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與森林危機
沈孝輝
摘要：集體林權改革可能給中國森林保護帶來新一輪的傷害。森林是有多重效益的，生態效益按道理應當放在第一位，而以“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模板的集體林權改革，單純地把森林當成了“土地”或者說出產林產品的用地，這樣，森林必然在短時間內被各種社會力量積極地替換成為各種人工純林。過去，國家保護森林的各種措施比如天然林保護工程雖然有些問題，但至少扼制住了社會上強大的森林替換能力。而“還權于民”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是讓社會所有力量都參與森林替換的過程。假如這些擔憂真的出現，那么中國的森林危機將比以往任何時期都來得更加嚴重：中國森林不會消失，但天然林和天然生態系統會崩潰。
關鍵詞：集體林權改革、天然林保護、減少人工、純林工業對森林的傷害、農業對森林的傷害、探索民間自然保護區、不再種樹
2008年7月22日，在關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新聞發布會上，國家林業局局長賈治邦指出，在中國農村進入新一輪改革發展的今天，中國政府又作出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戰略決策，決定把25億畝集體林地承包到戶，實現山有其主，必將極大地調動廣大農民耕山致富的積極性，實現中國農村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
但是，如果我們用生態的眼光來看，用農民權力的眼光來看，集體林權改革是不是真像想象的那樣，會成為一個既保護生態又實現農民增收，既保證中國林業產品的供給，又為未來生態復原奠定基礎的美好政策呢？
一從河南偷樹狂潮看中國森林危機
河南南陽市桐柏縣，近幾年來偷樹之風橫行。松樹被偷，主要賣到平頂山市做煤礦巷道的支撐木；櫟樹被偷，主要賣到湖北一帶做種木耳的基材。桐柏周圍的縣市，同樣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南陽是南水北調中線的源頭地區，是淮河的源頭地區；南陽市近年來一直呼吁要“生態立市”，而桐柏縣是“國家綠色先進縣”，生態是當地最突出的政績。然而，面對這樣洶涌的偷樹狂潮，當地政府卻制止不力。
偷樹狂潮直接損害了林業承包大戶或者經營戶的利益，許多人雖然拿著“林權證”，但一點保護自身權益的能力都沒有，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樹被偷光。同時也損害了當地的生態利益，當地的森林質量嚴重下降，由于大一點的松樹都被偷走，原有松林的郁閉度嚴重下滑，森林正在退變為稀林。河南南陽的林業狀況其實是中國當前森林形態的一個縮影。
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思路來自農村。由于這一改革極大地釋放了農業生產力，帶動了中國改革的進程；政策制定者認為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釋放“林業生產力”，刺激農民的致富能量和生態保護能量。
但是，森林與農田是不同的。農田從農業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功能單一的，其目的是為了某種單一作物的生產。為此，要把其他生物全部壓制、殺滅和拔除。而林業本來就具備多重效益，不僅具有經濟功能，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態功能。因此，與農業不一樣，林業自古以來就屬于公共事業，在實行私有制的中國古代，山川林澤均屬公共所有，私人能夠占有的只是農地。用農業改革的方法去推導林業改革，以農業的方式來經營林業，使林業完全“農業化”，是用單一功能區的思維去經營混合功能區，實際上是犯了農業病，或者說是犯了經濟病。
30年前的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困難和機會都讓渡給農民，讓飽受重創的農民帶傷前行。問題在于，農業或許可以帶傷前行，農民或許可以帶傷前行，但中國的森林生態系統，還有可能帶傷前行嗎？
二令人擔憂的“全民種樹運動”
