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重訪南街村:這有改革開放 無人民公社(圖)
來源:新華網

毛主席誕辰110周年時,身著紅軍服裝的女子盤鼓隊在南街村的東方紅廣場上盡情舞蹈。幾年過去了,南街村還保留著這份紅色激情嗎? 新華社

南街村官方網站(http://www.nanjiecun.cn/)首頁上鮮明地指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重返南街村
盡管問題多多,困難重重,但對于共產主義的理想,王宏斌始終不愿放棄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郭一娜 實習記者楊越發自漯河、北京】 “看,那就是他們村兒的入口!”南街村的村門,類似于北京老牌樓的建筑聳立在路旁。車開進去,氣氛立刻與旁村不同。
公路上很干凈,幾乎沒有一片紙屑。兩旁的自行車道上,幾位行人在悠閑地騎著車。南街村印刷廠、調味品廠等工廠進入視野。
猛然,向右一打輪,車駛入村委會大院,村干部們已經列席等候。
自從幾年前有媒體報道“紅色億元村”破產以來,南街村仿佛一下子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今年秋天,記者陪同日本新聞界訪華團來到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的這個村莊考察。傳說中的南街村是共產主義村,村里處處有毛著、人人學雷鋒、工歇大唱革命歌。現實中呢?
“這有改革開放,人民公社沒有”
下了車,身穿土褐色外套的村委會黨支部書記王宏斌面帶笑容地迎接訪問團一行。看得出,接待外賓,他已經駕輕就熟。
把客人們迎進會議室后,王宏斌開始念稿。
“村里現有800多戶人家,3100口人,總面積1.78平方公里,中共黨員576人,總資產29億。改革開放以來,南街村堅持走發展集體經濟、共同富裕的道路。現在基本實現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的目標。”
他還重點介紹了南街村的分配狀況,“在分配上的目標就是,讓南街村富得個人一分錢的存款都沒有!”
南街村目前實行的是工資加供給的分配辦法。工資占30%,供給占70%。村民樓、生活基本用品都是集體供給的。“隨著集體經濟的壯大,我們還將逐步擴大供給的范圍,提高供給的檔次,最終全面實現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公有制。”
親身走近這個與本國制度完全不同的小山村,日本記者們腦子里全是問號。
“南街村和以前的人民公社有什么不同?村里干部是直選嗎?中國的宏觀經濟發展形勢尚好,南街村還可以發展。如果今后中國經濟走下坡,競爭愈加激烈,南街村怎么辦?”
王宏斌對于外國記者的提問似乎早有預料,不緊不慢地回答道,“與人民公社相比,沒有大的區別。只不過那時沒有改革開放,現在南街村也在改革開放。這就是不同。南街村現在是黨政企一體化,也就是黨組織既領導村務工作,也領導辦好集體企業。南街村按照國家規定,進行直選。一直都是這樣。今后的發展將逐步調整產業結構,引進高科技、節能環保型產業,應對今后宏觀經濟的變化。”
“應有盡有”卻又“一無所有”
在南街村,擁有村籍的村民們都被統一安排住進村里蓋的樓房,按人頭分,有的家庭分得三室一廳92平米,有的是二室一廳75平米。
“快進來,快進來!”午餐前,南街村方面帶訪問團走進了一個家庭。年過60的老兩口把客人們迎進客廳。屋子收拾得整齊利落,墻壁上一個印有毛主席頭像的鐘表因特殊的燈光裝置顯得“四射著光芒”。29寸彩電、冰箱、洗衣機,日常生活所需的電器應有盡有。這些,都是村里統一為每個家庭配給的。2009年的人均分配額達6700元左右。
“到南街村一家看,就知道別人家啥樣了。家里格局都一樣。”村里陪同參觀的干部告訴記者,南街村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制,每個家庭的配備都執行統一標準,房間里除了衣服、鍋碗瓢盆、小裝飾之外,大件都是集體的。
家里櫥窗上一個皮卡丘的動漫形象引起了大伙的注意。“這是小孫子的電動玩具。”老兩口說,看來屬于“私有財產”
據老兩口介紹,他們育有一兒一女,兩人都在沒花一分錢學費的情況下,從幼兒園上到大學。如今大學畢業,都在村辦工廠上班。
如今,南街村在校大學生270多人,研究生30多個,其中包括一位博士。平均每年回到村里的大學生50人。“不求人人升學,只求人人成才。我們制定了人才三好標準——思想好,技術好,身體好。這個指導思想與人才標準結合了南街村的實際,所以堅持這樣搞。”王宏斌對本村的人才濟濟很是自豪。
記者們最關心老兩口的“共產主義觀”。“我們覺得現在的制度挺好的,人人都平等,都能過上好日子。”只是不知大學畢業的兒女們,是否也和老兩口想得一樣。
奔“綠卡”而來,奔市場經濟而去
一行人在村里移動,都是乘坐的貼有“共產主義號列車”的旅游觀覽車。
