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的游戲與偉大的革命！（整改稿）

地主的游戲與偉大的革命（整改稿）　　

 (原帖為未完初稿，現已整改，特作說明)　　

提綱：

（1）土地兼并是民族災難的禍根　　

土地高度兼并的實質，是統治集團爭權奪利、腐敗墮落，不顧上層建筑的安全而大肆掠奪農民。

（2）貧民窟——帝國主義的副產品　　

第三世界的貧困，是其國內、國外地主資產階級雙重剝奪的結果

（3）地主的游戲與偉大的革命　　

農業集體化的偉大歷史功績不容否定！

（4）墮落的土地出租與入股 　　

土地“出租”與土地入股的實質，是培育新地主，發展資本主義農業，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　　

（5）從巴西規模農業看中國　　

對工業、商業、人才、科技及公共服務事業的損害，就是對人民就業的損害，對規模農業的損害！　　

（6）千秋功罪，誰與評說?　　

揭露犯罪、鞭撻丑惡、喚醒民眾、捍衛人民革命的勝利果，是愛國力量的當務之急！　　

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是中國農民的唯一出路！　　

——集體農業將在階級斗爭中沖出合圍　　

前言　　

中國的極右勢力，在帝國主義的默契配合下，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好不容易將公有制企業大面積私有化后終于可以松口氣了——新西山會議便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召開。在額手稱慶的同時，他們沒有忘記有一件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的大事：這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對于賣國極右勢力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可以讓更多的人站到資產階級的行列中來，大大加強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同時徹底瓦解工農聯盟，使工農再難翻身的機會；另一方面，外國侵略勢力迫切希望中國社會全面走向反動，這是他們企圖從宏觀上控制中國政治經濟，進而實現中國政治經濟拉美化的必要條件。帝國的鸚鵡不只是學舌，總是對主子的意圖心領神會。這是一類“精英”與另一類“精英”天然的階級默契，于是，在中國的天空中出現一種刺耳的喧囂——土地私有化的喧囂。　　

由于國內、國際兩個階級的同盟已經初步形成，從社會主義機體上長出的這個中西合璧的資本毒瘤似乎再也無需掩飾了。現在他們無所顧忌，指東打西，真是無所不能，甚至連黨似乎也在他們的拿捏之中，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都擁有了這樣的政治經濟資本。況且，公有林地的私有化讓他們看到了新的希望。今天，他們故伎重演，就象當初污蔑公制有企業一樣污蔑集體土地產權不清。接下來，他們要推行的就是土地的“確權”工作，為土地的自由買賣創造條件，這是土地私有化的有力步驟。“確權”，這多么富有想象力！　　

然而，來自民眾的針對土地私有化潮水般涌來的責問與質疑，令這群走卒力不從心、無以應對。這群頭戴光環卻卑鄙無恥、骯臟蹩腳的“理論家”是一群不得人心的理論騙子，他們根本不敢也不可能從理論上回答如下問題：　　

——中國歷史上土地大規模兼并引發的王朝覆滅如果在今天會表現出什么樣的形態？　　

——如果土地私有化，發展中國家城市周邊大規模的貧民窟會不會在中國發生？　　

——中國規模農業的真正障礙是什么？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存在著什么樣的現實障礙？　　

­——小崗村的改革是什么性質的？　　

——中國農業的出路在哪里？如此等等。　　

面對上述理論和現實問題，他們不愿多想，但樂意祭起他們的座右銘——“偷著干，不爭論”。　　

土地兼并是民族災難的禍根　　

——土地高度兼并的實質，是統治集團爭權奪利、腐敗墮落，不顧上層建筑的安全而大肆掠奪農民。

　　

封建地租剝削，界于奴隸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的中間層次，大體直觀上既沒有奴隸制的殘暴，也沒有資本主義剝削的隱蔽。封建統治主要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剝削之上。　　