近60年來，中國的森林面積似乎在擴張，但同時，由于過度重視人工種植森林，導致人工純林的面積越來越多，天然森林的面積越來越少。一片森林要想有好的大樹，至少要有幾百年很少經受人類的干預，或者人類的干預不至于造成顛覆性的影響。但60年來，中國這樣的森林日益稀少，根據一份統計報告顯示，中國國土上未受人類干擾的森林，只有5萬平方公里左右，是60年前的1/50左右。
人工林正在全面快速地替換天然林，嚴重影響了中國的森林質量。雖然有的林業工作者不喜歡聽“森林質量”這個詞，而熱衷于統計綠化面積和森林覆蓋率；但如果森林像麥地一樣被頻繁地收割和種植，這樣的森林是不可能成長出自然基因豐盛的大樹的。富有自然天性的大樹越來越少——中國正在成為沒有大樹的國家。
一些除了山和田沒有其他資源可利用的地區，天然林的替換是最為劇烈的，比如福建的北部山地。按照統計數字來看，福建是目前中國森林覆蓋率最高的地方，但1980年以來，由于農村“自留山”運動的發展，當地農民高強度地開山地和丘陵種水果，把村莊周圍的天然林幾乎全替換為果樹林、毛竹林、松樹林和杉樹林。除了在自然保護區，福建已經很難見到天然闊葉林。因此，福建正在成為沒有大樹的省份。
這不完全是因為我們不重視自然保護，而是因為我們簡單地把自然保護等同于“植樹造林”。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林業工作人員為了自身利益或者部門利益，甚至可以把一片長勢非常良好的天然林鑒定為“宜林荒山”，將其砍伐后種上各種經濟林。而經濟林也可算為森林覆蓋率。無論是海南的農民砍天然林種桉樹，還是云南的農民砍天然林種橡膠，或者像湖北黃岡政府將幾百萬畝林地承包給某造紙公司種植意楊，其結局是完全一樣的，那就是天然雜木林正在快速蛻變為經濟純林。
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生態惡化是砍樹造成的；從另一個層面上說，中國的生態惡化，可能恰恰是熱衷于種樹造成的。種，就意味著要對土地進行人工干預。種，就意味著要把你認為有用的物種強行安排到某個坑位中。種，就意味著為了保證你勞動的成果，得不停地壓抑其他的物種。
福建是全國林改的“模式標本”之一，南平又是福建經驗產出地之一。然而，我們看到的是什么？是所有的天然林都被替換為人工林；是閩江的各支流年復一年暴發洪水；是社會上無論是國家力量、商業力量、個體力量甚至非法力量，都在氣勢洶洶地侵犯林地；是森林正在成為純粹的經濟效益，其他的“效益”完全被棄置不顧；所有天然林都被視為“雜木林”，都被視為“宜林荒山”，準備一把刀砍光，一把火燒掉，然后趕緊種上各種經濟作物。
而且林權改革最重要的林權證，至今仍沒有真正發放到農民手中。有兩個原因導致林權證無法發放，一是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福建各地都在涌動占山開山的潮流，南平市的各個山頭，其實早都被各種力量開發、種植殆盡，所有的丘陵，從山腳到山頂，早都被各種力量“事實占有”，在“事實占有”與“林權分配”之間，當地政府一直不知道如何解決。二是政府不知道該不該真的把林權交給農民，因為他們心里很清楚，林地與農田的邏輯清晰度完全不一樣，農田是界限清晰的，農田是目標明確的、效益單一的，而森林是渾然一體的，森林的存在方式是混沌的、具有多重效益的。
現在全國各地都在學習福建和江西的經驗，必然會發現當地最重要的經驗就是“種樹運動”。但這是林權改革的初衷嗎？我很擔心集體林權改革是在拿中國生態的命運去豪賭，而且賠率極大。
三“農民做主論”的兩面性
集體林權改革全面鋪開之后，有一個苗頭必然要出現，那就是林地會在短期內迅速集結到某些商業造林公司手中，被他們全部替換完了之后再種各種經濟林，包括農業經濟林（果樹、毛竹、藥材等）和工業經濟林（楊樹、桉樹、杉樹、松樹等）。這樣做的后果，就是林業的生態服務功能、社會服務功能基本喪失，全社會只抓住了一個小小的經濟功能。
需要警惕的是有一些商業集團在當地胡亂作為，獲取暴利后一走了之，把傷害留給當地。一些政府官員對此蒙昧不覺或者故意不覺，一心把寶貴的資源拱手出讓去“招商引資”。其最壞的結果，不僅資源血本無歸，群眾仍舊貧弱，而且給當地帶來長久的生態和社會傷害。
2008年5月，媒體持續曝光了一個毀林造林的事件。一家名叫曼圖林業的“國際公司”，以及一家來自內地的晨鳴紙業公司，為了幫助湖北省黃岡市“發展林業”，與當地政府部門簽訂了合作協議，準備把幾百萬畝的天然林地，全部種上漿紙林——主要是意大利楊樹。曼圖林業有欺騙嫌疑、當地政府有不該胡亂替民做主的嫌疑被媒體報道之后，黃岡市政府并不承認森林遭受破壞，而且堅持認為這一做法不僅有利于生態保護，而且引進了外來資本，幫助當地農民實現了增收。
