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雨：新鄉土主義，還是城市貧民窟？

新鄉土主義，還是城市貧民窟？^*

■呂新雨

［內容提要］全球化和城市化使得貧民窟正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地球上蔓延。如何反思中國正在極力推行的城市化過程？歐美作為民族國家的發源地，其歷史來源于地中海的城邦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歷不同體系的發展過程中，其核心和動力都是城市。中國歷史上的城鄉關系不像西方是對立的，相反，中國的城鄉關系是互相哺育的過程。近代以來，隨著現代化的開啟，中國的城鄉開始分裂，并成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最深刻的現代性問題。今天，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新鄉土主義，重新討論中國小農經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重建城鄉的互哺、互動的關系。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解決目前中國城市和鄉村所面臨的社會危機，并為改變不平等的世界格局探索可能性。

［關鍵詞］城市化  貧民窟  城鄉關系  小農經濟  新鄉土主義

Neo-Ruralism or Slums in Cities?

Lu Xinyu

Abstract: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 left slums sprawling around the world in an unprecedented way.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urbanizing process in China? As origins of nation-state who had been rooted historically in the polis of the Mediterranean , Europe and America have developed on the cities which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and driving force underlying the progressing of Capitalism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Contrary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West,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has been one of reciprocity. Upon China's modernization, a sharp cleavage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ies has been marked as the most imposing problem of modernity. Nowadays, what we are required is to construct a “Neo-Ruralism”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to restart the discussio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nd to rebuild a healthy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Only thus can we find the solutions to the social crisis faced by Chinese cities and countryside, with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to change the unequal situation of the world.

Key Words: Slum, Urbanization, the urban-rural relatio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neo-ruralism

一

非常感謝“讀品”季風世紀沙龍給我一個這樣的機會，和大家分享讀這本書的一些體會。這本由美國學者戴維斯（Mike Davis）所著的《布滿貧民窟的星球》[①]，描述了人類正在發展中的一個過程，就是與全球化過程相伴隨的，在城市化過程中發展的貧民窟問題。貧民窟現象以一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遍布了整個星球。這本書最重要的意義，就是以清晰的圖景打破了我們對于人類所謂全球化和都市化的幻想，讓我們看到人類文明史中，全球化與城市化過程中不容忽視的負面性。這其實也是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年的問題：中國正在極力地推行城市化的過程，我們把都市、城市作為普世文明的一個象征，這個提法和這個實踐本身有沒有問題？有什么問題？

首先，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講，為什么會有一個如此強烈的信仰，就是：都市是好的，都市文明是現代文明的必由之路。這樣的一個想象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上？這個想象的背后與西方的歷史、西方城市的發展史，到底有什么關系？在中國，我們知道已經有很多貧民窟，但是，客觀地講，中國目前的問題還沒有嚴峻到像拉美、東南亞和南亞以及非洲，有那么大的貧民窟問題和社會問題，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的問題還沒有蔓延到這一步，我們的歷史前提并不一樣——這一點恰恰是這本書沒有分析的。但并不意味著我們不會達到那一步，要看我們自己究竟怎么走。

我們可以對這本書的歷史前提做一個回顧。拉美、東南亞和南亞以及非洲貧民窟問題的前身是什么？其實是農業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傳統的小農與資本主義碰撞之后產生的問題。這本書說到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上世紀60年代，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全球的蔓延，第三世界的鄉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形成貧民窟。21世紀，城市貧民窟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而不是相反。這些潮水般的城市貧民是從哪來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一夜間生出來的，他們的家園在鄉村，是被某種力量從鄉村驅趕到城市來的。世界范圍內的小農經濟破產，農民不得不遷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沒有就業空間，都市鄉村化和鄉村都市化的雙向負面效果的匯合，使得非洲、拉美、東南亞和南亞的城市貧民窟成為世界范圍內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在我看來，我們今天討論中國的“三農”問題，它的背后就是中國未來城市發展的問題。當我們討論城市的時候，不要忘記城市的背后是鄉村，鄉村問題與城市問題是鎖在一起的。今天在中國最嚴峻的問題依然體現為“三農”問題，如果“三農”問題處理不好，再過幾年，我們大概就不需要再說“三農”，而是直接討論中國的城市貧民窟問題了——但是，那時就太遲了，我們就已經沒有退路。所以，今天中國的“三農”問題和本書作者討論非洲、拉美、東南亞與南亞的貧民窟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但屬于一個問題的不同層面，或者說一個問題的不同展開。

怎么理解中國的城市、貧民窟、移民、鄉村與都市化發展等等的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回到西方的城市發展歷史來看，因為，我們的美好想象正是以歐美城市作為參照系，而不是以拉美、南亞等地的貧民窟作為藍本的。如果追溯歐美作為民族國家的發源地，它們的歷史來源于地中海的城邦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歷不同的體系發展的過程中，其核心和動力都是城市，或者更準確的說，是作為金融中心的城市。這樣的以城市發展為核心和動力的歷史軌跡，是不同于中國的。我們來看它不同于中國的究竟是什么。

第一個不同是，早期地中海的城邦國家，它們一開始就注定是軍事性的。古希臘的城邦國家本身就是一個軍事組織，這種軍事組織與遠程貿易、與海外殖民地相匹配。這樣的城市依靠的是城市與貿易、軍事的結合，只有這樣結合，這種自治式的城市才可以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城市不是依靠土地本身，而是依靠對高附加值的手工業的壟斷，用手工產品換取鄉村的糧食和其他財富。所以城市手工行業必然是高度封閉和排他的，因為需要壟斷價格，這其實是一種城市控制鄉村的辦法。第二個不同，這樣的城邦必須依靠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相配合，才可以實現貴族民主制度。第三個不同，正是因為需要遠程殖民地為其輸送糧食，為其手工業產品擴大銷路，城邦國家逐步發明了很多信貸、債權等一系列“制度創新”。即便是羅馬帝國時期，這樣的城邦自治結構也并沒有改變。意大利歷史學家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認為，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是從意大利的城邦國家起步的，熱那亞金融資本逐步與西班牙、葡萄牙這樣的伊比利亞領土國家的合作，是其獲得軍事保護的方式。當城邦國家自身的資本主義力量不足以承擔遠程貿易的保護成本時，它就會招募地主階層的軍事合作。城邦的、軍事的、貿易的組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與領土、國家結合起來，并且以金融擴張為其控制世界貿易的方式，這就是西方的民族國家產生的過程，也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與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結合的過程。從熱那亞體系到荷蘭體系，金融資本與國家保護逐步結合的完成，就是作為島國的、殖民主義的英帝國，而它的最后形態是作為大陸國家的單邊主義的美帝國，——這就是阿銳基在《漫長的20世紀 ——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②]中的敘述。如果看這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從熱那亞到阿姆斯特丹，從倫敦到紐約，以城市為核心的國際金融資本對世界的控制，是與國家提供的政治的、軍事的保護力量相互配合的，正是對軍事的和政治的保護力量不斷高漲的需求，對保護成本內部化的需求，造就了資本主義與國家之間在經濟與政治上的交換關系，也使得世界霸權體系不斷地需要依賴更大的領土國家。這樣的城市中心主義的民族國家的敘述，也是西方整個社會理論的來源。比如我們討論市民社會，討論民主問題，都是建立在以城市發展為基礎的市民社會和國家關系上，這是問題的要害。按照馬克思的敘述，西方的整個文明史都貫徹著城鄉之間的對立，不過這里“西方”兩個字是我加的。

這樣的歷史發展和中國完全不一樣。西方的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在討論自己歷史的時候，就會以貶低的口吻說，中國的城市從來就沒有西方城市的自治機構，這個自治機構指：行會的自治、議會的自治、政治的經濟的整個自治系統。我們在歐洲旅行，就會看到歐洲古老的城市里核心的建筑就是市議會廳，這是他們城市自治機構的核心體現。所以城市自治的結構是西方民族國家的核心問題。比如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會看到他有很多描述，是關于城市的行會自治是怎么運作的，它怎么變成壟斷集團剝奪鄉村的利益，來獲得他們自己的利益。這種復雜的權力壟斷的、排外的城市自治的機構，以及它的運作方式，在中國沒有。

