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農民合作應是自愿行為
在第二屆“南方農村報•中國農村發展論壇”的演講
在新農村建設中，究竟應該發育農民組織還是應該組織農民？在學術界一直存在一種觀點：如果農民不合作，就要讓他們邊緣化，就要利用外部強制力將他們組織起來。對此我有以下三點看法：
第一，合作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是永恒的主題。有人認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成為原子化的農民，所以要將他們組織起來是不可能的。這種說法并不成立，其實原子化的農民仍然存在合作，在農村家庭內部、鄰里之間、社區內部，在紅白喜事、農忙生產期間，農民都存在合作。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有兩種存在形態：合作和沖突。事實上，合作是常態，沖突是非常態。
合作不一定要有組織，過去農民之間的合作是非組織性的合作。這種合作是低成本合作，在沒有足夠收益的情況下，他們只能選擇成本較低的非組織性合作。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民的生產生活、社會交往已經被卷入市場和社會，現在的農民已經成為社會化小農，甚至和全球都聯系起來。這意味著農民已經進入了一個不穩定、高風險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農民猶如一葉扁舟，既不能揚帆遠航，又不能抗擊風險。傳統的社會中，付出勞動就一定有收益，然而在高風險的社會里，付出勞動也不一定有收益。因此，為抗擊風險，農民需要合作。國家保護農民，鼓勵農民合作，但不意味著要國家干預；農民要合作，但不一定要農民合一。
第二，合作是農民自我的選擇，是致富的手段。有人認為，農民天生擅分不擅合。我看，不管分還是合，都源自農民利益的需要。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農民之所以分分合合，取決于他們的饑餓邏輯和過好日子的邏輯。上世紀50年代的農民合作，更多是“包辦婚姻”，采取的是政社合一的形式，通過外部的強制力進行整合。其目的是為了方便從農村吸取資源，國家目標是合作的終極目標。這顯然和農民的利益不一致。這種合作強調的是自上而下的服從，弱化了農民自我組合的能力。今天，我們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新時期，國家要支持農村的發展，就需要發育農民組織。我國的農民合作經歷了一個分散——統一——分工——合作的過程。
第三，農民合作已進入了跨地域的層次。我國上世紀中葉的集體化運動是一種社區內部的合作，是窮幫窮、富幫富，大家共同過窮日子的合作。許多農民之所以怕提合作社，是因為他們曾經有過一段痛苦的歷史記憶。
農業集體化帶來的是農村經濟的合作，是社區內的合作，而當前的農民合作是社會化的合作，是在市場化大背景下的合作。農民的利益延伸到哪，農民的合作就發展到哪，這是一種共同過好日子的合作，它可能跨出社區延伸至全國。這種合作不排斥分工，它是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合作。這種合作不但有農民參加，還可能有更多的要素和資本補充進來。
因此，我認為：農民需要合作，農民一定是合作的主體；農民合作需要組織，但組織一定要是農民的自愿行為；農民合作組織不排斥專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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