主張林權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基于公平的考慮，認為許多地方農民之所以很貧困，就是因為沒有把林子分給他們，守著青山要飯吃。但實際上，農民的貧困并不完全是因為他們守著青山，而是他們的其他權益被剝奪。
湖北黃岡的毀林事件之所以令人擔憂，就是當地政府替農民亂作為。集體林權改革的本意是要讓農民做主的，至少存在一種可能，就是由于談判成本加大，使得利益集團或者個體難以控制一大片土地；或者由于資源成本的放大而暗中“增加了農民收入”。但是，當地政府替農民做主的惡習，既造成林地廉價出讓的現實，又使農民的民主權益受到侵犯。這種政府行為方式無疑是應當受到批評的。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農民做主是有“內部風險”的。福建、云南、江西、黑龍江等地都因林改而發生了“群體事件”，證明了農民高度重視權利回歸。對于社會來說，這是具有正當性的。但問題在于，真正影響中國森林生態的，不僅是政府的統一轉讓，也不僅是商業集團的集體收購，而是來自農民自發的替換。當林權到了農民手中，允許他們自己做主時，他們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把所有可能替換的天然林都替換為人工純林，低矮一點的、交通便利一點的地方，種果樹等農業經濟林；交通不便一些的地方，種杉樹、楊樹等工業經濟林。這對生態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四探索創辦民間自然保護區
集體林權改革確實也為保護生態提供了可能的機會。由于“林改”允許社會力量參與林地替換和經營，一些有識之士發現，這或許可以推進在中國建立“民間自然保護區”。我們可以將從農民那里流轉過來的山林，不砍也不種，就地封留，保持其荒涼和天然，讓生態系統在自由自在的空氣中慢慢復壯。昆明理工大學的侯明明教授呼吁全國人民到云南去買山保護；北大教授呂植也認為可以號召企業利用減少“碳足跡”的熱情，把一些值得保護的地方給整片保護下來。
民間已經有一些熱衷于自然保護的先行者，在暗暗地探索建立民間自然保護區。中國的自然保護區一般分為國家級和省級，但安徽的婺源縣，自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就一直在推行“自然保護小區”。只要有保護價值，哪怕面積只有三、五百平方米，也由縣政府出面，設定為“自然保護小區”。
海南省野生植物保護中心主任王春東認為，中國建設自然保護區往往偏好于自然條件好的地方，這些地方當然要保護，但一些被破壞過的地方，假如生態基礎較好、自然基因還可能復原，也應當納入保護的視野。“而在今后，也許這種地方的保護出路，在于民間力量、公眾力量的參與。”
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云南項目辦的副主任龍勇誠認為，林權改革對農民獲得權益是有好處的，也會增強自然破壞者的“破壞成本”；但如果處理得不好，就很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全國同時出現瘋狂替換天然林的局面。因此，配合林權改革，需要出臺兩個措施，一是“鼓勵社會投身民間自然保護區建設”，二是推進“保護權轉讓”。美國大自然協會與云南省林業廳已經起草了一個合作備忘錄，準備在云南試點。近期云南準備選擇四五個項目點，進行探索。像蘭坪縣河西鄉箐花村的玉獅場村，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點。這里居住的普米族人對森林懷著非常美好的情感，他們為了保護森林，不惜與森工集團抗爭，拒絕修通村莊與外界的公路，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成功地保護了一片8萬畝左右的天然森林。
北京大學保護生物學教授呂植認為：“森林保護是否成功，要看它的生態系統是否健全，生物多樣性是否良好。全世界森林生態系統面臨的危機不是森林快被耗盡了，而是天然林快被耗盡了。中國當前的天然林面積一天天萎縮，只有5萬平方公里左右，而人工純林的面積世界第一。可以說，中國森林生態系統已經飽受重創。林權改革的最大隱患就是天然林被全面替換為人工純林，加速森林生態系統崩潰。今后很有可能，天然林只能圈養在自然保護區中。而如果采用‘協議保護’、‘社區共管’的方式，激發、培育當地人保護當地環境的能力，把社會保護熱情和資金引導到保護價值高的天然林地及林地旁邊的村莊，讓村莊成為天然林的保護者而不是傷害者，讓一座座村莊都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民間自然保護區，應當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五減少種樹，留住荒野
