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小水窖救不了農村水利
近日，筆者和兩位研究生在貴州黔西南的興義、普安的兩個鄉調查農村的小水利。發現一些2002年修建的小水窖分布在田間地頭。這些小水窖分屬不同的農戶家庭所有。主要用于自己的飲用和灌溉。但是，從去年7月到今年4月近8個月的時間里，這些小水窖并沒有發揮好蓄水抗旱的作用。遍及西南五省的大面積的旱災還是發生了。
在調研的過程中，筆者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是不是小水窖數量太少的原因呢？如果是這樣，只要全國人民對口支援“資源脆弱”的黔西南農村的小水窖的建設，就可以解決其農村的農業水利問題。但是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這一設想越來越缺乏證據支持。在所調查的一個鄉，從集鎮到水庫沿途8公里的土路兩旁，隨處可見用用水泥硬化了的干渠、支渠和小水窖。政府和民間機構的資金“打包下沉”非常明顯。但同時也發現了問題。主要就是這些由政府和煙草公司投資建設的灌溉溝渠多數已經沉積了大量的淤泥、雜草、石塊。即使最淺的淤泥厚度也在10公分以上。這說明這些灌溉渠道已經很久沒有流水經過。另外，兩山之間的平壩地區，一般總面積在100畝~1000畝之間，它們被分割為一小塊一小塊的只有幾分面積的田塊。其中，一塊面積3畝的整塊平地，居然被分割為18塊田塊，分屬18戶。每塊田塊四周被土壟圈圍起來。界限非常明顯。奇怪的是，很多田塊的四周卻沒有余留排灌的溝渠。那它們是用什么方法灌溉呢？詢問農戶。才知道有兩個辦法。一是依靠下雨。黔西南雨量豐富。在尤其在春季。農民若要種植水稻，就要利用降雨蓄水。如果降雨不夠，則種植玉米、油菜等耐旱作物。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各個農戶家庭用自備的潛水泵或抽水機，將遠處干渠、小河溝、小水窖的水直接抽到自己的田塊里面。這里的農戶家里大多購置了全套抽水機械。包括電線、水管和機體。要花掉好幾百元。兩種方法配合使用，在正常的年景，基本可以對付灌溉問題。但是，今年干旱持續太久，降雨無望，就只有依靠抽水灌溉。但水庫的水重點保障的是城鎮的生活用水，所以水庫所屬的縣水利局也拒絕放水澆灌農地。由此河溝、干渠、支渠在長達7、8個月的時間里無水可抽。在這種背景下，農業灌溉用水和農民生活用水就只有依靠小水窖（一些農戶可以利用鄉村的自來水系統，1噸水1.8元）。而農民在小水窖水資源的分配上，同樣是優先保障自己的生活用水。其次才是農業用水。
其實，小水窖的水在“坐吃山空”8個月以后，即使還有豐富的水資源可以用于灌溉，也無法澆灌那些遠離農戶小水窖的田塊。除非降雨發生。也就是說，遠離農戶小水窖的田塊，就只有依靠降雨。小水窖對其幾乎沒有用。其原因是各個農戶家庭有很多的田塊。少則4~5塊，多則20~30塊。有的在家附近，有的離家很遠。所調查的兩個鄉，只有少數農戶有2口水窖，多數只有一口水窖或者根本就沒有水窖。事實上，農戶即使有經濟能力，也不可能因為要澆灌1分地，就在旁邊修建一個水窖。修建一口20立方米的水窖，水泥、磚塊、人工至少要花掉農戶1500元。而且，水窖本身要占用土地。因此，對于一戶農戶，由于承包的田塊多且分散，常常就有一半以上的田塊無法利用自己的小水窖澆灌。特別是在那些地形比較復雜、同時耕地總量又比較多的地區。這些地區一戶農戶甚至有二、三十塊田塊。而這些田塊即使靠近其他農戶的小水窖，也會因為交易、談判的困難、人情、測算的麻煩等原因，無法協調利用。由此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的農村灌溉困境：小水窖普遍有蓄水，但近在咫尺的農地照樣無法灌溉。并因此絕收。