顯然，王朝的存在需要它對人民的剝削有一個合理的限度。這個限度最好是讓地主階級（包括各級權貴）的剝削基于對民眾的有效管理之上。就是說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是叫他們坐享其成，而是讓他們與皇室一起擔負起管理和保衛國家的使命。建立在封建制上的剝削，客觀上應該讓地主階級有一種參與管理國家的積極性，同時，又不能讓這樣一種積極性走向反面而純粹地成為對財富的掠奪，進而削弱中央集權危及皇室。這在客觀上需要地主階級的剝削有一定的限度，歸結到土地占有問題上，就是整個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占有要有一個合理的限度。超出了某種上限，貧富必然加劇，矛盾必將激化，社會將進入動亂。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和實踐，歷來封建王朝都重視“抑兼并”。　　

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及統治階級貪婪的本性決定了土地兼并的必然性，在整個封建社會過程中對土地兼并的腳步從未停歇過，哪怕是王朝覆滅的前車之鑒就在不遠。　　

歷史上，西漢因土地嚴重兼并逐漸導致王朝分崩離析的教訓就在眼前，東漢在光武帝后不久，兼并土地的勢頭便又迅速發展，農民再次失去田地重新陷于苦難之中，加上政局極度黑暗，終于爆發了黃巾軍農民大起義。　　

曹氏的北魏政權積極實行了均田制，緩解了土地兼并矛盾，并把這樣的勢頭保持到東晉前期。但東晉后期，豪強勢力為所欲為，肆意占奪土地、人口，土地兼并到了“封山占水”的極致地步，小農淪為依附民，賦稅負擔沉重，農民起義并發，政權隨之覆亡。　　

當今社會，有一種官僚買辦資本的理論打手存心為社會復辟倒退做先鋒。他們唯恐天下不亂，積極為歷史上的土地兼并辯護，說什么唐朝的衰落與土地兼并無關，黃巢起義也是災荒引起的，宋朝是亡于外敵入侵，并言之鑿鑿。但他們有意隱去土地兼并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　　

唐朝在開元“盛世”的背后，已經隱藏著嚴重的土地兼并問題。土地兼并導至府兵制瓦解，中央集權嚴重削弱，地方軍閥各自稱雄，軍隊漸成其私人武裝，逐步形成了威脅朝廷的藩鎮軍閥。安史之亂正是在這樣的局面下爆發。安史動亂后，唐王朝搖搖欲墜，地主官僚趁火打劫，瘋狂掠奪土地，農民大量破產，生活無法維持，走上反抗朝廷的道路，終于爆發了王仙芝、黃巢農民大起義。　　

宋代中后期，豪強地主往往占有幾百乃至上千家的“旁戶”。這些“旁戶”要承擔地主應向政府交納的各種課稅，生活十分困苦，因此農民起義連綿不斷。僅大的有王小波、李順、鐘相、楊幺，梁山泊，方臘起義。面對人民的反抗，統治者采取反動對策 ，大量募兵，加大鎮壓力量，結果稅賦進一步加重，民不聊生，加上奸臣當道，國家意志極度虛弱，外敵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侵入中原。
明朝的土地兼并最具典型意義。明朝開國時，朱元璋對兼并土地而造成社會紛爭的大地主毫不手軟，前后殺了有9萬多。可到了明中晚期，自上而下的土地兼并狂潮使全國9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階級手中，甚至皇室也參與兼并活動，而相對立的是90%以上的人口淪為佃農和一無所有的流民。伴隨而來的是租糧奇高，江南一畝之收三分之二要交給地主，加上各種差役，賦稅，逼得佃農只有選擇逃亡。當邊疆的告急文書和各地農民起義的消息傳到京城時，朝廷就要不斷增加捐稅，這些負擔就全都被地主階級轉嫁到佃農身上，這又加速了農民的破產和土地兼并的進程，形成惡性循環。佃農逃亡及自耕農為活命出賣土地，至使流民隊伍不斷擴大，到崇禎年間，流民達千萬之多。　　

兼并與反兼并，王朝興衰成敗的歷史為我們留下了古老而清晰的痕跡——一方是地主階級對財富無限的貪婪，對土地無限制的占有，卻以千百萬貧苦農民的凍餒、疾病、破產、逃荒、死亡為代價；另一方是農民階級無法生存時的絕地反擊，卻意味著戰亂時期更大程度上的流血犧牲。——“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這樣的歷史寫照。　　