衡量一個國家的環境保護能力，唯一值得看的就是它的自然保護能力；而自然保護能力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天然林保護能力：包括天然的森林、天然的濕地、天然的山地、天然的草原、天然的沙漠、天然的海洋、天然的河流、天然的湖泊等。用最形象的話來說，就是“荒野”在一個國家領土中所占的比例。
衡量一個國家天然林保護能力的指標，主要是看它的森林質量。一個國家光有森林面積、森林覆蓋率是不夠的，只有這片森林擔當起生態效益、生物多樣性效益、水土保持效益、碳匯效益、自然景觀效益的時候，才算合格；而人工純林，不僅對生態沒有什么好處，甚至可能是生態惡化的元兇。
“荒野”用自然保護者的詞匯來說，就是野地、保護地，就是雜草地和雜木林地，因為原生的就是龐雜而豐富的，互相牽掛的；而用經濟開發者、資源開發者的詞匯來說，就是“尚未開發利用的土地”。一個國家保持“荒野”的能力大概是環境保護的唯一指標，尤其是在一個國家經濟高度發達的時候，仍舊能夠保持足夠的荒野，這個國家的自然保護能力才算達標。
森林生態系統在荒野系列中至關重要，在地球上的所有生態系統中，森林生態的起承轉合作用異常明顯。如果森林生態系統的荒涼度不足，那么，植物多樣性、動物多樣性、景觀多樣性、遺傳多樣性、群落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就會隨之衰減，同時，水土保持能力、碳匯能力、氧氣提供能力、能量和物質的提供能力也都會隨之下降。而一片良好的森林生態系統，即使純粹從樹木的角度來看，其構成本身也是需要多樣化的。不僅僅是原生樹木品種要盡量多樣，同一種樹的不同年齡層也需要多樣。人類需要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兒童和嬰兒，同樣，樹木也需要各種年齡層次的組合和遞進，一個健康的家庭至少需要三代人同堂，一類健康的樹木也至少需要幾代同堂。小樹要活在老樹身邊，死去的樹、倒下的樹會給新樹騰出陽光和地盤，同時自身還成為微生物的繁殖場，成為昆蟲、鳥類的庇護所。而一片森林里的樹，只有足夠的老，才能夠把大自然的智慧和記憶給銘記和遺傳下去；一片生態系統健康的森林，只有有足夠多的大樹、老樹，大自然的基因、智慧生產力，才可能得到匯集和歸攏；大自然才不至于在人類的干預下過早衰亡。
林業轉型過程中，首先要承擔這個轉型代價的是林業工人。對生活艱難的林業工人的同情和扶持，成為不少人支持種樹的理由。但這種想法對生態是有害的，對林業工人的轉型也是有害的。為了保護生態，全國人民需要拿大量的錢來支持林業，國家也仍舊要支持六大、七大、八大林業工程，只要這些工程的著眼點是生態保護、是自然保護，那么我們不僅應當義無反顧，而且應當投入更多的智慧、精力和財富。
這一切的理論前提，是要用“封山育林”來取代“植樹造林”，要用“生態的自然恢復”，來取代“生態建設”。因而，要幫助林業工人轉型，不是再轉為“種樹人”，而是轉為另外兩種人，使他們成為對中國的自然保護重要的正向力量。一是轉型為巡護人員。自然界是需要具有專業知識的人來防守、看護的，傳統林業工人轉型為護林員，具有良好的先天條件。二是轉型為本地自然保護的研究人員。要保護自然就必須正確地認識自然。要保護自然就需要每個地方有足夠數量的掌握本地自然細節的研究者。而實踐經驗豐富的林業工人轉型為自然研究人員，具備了自然研究必要的基礎。。（馮永鋒，《光明日報》記者，環保作家，自然大學發起人。）
延伸閱讀
集體林權改革中農民權益與生態安全的觀察報告
2008年，由福特基金會支持、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主辦的“林權改革與森林保護研討會”分別在北京、福州和昆明三個城市成功召開，參會者有專家、媒體、研究機構、政府公務員、國內外NGO和參加林權改革的農民代表。大家在會上暢所欲言，就林權改革及其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展開熱烈討論。其間不乏一些不同觀點的碰撞和交鋒。
