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于造假--評吳象《歷史在這里拐了一個彎》

    有網友轉帖，是“吳象”的《歷史在這里拐了一個彎 ——記農村改革突破階段的艱難歷程》　　

《歷史拐了彎》文章開頭是這樣的：　　

【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這話沒錯，但不完全準確。實際上，改革是從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開始的，但是擴大來擴大去，一直打不開局面。而廣大農民在三中全會之前已在自發地、悄悄地采取改革行動。三中全會之后，得到黨中央新的方針、政策的支持、鼓勵，農村改革迅速發展為不可抗拒的改革浪潮，推動城市以至全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所以，準確地說，應該是中國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突破。】

我的感想：　　

1.這是運用毛主席的思想：“農村包圍城市”；因為毛澤東思想在城市的統治程度，比在農村的統治程度要深厚，所以，修正毛澤東思想，得首先“奪取”農村，然后，“進攻”城市。　　

2. “而廣大農民在三中全會之前已在自發地、悄悄地采取改革行動。”——這樣的說法，太“高抬”了“廣大農民”；不，實質是，把“分田單干”的責任，安在農民頭上。別的地方，我不了解；我的家鄉，我知道。農民再怎么“改革”，也僅僅是，局限在完善各種各樣的考核、分配等管理辦法，這樣的“改革”，從互助組以來，就沒有停止過；但是，沒有想過要包產到戶，更沒有“異想天開”地想到“分田單干”。　　

3. 后來，農民感覺“回到解放前”了，思想也“解放”了，于是，有人誠惶誠恐，問我：“解放的時候，分的地主的房屋，是不是要退還給地主？”我說，不會；但是，又“留有余地”補充說：“除非共產黨被徹底推翻，國民黨回來當權。”有人還是半信半疑。有人干脆把當年分的房屋賣了。　　

4. 歷史確實是“拐了”，“拐了”。“忽悠”者，不是趙本山；但是，包括吳象。　　

《歷史拐了彎》文章說：　　

【改革首先從農村突破，農村改革又首先從安徽突破，這同樣不是偶然的。因為：第一，安徽是受“左”傾錯誤折騰的重災區。1977年全省28萬7千多個生產隊，只有12%能維持溫飽，67%人均年收入低于60—40元，不少人仍在饑餓線上掙扎。】

我的感想：　　

1. 這些說法有多少可信度？我們四川，也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當時的“廣大”農民，生活是不錯的，少數地區在某些年份，或者少數人，比較困難，也不至于1977年“不少人仍在饑餓線上掙扎”，更不至于，像現在，困難得要去犯罪。　　

2. 當年安徽的干部、群眾，應該有人站出來，說明當年的真實情況；或者說說，那幾個數據是怎么出爐的？　　

《歷史拐了彎》說：　　

【1977年6月，萬里被任命為粉碎“四人幫”后新改組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二三把手顧卓新、趙守一也是新調來的。他們走馬上任，采取果斷措施排除派性干擾，使一大批被關在“牛棚”里的領導干部重新走上地、縣工作崗位，全省很快建立了新的秩序，大局得以穩定。緊接著，經過充分調查研究，反復討論，省委11月制定了《關于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省委六條），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產品可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實行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這實際上是最初在一個省的范圍內的撥亂反正，當時雖然不可能廢除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卻明確提出了以生產為中心的方針。】

我的感想：　　

1. “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產品可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實行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我們四川以前就是這樣干的，我相信，安徽以前也是這樣干的；因為，當時黨中央威望極高，全國各地，基本上一個樣，或者說大同小異。而且，這段話前面有“強調”這個詞，說明，確實安徽以前也是這么干的；那么，怎么“強調”原有的，居然就是“撥亂反正”了？什么邏輯？這個“吳象”，1958年就在《人民日報》干“放衛星”之類勾當，許多年后，怎么還胡言亂語喃？　　

2. 1977年6月，萬里就去當“一把手”搞“改革”了；《歷史拐了彎》后面說——【1978年12月的一個寒冬之夜，小崗18家戶主加村干部共20個人，在昏暗的馬燈光下，一致商定秘密把土地分到戶，如果事情敗露，干部坐牢，大家負責送牢飯，并將其子女撫養到18歲，決不反悔，并寫成契約，每個人都鄭重在自己名字下按下17個手印和3個名章，以示信守。】——誰能相信這些說法？現在，大家知道了，那個“契約”是后來“補搞”的；現在，許多人都罵小崗村農民，我看，是大家上當了，小崗村成了替罪羊。　　

《歷史拐了彎》文章關于四川和趙紫陽的內容：　　

【四川省在農村中大力推行生產責任制和讓農民休養生息的方針。這個號稱“天府之國”的人口最多的農業大省，經過文革十年動亂竟變為缺糧的省份。實行新方針后，生產面貌迅速改變。整個農業生產的增長速度，由文革期間遠遠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變為高出全國平均水平之上。張浩來信事件之后，四川引起過思想混亂，省委為此發出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建立健全生產責任制和獎懲問題的通知》。《通知》肯定了前一段各地積極試行“分組作業、定工定產、超產獎勵”的做法是克服平均主義和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好辦法，要求繼續堅決貫徹執行。省委還用擴大自留地的辦法增加農民的實惠。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心里有一桿公平的秤。誰為農民辦事，為農民利益說話，誰就會得到農民衷心的擁護和愛戴。安徽、四川是農村改革初期兩支輝煌的火炬，當時廣泛流傳過關于吃米吃糧的民諺，就是頌揚這兩省的領導人的，年齡大的人至今記憶猶新。可惜有一個名字后來成了忌諱，這首民諺也就被逐漸淡忘，現在的年輕人恐怕都不知道了。】　　