土地是人類生存的基礎。當土地成為商品允許交易從而成為剝奪其他社會成員的工具時，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階級必然會成為地主階級的剝奪對象；當這樣的剝奪帶來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時，土地就變成社會成員之間血拼的戰場。　　

在封建社會，土地被視為各種形態財富的最終歸宿，地主階級總是力圖擴大土地占有面積。王朝初立，統治階級還沒有忘記農民暴動的腥風血雨，對財富掠奪的行為尚有所收斂。而當社會安定的局面經過一定的時期之后，權貴豪強們的驕奢淫逸和對權勢的追求便逐漸加重；而權勢的擴大和穩定更需要經濟基礎的支撐，于是，便逐漸演變為對財富無限制的追求，大規模兼并土地的社會土壤產生了，改朝換代的大幕也隨之拉開。　　

封建時代土地高度兼并的實質是：統治集團爭權奪利、腐敗墮落，不顧上層建筑的安全而大肆掠奪農民。　　

今天，在拉丁美洲，在亞洲，同樣存在土地高度集中問題，卻并沒有帶來“王朝”的覆滅，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為當代的土地高度集中更符合農業的機械化耕作、順應了生產力發展的潮流？是不是農民厭倦了原始的農耕勞作，更樂意于繁華的都市生活，哪怕住貧民窟也心甘情愿？抑或是現代國家的鎮壓機器強化了，農民再也不可能有舊社會那樣的農民起義了？　　

事實并非如此。農業機械化固然是農業發展的方向，但機械化是服務于人類、造福于人民的，社會進步所帶來的成果不應該為少數人占有，更不能成為排斥農民的理由；農耕固然艱辛，城市的繁華似乎與貧民窟里的人民無緣，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或許更能夠讓農民生活得幸福而有尊嚴；當然如果沒有國家強有力的鎮壓機器，大土地霸占者的奢華生活一夜之間會土崩瓦解。　　

問題的實質在于：被趕出家園喪失土地的農民可以在城市的縫隙間找到現代工業文明帶給他們的殘羹剩飯，這一點在缺乏現代工業文明的古代是不具備的；而重要的是現代統治階級的跨國聯盟成為共同對付無產階級革命的強大力量，在這樣一個國際化了的沒有王朝的資產階級統治體系的力量面前，沒有強有力的革命領導力量和無產階級的普遍覺醒，資產階級統治制度會頑強地延續下去。　　

貧民窟——帝國主義的副產品　　

——第三世界的貧困，是其國內、國外地主資產階級雙重剝奪的結果

貧民窟，是帝國主義的產物。　　

當代貧民窟主要存在于第三世界國家，如拉美國家、菲律賓、印度等。　　

因GDP高聳而為中國的官僚買辦們嘖嘖稱道的南美第一大國巴西，自然資源極為豐富，人均耕地十倍于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長期以來資源受外人掠奪，國家主要產業為外國跨國集團控制，巨額財富外流，國家經濟有增長而無發展，其貧民窟的規模堪稱世界第一。據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普查，巴西有貧民窟３９０５個，遍及所有的大中城市。圣保羅州是貧民窟最多的州，有１５４８個。里約熱內盧市是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城區人口５５０萬人，其中就有１５０多萬人住在貧民窟里。　　

民主政治的樣板菲律賓，在外國資本入侵的初期，因進入大量資本經濟高速發展，曾譽為亞洲的奇跡。可是當國內工農業經濟全面為外資掌控后，各種危機來臨，社會急劇分化。于是，失業暴發了，游擊戰展開了，奇跡消失了，所謂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成了一無所用的擺設。多年來，菲律賓政府通過實施勞務輸出政策，緩解國內失業矛盾，有800多萬人在國外打工。盡管如此，貧民窟問題仍然嚴重。據統計，菲律賓拒絕進入貧民窟而住在墓地的貧民就有5萬多。　　