中國有25億畝集體林地，涉及4億多農民。通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使廣大農戶獲得集體林的物權——使用權、經營權、處置權、收益權。國務院文件規定，在不改變林地用途的前提下，林地承包經營人可依法對擁有的林地的承包經營權和對林木所有權進行轉包、出租、轉讓、入股、抵押或作為出資、合作的條件。顯然，此項政策的制定旨在產權明晰后能夠解放生產力，農民對屬于自己的資源會加強管理和保護，從而促進森林的可持續經營和增加農民的經濟收益。
然而，森林不同于莊稼，其本身具有生態、經濟和社會的多種服務功能，因此注定了林權改革并非單一的經濟政策，而只能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參會者在研討中提出了林權改革中忽視的兩大問題。
一是對林權改革后可能發生的植被變化研究不足、估計不足。
當前，以培育木材為中心的森林撫育、以工業原料林為目標的單一種植、以產量為導向的營林措施以及砍好留差的森林逆向選擇，導致了我國集體林區的森林不斷向人工化、單一化和低質化方向發展。
事實勝于雄辯，這里有海南、云南和福建的三個案例，我們不妨進行解析，看看從中能得到哪些啟示。
第一個案例：海南省
海南省曾經遍布熱帶原始雨林。清朝初年，原始林占全島面積80%以上，到20世紀80年代初，降到26%（面積97.8萬公頃）；至90年代，又下降到8.8%（面積33.1萬公頃）。而今熱帶原始林還剩下多少呢？僅存0.43萬公頃，僅占全省面積的1.89%！短短半個世紀，海南省的熱帶原始林竟銳減掉92.6%！海南農墾集團90多個農場共種植600萬畝橡膠。金光集團則要種350萬畝造紙用材林。由此可見，海南天然林轉化為工業經濟林的動力強勁，勢不可擋。在這種情況之下，盡管海南省由于橡膠、桉樹和其他經濟樹種的人工林的大面積種植，森林覆蓋率已經回升到55.5%（2005年，請注意，海南的森林覆蓋率已經大大超過了進入生態良性循環的標準），但實際上正是由于原始林和天然林的大面積消失，極大地削弱了森林涵養與調蓄水源的功能，導致全島生態退化，非旱即澇。以松濤水庫為例，松濤水庫是海南省最大的水庫，位于南渡江上游，素有“島中之海”的美譽。但2000~2006年，它的來水大幅度減少，已經從20.6億立方米下降到7億立方米。究其原因，除氣候干旱外，松濤水庫集水區水源涵養林的人為破壞，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今水庫公路沿線，已見不到一座沒有被砍伐的山坡。農民大量砍伐水源涵養林種橡膠。毀林等于切斷水脈。海南省區域性缺水已日益嚴重，海南省是一座孤島，缺水必將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的制約因素。海南是最早提出生態立省的省份之一，但是如果“生態省”卻不真正懂得生態為何物，生態保護自然無從談起。
第二個案例：西雙版納
西雙版納堪稱我國熱帶植物王國皇冠上的明珠。不到國土0.2%的面積，卻擁有1/4的野生動物，1/5的野生植物，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地。
西雙版納引入種植橡膠始于1939年，但一直規模很小，處于試驗階段，大面積種植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植膠農場的大規模發展。到2007年，西雙版納10個大型國有農場有9個是植膠農場，橡膠種植面積150萬畝。這些農場幾乎全部是斧砍火燒熱帶雨林開墾出來的。到了90年代，隨著國際橡膠價格猛漲，橡膠產業呈爆炸式發展。一時間橡膠狂熱升溫，倒賣膠園，出售山林土地成為西雙版納最熱鬧的一道風景線。普通農民沒有能力投資就把自留山、自留地以低廉的價格賣給了膠園主。土地被炒作一空，膠園主將之全部開發為橡膠林。不法分子乘機蠶食國有林和集體林，出現集體毀林的惡性案件，數十年的大樹成片倒下。今從景洪到國境線的公路兩側全都是清一色的橡膠林。僅2000年以來，西雙版納新造橡膠林達300萬畝，全州植膠總面積從1988年的116萬畝猛增到615萬畝，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新砍的熱帶原始林。這種發展勢頭所帶來的生態惡果“令人恐怖”。