這不意味著中國沒有城市，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繁華的城市。明清之際中國的商業化城市已經非常發達，特別是江南一帶，蘇州、揚州沿著運河發展的這些城市群落非常繁榮。但是中國的城市發展，在我看來，和西方的城市發展有一個特別的不同——但是這一點在今天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就是中國城市的發展與鄉村的發展，不是像西方一樣處在對立的、控制與反控制的過程中；相反，在中國，城市和鄉村是一個互相哺育的過程。

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上海人”作為一個認同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晚清、民國初期的時候，上海人這個概念還沒有。我們看到的是各個地方商團進入上海后，他們各自的地方認同并沒有改變，比如廣東商人，他們就叫“旅滬粵商”，寧波商人就叫“旅滬甬商”，他們不拜上海的城隍廟，不認上海的土地神，他們看自己的地方戲，有自己的祖先崇拜。他們死了以后也是先寄放在會館里，統一運回去埋葬。所以在傳統的城市里我們會看到大量的會館。會館是什么？就是從地方上來的青年、學生、商人，進入這個城市的時候可以到當地的會館白吃白住，不要錢的，這是什么意思？這是城市和地方的一個紐帶。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的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城市和鄉村不是一個斷裂的過程，不是對立的過程，而是互相哺育的過程。我們中國人一直說“衣錦還鄉”，不管做生意還是做官，有了榮華富貴，最后一定要回到家鄉去的。這個回到家鄉不僅僅是理念上的，而是有很多實質性的內容，承擔家鄉的社會公益事業和社會公共品的供給。明清兩大商幫集團：晉商和徽商，他們在外面做生意，其財富很大一部分要輸送回本土、本鄉去做公共福利的事業，建學校、修祠堂、修橋、架路……有人也許會說修祠堂是公益事業？那是非常重要的公益事業，因為祠堂以及中國傳統的以村落為聚集方式的居住方式，它本身承擔著社會公益的功能，比如鰥寡孤貧的贍養，靠的是族田。族田和公田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撫養那些自己沒有能力生存的人，以及提供整個社區其他公益事業的費用。在這個意義上，整個社會的治理、發展，其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依靠在一個以本鄉、本土為基地而延伸到外面世界的網絡，這個網絡的扭結點就是城市。通過血緣和地緣的動力，構建出城鄉互相哺育的紐帶，是中國傳統的城市與鄉村融合一體的關鍵。中國城市的繁榮并不是依靠遠程的殖民地經濟，而是依托于以本地經濟圈為核心的、小農基礎上的農業與手工業，江南一帶的城市群就是江南經濟的體現，所以城市與鄉村是唇齒相依的。我們知道明清中國的經濟在世界是屬于領先地位的，有發達的國內貿易和長途貿易，市場是非常發達的。江南一帶的經濟有復雜的社會分工，但是它的生產方式仍然是建立在小農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基礎上的，中國的城市就是由這樣的小農經濟與手工業相結合的模式哺育出來的。而它的動力卻是驚人的，正是這樣的市場輻射力建立起了全球性的長途貿易系統，也使得中國人口從明清之際的東南亞移民逐步遍布世界各地。

但是這樣的城鄉互相哺育的關系，在20世紀初就開始斷裂，這就是中國現代化、現代性的開始，像上海這樣的條約口岸城市開始崛起，它的崛起和現代中國工業化的發生聯系在一起，和二三十年代中國的鄉村普遍的破產聯系在一起。傳統的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模式在二三十年代普遍破產，與此同時，城市貧民大量出現。在當時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描述。傳統的城鄉關系在現代化過程中進入一個持續的斷裂階段，這導致了中國城市和鄉村關系的歷史性巨變。從而使得20世紀對中國來說，其核心問題就是城市和鄉村的關系問題，就是城鄉斷裂的問題，也是社會分裂的問題，它是中國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產物。正是嚴重的城鄉斷裂問題使得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識分子和各種各樣的政治力量，統統到農村去做鄉村建設運動，著名的有晏陽初、梁漱溟等，國民黨、共產黨、西方的宗教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各種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都紛紛去做鄉村建設運動。當時，關于鄉村建設的理論期刊和書籍非常蓬勃。這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比如大革命的1927年，就是中國鄉村建設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也說明中國的政治因素總是要和鄉村問題聯系在一起的?，F代化意味著西方的工業模式在中國城市中的確立，它導致中國鄉村破產，也意味著整個社會的分裂，意味著城鄉相互哺育的關系沒辦法繼續下去，這使得中國開始出現西方意義上的“貧民窟”。在毛澤東時代，一方面，城市和鄉村的分割是中國必須強制完成工業化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以“政社合一”為基礎的人民公社的制度設計，卻是為了克服以城鄉差別為代表的“三大差別”而進行的另類現代化的努力。今天，在后毛澤東時代，“三農”問題的重新開啟和再度嚴峻化，提示著我們把二三十年代中國鄉村的凋敝和今天中國城市問題的出現聯系在一起，也提示著我們需要對毛澤東時代歷史的是非功過重新評價。今天，不僅僅是鄉村的凋敝，城市化過程拆遷大行其道，也是原有城市社區紛紛瓦解的過程。城市社區和鄉村社區作為社會性存在的解體，其實是整個社會解體過程的不同表現。當它以危機的形式出現的時候，國家權力就會無法避免地介入，從而形成一種治理上的惡性循環，并使國家的合法性面臨嚴峻的考驗。

二

第三世界的城市發展史，在很大意義上說，有點類似當時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史。對于第三世界來說，城市發展的歷史恰恰是與國家能力聯系在一起的。很多第三世界的貧民窟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其國家能力不能夠完成的體現。  

二三十年代在中國有個大辯論，關于中國到底是要應該以工業來立國還是以農業來立國。以工業立國大家都很能理解，那為什么還有些人堅持說中國要以農業來立國呢？就是因為二三十年代在歐洲發生的世界大戰給中國知識分子的刺激。他們發現工業文明的進程、城市化的發展，后果會是階級矛盾的沖突、對立和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對世界資源的爭奪，而這是世界大戰和人類災難的來源。他們就會想，中國是否要走這樣的路？而中國的歷史，按梁漱溟先生的說法，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都是和西方不一樣的。中國是國家融在社會里面的，這個社會不是城市社會而是鄉村社會，城市是鄉村的延續而不是相反，城市和鄉村是一體的。所以，要解決中國的城市問題首先就要解決中國的鄉村問題，解決了鄉村問題才能解決城市問題。而不能反過來，反過來就像西方一樣的，城市變成一個個巨大的吸盤，所有的資源都從鄉村中抽出來，財富、人才、資源、土地……全都被城市席卷。在梁漱溟先生看來，這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災難，他投身鄉村建設運動背后的理論預設和對中國傳統的判斷，是中國的國家和西方的國家不一樣，中國的社會和西方不一樣。中國的國家性質不是軍事化的國家，不是城市自治，而是鄉村自治，這個區別至為關鍵。山高皇帝遠，皇帝在一般意義上是不動武的，除非有農民起義、邊疆有異族侵入的時候才會動武，它的常態是地方鄉村自治。中國這樣的國家概念和西方人說的帝國不是一回事，與西方起源的民族國家也不是一回事，在這樣的國家和社會都完全不同的情況下，我們要怎么走西方的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道路？梁漱溟先生對此是有很強烈的質疑和反對的。而以工業立國的觀點是說，西方的民族國家靠工業和貿易來支持一個國家運作的昂貴費用，包括要養海軍、陸軍，養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龐大的司法體系，所有這些其實沒辦法靠小農經濟來養，所以就必須要發展工業、發展貿易，才能有錢來養現代國家需要的這些東西。梁漱溟先生說晚清垮臺，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它要辦新政，新政本身把它壓垮了。這就是說明沒有國家能力——這個國家能力指的是工業的、軍事的，和依賴軍事進行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國家能力，而這正是西方民族國家成功的秘訣，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都是這個意義下的民族國家理念與實踐的衍生。在沒有這樣的國家能力的情況下，現代的城市發展本身就會變成一個貧民化的過程，這個貧民化的過程就是：傳統的小農破產，農民在鄉村呆不下去了，資本主義大農業要不就是無法成功，要不就是以排斥勞動力為代價。而第三世界城市的工業與農業脫節，其外向型經濟與貿易發展本身則完全不足以支持整個國家人口的就業。我們不難理解，這樣的城市發展必然帶著深刻的依附性，也必然是嚴重的階級對立的，因為這樣的城市發展本身已經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環。也因此，第三世界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的出現往往與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息息相關，也與第三世界的經濟依附性結構有著必然的聯系。

