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農民問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分析

新中國農民問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分析

一、改革開放之前的情況

1、建國初期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
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地主剝削的方式，主要是以地租方式剝削農民，此外，或兼放債、或兼雇工、或兼營工商業，但對農民剝削地租是地主剝削的主要方式。管公堂及收學租也是地租剝削一類。
富農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一般都占有比較優良的生產工具及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之一部或大部。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雇傭勞動（請長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剝削地租、或兼放債、或兼菅工商業。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其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稱為半地主式的富農。
中農許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農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農并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農自己都有相當的工具，中農的生活來源全靠自己勞動，或主要靠自己勞動，中農一般不剝削人，許多中農還要受別人小部分地租、債利等剝削，但中農一般不出賣勞動力。富裕中農對別人有輕微的剝削，但非經常的與主要的。
貧農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與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無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須租入土地來耕，受人地租、債利與小部分雇傭農勞動的剝削。中農一般不要出賣勞動力，貧農一般要出賣小部分勞動力，這是分別中農與貧農的主要標準。
雇農一般全無土地與工具，有些有極小部分的土地與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賣勞動力為生。

2、土地革命前后的情況
1949年，全國總人口為54167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48402萬人，占89.4%；城鎮人口5765萬人，占10.6%。
浙江省在土改前對64個縣的社會階級階層做了調查，發現當時這64個縣的社會結構是：地主占3.4%，富農占4%，中農占30.7%，貧農占45.3%，雇農占7.5%，其他占9.1%。
河北省定縣1947年實行土改，當時全縣86556戶，人口472919人，其中：地主1643戶，占總戶數的1.9%，14233人，占總人口的3.01%；富農3834戶，占4.43%，人口33439人，占7.07%；中農35055戶，占40.5%，人口253882人，占53.68%；貧雇農44515戶，占51.4%，人口65654人，占35.03%。
土改以后，農村出現了兩個趨勢：
（1）由于農民獲得了土地，生產關系調整了，農業生產發展了，市場恢復了，對農產品需求很大，農民的收入普遍有了較大的提高。原來的中農、富裕中農生產生活繼續提高，原來的貧雇農因為無償獲得了土地，生產生活也有了根本的改善，這兩者約占農村農戶的85%－90%，出現了中農化趨勢。
（2）因為客觀上農業生產力水平還很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分散的農戶要抵制自然災害和市場波動還有困難，所以很快出現了社會分化。一小部分農戶因天災或家庭有病人或經營不善而不得不出賣土地，或者借債，生產生活陷入了困難。另一部分農民因經營得法，而很快富裕起來，買進了土地，甚至雇起工來，擴大經營規模。由于這兩種趨勢的影響，土改后不久，農村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
土改后，浙江省公布了全省農村的階級階層結構：全省地主占農村總戶數的2.8%；富農占戶數的2.01%；中農占戶數的30%；貧農占總戶數的53.16%；小土地出租者、工商資本家和工人等其他階層占總戶數的12.03%。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各省、市和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于合作化問題》的長篇報告，對農村階級政策作了新的表述。
毛澤東對土改后的農村情況分析后認為，“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后，（農民生活）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占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富裕的或比較富裕的農民，只占全國農村人口的20-30%，他們是動搖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
毛澤東調整了農村階級政策，將貧農、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作為依靠對象，“這幾部分人的經濟地位是比較接近的。他們的生活或者還是困難的（貧農，他們分得了土地，比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還因為人力畜力和農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難），或者還不富裕（下中農），因此，他們有一種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

