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谷深：與《回家鄉的恐懼》作者共探

恐怖：與《回家鄉的恐懼》作者商榷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10-01-20　　　

（本文大意：“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包產到戶改革”，“由捆綁的集體勞動，到自主的勞動”，不是什么“具有歷史意義的改革”，而是當前農村凋敝困苦的又一次啟端。農業社會主義集體化還是小生產，這是毛澤東與他的對手一個根本分歧。毛澤東取得的是前進的勝利，對手取得的是復辟的成功。恐怖谷深，其底在于此。）　　

王德邦同志《回家鄉的恐懼--中國部分縣城的現狀》一文，拜讀之后，對文中的一段文字，頗有些不同看法。現在寫出來，與作者商榷。　　

作者在描述了家鄉的現狀之后，有這樣一段文字：　　

“由此可見中國今天免農業稅的改革絕不能跟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包產到戶改革相比。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農村的改革給農民帶來的翻身感今天實在難以找尋了。我曾苦思過那個時代為什么能喚起農民那樣的激情與歡欣，原因其一應該是農民勞動力的解放，由捆綁的集體勞動，到自主的勞動，這是一種大的變革。同時對生產資料土地的使用權的獲得，激發出農民生產上的主觀能動性；其二、農業科技的進步，雜交水稻的推廣，使農村很快解決了吃飯問題。這種對自己勞動力支配權與土地使用權的獲得的改革是有歷史意義的改革，生活上由吃不飽到吃得飽的進步是個質的飛躍，就此而言那時候的包產到戶是真正意義的改革，而今天的免稅充其量也是種給農民的減負而已。在這點上，可以瞞天瞞地，但瞞不了農民的切身感受，農民的切身感受是對真假改革最好的詮注。”　　

作者對“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包產到戶改革”充滿了眷戀，然而，我以為，這正是眼下農村凋敝、縣治混亂的一個新開端，而不是什么“給農民帶來翻身感”的“真改革”。恐怖谷深，其底在于此。　　

“由捆綁的集體勞動，到自主的勞動，這是一種大的變革。”這種“變革”是作者所歌頌的，但這正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到小農經濟的全面復辟。這種復辟雖然一時可以得到歡呼，但“周轉自由和貿易自由使商品生產者分化為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分化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列寧語），小生產是一定要解體社會組織的，無論思想家與政治家在怎樣追求“長治久安”。其實，作者所歌頌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包產到戶改革”，充其量也不過曇花一現了兩三年，接下來的就是“鄉鎮干部棉鈴蟲”們長達二十幾年的橫征暴斂。而這種橫征暴斂，最終釀成的就是執政者過了好久才肯承認的“三農”問題。所謂“免征農業稅”，自詡為“史無前例的德政”的，不過是在苦難的大地上滴了幾滴清水而已，誠如作者所考察到，即便是最老實巴交的農夫，也知道這“德政”不過是“朝三暮四”的把戲罷了。　　

      作者對“捆綁的集體勞動”大概是記憶至深或是深惡痛絕的。是的，“集體勞動”的確是“捆綁”式的，不“自由”不“隨便”的。小生產，熱炕頭，三十畝地一頭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給自足，守法納稅，不沾是非，做一個好順民，這是任何一個國度的個體農民所盼望的，然而，這也是任何一個國度的個體農民無法實現的，也正是社會主義制度所要改造的。這種改造，并不總是清凌凌的水來蘭格兒瑩瑩的天，它有風暴，有陰靄，有斗爭，有痛苦，有曲折，也自然有反復，“捆綁”是輕的，付出生命的代價，發生家庭與個人的悲劇，也不是絕無僅有。早在1949年，那時，中國的社會主義進程還尚未開始，毛澤東就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問題。建國后，毛澤東更加堅持，這個問題的解決，只有在社會主義集體化勞動過程中才可能實現。除此之外，是沒有其它道路可走的。隨著這一過程的發展與深入，毛澤東日益加深了對其中不可調和的斗爭的認識，并與劉鄧逐漸形成了根本性的巨大的政治分歧。在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上，毛澤東取得的是前進的勝利，劉鄧取得的是復辟的成功。　　

      農業小生產的全面復辟，為大工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私有化改變鋪平了道路。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最需要的就是走投無路的廉價的農村勞動力。果然，中國農民對包產到戶的歡呼之聲尚猶在耳，他們很快就形成了一支龐大的，不用說工錢，連生死存亡都毫無保障的“農民工”大軍。在國內無戰事，且無持續的、遍及全國的自然災害的條件下，這支大軍年復一年地在中國大地上為生存而奔波流離，嘗盡人間辛酸苦難。同時生成的“新階層”甚至連看管他們的“保安”“打手”都舍不得花錢雇用，而是養幾只狼狗以代之。這種情形，持續了三十年，誰也不能說他已經看到了盡頭。幾億農民淪為連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包身工”也不如的“農民工”，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包產到戶”的破產。中國農民的再度窮困，中國農村的如此恐怖，在中外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這種情形，想必作者比我知道的更多。　　

      鄉下的恐懼，恐怕還不止于作者所考察到的這些。更可怕的恐懼恐怕是對這些恐懼的堅不動搖的文過、飾非，指鹿為馬，一座座莫名其妙的功德碑。這些功德碑倒塌之日，才是城鄉恐怖消退之時。　　

      關注并深切的了解農村、農民、農業苦難的思想家，為了救“農民”于水深火熱之中的政治家，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其人。即使專為治民者著想的孔子，也留下了“苛政猛于虎”的名言。在現代，費孝通，頗有影響的社會學家，在他的名著《江村經濟》中，就已經提出“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是不夠的”了。他雖然沒有像今天執政黨這樣熱烈主張并堅持“分田單干”“免農業稅”，視之為“第一次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史無前例的德政”，但他開出的“根本措施”是“恢復農村企業”。費老生前“重訪江村”，非常欣喜于他的“根本措施”在改革開放今天所形成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以為由此終于解決了中國農村凋敝破敗的問題。然而，費老安息了，但凋敝破敗仍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與速度存在并發展著。這問題之所以存在并發展著，證明著“分田單干”“免征農稅”外加“農村企業”，并不是什么“根本措施”，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蘇南、溫州靠著喝“農民工”血汗的日子已經走到了頭，一年三熟的廣東，也成了糧食不能自給自足的省份。執政黨也十分清楚，在幾億流離失所的破產農民中，在“貧困恐懼”的農村里，在凋敝破敗的落后農業基礎上，是什么“和諧社會”也建不起來的。種幾棵樹，或者蓋幾座房，作領導視察鏡頭的背景可以，于大局是無補的。不走農業社會主義集體化（合作化），反舉“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小崗村為楷模，以“土地賣買”（土地流轉）為康莊，每年出幾回“三農一號文件”也爬不出自己劃定的陷阱的。“土地流轉”轉得暈頭轉向，“宅基地換樓房”搞得七換八不換，都是難以收拾的爛攤子。　　

農業社會主義集體化還是小生產，毛澤東與這些思想家、政治家根本不同的分水嶺就在這里。這是我們在討論中不可不加明辯的大是大非，是不能魚龍俱下，目珠混雜的。當然，社會主義的農業集體化，只能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之下才能實現，這層意思，許多朋友已經談得很多，本文就不再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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