即便是美國的都市化也有無法回避的嚴重問題。美國超大城市中心的空心化和貧困化嚴重，富人都住在郊區，它并沒有消除貧民窟。美國的城市貧民窟與美國的黑人有不解之緣，而黑人問題則與美國農業發展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系。美國的種族問題從歷史上來看，其實就是他們農業問題的延伸。美國農業從一開始就是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全球分工的產物，非洲黑人怎么會來到美國的呢？不就是因為南方的種植園經濟需要勞動力，才使得殖民者從非洲把奴隸販運到美洲來的。美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戰時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大批的黑人從處境惡劣的、分成租佃制的南方種植園逃往北方工業城市。但是，他們進入城市后，遭遇的卻是嚴重的歧視、貧困和失業，他們居住的區域成為種族隔絕的城中城，這成為美國上世紀60年代黑人城市暴動的動因。美國的黑人貧民窟是殖民主義的南方種植園經濟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產物。所以在這個意義，美國的農業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不過換了種方式出現，變成了種族問題和移民問題。比如今天美國的大農場，它不像中國的鄉村是社區，它就是農業工廠，所以它需要季節工。季節工從哪里來？就是墨西哥移民。大量的墨西哥移民以非常低廉的價錢，過著非常悲慘的生活為美國的資本主義大農場做工，這才是美國資本主義工廠式大農場獲得成功的一個條件。當然，它還有需要很多別的條件，比如對印第安人的屠殺獲得大量的土地，比如金融資本與美國大農業的血緣關系，比如對第三世界傳統小農經濟的摧毀等等。即便是這樣，今天美國的資本主義大農場也面臨嚴峻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他們的環境壓力，他們本來依賴的是中西部大平原的肥沃黑土，但是現在這個黑土層已經到了最底層，一層一層地消失了，這是他們的一個不可持續；另外一個不可持續是，他們完全要依賴國家的大額投入，每一屆政府上臺都加大對農業的補貼，這使得多哈談判，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關于農業的談判永遠沒法達成一致。

今天，與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不無關聯，美國奧巴馬總統上臺后的農業政策計劃限制農業補貼、削減政府對農作物保險補貼以節省資金，因為反對嚴重，能否實現，尚待觀察。但是，其農業調整只是從限制對大型企業式農場的補貼，轉為強化對家庭式小農場的補貼，通過扶植家庭農場的出口來提高就業水平。這并不意味著美國要放棄農產品出口的優勢，而是相反，奧巴馬亟需加強對美國農產品出口優勢的依賴來擺脫危機。他在1月27日的國情咨文演說中承諾，美國未來5年出口將翻番，這種增長將支持美國200萬就業，并宣布創建國家出口項目以幫助農場主和小企業增加出口。根據美國農業部去年11月發布的預測，美國出口企業現在預計2010年出口價值980億美元的農產品，這將超過775億美元的農業進口預測，并產生205億美元的盈余。美國農業部長就此表示說，奧巴馬總統最近設立的在5年內使美國出口翻番的目標不一定適用于美國的農業出口，他強調農業已經是對外貿易中比較成功的一個領域，與其它行業不同，因為農業有貿易盈余^[③]。作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2009年8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非洲七國訪問期間，美國農業部長和美國貿易代表與國務卿同行。希拉里在安哥拉同包括石油巨頭雪佛龍公司在內的三家美國公司簽訂了一份農業合作備忘錄，幫助安哥拉增加香蕉和咖啡豆的種植，希望借此來擴大美國公司在非洲的影響力。[④]

一個很有意味的現象正是，傳統的第三世界的農業國家越來越依賴于糧食進口，比如中國東北的大豆完全淪陷了，豆農破產了，美國的轉基因大豆占領了中國的市場。當傳統的農業國家都變成了農產品輸入國的同時，傳統的歐美這樣的工業國家卻變成了農業大國，大量輸出他們的糧食產品。我以前對這個現象特別疑惑，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他們要用價格倒掛的方式、倒貼的方式來向全世界傾銷他們的產品？正是這種傾銷使得世界性小農普遍破產，不得不移居到城市的貧民窟來。這個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后來我發現很多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美國的大農場背后完全靠的是金融體系的輸血，靠的是高科技，石油、化工和轉基因……所有石油的、化學的、生物的高科技全部是要通過農業的資本主義來實現。我覺得這是今天全球資本主義最大的秘密，它把全人類都綁架了。這是我們來討論為什么今天全球性的貧民窟不可避免的一個前提。

今天，對于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傳統小農經濟之所以破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歐洲特別是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美國式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的大農場、大農業擊垮了第三世界的小農經濟。在WTO的框架下，在歐美巨額的農業補貼政策下，第三世界的小農無一例外都在經歷破產的過程。其后果就是，他們在農村沒法活，只能到城市去。剛剛發生了嚴重地震的海地，其傳統農業本來是可以自給自足的，但是上世紀80年代之后的自由貿易政策，使得美國進口的大米在幾乎沒有關稅的情況下輕易擊敗了海地的傳統農業生產體系，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小農頓時失業，幾十萬農民紛紛離開土地到城市的貧民窟生活，海地因此陷入長期的饑荒狀態，成為美洲最窮的國家。首都太子港本身就擁擠著大量的貧民窟，2008年的世界糧食價格動蕩在海地就成為社會騷亂，海地首相被迫下臺。這就是為什么地震這樣的天災人禍在海地一旦發生就會特別嚴重。貧民窟的背后是世界性的小農經濟的破產，而小農破產的世界性格局恰恰是美國式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后果。

再回到當代中國的問題。當代中國，之所以還沒有出現舊上海二三十年代那樣大規模的貧民窟問題，是因為中國目前的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和聯產承包制，使得農民還能夠保有他的土地。

很多人認為要給農民權益就要土地私有化，因為私有化之后他們才能成為土地的主人，這樣才能體現對農民的尊重。但是仔細去看這些說法背后的動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說土地私有化，其實是想說，只有土地私有化之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才能夠更快；而不是說，土地的私有化之后，中國農業的現代化能夠完成。今天資本的運作，土地的流轉，在中國并不可能形成像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大農業，因為不具備那樣的國家補貼、高科技等一系列的條件，最重要的是不具備國際市場。所以農民土地的私有化其實是為了使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能夠更快推進。土地私有化了的農民在跟國家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可以拿得更高一點的補償金，如此而已，但是補償金總有被花完的時候，那時候怎么辦呢？而且對于不在城市邊緣的中西部農村來說，補償金問題并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們的土地并不具有資本化的條件。因此，土地私有化并不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農民、農業和農村，這三個問題是不可分割的，農村作為一個社會性的存在，它自身的凋敝無法靠私有化來解決。