3、人民公社時期的情況
經過合作化和公社化之后，土地、水利設施、牲口、大中型農機具等主要生產資料都是集體所有的。社員家庭只有小型農具如鋤頭、鐵鍬、鐮刀、扁擔等生產工具是私有的。所以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是集體所有，社員家庭、個人都沒有支配權、經營權。在生產隊里，實行集體經濟，集體勞動，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社員每天在生產隊長、副隊長率領下，像工廠一樣按時出工，按時下工，根據男女勞力和強弱不同，評工記分，實行按勞分配。
在1978年前的人民公社時期，社員與社員之間，經濟上可說是幾乎沒有什么差別。據國家統計局后來測算，1978年中國農村的基尼系數為0.22。當時的中國農民實際上只有一個階層，都可以被稱作社員——人民公社的社員。
脫產干部，是非農業戶口，吃商品糧，屬國家干部編制，有干部級別，由政府財政發工資，多數不是本縣本公社的人，由政府黨委派遣調來的。這類干部很少，一個公社只二十多人。
不脫產干部，同農民社員一樣是農業戶口，沒有商品糧，都是從社員中選拔出來的。在公社機關里，他們是各辦公室的辦事員，有的擔任秘書等，視公社大小，有十多人，也有幾十人的。在生產大隊一級，有支部書記、大隊長、副大隊長、會計、婦女主任、團支部書記、民兵連長等等，一個大隊有七八個人到十多個人。在生產隊，有隊長一人、副隊長若干名，會計、記工員，保管員等等，一個一二百人的生產隊，有干部五六人到七八人，為主的是隊長和會計2人。不脫產干部也要參加集體勞動，也靠掙工分，分得口糧和現金。

二、改革開放之后的情況

1、階層分化情況
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而農村改革是從包產到戶開始的。到1984年，辦了25年的人民公社被解散。農民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和經營權。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開始分化。由于農民獲得的社會經濟資源大不相同，所以他們之間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就出現了的差別。
1989年有學者指出農村人口已經分化為八個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并根據抽樣調查和有關統計資料推算，上述八個階層在農民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約為：農業勞動者占55%～57%，農民工占24%，雇工占4%，農民知識分子占1.5%～2%，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占5%，私營企業主占0.1%～0.2%，鄉鎮企業管理者占3%，農村管理者占6%。
從1995年下半年起到1999年，在全國鄉、村兩級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中，約有80%～90%改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私人所有的企業。在市場化和鄉鎮企業改制的雙重作用下，大部分鄉鎮企業工人變成了雇工，許多鄉鎮企業管理者變成了私營企業主和管理者，還有少數鄉鎮企業工人返回農業，成為農業勞動者。
1990年代中期之后，規模縮小的農村階層主要是農業勞動者，規模在不斷擴大的農村社會階層則有雇工、個體勞動者和工商戶、私營企業主、農村知識分子和農村管理者。
在20世紀90年代前，私營企業主雖然在經濟上有較高的收入，但政治社會地位不高，但自90年代以來，私營企業主的社會政治地位在有了很大的提高：1992年以后，特別是1997年以后，私營企業大發展，在有些縣市，私營企業所交納的稅占縣市財政收入的60～70%，這些私營企業老板不僅經濟上有力量，政治上也有地位了。

2、農民工的情況
農業勞動者主要是指靠承包集體耕地，以農業收入為其全部或大部分生活來源的農民。這是農村最大的社會階層，在中國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也是最大階層。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個階層的經濟地位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還有所下降，其收入與其他階層的差距在拉大。
農民工是農村人口最容易選擇的職業，因為大部分農村人口沒有多少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而他們不喜歡務農，特別是農村青年，視務農為沒有出息的職業選擇，所以他們紛紛外出打工。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全國出現“民工潮”現象，進入90年代，民工潮一浪蓋過一浪。
狹義地說，農民工是指在集體、國有單位工作的農村人口，廣義上則還應包括雇工。在社會經濟地位上，雇工階層與農民工實際上沒有什么差別，只不過他們受雇于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業主和三資企業而已。雇工的身份也是農民工，經濟上與上述農民工沒有差別。由于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與三資企業發展很快，加上集體企業轉制的作用，農民工之中的雇工階層人數增長很快。
盡管許多農民因為務農實在無利可圖而紛紛外出打工，但在城市里和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民工（包括雇工）卻處于社會的最低層，其社會地位甚至比在自己家鄉還低，他們不僅工作辛苦，而且居住環境惡劣，備受歧視。

