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就是不如華西村

小崗村就是不如華西村

  作者：儒夫

    最近從一張半年前的舊報紙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內容是介紹安徽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其實，作為一種探索性的單個事件本無需過分指責，但有人為了吹噓30年的成就，把他作為一塊牌子樹了起來。文章說過去的農民是“頭遍哨子不買賬，二遍哨子伸頭望，三遍哨子慢慢晃”，還說：“‘大鍋飯’這朵美麗的‘罌粟花’，使勤勞的中國農民深中其毒，萎靡懶散。”這不是很矛盾嗎，這樣“三遍哨子”的精神狀態能叫“勤勞的中國農民”？應該更正的是中國農民是勤勞的，但這樣懶散的農民只是安徽“小崗村的農民”。我的父親和姐姐都是農民，還有我的親戚也有是農民的，他們沒像文中所說的那樣，因為懶散是賺不到工分的，要知道，記工分是體現多勞多得的，也是相當于今天所說的“考核”，我姐是婦女隊長，她干的可是爺兒們干的活。如果說安徽農民就是懶，那未免太武斷，且打擊面也太大了，不過在童年的記憶中就是安徽出來要飯的農民特別多，但沒有一個要飯的人說是因吃“大鍋飯”餓肚子的，都是說因為自然災害，小崗村當時也許也有這個因素，如果不是，那真是丟盡安徽人的臉面了。說“大鍋飯”怎么的不好，我不知與這位作者有同樣想法的精英們有沒有吃過家里的大鍋飯，也許他們在家里早就是西方式的AA制、分餐制了。但這畢竟是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這是精英們的自由，不過在這兒提“大鍋飯”，實質就是劍指人民公式的集體所有制生產方式，同時也是想為了抬高以“包產到戶”為代表的封建私有制生產方試。難道小崗村的包產到戶真有那么好嗎，精英們是喜歡用數字說話的，所以不用數字說話精英們是不會服的，我要說“小崗村就是不如華西村”，實際就是要說私有制經濟就是不如集體所有制經濟，在此，我要跟精英們來算兩本帳，一是經濟帳，一是政治帳。
   應該承認，包產到戶在表面上讓農民得到了實惠，我阿姨家第一年包產到戶后就感到糧食多了，這種實惠實質是一種分配方式的轉換。我們假設一個農民，一年生產糧食1500斤，按原來他只能分到口糧500斤，還有1000斤歸集體所有，并由集體賣給國家，他的實際收入是：30%口糧+工分。包產到戶后，如果農民只交30%的糧食，實際收入就是70%的糧食。在糧食緊張的年代，糧食就是財富，在農村也是貨幣的有限形式，如到農村合作社買副食品、飯店吃飯，可以當作貨幣使用，即用一定數量的糧食進行交換。因此，糧食的增加是收入增加比較直觀的感受。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如果從勞動力的分配來看，農民生產食糧的30%勞動力歸自己，70%的勞動力歸集體，那么70%的勞動力去了哪里，一部分是為維持糧食生產投入到基本農田和設施建設，如積肥，挖河泥，開排水溝水渠等；另一部分是把糧食賣給國家后以工分形式返回到農民手中。包產到戶以后，30%作為耕地使用承包費交給政府，70%歸自己所有，農民自己這當然多留存了糧食，同時還由于雜交稻的推廣與化肥的大量使用，使糧食產量大幅增加，也無形中成了包產到戶的功勞了。農民表面上得到了實際利益，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基本農田設施建設沒了出處，如河道清淤就沒人做，到上世紀90年代，我回鄉看到，童年清清的小河成了垃圾坑，有些河段鴨子不是游在水里，而是站在水里，原來灌溉的水渠破敗不堪，農民要灌溉就要付錢。事實上，農民只是增加了對糧食支配的自由度，卻并沒有增加多少農業生產的實際收入。這應該從當年許多農村農民摞荒得到驗證，因為農民種糧越種越虧，所以干脆就不種，有些地方的農民種的麥子最后寧肯一把火燒了也不愿意收割。后來，土地逐漸被集中到種糧大戶手中，被規模化的生產所替代，其實質就是宣告了包產到戶的徹底失敗。如今在一些農村出現了合作社，這可是過去人民公社時期就已經有了，這恰恰證明了當年的人民公社沒有錯。
   算了大帳再算算明細帳，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收入應該包括這樣幾項：
