在多方協助下開展一個以村莊為參與單位的貴州省村莊發展支持網建設項目，為不同的村莊提供一個發展經驗分享與交流平臺，以支持他們通過相互學習與相互借鑒，引發村莊內生的發展與治理創新，達到共同發展。其實，開始我們的目標只是協助不同的村莊建設一個學習與互助網絡，極少直接介入網絡成員村莊的發展；但隨著項目工作的深入，村莊之間的互動愈發強烈，支持村莊間合作關系的形成逐漸成為我們扶貧工作的一項主要策略。
不同區域的村莊、甚至是不同的村莊是存在差異性的，我們也承認，農民組織化特別是不同村莊的網絡化的成本是極高的，但還是那句話，成本高不高要與組織收益做比較；老農能不能組織起來要看實踐。書房里的那些書生說了不算數，那些數學模型也不能預見未來，我們認為，只有老農的選擇才是合適的選擇。
2010年12月10日 于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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