3、農村知識分子的情況
農村知識分子分布在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科技和文化藝術等領域。他們被其他農民說成是有文化的人，但是除了在發達農村地區外，他們所享有的社會經濟待遇并不很理想。特別是在落后、貧困的農村，教師們往往不能按時足額地拿到工資。農技人員的處境更糟糕，有些地方的農技推廣站名存實亡。
農村知識分子在政治、經濟、專業上的發展遇到的困難很多，有不少人都轉到城市或其他行業去了；農村出去的大中專畢業生也嫌農村條件差，千方百計地不回到農村工作。
1990年代以來，農村知識分子人數增長不多，導致農村的教育、科技、醫療、文化藝術等事業比城市發展遲緩。據《中國農村年鑒（2000）》統計，1999年農村有各類學校的教員職工635.55萬人（其中小學教職工406.8萬人），醫護人員116萬人，文化站、農村劇團、文化專業戶等約100萬人，另外還有農業科技人員約300萬人。合計總數約1153.5萬人，約占農村人口的2.5%。
近年來，民辦教師都已轉為公辦教師，在農村知識分子階層中，多數人擁有非農業戶口，只是他們在農村工作，在農村有特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4、農村個體勞動者、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管理者的情況
個體勞動者原本是指農村的各種匠人，如木匠、瓦匠、鐵匠、石匠、裁縫、理發匠等，他們是農村手工業者的一部分，在農村是有傳統的。他們一般都是兼業的，既種田，也從事手工業。
20世紀80年代初，政策規定雇工8人及以上的為私營企業，雇工7人及以下或不雇工的稱個體工商戶。個體工商戶實質上就是小的私營企業。
改革開放以來，進入個體工商戶階層成為農村人口尋求向上流動的一種非常適宜的途徑。這個階層保持著很快的發展速度：1978年只有15萬人，1988年已達1070萬戶，1999年全國有3160萬戶，從業人員6241萬人，其中在農村的有1968萬戶，從業人員3935萬人。除此之外，農村還有相當一部分從事二、三產業勞動的個體經營的人員，因各種原因而未登記在冊，或者多人用一個登記執照從事經營。
私營企業主階層雖然是改革后出現的一個新興階層，但它不僅發展很快，而且已經進入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上層，在農村尤其如此。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私營企業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上升得非常快。第一家私營企業是在農村創辦的，也是在農村初步發展起來的，到1987年時，80%的私營企業辦在農村。
1992年以后，形勢有利于私營企業發展，不少規模大一些的私營企業都向城市轉移，以尋求更好的發展環境和機遇。一部分私營企業主的戶籍已轉為城市居民戶籍。到了1999年，全國1508857家私營企業中，辦在農村的只有614877家，占40.75%。這61萬多家農村私營企業共計有投資人約100萬人。
除此之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相當一部分鄉村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這些改制企業的主要所有者大都是原來的廠長、經理，總計也有近100萬人。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私營企業主的地位沒有得到社會和政治的認可，特別是1989年后，他們受到各種各樣的非議，所以有不少私營企業主投靠到集體甚至國有單位，戴上“紅帽子”。但是進入1990年代中期后，私營企業主的地位逐漸得到政治和社會認可，一些私營企業主進入各級政協和人大，一些私營企業主當上村民委員會主任或其他干部，甚至還有一些私營企業主進入鄉鎮當干部，他們在農村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力有了很大的增強。
鄉鎮企業管理者可以說是中國農村的一個主導階層，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曾經在社會上紅過一陣。當時，鄉鎮企業每年以30%～40%的增長速度發展，1987年，在農村社會總產值構成中，鄉鎮企業總產值超過了農業總產值。由于這種高速發展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鄉鎮企業被譽為中國農民的又一個偉大創造。一些鄉鎮企業的廠長、經理則被稱為農民企業家，在農村，他們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很有地位。但是，1995年下半年以后，鄉村兩級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進行了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改制。到1998年，多數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已經轉制為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企業。不過，一些規模較大、經濟實力雄厚的鄉鎮企業還仍然被保留著，多數鄉鎮也都還有幾個這樣的企業，它們在鄉鎮的經濟和收入等方面的作用仍然舉足輕重。現在，鄉鎮企業管理者仍然是農村社會的一個重要社會階層，只不過其人數比以前少了。
 