所以，西南地區農村旱災發生的原因還不是農戶是否有小水窖的問題。也不是小水窖是否有水的問題。“大包干”制度導致的地塊產權細碎、分散，以及缺乏集體的組織能力、統籌能力才是一個關鍵原因。試想，如果集體擁有足夠的權威和統籌能力、組織能力。便可以有效協調農田灌溉與與水庫的關系。并且，村莊內根本不需要戶戶購置抽水設備，也不用家家修建小水窖。只需要完善、繼續管理、利用好已有的陂塘、水池、水渠、水窖就足夠了。由此可見，現行的農業經濟制度不僅直接導致了農業、農戶灌溉成本憑空放大，而且還直接引發了農業的危機。
村莊組織能力、行動能力的渙散和地權的分散還導致農村原有的陂塘多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這也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以前，西南農村地區有很多星羅棋布的陂塘。大的幾十畝，小的三、四畝。這些陂塘可以蓄水，可以養魚，具有很高的生態價值、景觀價值和水利價值。對于村莊的防洪、防旱更是非常關鍵。降雨量大時，它們承擔蓄水、分洪的作用。可以有效節制、緩解洪水的形成和泛濫。干旱時，它們成為抗旱的主要水源。可以防止農地龜裂和秧苗、樹木的枯死。但是，現在陂塘大多已經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在一個村，我們調查了一個被淤泥幾乎填平的陂塘。其面積大約在10畝左右，可以覆蓋坡下上百畝農田的灌溉。但是，目前的淤泥已經將其上、中、下3個排水口淤堵掉了。該陂塘中部地區的淤泥的厚度至少在2米以上，邊沿在80公分以上。這是“大包干”以后30年泥沙日積月累的成果。而淤泥與陂塘的邊沿最多還有50公分左右的距離。也就是說，在10年以內，該陂塘肯定會被淤泥填平，最后徹底報廢。而承包該陂塘的農戶也會因為無利可圖，多半就會將其撂荒掉。在另外一個村，我們就發現了一個廢棄了的陂塘。該陂塘面積較大，有50畝左右。原來承包給農戶養魚，現在由于淤泥已將其基本填平。結果就只有廢棄掉。一個在外打工的農民回家以一年1000元的價格承包了該廢棄陂塘的全部土地。他的計劃是在四周邊沿較高的地區，種植玉米。然后在中部低洼部分挖池養魚或種植水稻。
陂塘四周約5米以內的區域，在30年前，原本是不允許開墾的。只能是保留一些雜草、灌木。因此，在下雨時，泥沙在被雜草和樹根阻擋、過濾以后，很難被沖刷進陂塘。因此，陂塘的庫容不會受到影響，可以長久利用。不那么容易被淤泥填平。但是，在“大包干”以后，陂塘被承包給農戶養魚，由此就基本失去了灌溉的責任和功能。承包陂塘的農戶首先顧及自己的養魚利益，其次才會去考慮坡下農田的灌溉問題。而陂塘四周的土地、山地在被分掉以后。所屬的農戶為了自己的利益，就將其全部開墾出來種植玉米、油菜、蔬菜等作物，提高“經濟效率”。原來的雜草、灌木基本被清除掉。一下大雨，泥沙也就順勢沖刷進陂塘。年復一年，塘底的泥沙累積就越來越厚。導致其蓄水能力越來越弱。最后完全報廢掉。
陂塘蓄水能力的逐年下降，不僅破壞了農村水利，還間接導致、加劇了洪水的泛濫。不僅威脅當地農民的正常居住、生活、生產，而且還威脅到了下游大、中、小城鎮的安全。因為不少的城、鎮都是臨江而建。最近，西南地區不過降了幾天雨，洪水的信息就接二連三第傳來。江河水位暴漲，沿岸城鎮高度緊張。試想，如果上游農村地區植被茂密，數以千計的陂塘都正常蓄水，就不可能有如此多的雨水直接沖刷進烏江、長江、珠江。何來什么“五十年一遇”、“一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呢？反過來想，洪水的頻繁發生，追根溯源，其實正是因為農村地區各類陂塘的蓄水功能的癱瘓、消失所致。而陂塘的蓄水功能的癱瘓、消失恰恰是因為“大包干”制度的原因。村組織渙散了，農民散沙一盤。這才是根本的問題。政府不抓主要矛盾、根本問題，一遇旱災、洪災的發生，就手忙腳亂、疲于應付，甚至動輒就出動肩負“保家衛國”的人民子弟兵奔赴旱區救災救難。今年3月，就在這兩個鄉，成都軍區出動30多名解放軍戰士負責一條5公里長的水庫干渠的清淤、疏浚。那當地政府早先干什么去了呢？正是：
山中一夜降春雨，都市洪水可滔天。世博浮華驚世麗，村莊凋敝喝水難。
看來，上海、武漢、廣州等大城市，要安安逸逸“現代化”，最好還是先把千里之外的西南地區的陂塘問題解決再說。否則洪水一來，小心一切打回原形。