大規模橡膠種植嚴重影響了西雙版納的氣候，近十年間平均溫度升高0.4℃~0.5℃，同時濕度降低。景洪市1954年霧日184天，2005年僅22天。橡膠林不僅無蓄水功能，反而需要大量吸水，一棵橡膠樹就是一臺小型抽水機。大規模毀林種橡膠嚴重破壞了天然林涵養水源的功能，直接導致溪流枯竭，井水干涸。每畝天然林每年可蓄水25立方米，保土4噸，而每畝橡膠林每年吸取地下水9.1立方米，并造成15噸土壤流失。許多村寨已經遭遇地下水位降低，泉水斷流，井水干涸。瀾滄江北一條叫曼閣箐的溪水，就是由于砍掉天然雜木林與竹林代之以橡膠，導致原來20~30厘米深的溪流河床裸露。曾經寬廣清澈的勐龍河，也已變得混濁狹窄。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更無法挽回，老百姓說“橡膠林上不飛鷹，下不走蛇”。有研究報告指出，人工橡膠純林的鳥類喪失70%以上，哺乳動物喪失80%以上。橡膠林內，沒有灌木，幾乎寸草不生，被生態學家稱作“綠色沙漠”！
上世紀80年代初，一則新聞令國人振奮：“我國種植橡膠北移成功！”西雙版納墾區被授予國家發明一等獎。曾幾何時，這項發明走向反面，成為我國生態安全的一大威脅。
第三個案例：福建省
從統計數字上看，福建省林業建設的成就不可謂不大，全省森林覆蓋率高達6296%，然而恰恰是森林覆蓋率高居中國首位的福建省，又恰恰是以森林覆蓋率80.05%高居福建省首位的建甌市以及同為閩北“森林大縣”的建陽、順昌等縣市，在2006年均再次遭受特大洪澇災害的襲擊。據報道，僅建甌市舊城，就有91%的面積被淹，最低洼處水深超過6米，全市18個鄉鎮、街道34.9萬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16.7億元。
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閩北這塊全國森林覆蓋率最高的地區遭此慘重災難？有人歸咎于上游強降雨導致山洪暴發；而在實際上，卻是長期的農林經濟結構對天然林資源的過度攫取，招致了大自然的懲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建甌市建立了為數眾多的農林資源消耗型企業，靠山吃山，規模日益擴大，經過20多年掠奪性砍伐，造成99%的具有最優的涵養水源、保持水土功能的天然常綠闊葉林的毀滅。同時，單一的人工林樹種，特別是針葉人工林取而代之，成為建甌森林的主體。近幾年大力發展經濟林，為建甌贏得了“中國錐栗之鄉”和“中國毛竹之鄉”的美名。并使“綠化面積”和“森林覆蓋率”的數字越做越大，但是在一場洪水面前，所有這些業績又顯得如此脆弱，不堪一擊！
建甌、西雙版納和海南的故事，可謂我國現代森林人工化和低質化的一個縮影。從中我們可以得到什么啟示呢？那就是森林覆蓋率和綠化面積的增長，必須在確保森林質量提高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同時，它使我們不能不捫心自問：我們所熱衷提高的森林覆蓋率能確保我國的生態安全嗎？我們有必要營造如此之多的人工林嗎？當下我們的林權改革，如何才能有效避免殘存的天然林不被人工林所置換？
景觀的破碎化導致生物多樣性下降，植被類型的改變造成動植物賴以生存的環境消失。我們一只手投入近千億元實施了國有林的天然林保護工程；另一只手卻通過林權改革，放手讓集體林區的天然林被人工林大量置換。有一種觀點認為，產權明晰有利于保護生態。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簡單。外來公司以營利性為最高宗旨。他們獲取暴利便一走了之，而將劣質的環境留給當地，留給我們的子孫后代。
二是資本上山、林改失范。
林權改革的設計初衷是引入外來資本、規模化經營以提高農民經營林業的效益和收益，但是對一些公司介入后則可能導致農民失地的后果估計不足、防范不力。福建、江西普遍出現集體山林向大戶集中的現象。失去山林的農民心里不平衡，矛盾越積越深。2006年至今，在福建、江西、湖北、貴州、云南頻繁引發林權糾紛，甚至演變成大規模的群體事件。不少林權糾紛直接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所在。江西銅鼓山林流轉由于行政介入加劇了矛盾。外來資本低價收購山林林權建立木材生產原料基地。信息不對稱使農民無從作出正確判斷，只能被人牽著鼻子走。而地方政府與木業公司形成利益共同體，并不維護農民權益，以致村民與木業公司因林權糾紛引發暴力沖突。由此可見，如何讓林農真正獲得山林收益，是林地流轉的亟待解決的問題。
針對上述林權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與矛盾，筆者提出以下四項政策思考與對策建議。