 另外，據資料介紹，趙紫陽簡歷：　　

   【1949年10月后，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1960年后，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1971年后，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在四川任職期間，他領導嘗試農村改革，成為后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點。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是最早進行農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　　

   我的感想：　　

——我是四川人，老家在農村，工作單位是四川的工廠，周圍是農村；絕大部分親戚在農村，所以，可以說，我是“半工半農”，對四川農村有發言權。　　

    ——我以前對趙紫陽一直有好感。因為1974年農業學大寨，四川搞了些形式主義，但是，很快就得到糾正，1975年趙紫陽是四川一把手，我認為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起碼，在他主政四川期間，農村情況是很不錯的；但是，談不上什么標新立異的改革，只是正確貫徹黨中央政策而已；說他“是最早進行農村改革”，則是歪曲歷史了，起碼是移花接木吧。　　

    1975年，我們學習趙紫陽講話，內容是批判右傾翻案風，我們大家認為，講話是實事求是的。　　

    至于吳象《歷史拐了彎》文章說：【這個號稱“天府之國”的人口最多的農業大省，經過文革十年動亂竟變為缺糧的省份。】簡直是對趙紫陽同志的污蔑誹謗了；同時，又給自己其他說法（贊揚趙紫陽）矛盾，給自己扇耳光。　　

    “要吃糧，找紫陽”這個“順口溜”，是后來傳達上面講話時突然聽見的，之前，從來沒有聽老百姓“溜”過。我就想，有人別有用心了。只是，又想，可能四川農村情況，比別的地方好；對家在四川農村感到慶幸。吳象文章怎么能夠說，四川農業增長速度，“文革期間遠遠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喃？如果是那樣，那么，全國其他地方，應該是非常棒才對。　　

     1982年，四川搞包產到戶，非常費勁，阻力非常大！罵聲鋪天蓋地。（當然，也有人贊成，為什么贊成？這里不多說了。）　　

歷史在吳象筆下，隨意給捏成什么玩意兒了？　　

不過，透過《歷史拐了彎》文章，我們看見了，當時廣大干部群眾對“分田到戶”是什么態度，是怎么樣抵制的，只是，人家大權在握，“不換思想就換人”，抵制是沒有用的！再“艱難”，也能夠搞成。　　

 為什么有人認為，分田單干“一分就靈”喃？　　

“靈”的真相是：　　

集體的時候，上交給國家的多，留給社員的少。當時的政策規定，保證每人全年600斤（以稻谷計算)口糧，其余的都以“公糧”、“余糧”等多種名義，交給了國家，國庫里面保存了大量的糧食，指導思想是“備戰備荒為人民”。“供應糧”價格低，但是，定量；所以，保持了自由市場糧食價格“市場化”——高價。農民自留地也生產糧食；農民花錢，大部分靠賣糧食，在自由市場賣高價。　　

分田后，規定給國家的少，政策是“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余的就是自己的”；實際上，國家只收“公糧”，“余糧”等都不要了，集體也不留了，所以，農民說，怪，產量沒有增加，這糧食怎么就多了許多？干部與專家說：“藏糧于民”。　　

緊接著，就是“賣糧難”；甚至，“公糧”也不收糧食了，要求農民，把公糧按照市場價，換算成為現金交給國家。　　

這樣一來，自由市場上糧食價格上不去；其實是嚴重損害農民利益，把農民害慘了。許多人不明白這樣的道理，我原來也不明白，是我父親點醒了我。　　

有門路、有政策的就“農轉非”；有法子外出掙錢的，就荒田。實際上，糧食產量就減少了。（但是，由于全國范圍的水澆地增加、化肥增加、雜交稻推廣等因素，全國糧食產量應該是增加的。）即使減少，國家庫存的糧食也夠吃幾年，所以，80年代那些年，“供應糧”都是陳糧。吃不完，國家處理了多少“陳化糧”？只有當事人才知道。　　

說“分田單干”解決了吃飯問題，完全是忘恩負義，胡說八道。　　

這樣的說法，讓我想起了西安交大的“學術造假”，當事人把老一輩1965年的科技成果，剽竊成為他現在的成果，真是異曲同工之妙！　　

 《歷史拐了彎》說：【可以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普及之日，就是人民公社自行瓦解之時。】　　

“分田到戶”導致人民公社取締；水利設施建設等集體事業，不用搞了。農民一片散沙，自發地、盲目地進軍城市，進軍工業，為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讓原有的工人下崗；加上各種各樣的措施，國營企業被“搞垮”，社會財富以閃電般速度，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制造著富豪。農民中少數人打拼成為小老板；其余的，許多人成為“資（本）奴”、“性奴”；有點能耐的，也成為“房奴”、“孩奴”；有的非正常死亡，有的嚴重傷殘，有的患上職業病，有的成為罪犯。社會搞到現在這樣的地步，表面繁榮之下，到處都好像干柴、可燃氣體一般，一遇火星，就燃燒，就爆炸，人人自危。　　

     歷史上這個“彎”，“拐了”，到底是功還是罪？對照華西村、南街村等許多堅持集體主義、抵制“分田單干”而共同富裕起來的農民，我們不應該徹底反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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