我們相信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是因為這三十年我們依賴的是外向型經濟模式?？墒?，一旦外向型的經濟模式不可持續的時候，這些農民到城市里來，沒有工作，他們的美好生活在哪里？就像這本書上描述的那樣，沒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他們回不去的話，城市自然就形成貧民窟，不管是大城市，還是小城鎮，貧民窟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不是說允不允許自由選擇，而是首先得讓鄉村成為一個可以讓人居住的地方，才存在真正的“自由”選擇。如果鄉村繼續按照這樣城市中心主義的“市場化”方向發展，國家投入的模式和意識形態的模式都是城市中心主義的，那么鄉村當然不適合居住。但是，不適合居住的后果就是中國所有的城市都膨脹，所有的公共系統都沒法維持，失業率、犯罪率飆升，城市中有無數城中城，城市分裂，這就是我們要的城市化嗎？數億農民離開土地的另一個可能性后果是，他們維持生存的糧食必須依賴市場機制來解決，中國18億畝耕地的壓力劇增，國際糧價上升，所有食品價格上升，城市居住成本進一步高抬，貧民窟狀況惡化，社會動蕩。而國家在失業和動蕩的壓力下，會進一步強化對外向型工業化經濟模式的依賴，國際貿易爭端也會進一步加劇，國際局勢也會因此更加風云變幻。正是因為不愿意看到這樣的情形發生，我們需要在新的條件下反思，不是說不讓農民離開土地，而是要用什么樣的方式讓鄉村變得比城市更加適合人類居住。因為鄉村其實是應該比城市適合人類居住，而不是相反。人類大規模離開土地，潮水般擁擠在脫離自然的、不堪重負的超大型現代水泥森林中，這本身不正是一個怪誕的現象嗎？ 

這本書說到，很多第三世界的農民有一些傳統的互助的社會紐帶，家庭的、血緣的、地緣的，這些關系在他們進入城市進入貧民窟后，由于環境的壓力和惡化，使得這些互助的紐帶也斷裂了。也就是說，當農民從鄉村離開進入城市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并沒有更好，反而更壞。與此同時，他們離開了，鄉村的土地誰進入了呢？資本進入，有錢人進入。所以土地私有化的過程，它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資本對鄉村土地的進入，是鄉村土地的非農化過程，是把鄉村用資本的邏輯重新城市化，比如在農村建別墅，建私家莊園。我聽過的最夸張的故事是，開發商承包了某個地方的一座山，在山上建了非常高檔的別墅群，非常隱秘，山頂上甚至建了一個直升飛機的機場，那座山就整個成了有錢人的世外桃源。這樣的過程正在中國發生，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現象呢？

鄉村不好嗎？當我們說鄉村不好的時候，我們讓農民離開，那土地歸誰所有呢？——這才是問題的關鍵。等這些土地非農化之后，這些離開的人是回不去的，他們賣地的錢已經買不回自己原來的地，而占有土地的則是有錢人。現在已經有很多有錢人到鄉村去買地，很多藝術家也居住到鄉村去了，這就說明不是村子不好住，而是說要有什么樣的條件才能夠讓農民安居樂業？自己有宅基地的農村不好住，而在擁擠的基本生活設置與條件都沒有的貧民窟里就好住了么？他們自己的土地為什么不能??？為什么農民的房子要變成城里人的房子，就好住了？這就是我們需要的“改革”嗎？一方面是農業的破產、鄉村的凋敝，讓這些農民進入城市、進入貧民窟，同時這些空出來的土地讓給開發商變成富人的莊園。我去美國就有一個特別大的感觸，原來不懂在美國莊園意味著什么，后來知道，它意味著你在美國是有錢人，有錢人才可以買一大片莊園，難怪歷屆美國總統一旦休假就回到自己的莊園去。今天我們已經目睹了很多有錢人作為外來者到農村買地蓋房，但是它破壞了土地作為鄉村社會、作為社區的存在肌體。中國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以村為邊界的，這意味著它是可以根據以村為單位的人口變化進行調整的。這是土地不能私有的很重要的前提，土地能夠根據社區的人口變化來調整，使得集體所有制的土地具有福利性和社會保障性。而沒有這個條件，這些農民就會離開土地，沒辦法住。今天中國的貧民窟問題還沒有那么嚴重，是因為我們還有土地作為基本社會保障，這樣一個前提，是中國社會主義的遺產。這對于我們如何解釋今天中國的經濟崛起非常關鍵。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對于整個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如果五年前我們對它的想象還很燦爛的話，那么今天，隨著“白領”在這個城市化過程中的破產，隨著“蝸居”現象的出現，你更無法想象那些離開土地到了城市之后的農民工，如何獲得在城市立足的空間。今天就拿上海來說，我們把上海的門打開，就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嗎？我們要去看城市化的前提條件是什么，在這個過程中，到底是使誰得益？是使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得益，還是使少數的開發商、官僚、利益集團得益？如果這是我們的城市化過程，那我們是要去質疑它的。我們有一個城鄉分割，我不認為城鄉分割是一件好事。但城鄉分割是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后果，不是前提。等到富人都去鄉村了，窮人都到城市來了，我們的城鄉也許是不分裂了，但是城市分裂了，這就是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案嗎？這并不是解決問題，只是轉化了問題，而在這個轉化的過程中，農民并沒有獲得解放，而是相反，被囚禁在更沒有前途的貧民窟中，就像這本書所描述的那樣，所以作者戴維斯斷言，21世紀以后的社會革命將以城市貧民窟為主戰場。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圖景在中國上演，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到中國自己的“另類”發展道路？這個發展道路不再建立在城市和鄉村隔絕的基礎上，也不再建立在對城市貧民窟的依靠上。北京的社會學家孫立平有一個斷言，他說毛澤東時代的城鄉分割是行政主導下的。但是毛澤東時代用“強制”的方式讓知識青年、讓醫療隊、讓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是特定的解決城鄉分裂的方式，目的是為了消滅以城鄉差別為代表的三大差別。但是今天，中國的城鄉分裂是市場主導下的城鄉分裂，按照孫立平的說法，這種城鄉分裂是不可逆的。不可逆意味著什么？中國就變成兩個中國，一個是城市的中國，一個是鄉村的中國。鄉村已經凋敝，城市的中國就好嗎？這本書描繪給我們的可怕的、悲慘的圖景，誰都不希望看到的城市化的圖景，卻實實在在發生在我們生存的這個地球上，中國能夠在何種意義上幸免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城市貧民窟的出現是必然的現象，所以我們不能反對城市化過程和與此相伴隨的貧民窟，而是要讓政府保障他們的人權和基本生活權利。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是為什么這個星球上不斷蔓延的貧民窟現象并沒有得到這些基本的保障？因為，任何一種國家能力都無法保障不斷擴大的失業人群，美國不能，中國不能，第三世界更不能，因為政府能力是建立在就業和稅收的基礎上的，就業下降也就必然意味著政府能力的下降。這本書中有一章就是：“政府的背叛”，因為一旦這樣的局面發生，這個政府就一定是代表著富人階級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它意味著政府本身就是推動貧民窟產生的原因。所以，這樣的觀點恰恰遮蔽了對產生貧民窟現象的資本主義動因的追問。中國目前一味追求城市化，追求土地財政，把土地的資本化作為現代化的指標，土地的資本化從城市開始向鄉村蔓延，它所導致的城市拆遷、農地侵占的殘忍過程，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痛苦指數最高的群體事件的爆發點。所以，今天到了需要換個維度來思考問題的時候，應該思考的是怎樣讓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獲得他們應有的權益，而不是把他們推向城市的貧民窟過悲慘的生活。最近有媒體披露，現在的很多農民并不愿意把自己變成城市戶口——并不像我們很多城里的知識分子想象的那樣，因為這意味著失去土地。擁有一紙城市戶口，卻沒有工作，吃住行都要花錢，這日子怎么過呢？

我們今天討論城市貧民窟的時候，不能僅僅停留在這一個問題上，而是要把它的前生后世，它和中國現實的關聯，都放在一起來討論，才能夠讓我們看到某種可能性和某種前景，否則就覺得人類已經沒有辦法救贖了。這本書告訴我們的其實就是沒辦法救贖了，這不是我們愿意接受的一個圖景。這就是我為什么今天希望來和大家討論的問題：中國新的鄉土主義是否有可能？