司機是位只有21歲的旅游專業在校女大學生。“我不是本村人,是旁村的。現在假期來這幫忙。今后,想成為這兒的榮譽村民,把父母也接過來。”
在她眼里,南街村是向往的樂土。現在的工作,管吃管住,而且“還能向其他人介紹南街村的成功經驗”。
村委會負責宣傳的干部告訴記者,想取得南街村的“綠卡”可不容易。“要在村里連續工作10年,且獲得過先進工作者榮譽,才有資格申請。經村委會討論通過后,才能正式成為村民。”
這20年間,已經有300多位外村人成功獲取南街村綠卡,在南街村里擁有了自己的房子,盡管他們擁有的僅僅是使用權。
同時,在這20年間,有5位村民離開南街村,“他們沒有失去村民資格,只是在保留村籍的前提下,個人在市場經濟大潮中闖蕩……他們都屬于在南街村工作的過程中受過批評卻不服才走出去的。”對于這些離村人員因何受批評,又為何不服,村干部沒有多提。
“與山岸村類似,都是太過理想”
午餐,很是豐盛。
進入共產主義食堂,一層聚集著吃午飯的工友。他們中間很多都是來南街村打工的旁村人。記者一行被邀請到二樓貴賓室。樓梯口,穿著一席綠色革命服的女“紅衛兵”在執勤,不禁讓人聯想起北京打著紅色革命招牌的餐館。
貴賓室的餐桌是電動旋轉的,涼菜、熱菜搭配均勻,雞鴨魚肉樣樣都有。“來,這是我們南街村自己酒廠產的酒,外面買不到。”幾杯熱酒下肚,客人們敞開了心扉。
眾多日本記者回憶起了曾經興盛一時的日本社會主義實踐村“山岸村”。
1953年,出生在滋賀縣農家的山岸巳代藏在潛心研究了3年理想社會后,創辦了以發展農業為基礎的思想實踐團體,倡導無報酬、無所有、依靠農業的集體化家族生活模式,并將之取名為“山岸主義”。
山岸所暢想的理想社會是“無需金錢的和諧村”。 贊同山岸主義的人想加入實踐村,就要把自己變得“一無所有”,將所有個人財產都交給村里,由組織統一為各戶配給。村里的兒童從幼兒園到初中都在倡導集體主義的山岸學園度過。
目前在日本和全世界,共有約40個響應了山岸號召的自發組織起來的“生活實踐村”。比如位于三重縣的豐里實踐村就是于1969年由十幾人成立的山岸主義村。目前已經有老少人口650余人,村民們的生活主要靠畜牧業和農副產品加工、銷售來維持。
不過近年來,有些山岸村成為了法庭上的被告。原因是一些嘗試加入山岸村的人起先捐出了全部財產,但要退出時卻得不到償還。總體來看,日本社會整體上對于山岸主義是敬而遠之。
“山岸村和南街村類似,都是太過理想,而且不承認私有財產權。”一位日本記者總結道。
“外圓”能否成全“內方”?
外圓內方,是南街村的生存之道。
“南街村是個什么村子?我們自認為是個外圓內方的村子,外圓是與市場經濟接軌,內方是與本村利益接軌。”王宏斌講起這時,情緒平靜,聲音有些低沉,語氣中透出一絲悲壯,“這些年,南街村是在爭議中發展起來、在爭議中完善的。對社會上的爭議,我們采取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一心為群眾,萬難能解開的態度。”
不過,王宏斌也承認,南街村民們大多數還保持著傳統的、保守的甚至封建的思想觀念和作風。自身也還存在很多問題。
盡管問題多多,困難重重,但對于共產主義的理想,王宏斌始終不愿放棄,“我們認為黨的奮斗目標就是為共產主義目標奮斗終身。取消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絕不是為人民幣服務,也不是讓人民為我們服務。現在黨的理論宗旨信念沒有變,基本路線沒有變,尤其是共產黨三個字的前兩個字沒有變。共產二字沒有變成私產,所以南街村共產黨員就在南街村大膽提出要把南街村建成一個共產主義小山村。”
據統計,南街村的集體經濟20多年增長了2100多倍。但這種人民公社式的發展,可持續嗎?此前有媒體披露南街村已經負債達數億元,銀行貸款償還也出現瓶頸。
對此,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分析,“南街村所倡導的價值觀念與現在的市場經濟相比可能有些落后,理念也跟當前的社會環境相矛盾。在村內搞平均主義大鍋飯,不讓村民參與市場競爭。企業在實行村的理念時跟外部沖突太大,可能無法與外部接軌。結果在對接上就出現問題,計劃經濟的體制不能應付市場經濟的外部環境。”
在中國,還有一批類似于南街村這樣依靠農村集體制創造神話的村莊。在夏學鑾看來,這些村子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權威核心,“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他們都有個領頭人,這個領頭人在當地都有著絕對的權威,大家都聽他的,跟他走,所以能維持南街村紅旗不倒三十多年。”
“到了這兒就如同走近一個主題公園。”這是一位日本記者在訪問南街村時的感慨。聽上去有些啼笑皆非,但也五味雜陳。不由得想起,離開南街村時,有日本記者問,“這次的票,多少錢一張?”也許南街村現在最需要的,不是關注,而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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