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產到戶、個體生產充分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到1984年時糧食產量創下歷史最高記錄。但是也不要忘記，僅僅有積極性是不夠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告訴我們：規律是客觀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受規律的制約；物質第一性，物質決定意識。如果僅僅靠積極性就能解決問題，豈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邏輯中去了嗎？“積極性高漲”不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唯一原因。事實上，除了包產到戶因素外，八十年代農業的豐收至少還有以下因素：
第一，科技發展導致種子革命。
他們經常號稱“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結果，到了糧食增產原因是就只歸結于生產關系“家庭聯產承包”。多年以后，才發了一個國家科技進步大獎給袁隆平和李振聲。
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各種農作物如水稻、小麥、棉花、油料都陸續發生了種子革命，對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玉米1958年平均畝產129公斤。70年代，先后引進優良品種，1980年產量突破900公斤。特別是袁隆平雜交水稻技術引發的水稻產量的革命性大增長。是70年代中期雜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因為他發明的雜交水稻，從改革開放前的300公斤提高到600公斤，超級雜交水稻又把畝產提高到了800公斤。
當年，破除洋教條并提出用群眾運動的方法，結果提前取得突破。假如按照所謂“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賣國理論能解決問題嗎？
這項技術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三系雜交稻”研制成功，１９７５年多點示范５６００多畝，畝產比常規品種增產２０％以上；１９７６年示范推廣迅速擴大到２０８萬畝，１９９０年全國推廣２.４億畝，占水稻面積的５０％，而總產量占６１.６％。以雜交水稻為首的種子革命，作為農業生產的“第二次綠色革命”，對八十年代初農業產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大作用。
第二，合理引進先進設備，推動化肥革命。
"常言說莊稼一支花,全靠肥當家".化肥的肥力比與農家肥高幾十倍。化肥中的營養元素含量比較高，例如：1kg碳銨中的含氮量相當于25kg～30kg人糞尿；1kg普鈣的含磷量相當于60kg～80kg廄肥；1kg硫酸鉀所含的鉀素相當于草木灰10kg左右。
1970年開始，全國各地陸續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廠。72年1月13日，從國外引進化肥等成套設備8套，以后又提出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即四、三方案）。1973年，我國化肥產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以后，西方允許部分民用產品對華出口。中國迅速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生產裝置，這些裝置到1979年時絕大部剛好建成投產，迅速增加了每畝化肥的施用量。這在長期以農家肥為主的田里起了明顯的增產效果。各地還特別重視化肥廠建設，包括大型化肥廠和縣級小化肥。
第三，是建國后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顯示了成效。
1976年與1965年相比，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產量增長5.7倍和65倍，農業用電增長4.7倍，農用排灌動力機械擁有量增長4.9倍，農用化肥每畝施用量增長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國農田灌溉面積增長41％，全國機電排灌面積和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分別增長355.58％和643％；1975年全國機井數比1965年增長935.89％⑥。抗自然災害能力有了較大提高，以全國受災面積基本相同的1976年與1965年相比，成災面積由53.9％下降到26.9％⑦。這些農田灌溉和排澇條件的較大改善為以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個體經營方式抗御旱澇災害的侵襲，提供了重要的保證。尤其是80年代國家對農田水利的投資相對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資在發揮效益。至今我們的水利設施的80%還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如:韶山銀河——韶山灌渠系統，蜿蜒1000多公里，不僅擔負著湖南省內多達200萬畝農田的灌溉，防洪、防澇，還是旅游的好資源
第四,在工業體系基本完整前提下,調整分配.減少了工農業剪刀差.農民的日子好起來了.
中國工業投入規模最大、建立企業最多、發展最快的時期就是“文革”時期。在僅僅二十幾年的時間里，中國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在許多領域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以石油、煤炭、電力和鋼鐵、水泥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設是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的最基礎性的工業。“文革”時期中國工業發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這個方面。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間國家對能源建設的投資就超過了500億元。
從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國家在三線建設中投資達2050億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鋼鐵基地、六盤水工業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制造、飛機、汽車、航天、電子工業等新的工業基地，使國家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狀況大大改變。全國有許多著名的大企業，如湖北二汽、貴州鋁廠、邯鄲大型水泥廠、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到70年代末期僅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就由原來的292億元增加到1543億元，增長4.28倍，約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了3.92倍。這極大地促進了中西部經濟、科技和教育的發展，對于改善經濟布局，克服過于集中于東部沿海大城市的狀況，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人們看到，改革開放以后一改原來的指導方針，實行以東部沿海地區為重點、向沿海傾斜的方針，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資金“孔雀東南飛”，造成地區差別和社會矛盾迅速擴大。可以說，如無過去“三線”建設時期的基礎，目前中西部的經濟發展還會更加落后。
78年后，在此基礎上,國家才可以調整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國家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減少了工農業剪刀差.農民感覺生活好了,調動了生產積極性.
可見，中國解決吃飯問題。功在毛澤東時代，得利在鄧小平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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