三

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上世紀60年代出版了《農民的終結》一書，宣布小農在法國消亡。但是二十年后，他為該書所寫的跋中，則發現鄉村社會正在驚人地復興，鄉村社區正在重新獲得罕見的生命力，人口流動的方向逆轉了，城市人口的增長停滯了，而鄉村人口的增長卻大大超越了總人口的增長。“鄉鎮在經過一個讓人以為已死去的休克時期之后，重新獲得了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以事實證明，人們無法將鄉鎮融入一個轄有地區的市鎮。”[⑤]可是，我們對他的翻譯看重的還是他對小農死刑的宣判，卻不愿重視他在二十年后面對法國鄉村社會復興，轉而為鄉村發展政策的辯護。這正是我們的問題所在。孟德拉斯認為鄉村社區的復興是法國社會特有的現象。一方面，他是對的，因為任何社會的復興都是依托各自社會的結構性特點而展開的；另一方面，在我看來，世界范圍內鄉村社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復興，則是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之后，我們必須探索的自我解放之路。

對于中國來說，首先，新的鄉土主義是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建立城鄉互動的、相互哺育的良性關系。這個良性的關系，不是把鄉村變成城市，也不是把城市變成鄉村，而是在保存鄉村既有的文化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和生存方式多樣性的情況下，使得鄉村能夠成為更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鄉村本來是中國文化的根源，但是現在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鄉村的凋敝意味著這個民族的社會根基、文化根基的塌陷。在今天，在我們還沒滑向拉美式的貧民化、都市化的情境下，我們也許還有唯一的歷史機遇，來重新建構一個城市與鄉村互相哺育的體系。一旦錯過，也許就是永劫。所以，我們需要開放出各種各樣的想象力、創造力和實踐力，來建構多樣的、多模式的城鄉互動體系，并把這樣的發展設定為國家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目標。

第二，新鄉土主義是在保持鄉土社會的社區性的同時，發展建立在小農基礎上的有機農業，它以小規模、物種多樣性為基礎，以小規模輻射的在地經濟為主要服務對象，以建立健康的、有機的、人格化的食物生產體系為目標，重新建立新型的城鄉互相哺育的互動關系。中國的鄉村是以“村”為社區單位的，很多村莊可以此發展自己特定的農業產品和手工業產品。這些產品，不追求規?；蜆藴驶?，而是小而特色，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服務當地經濟的，能夠自我生存的，與鄉土文化結合在一起的新鄉土主義，從而實現文化多元性、經濟多元性、生物與生態多元性的統一，這樣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經濟與文化統一的社區存在，應該是新鄉土主義的發展方向。中國廣闊的村落和地方都有它獨特的物種與文化，怎樣把這些獨特性進行重新規劃與發展，是新鄉土主義的起點。

比如一些朋友在嘗試重建傳統鄉村有機農業的基礎上，建立一種農村與城市直接銷售的方式。今天，傳統的有機農業應該看成是對抗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大農業的有效方式，資本主義的大農業給今天全球的食品安全問題造成嚴重的隱患，轉基因的食品問題，化肥和農藥污染問題，層出不窮。我們今天為什么要不惜摧毀自己的小農生產體系，而試圖去建立一個不可持續的高能源消耗的大生產體系呢？即便是美國的農場式的有機農業，也是一個昂貴的體系，無法被廣大消費者所接受。中國傳統的小農經營的農業方式，本身就是有機的和低碳的。我們把傳統的有機農業的模式扼殺，又轉而要采用昂貴的現代農場的有機農業的方式，是嚴重得不償失的。所以，問題是，今天我們怎樣能夠讓傳統的小農經濟在新的條件下復蘇，在能夠保存鄉村作為社會存在的基礎上新生？這才是問題的重點。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何慧麗所做的城鄉互助合作社，幫助農民把有機大米、健康豬肉賣給城市居民，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很多人對何慧麗的責難是：不遵從市場規律。但到底什么是“市場”，消費者除了有毒食品、有害食品，別無選擇就叫“市場”？！真正的市場應該是能夠體現勞動價值的地方，傳統的小農經濟模式下的健康有機食物，應該在這樣的市場里實現價值。我們不是不要市場，我們不要的是惡意的、壟斷的、以牟利為唯一目的資本主義市場，這樣的市場是劣幣驅逐良幣。你問一問大家，誰愿意吃轉基因食品？沒有人愿意，但是惡意的市場強加給你，你別無選擇。而中國的真正的農民生產的有機健康美味的食物，卻被市場拒絕，這是什么“市場”邏輯？所以，中國的小農經濟并不是沒有市場，有需要就是有市場，但是我們沒辦法讓這樣的市場成長起來，這是問題所在——這就是何慧麗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做城鄉合作的典范意義。我們需要在今天美國式資本主義農業模式危機的基礎上，重新認識傳統的小農經濟的意義，并且幫助這樣的小農經濟實現它的勞動力價值，從而創造出真實的和真正的市場關系，用這樣的市場關系來重建城市與鄉村的良性互動。我們需要“市場”這個概念，但是這個市場不應該是資本主義大市場，而是回歸到市場作為滿足消費者真實需求的意義上，回到能夠促進城鄉互動的良性的市場關系中。中國廣袤鄉村的每個村落、地區都有它各自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恰恰是不能讓資本主義大市場來統一的。所以要以尊重各個地方的經濟自主性為前提，以文化多樣性和物種多樣性為基礎，讓鄉村多樣多彩的有機食品能夠進入我們的城市，豐富我們的生活，豐富我們的食物，讓我們的食物更安全、更有營養，生活才能更美好，城市才能更美好，環境才能更美好，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與鄉村的有機聯系上。民以食為天，今天尤其如此。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重新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是社會主義的，意味著經濟要為社會服務，它是市場的，意味著它是以滿足人民對健康食品的需求為目的的——在這兩個層面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不應該屈從全球資本以盈利為動機的霸權體系。

傳統的代表性觀點是小農經濟沒有市場競爭力，但究竟什么是市場競爭力？這是個關鍵點。小農經濟的破產使農民在村子里呆不住，這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呢？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對小農的惡意排擠，因為他們是用依靠政府巨額補貼的價格優勢打敗了第三世界的小農，中國的大豆眼睜睜地就這樣全軍覆沒了。但是它帶給我們消費者的是什么？是轉基因豆油。今天的消費者去超市，突然發現：要不就是買不到非轉基因的植物油，要不就是價格高得離譜。你不愿意吃轉基因食物，好，你可以不惜高價，但是非轉基因植物油和食物也只有在家吃。你去不去餐館，去不去外面購買食物？你能夠要求所有的餐館和食品加工廠都用非轉基因的植物油和食物嗎？所以，并不僅僅是窮人與富人的問題，而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在劫難逃。我們都知道今天東西不好吃，農藥化肥超標是危險的，城里的人想吃安全的、有機的、味道足的東西，但是沒地方買。小農經濟的市場被資本主義農業的惡意市場扼殺了，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從道理上講，消費者需要，就意味著有市場競爭力，但是當市場被操縱和壟斷的時候，需求與市場的關系就已經扭曲了破壞了。因此，我們迫切地需要建立各種各樣的方式讓城市和鄉村建立互動，使農民從他們的土地上生產出來的東西能夠不被盤剝地到達城市消費者手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的互相哺育的城鄉關系需要重建，這不是城市反哺鄉村，工業反哺農業的問題，而是相反，是以鄉村為本，重新建構城市與鄉村互相哺育的關系，它們其實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