第一，農業方式不適合林業方式，經濟發展方式不適合生態保護方式。
林業不等于農業，將成功的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移植到林業搞林權改革未必能成功。森林與莊稼完全不同。森林是一種復雜的生態系統，其自身所具備的社會、經濟和生態三大服務功能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生態服務與社會服務的功能。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多山地高原、森林破壞嚴重、生態脆弱的國家來說，尤為如此。森林的經濟服務功能應從屬于生態服務功能，這同農業是大不一樣的。因此，將森林單純作為經濟開發利用對象，用經營農業的慣性思維來經營森林、經營林業是不符合森林生態規律的，也是不利于生物多樣性和生態保護的。
當前，林權改革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生態安全的問題幾乎未作考慮。為此，建議將集體林區天然林的保護、恢復與改善列入林權改革的工作目標。
第二，政府應做好整體規劃，加大對生態公益林的保護力度，提高生態公益林的補償標準。
林權改革本應只針對集體商品林，但是由于木材價格攀升，將生態公益林改為商品林的呼聲日高，這是值得警惕的動向。列入保護的生態公益林，包括世界自然遺產地、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國家森林公園和風景名勝中的森林與林木，還應當包括少數民族的神山、龍山等自然圣境中的森林和林木。在像橫斷山脈和西雙版納這樣的生態熱點和生物多樣性極其豐富的地區，政府應將尚存的天然林盡可能多地規劃為生態公益林。不進行林權改革的集體生態公益林，農民有權優先享用其收益（如旅游和林副產品）。已經規劃的生態公益林，可建立由農民自己管護的自然保護小區，國家提高生態補償標準，或者學習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的經驗，進行保護權的轉讓（即購買“森林保護權”），讓農民從森林保護中獲得經濟收益。
第三，政府要做好林權改革后對森林資源的監測與監管，維護農民的權益。
商業的造林公司從林權改革試點伊始就盯著農村林地的流轉，時刻準備迅速并購。按道理，政府無權替農民做主，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卻常脅迫農民授權予政府。如何防止林權改革后信息不對稱，農民林權被低價收購，是當前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同時，政府部門更需要做的是為私有林編制森林經營方案提供支持，對私有林的發展提供經濟扶持政策。
第四，加強林業政策的生態學與社會學研究。
我國林業政策的森林生態學和相關社會學科的研究工作十分欠缺，甚至有的林業政策制定者不懂現代生態學，不按生態學原理制定政策，并受一些“專家”似是而非的誤導。有鑒于此，有必要對各級林業領導干部進行生態學和社會學課程的職業教育，讓決策者認識到，森林質量是比森林覆蓋率更重要的指標，天然林不應大面積被人工林置換。
回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歷次林權改革的成敗得失、林地流轉帶來的問題和影響、林木采伐制度執行與監管中的漏洞與弊病以及公益林的補償等問題，我們痛感在林業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對森林生態學的研究和社會學的研究都十分欠缺。這種綜合研究的先天不足，往往造成問題叢生。同時，一項政策在實行的過程中又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耐心聽取來自基層的聲音，不斷作出適當的調整乃至改變，才是對人民、對歷史真正負責的態度.（沈孝輝）
轉：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hblps/2009-05/08/content_177457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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