    農民總收入=工分+口糧+集體農副產品收入。
    這里還不包括農民經營自家自留地，家庭養植，如養豬、養雞、養鴨、養蠶，還有家庭織布等收入。雖然在當時打擊投機倒巴，但農副產品在自由市場仍然可以自由交易。
   在我們農村，當年一個工分大概0.14元（每年并不一樣，需要根據生產隊的收入而定），最差的地方聽說是0.07元，但這是少數，好的地方有超過0.30元，假設平均0.20元/每工，一年按300天即300工分計算，就是60元/年。在農村沒有星期天，但有農忙與農閑的時候，忙的時候最多一人可三工，當然還要看干什么活，農閑的時候要挑豬圈、摳河泥等，并不是像文章所說懶得散漫不干活，只是少了活，像我姐姐在農閑的時候就是繡花。
   口糧部分每個農民按500斤/年算，這個數字是根據各個生產隊糧食產量與人口數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另外，老人、小孩、五保戶的口糧是集體出的，它應該計到勞動力的人頭上。按當時城市糧價每斤0.14元計算，農民的口糧收折合70元/年。
   集體農副產品收入是指集體種的油、養的豬和魚、種的豆和瓜，還有集體分的柴等。 那時我們隊里，過年的時候每戶會分肉、魚、豆腐等。如果都以10斤算，大約20元左右。農民在集體中的上述收入為：60+70+20=150元/年。
    三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后，貨幣價值按1：23計算（我在《如何比較30年前后的經濟生活》一文中對這一比例作過詳細闡述，實際比例還遠不止這么多），那么，農民在集體中的年基本收入相當于今天的3450元。而官方提供的數字，2007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從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字，農民的基本收入占全部收入的94%，也就是說當今農民的基本收入為3891元，增加了248.4元。可惜的是，30年來，國內GDP翻了兩番，而農民的基本收入僅增加了7.2%。更讓我暈的是，從得到的另一份資料中看到，“到2007年，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占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已經達到40.8%”，我不知道這個“工資性”收入是什么意思，當然不能枉評，就是不知道4140元的官方數字中有多少比例是“工資性”收入。
  算了經濟帳還得算算政治帳。中國歷史上從商朝諸侯封地開始，封建社會逐漸形成，歷時2000多年，而包產到戶真是發展到了極至。小崗村是背底里搞私有制，暗底里是挑戰現行的社會制度。搞包產到戶，最終是瓜分集體財產，挖了社會主義的墻角。宣揚小崗村的做法，就是在鼓勵陽奉陰違，宣揚對抗現行社會制度，最后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說“包產到戶”是“解放生產力”，那就更讓人發暈了，有位江西的朋友告訴我，原來生產隊用拖拉機耕地，包產到戶后，集體的拖拉機被賣了，錢被分了，農民耕地改用了牛，哪位精英還能告訴我，讓老牛革了“鐵牛”的命，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倒退？！它是如何解放生產力的？今天，為什么有人不用華西村來大張旗鼓地宣傳30年來的成就，而要極力用小崗村的包產到戶來宣傳所謂的成就呢，該文提出了一個問題：“是搞‘饑餓的社會主義’，還是搞‘溫飽的資本主義’？”這也太露骨了，言下之意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饑餓”，無非就是要想宣揚私有制比公有制好。華西村走的集體經濟的發展道路，堅持的是公有制發展模式，30年來，如果堅持公有制，今天就不是一個小崗村，而可能是一百個、甚至是一千一萬個華西村！
由此看來，今天是什么人要極力宣揚小崗村的包產到戶，那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及其買辦走狗，另一種是被資本主義發展思想所忽悠的沒有思想的人。