5、農村管理者的情況
農村管理者是中國農村的政治精英，是國家與農民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他們對下代表政府行使國家的權力，執行黨和國家的政策和法令，完成各項任務；對上代表農民群眾，反映民意和保護農民的利益。他們不但擁有政治資源，而且還掌握著各種公共資源，特別是在集體經濟發達的農村，他們還兼任鄉鎮企業管理者，直接控制著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分配。
從1996年開始鄉鎮企業改制后，農村管理者或者退出企業，或者成為改制后的企業老板。在一個村或一個鄉（鎮），經濟能否發展，社會能否進步，與農村管理者階層有很大的關系。
不過，目前，農村管理者與農村社會其他階層的關系不是很好。在一些地方，農村干群關系比較緊張。

三、鄉鎮企業和農村工業化問題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鄉鎮企業發展的社會背景和外部環境也改變了，鄉鎮企業發展遇到了結構性困難，一方面，整個國民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工農業產品普遍過剩，市場疲軟，銷售困難；另一方面，鄉鎮企業紛紛開始改制，轉變為私營經濟和股份合作制經濟。
鄉鎮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要繼續發展，就必然逐步集中起來，可這時城市并不允許它們進來，于是它們只能到小城鎮集中，鄉鎮企業的職工及其家屬也隨著企業的搬遷而遷居小城鎮。從表面上看，小城鎮發展是農村發展的內在要求，但實際上這是整個國家社會結構格局限制的結果。
一些村辦集體企業規模大了，這個村本身就會被建成為小城鎮，如江蘇的華西村、深圳的萬豐村、北京的韓村河村、河南的南街村等，建設得都比一般小城鎮還好。
并非任何農村地區都能通過發展鄉鎮企業來實現非農化和工業化發展，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中西部農村的鄉鎮企業生長發展的條件改變了，市場已經被城市工業和東部鄉鎮企業占領，而且創辦鄉鎮企業的條件也嚴苛了，當年國家鼓勵發展鄉鎮企業的優惠貸款、減免稅等政策被都改變了。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部農村再要發展鄉鎮企業，就困難重重了。
工業化的勞動者主體是農民工（包括雇工）階層，他們的經濟狀況比農業勞動者稍好一點，但是，一方面，他們的收入不是很穩定，他們隨時都有失去工作的可能，這幾年國家經濟景氣相對不如前幾年，情況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他們的工資收入一直沒有多少增加，而他們的勞動強度卻非常大，工作環境差，沒有多少保障，他們經常面臨著人身不安全的問題，在經濟和事故糾紛中大多是受害者。

四、農村的未來預測
實現工業化以后的農村可能會是怎樣的呢？從一些發達國家的農村看，大體有兩類情形。
一類像美國、丹麥、澳大利亞等地多人少的國家，70%～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城市，農場農業工人很少，大約為5%～10%。農場規模很大，占地幾千畝甚至幾萬畝。農場主相距幾公里、十幾公里，相互交往靠汽車、電話、計算機，聚會在小集鎮內進行。
另一類像日本、韓國等人多地少的國家，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之后，大量的青年農民都進城從事第二、三產業，但農村的格局還未變，一家一戶的房子還留在村落，原封未動。只是人少了，有些全家搬走了，房子還空著。政府用工業反哺農業、農村的水利、道路、電力、通訊設施、上下水道都修好了。住在農村里的人，純農戶是少數，多為兼業農戶。在靠近大中城市的農村里，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完全不從事農業，在城里工作，上下班靠汽車。也有一部分農戶實行一家兩制，中老年的父母還種田務農，年輕的子女在城里上班掙工資，但住在農村。
中國是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實現工業化以后，很可能會像日本、韓國那樣，農村這個社區會長期存在。農村居民將由四類人組成：一類農村居民，主要靠農業收入來源為生；二類農村居民，收入大部分靠農業，小部分靠非農業；三類農村居民，收入來源大部分靠第二、三產業，小部分靠農業；四類農村居民，是住在農村但不從事農業的家庭。離大中城市越近的農村地區，第一、二類農村居民的比例會越小，后兩類居民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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