我去深圳參加鄉土中國的討論會，朋友帶我去一家餐飲店，他告訴我這家店生意很好，因為店主在某個鄉村包了一座山，在山上種有機蔬菜養雞養鴨養豬等，然后空運到這里。我們不可能每個人都去包座山，但是我們可以去和某個村子訂貨，直接建立購銷聯系。今天，小農生產出物美價廉的有機食物，并不是不好，而是市場的門檻太高，他們的產品進不了超市。因為超市要價太高，小農承擔不了流通渠道的成本。我了解美國小農場也步履維艱，因為它要獲得政府給他們的各種安全證書，每個證都要很多錢，這個錢就把利潤消耗光了。即便如此，美國人對大農業食物體系的危害比我們中國人看得更清楚，所以美國小農場運動的發展正在方興未艾。奧巴馬總統的美國農業政策不同以往之處在于，補貼是向對家庭式農場而不是大型農業公司傾斜，防止對家庭農業不利的反競爭行為，鼓勵有機的、局部的農業，支持有機農業的作物認證。我們可以把這些轉變理解為美國式大農業模式的自我轉變，它的目的正是為了增加社會就業和提高食物的安全系數。當然，新的農業政策期望推動家庭農場的出口以替代大型農業公司，并不意味著美國農業放棄世界市場。

我聽一位在云南的鄉村里生活的朋友說：城里人很奇怪，他們為什么沒事老是要跑到我們鄉下來“旅游”？后來他得出一個結論，因為城里人都病了，他們心理有病，所以要到鄉下去尋找治療。我覺得一點都沒錯，在城市里住久的人心里都會生病的，因為我們的生活目標被擠壓得只剩下為生存而奮斗，為蝸居而拼命，為錢而焦慮。毫不奇怪，調查顯示越是大城市的幸福感越低。這時候我們需要去鄉村看一看另外的世界，另外的生活的可能性，幫助我們反觀自我的生命意義。蝸居久了，我們也需要回到鄉村的自然環境中，直接面對大地和天空，去體味人和自然的關系，去尋找心靈的家園。鄉村的熟人社會形態，倫理互助關系，都是人類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存在，也是中國儒家文化的根基，是有大智慧在里面的。而在都市文明的陌生人社會中，互相冷漠的人際關系，所有人都被關在水泥森林的小格子里面，隱形失業的年輕人變成“宅男”、“宅女”、“啃老族”，然后網癮、自殺、憂郁癥泛濫成災，……所有這些都是城市病，都是因為我們離開了鄉村，我們和鄉村之間有機的聯系被割斷了，與自己文化的根斷絕了。因此，怎么重新建立多種的渠道，不是一個渠道，而是讓各種想象力、行為和實踐來重構城鄉互相哺育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關系，對于當代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文化上的重建尤其關鍵，因為這關乎我們的生存意義的問題。河北衡水棗強縣農民安金磊從農校畢業之后，堅持進行有機農業的實踐達十多年，他以此尋找真正的身心生態家園。在這個過程中，他耕讀結合，對現代工業和城市化發展都有很深刻的反思，并努力把自己的實踐與中國傳統的莊、禪、佛等思想結合起來?，F在，安金磊已經是個名人，就是因為他的故事感動并帶動了很多人去反思什么樣的生活方式才是有價值的。有些城里人去他那里住了一段時間后，就辭職去老家種地去了。如果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城里人愿意到鄉村去做這樣有覺悟的農民，就能夠逐步帶領鄉村的年輕一代回到自己的家鄉。鄉村社會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其實，今天我們無論在何種意義上討論傳統文化的復興，都必然會涉及到如何重建傳統文化與鄉土的關系。所以，傳統文化的復興應該把自己的根基放在鄉土的層面上，而不是一味在城里空口論道，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可能真正實現“復興”的意義。儒家思想對鄉村自治的實踐，莊禪哲學與佛家思想對自然與人文的思考，都應該成為我們重建新鄉土主義的思想資源，也是應有之意。

2009年11月，我去參加深圳的城市建筑雙年展，之前與策展人歐寧先生有過一個設想，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做一個關于“鄉土中國”的討論。由于歐寧先生的努力，這個叫做“農業中國：鄉土主義的烏托邦”的小型討論會終于在一個城市主題的雙年展中做成了，我們有機會請一些在臺灣和大陸做鄉村工作的朋友們一起暢談。臺灣的建筑師黃聲遠，耶魯大學建筑系碩士畢業，后去了臺灣東北部的宜蘭小鎮，一去就是十多年，他的建筑事務所叫“田中央”，就設在宜蘭。他的事務所幫助鄉民們規劃他們的家園，幫助他們重建鄉土社區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現在這個宜蘭小鎮已經成為臺灣建筑界的標志性存在，他的事務所也吸引了一大批年輕人去鄉村追隨他的理念。而他則利用自己的知識分子話語權把這樣的鄉土價值的理念傳播出去，讓整個社會都能夠來關心和思考這些問題。臺灣有一批這樣的有識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在做這樣的事情，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的當代藝術家也去農民村子里住，但是曝光出來的似乎多是和農民發生的各種房產糾葛。這是因為我們今天的城市中心主義和城市現代化的想象和意識形態，恰恰是在做相反的事。我們的村村通工程，讓每個鄉村都能夠看到電視的時候，他們看到的卻是城市消費主義對他們的改造。這個社會的城市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本身正在摧毀鄉村作為社會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說，城市中的我們，怎么樣去反思我們自己的存在，怎樣為重建這樣的城鄉互動的關系貢獻力量，是今天面臨的最急迫的任務。

四

今天，我們尤其需要重新去反思中國的經濟崛起與小農經濟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什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歷史上看，中國是以世界耕地的7%養活了世界人口的21%，靠的是小農經濟，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秦暉先生曾一再質疑說，這并不值得驕傲，因為我們其實是以世界上40%的農民養活了7%的“非農民”，這正是一個中國落后的標志。[⑥]我對秦先生的質疑有不同意見：他忘了算農民自己了。如果秦先生這個數據是準確的話，占世界人口的40%的農民首先養活了自己，所以這個40%要加上7%，也就是說，占世界人口的47%是由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的，而不是21%，那中國的小農經濟對世界的貢獻還要偉大得多！如果中國的農民都離開土地到城市里去，中國18億畝的耕地紅線就會崩潰。為什么？因為他們自己的糧食要全部通過市場來完成。如果這40%的農民放棄糧食的自給，而是通過市場來完成自己口糧的話，全世界的糧食交易量都進入中國還不夠。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中國全部變成城市社會，是人類的災難。多少年前有個西方人不就提出過“誰來養活中國人”的問題嗎？這個問題還沒有發生是正因為我們的小農經濟還存在，農民自己養活自己。農民自己為什么不被計算？這個不計算，很多問題的后果就完全不一樣了。發展美國式大農業和基因技術等生物科技打出的蠱惑人心的口號正是：解決世界人口發展帶來的糧食壓力，但是這樣的解決方案恰恰是走在解決問題的反面，就是因為他們剝奪了世界范圍內小農自己養活自己的能力，把世界人口的糧食需求都驅趕到資本主義市場關系中去解決。就目前的世界糧食生產總量來說，對于全球人口來說并不是不夠，而是不公平的分配，才是問題的要害，是政治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市場問題，而不是，或不僅僅是農業生產技術問題。的確，我們需要極大地提高農業生產技術，但是這樣的技術應該是以提高小農經濟的生產率為目的，而不是相反，說到底是科技究竟為誰服務的問題。

在我看來，中國經濟崛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龐大的小農經濟在為中國的經濟崛起進行巨大的補貼。阿瑞吉在非洲做研究的時候發現，當非洲的農民還沒有完全變成無產階級的時候，處于半無產階級的時候，對資本主義發展是最有利的。而當農民變成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時候，資本主義體系也會被拖垮，因為資本主義體系本身要承擔整個無產階級再生產的成本。當農民還是小農階級的時候，他的基本生存可以靠土地自給，打工作為獲得收入的第二渠道。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南方的血汗工廠可以把農民工的工資壓到最低的工資線——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基礎。就是因為這些農民工失去工作還可以回去，他們的家人住在鄉村自己的宅基地里不用付錢，而糧食蔬菜可以自給。世界經濟危機一爆發，大批農民工返鄉，如果他們回不去了，中國城市的貧民窟肯定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正是因為中國的農民工作為勞動力資源，像水庫的水一樣，可以收放自如，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提供了動力。中國的市場經濟不用承擔勞動力的再生產成本，這是中國勞動力的優勢所在。因此，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土地革命，是如何創造了今天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條件。而一旦農村土地私有化，中國土地革命的最后紅利就會很快被消耗光，那就不僅僅是中國的鄉村危機了，而是整個中國社會從鄉村到城市的普遍性危機。