如何比較改革30年前后的經濟生活？

    常聽人說尤其是雙職工家庭的人說，“現在的生活很艱難”，好久前曾看到一份報紙說，根據調查，“有多數人認為實際生活水平下降”（后來再想找回那張報紙，但沒能找到），我有同感，于是就有人反駁我說：“你以前拿多少工資，現在拿多少工資；過去只有九寸黑白電視機，甚至還沒有，現在家家有電視機，還不止一只；過去買輛自行車要積攢一年的工資，現在……”我還真的沒法回答。比以前工資加了、吃得好了、住得好了等等，這樣的經濟發展說生活不好讓人不服。但又想，說慈禧太后奢侈，可她也沒有看過電視、用過電燈空調，坐的皇家大轎再奢侈也沒有現在的汽車快捷舒適，五百里加急快遞再快也沒有手機電話來得快而方便，平常百姓的生活豈不都勝過老佛爺？所以僅憑電視機、自行車也讓我不能接受，于是我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應該有條“河”作參照物來對比，想來想去只有糧食了，因為糧食是生活必須品，它不僅是經濟物資，也是戰略物資，還是一些發達國家用來征服別人的武器。
    過去能保持長期不變的米價是每斤0.14元，現在每斤普遍平均價約是1.6左右，這還是認為糧價比較低的價格，約是過去的11倍多，其中還不包括國家對種糧者的補貼、對農業生產如農機化肥的補貼、及取消的農業稅，所以我們今天實際吃的還是“計劃經濟”的糧。再看過去盡管農民一年到頭，天天月落干到月出，但糧食產量很低，記得當時每畝水稻超600斤能在全縣通報了。如今隨著提倡科學種田，雜交稻的推廣，化肥的大量使用，不僅大大節省了勞動力，還讓產量翻了一番，根據效率與成本成反比計算，糧價大約相差23倍左右，也就是說，過去的1元錢相當于現在的23元。
    再來看看工資，過去普遍工資約34元左右，約是今天的782元，接近于現在職工的最低工資標準。我母親是紡織工人，工資是66元，相當于今天的1518元，與現在工人普遍的工資收入也差不多，在我們小巷里有一位是鐵路工人，工資是一百多，算是高工資了。因我父親是農民，我母親的工資卻養活了一家四口人，還造了房子，而如今，我們兩個人養一個孩子還有點累。雖然經濟增長比以翻了許多，國家統計數字說平均工資長了多少多少，但工資增長對于大多數工薪族來講基本持平，而國家公務人員的工資至少是普通職工的六七倍，而企業高管、老總就更是無法相比，只能說明，今天是少數人占有了多數的財富。
    不可否認，我們今天吃的東西比過去多，用的東西比過去好，不僅有電視電腦，許多人家住了高樓還有小車，這些都應該歸功于科技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讓社會產品變得如此豐富。但再看看今天日子好過的背后，我們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第一是醫療改革讓我們失去了免費就醫的權利，看病難、看病貴是當今反映強烈的社會矛盾。第二是教育產業化讓許多家庭不堪承受，過去我們一年的學雜費是10元錢（每學期3元學費，2元雜費），上大學、中專、技校不僅免費，還有生活補貼，如今雖然國家開始免收學雜費，但有孩子上學的家庭算一算，一年的教育開支是多少。第三是就業過去由國家統分統配，如今是就業難，職工下崗，企業轉制讓工人成了雇員，不僅使他們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還造成了幾代人奮斗積累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第四是住房商品化，許多職工失去了分配住房、房屋補貼的權利，高額房價讓許多職工對房屋望塵莫及。第五是失去了社會生活安全感，過去至少在農村能做到日不關門，夜不閉戶，如今是防盜門、防盜窗，還是不能保障生活的安全感。第六是失去了人文關懷和相互的信任，過去是有什么困難找單位、找組織，而如今我岳父中風六年單位都沒上一次門，組織關系還是打電話讓子女自己去拿、自己去辦；住在三樓不認識四樓，老太太倒在地上過路人不敢下車去攙；就是一家人為了房產，親人反目，明爭暗奪，甚至把老人逐出家門。第七是我們失去了藍天碧水，大量的工業污染讓我們看不清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走在路上一臉風塵；廢水排放讓原本清澈的河道變得惡臭如墨，魚蝦絕種；使用的農藥、化肥讓我們吃得菜總覺得沒有以前的肥、魚沒有以前的鮮，癌癥病人的增加，有些病種是以前從未聽見過的，人們不得不為食品安全而擔憂，為自己所住的環境安全而擔心。
    說到這里，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觀點，衡量社會進步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而今出現的許多社會矛盾和問題，實質就是反映了生產關系有問題，我們沒有理由過分吹噓生產力發展了多少多少，因為一旦因生產關系的矛盾再導致生產力發展的停滯，甚至是倒退，那我們真是腐朽到該被打倒的地步了！所以我在研究中共“十七大”報告時覺得，有幾個看點值得關注：第一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傳遞了一個審視過去發展道路的信號，至少不會在今后再出現“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甚至再是對貓黑白不分了，是否會重新反思改革前30年的經驗還很難說，也許顏面上還難放下架子。第二是“讓人民群眾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實際就是要解決生產關系中的產品分配問題。第三是城鄉統籌，“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是解決當前最突出、最關注、涉及人口最多的社會問題，應該說目前正在實施中。第四是在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后，提出了“政治文明”與“生態文明”，第一個信號是在加強中共自身建設的同時提高執政能力的建設，在抓經濟基礎建設的同時抓上層建筑的建設，其執政理念的變化將影響到今后百姓的切身利益；第二個信號是將改變其原有的生產方式，用其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來審視以GDP為中心的發展模式。第五是“建設和諧社會”實質就是要解決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的矛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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