現行農業經濟制度簡稱“大包干”。名為“雙層經營”，實際上就是“單層經營”，實質上就是“私有化”。這是“打左燈，往右拐”一貫的“改革”邏輯。因此，30年“大包干”政策，一詞以蔽之，基本上就是不要“集體”、不要“統”的“分光”政策。“分光”政策制度迎合了農民的“自由”心理和眼前的利益，所以在原來的水利還可以吃老本、農業的危機沒有全面爆發之前，農民一般不會反對該制度。曹錦清先生關于農民“善分不善合”的判斷確有深刻的歷史道理。但是，農民，尤其是留守農民接受或歡迎“大包干”制度，并不等于反對“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尤其是在小微水利的困境越來越明顯以后。其實，這并不奇怪。在我國漫長的“小農經濟”時期，很多自然村落里就有不少的“公山”、“族田”、“公塘”。它們承擔了村莊的水利統籌、救災撫恤等公共事務。因此，“分光”政策并不符合農村的歷史，也不符合現實和發展趨勢。
而由于農業產業缺陷原因，農業始終存在難以核算的機會成本。因此，農民對于農業缺乏必要的熱情。在西南五省地區，村莊里的青壯年勞動力多數都跑出去打工掙錢去了，留在家里還在務農的農民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而農業在這些留守的農民的生計中的意義就是生產自己食用的糧食、菜蔬等農產品，以替代貨幣支出。在此之上的商品意義，如國家的糧食安全、城市的物價穩定等對于農民來講并不關鍵和重要。在這兩個鄉鎮，多數農民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是來自非農收入，富裕的農戶如此，一些每天只吃兩頓飯的貧困農戶也多是如此。這種收入結構導致他們對于村莊的小微水利的危機趨勢幾乎都持一種熟視無睹的態度。甚至面對絕收的小春作物，如小麥、油菜，也似乎并不很心痛。這點莊稼管幾個錢呢？糧食不夠吃，就去鎮上購買。錢不夠，就出去打工掙。因此，農民對具有巨大的社會效益的農業的發展，及其必須的集體行動與集體組織也沒有明顯的興趣。特別是在沒有自上而下的政策驅動和“能人”帶動的情況下。自然就不會自下而上地推動什么農業“集體經濟制度”或“合作經濟制度”的制度創新。但是，對于城鎮，農業的基礎性意義卻不容質疑。一旦村莊水利的危機趨勢繼續下去，城鎮糧食、菜蔬、豬肉等基礎性農產品的供給遲早會出現嚴重問題。
農民對農業失望外化出來的沉默態度，一直在掩蓋村莊小微水利的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嚴峻趨勢。這是中國農業的“公共悲劇”。這才是我國農業最深層的危機所在。這種狀態持續惡化下去，意味著中國農業水利將倒退回“大躍進”以前的靠天吃飯狀態。甚至連100多年前的“小農經濟”都不如。100多年前的“小農經濟”時期，還有各種宗族、家族、氏族、親族在發揮村莊統籌的作用，還有公山、族田等資源可以提供村莊“公共品”。現在的村莊有什么呢？西南五省干旱演變為嚴重旱災，正是這種制度性危機的一次爆發。它發生了一次，難道就不會發生第二、第三次？但是，目前政府的農業政策，卻仍然停留在價格、補貼等“癥狀”層面，對于農村深層的制度、組織原因，對于事關農業命脈的水利問題，政府以及主流學界似乎在刻意回避，或僅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態度。所以，我們看到，盡管西南五省的旱災如此嚴重，但政府仍然不愿對現有的農業經濟制度、經營方式做一點真正的反思和改革。或許，對于一定要“分光”“不動搖”的中國右翼，西南旱災，剛好可以用來作為繼續“分光”政策的憑據。
如果真是這樣，貴州等地的旱災就很可能僅僅是一個開端。在明年、后年，除了西南五省，其他省份又有什么理由不發生全面的旱災呢？
（2010-5-6，聯系方式 [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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