中國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土地資本化過程，地方政府吃的都是土地財政，房地產成為政府與大資本合謀的舞臺，而最廣大的普通的城市居民則不得不為高房價買單，為中國的城市化過程買單。中國城市住房商品化的過程，為什么可以完成？為什么在一開始時并沒有遭到很大的社會反彈，也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紅利。盡管住房條件不好，但城市居民的住房基本是免費得來的，因此他們可以從初始住房市場化過程獲利，這是在中國城市推行住房商品化的前提條件。沒有這個條件，我們就會看到二三十年代電影像《烏鴉和麻雀》里那樣，二房東、三房東、四房東、五房東的那個局面。嚴重的貧民窟現象，房東的殘酷剝削導致城市貧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中國不是沒有出現過。今天，中國城市的房地產泡沫已經綁架了整個中國的經濟，如何在反思城市化的危機中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宗旨，是逼迫在我們面前的任務，而這個問題正是與如何對待農村的土地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充分認識到中國城市發展對土地財政依賴的不可持續性，以及房地產泡沫的危害，我們才有可能開啟對新鄉土主義的思考。

必須看到，中國經濟的崛起依靠的正是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遺產，這些市場化發展的紅利和補貼起著巨大作用。但是當這些補貼和紅利都被消耗完畢的時候，我們的經濟崛起還能夠延續嗎？在什么條件下可以延續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需要考慮中國的特殊性。這本書的作者沒有考慮到這個，因為西方的左派已經完全把中國當成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是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的社會。他們覺得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個口號，是空洞的。他們看不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起著非常實質性的作用，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背后，是社會主義遺產特別強大的前提條件。否則，1949年以前，中國不就是市場經濟嗎？為什么沒有“崛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小農經濟對于中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意義。對于中國小農經濟的評價，近代以來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爭論的焦點，關于“小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辯論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革命史?，F在的學術界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有兩派。一派就是黃宗智先生說的所謂“農業的內卷”，是說小農經濟土地和人口的關系已經達到非常緊張的程度，所以邊際效益減少為零，農民只投入但是沒有產出，出現農業內卷化的過程。另外一派，是美國學界的加州學派，一直反對這點，他們根據數據和資料認為明清的人口增長和生產力發展是基本匹配的。這些觀點尚在爭論中，背后其實牽涉到如何整體評價中國歷史的大問題。我個人不太認同黃宗智先生把明清以來的整個小農經濟都放在內卷的過程中來考證，但是他的理論解釋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鄉村卻是成功的，因為二三十年代中國小農經濟的危機正是在它的去市場化過程中，也就是它的“外卷”式的手工業兼業面臨崩潰。這涉及到怎么去理解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它其實并不僅僅指精耕細作幾畝田，在江南一帶，小農經濟本身已經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在這個意義上，它已經不是內卷，而是“外卷”——即通過高度市場化的發展來延展它的活力。今天中、西方的歷史學家，已經認同明清中國的經濟在世界上是達到最高峰的，如果完全是斯密（Adam Smith）陷阱沒有辦法解釋這點。

費孝通先生當年討論《江村經濟》的時候就是發現了這個問題，中國的鄉村發展必須依靠小農經濟和手工業兼業的結合，這恰恰是傳統小農經濟繁榮發展的原因。所以當我們說小農經濟的時候，并不僅僅是種田，它還意味著非常發達的手工業兼業。沒有發達的手工業怎么會有那么發達的長途貿易？絲綢，瓷器，這些全部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二三十年代鄉村的凋敝，就是手工業兼業的這部分被外國的產品打敗了，這是促使費先生做《江村經濟》的動因，這個“江村”其實就是他的姐姐費達生與中國最早的蠶絲教育家鄭辟疆一起，在鄉村建立蠶業指導所的江蘇吳江縣開弦弓村。在這里，他們幫助農民發展新的制絲技術，建立蠶絲合作社。費達生還在開弦弓村創建了中國第一家農村繅絲廠，她和鄭辟疆先生一起把畢生的力量都獻給了振興鄉村自己的工業經濟。沒有她在開弦弓村的工作，就沒有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為什么80年代“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的模式，費孝通先生特別贊同，因為它是延續了傳統鄉村經濟生產的模式和結構，而不是走城鄉分裂的路。它與把人從土地上排擠出來，再集中到城市大工業中的西方工業革命的生產模式是不同的。

今天為什么可能重新來考慮小農經濟的問題呢？因為集中化的大工業生產模式也已經落后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包式的生產方式了。網絡的發展和外包制的方式使得生產并不是集中在大城市里，像上海就已經不再作為一個工業化的城市了，而是轉變為服務性、貿易性和金融性的城市。在這個“后現代”的情況下，我們有可能來重新討論鄉村以及小農經濟在今天重建的意義。但是，不同于八十年代的鄉鎮企業的單一工業化模式，今天的新鄉土主義應該更多地發展以社區為依托的、有機農產品生產與鄉土文化相結合的新模式，并且在這個基礎上促進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融合，發展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今天，國家層面上的政策鼓勵與美國式資本主義大農業捆綁在一起的生物技術、轉基因技術，它適應的是大工廠式的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是把中國也綁架到美國資本主義大農業的泰坦尼克號上。只有充分認識到這種資本主義農業模式給人類帶來的危害，認識到中國不能再走這樣的道路，中國新型的鄉土主義的小農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模式才有可能成功。我們總是說小農經濟人口與土地的壓力使得鄉村沒辦法涵蓋人口，但是現在情況是相反。鄉村見不到成年人，只有老人和孩子。是小農經濟的破產和鄉村的凋敝使得土地上涵養不住人，而不是人太多了它養不下。所以，我們要看是什么動力在推動人口的流動。今天重新討論中國的新鄉土主義，正是要區別于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農業模式。我們需要像鄭辟疆和費達生這樣的“知行合一”的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用現代科學技術幫助農村發展自己的新型小農經濟。需要像何慧麗這樣的有識知識分子，幫助農民建立城鄉互助的市場紐帶。

中國的農業問題已經鑲嵌在一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格局中。拉美的政府、印度的政府不想解決貧民窟問題？他們為什么解決不了，因為整個世界都已經被綁在農業資本主義的泰坦尼克號上，世界農業的資本主義化使得全球范圍內人類的食品問題面臨危機，2008年世界性糧食危機并不遠。現在，這個模式還在世界范圍內發揮著它的霸權作用。我們看日本，日本要為它的工業產品尋求海外市場的時候，也是不得不打開它的國內農產品市場，但日本拼了命地保它自己水稻生產在某種程度上的自給，因為按照WTO的框架，一旦出現全球性糧食危機的時候，糧食出產國可以有權不賣給你糧食。中國是一個幅員廣闊的內陸國家，糧食主權問題非同小可。但是解決這個問題，恰恰不能照搬美國的方法。我們有一個迷思，認為對付西方的壟斷，就是盡快讓我們自己先壟斷起來，用壟斷對抗壟斷。美國搞轉基因，我們也要搞轉基因，一切以別人的邏輯為邏輯，那怕別人的邏輯是強權的，是反人類的。美國的農場主是工廠主，他們的農場只是生產車間，不是人的生存空間。而我們的農村是鄉村社會，是聚族而居的、屬于人的婚嫁喪娶的生活空間和社會空間，我們更需要討論的是中國作為社會存在的鄉村問題，農民在鄉村社會作為人的主體性問題。鄉村并不僅僅是為城市生產食品的地方，它還是我們最廣大的社會基礎。我們把自己的社會基礎摧毀了，然后在這個廢墟上建立現代城市，這樣的城市能夠讓生活更美好嗎？不過是謊言和幻象罷了。

因此，我們要吁求國家的力量來引導新鄉土主義。國家更應該關心小型農業和建立在村社基礎上的新型有機農業的現代化發展，資金與技術的力量應該朝這個方向去投放，這樣才能保存傳統農業的有機性、社區性，才能促進新的城鄉互哺關系的發生，中國的“三農”問題才有可能獲得解決。大豆和稻米都是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食物，但是在如此重大的關系國計民生的決策前，卻沒有任何民主決策的過程，作為消費者、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有權利向農業部、發改委問責！

新鄉土主義還需要區別于目前地方政府主導的旅游開發式的商業化模式。我知道很多這樣的情況，一個古村落有些歷史有些建筑，通常就會被比如像浙江溫州等地來的外地老板從政府手里包下來，發展旅游，當地村民卻沒有分紅，這其實是剝奪了村民對自己居住的村社的所有權。而一些成功的旅游開發的模式，則是以社區自身生命力的萎縮為代價，空剩下一些符號空間的軀殼，鳩占鵲巢，本地人離開，外來的商人入住，同樣是社區的瓦解。新鄉土主義的要旨是要讓村民自己做社區的主人，外來的人可以做客，可以去幫助他們，但絕不是喧賓奪主，才是可持續發展之路。

要讓國家放棄城市中心主義，推動新鄉土主義，其前提是要有足夠強大的社會共識、社會輿論和社會壓力。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來討論這些觀念、這些前景，來反思這些問題，并尋求形成社會共識的力量。如果新鄉土主義永遠被認為是邊緣的、不可行的烏托邦，國家當然就不可能改變它的大農業的政策導向，不可能去扶植這種小型農業、有機農業的方式。如果國家的決策層依然認為美國式的大農業是最好的，他們當然就會扶植中國的美國式大農業。我希望我們還能夠多翻譯介紹一些美國國內對美國農業的批判與反思，讓中國人看一看，美國大農業的危機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我們的未來之路？只有形成共識，才有可能推動國家往我們希望的方向走，否則就不可能。

今天中國農業商品糧的主要生產模式是大農場式的，依靠的是種糧大戶，國家的補貼也是向種糧大戶傾斜，是試圖用這個方式來保證糧食主權。今天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能夠解決城市的商品糧問題，比如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正是在這個前提條件下，我們可以重新討論小農經濟的可能性，討論如何讓小農在養活自己的同時，可以有更好的創造性、自主性生活。我們需要兩條腿走路，或者多條腿走路，國家的科研力量應該更多投入到提高小型的、有機農業的效率上去，使得小農們能夠依靠建立在勞動密集型的、有機性的農產品獲利，從而在市場上實現他們的勞動價值。中國外向型的、加工性的工業生產模式已經無法持續，用勞動密集型、內向型的小農生產模式來代替和轉換，是一條根本的出路，它不會導致國際貿易摩擦，卻能夠有效地破除城鄉對立的現代性痼疾。如果可以完成，則是中國對于人類所做的最大貢獻，因為它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世界以城市為中心的弱肉強食的發展邏輯，這應該成為中國模式的“普遍性”意義。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依然同意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的說法。他說中國社會應該以鄉村社會為本，鄉村問題沒解決，城市問題永遠也解決不了，中國歸根到底是鄉村社會，而不是相反。鄉村社會的復興，就是中國社會的復興，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就不可能建立在鄉村社會的廢墟上。如果就世界范圍的問題來說，只要這個星球的貧民窟還以現在的速度蔓延，人類文明就永遠需要被質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和歐盟的小農場運動和第三世界的小農經濟的未來，關聯著整個人類的命運。第三世界的小農經濟一旦被消滅，很可能是不可逆轉的，多少世紀積累起來的傳統耕作技術面臨消亡，年輕人就回不去鄉村；多少世紀培養起來的多樣性生物與物種一旦不被繼續飼養和種植，也會迅速從這個地球上消失。而人類一旦喪失了原生種子的多樣性，老種子喪失了它們的遺傳連續性，現代農業與生物科技也會喪失它的基礎，因為新品種的研發必須依靠成千上萬的天然種子。也就是說，城市和鄉村的有機聯系一旦斷裂，將是萬劫不復，這并不是危言聳聽。

最后，我想回到教育與知識分子的話題上。如果回頭去看二三十年代從事鄉村建設那批知識分子的主張，他們首先批評的就是西式的現代教育體系。農家子弟接受現代教育的那一天就是他離開鄉村的那一天，現代教育的問題是與整個鄉村問題扣連在一起的。所以他們強調“知行合一”，強調知識為鄉村服務?，F在整個社會共識都是拿城市化和現代化作為文明的尺度，那么我們的確是回不去的，因為整個社會的教育體系就是鼓勵農家子弟跳離農門。所以我們需要來檢討這個意識形態，我們為什么要這樣認為？這樣認為的根據在哪里？中國現代教育體制的后果及其危機，今天已經逐漸顯現。大學生失業現象日益嚴重化，就是所謂“蟻族”現象的出現，其群居的“城中村”成為介于城市社區與貧民窟之間的中間地帶。這個群體的大部分來自農村，教育并沒有彌補城鄉差距，而是相反，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本身成為吸干鄉村血液的管道。這應該成為中國教育改革的起點，就是要反思知識本身，學習知識到底是為什么？上海某高校自殺的貧困研究生楊元元曾悲嘆道：為什么知識不能改變命運？但究竟什么是知識，我們學的、被教授的這套就是知識嗎？不能拿來讓我們反思自我、確定自我的時候，那些知識的意義在哪里？所以應該有更多反思性的工作同步來進行。中國整個教育體系對于中國最廣大的鄉村社會，究竟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我們的高等教育投入巨大，以趕超世界水平為目標，但是教育和中國社會的關系究竟應該如何建立，教育如何反哺鄉村？這些問題應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不是滿足于制造學術泡沫。大學生是否應該和能夠參與鄉村建設？為什么他們困在“蟻窩”里，卻回不去？真的是“家鄉太小，放不下我的理想”嗎？過去的廣闊天地，今天到底還能不能有新的作為？這里都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只有國家的有序引導，才有可能解決問題。但前提是，這需要在國家層面上改變城市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及其意識形態，而這恰恰是問題所在。

今天的農村人并不是愚昧的農民，他們對當今社會的理解比我們這些關在學院里的知識分子其實都要深刻和復雜得多。一個鄉村社區，水深得很，外面的大學生去“支農”，往往門都摸不著。只不過在現代化的格局中，農民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地位陷他們于孤立和不利。現在很多農村都出了大學生，他們和家鄉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問題是說，這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怎么來反省這些問題？一些朋友做大學生支農活動，在我看來，其意義并不在于你能夠幫助農民多少，而在于讓這些年輕的一代知道什么是中國的社會現實，從而能夠幫助把農民的訴求呼喊出來，能夠有意識地、自覺地為建立新型的城鄉關系做事情，為社會主義的新鄉土主義貢獻才智。二三十年代的梁漱溟先生有個說法，說農民有苦叫不出，知識分子應該幫他們把苦叫出來，要做他們的耳目喉舌，——這是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情。知識分子要和農民相結合，其實最早不是毛澤東說的，梁漱溟二三十年代就一直這么說。鄉村的問題首先是需要城市來反思的，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能夠超越自己的階級利益，為中國社會的城鄉分裂不惜去做“補天”的功課，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一個傳統。從二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鄭辟疆、費達生，到今天的何慧麗，這個傳統并沒有斷絕。在今天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在城鄉再次面臨大斷裂的歷史關頭，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出來有所擔當，并把這個傳統發揚光大。

（錄音整理：王嫣婷）

＊2010年1月17日，筆者作為主講嘉賓參加在上海季風書園舉辦的讀品三輝圖書“另一半的世界——都市貧民的生活現實”沙龍活動，本文系錄音整理稿，2月22日重新補充修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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