最驚心動魄的是老牌殖民地的貧民窟。印度僅孟買有近2000個大大小小的貧民窟。達哈維這個規模最大的貧民窟面積僅為1.75平方公里，卻集中著的貧民人數卻達百萬。印度貧民窟內幾乎沒什么公共衛生設施，平均每15個家庭共用一根水管；大部分居民家里沒有排水系統，幾千人共用一個廁所；沒有人清運垃圾…狹窄而繁忙的街道內傳出陣陣潮濕的臭氣。什么叫人間地獄，印度的貧民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間地獄。（見下面附圖）　　

貧民窟是帝國經濟侵略的結果，也是精英權貴們賣國求榮的結果。　　

在拉丁美洲，舊的殖民統治者退出，新的殖民統治進來；資源掠奪式的剝奪尚未完結，新的金融掠奪粉墨登場；國外經濟入侵者總是與國內的賣國集體沆瀣一氣，共同剝奪人民利益；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就是為類似這些國家量身定做的；所謂的拉美化，就是經濟上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嚴重剝奪后的貧困化。至于如何剝奪，在今天已是常識，只要了解目前中國產業和市場為外資掌控的事實，就清楚拉美化的實質。當然，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還沒有達到拉美國家的地步。　　

大型貧民窟毫無例外地存在于第三世界國家。它們的共同特點是：1、國家脫胎于殖民統治，2、獨立后經濟仍然殖民化。初步分解如下：　　

一）歷史上自然資源被掠奪，并通過持續出口初級產品而不斷被掠奪；　　

二）經濟政策上受歐美主導而奉行自由主義，實行自由貿易，國內市場國際化，導致外國產品占領國內市場；　　

三）外國資本長驅直入，自由進退，導致工農業生產、流通領域甚至金融都受控于歐美跨國公司，從而導致各產業利潤長期轉移國外，經濟失血嚴重；　　

四）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掌握后，民族工業生存艱難，大都只能在低端產品上占據一定市場；　　

五）國內產業低端化后，出口依賴于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為主，導致自然資源嚴重消耗；　　

六）債務沉重，并持續加重，外國公司不僅通過資本，并且還通過債務資本化來達到其雙重剝奪目的，同時還可通過債務或援助迫使負債國接受不平等的經濟條款，以強化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性。　　

七）沒有實行土地革命，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數地主或大農場主手中，農民大多數失去土地，在農村已無立錐之地，被迫向城市轉移。　　

八）社會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　　

九）政治制度歐美式民主化，其形式民主的實質與特點是：一方面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官僚的政治同盟，另一方面是廣大中低層勞動階級被排斥在民主政治之外，民主選舉徒具形式。　　

以上是拉美化國家的基本形式。凡符合以上條件者，則表明帝國主義的經濟入侵已經深入到這些國家的肌體。　　

自古至今，有關人類的劫掠主要有四種實現方式：　　

一、直接掠奪他人或他人的勞動財富（包括投資）。這是搶劫行為。　　

二、占有自然資源，包括土地、礦藏、林木等公有資源，通過對自然資源的占有達到剝奪勞動者的目的。最典型的是地主的地租剝削。　　

三、占有、控制資產或工業生產資料，坐享或剝削他人勞動成果。資本主義剝削主要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四、通過各種金融工具，設計虛擬資本陷阱，轉移、劫掠他人財富。金融壟斷資本制定出一整套有利于自己的、形式復雜的虛擬資本游戲規則，希望全世界都以它的規則進行金融資本的自由化，其目的就是掠奪世界人民。　　

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掠奪主要以上述后三種方式為主。大型貧民窟的形成，至少要有后二種形式的掠奪，并且在此基礎上實現兩個結合。即：古老的土地掠奪與現代化的資本掠奪相結合；國內資產階級的掠奪與帝國的新殖民化掠奪相結合。一個國家，如果同時存在著上述這兩種形式的掠奪，大規模貧民窟產生就不可避免。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拉美國家不應該搞什么進口替代工業化，而應該努力賣，賣資源，賣產業，甚至賣國都是值得商榷的。　林毅夫　教授就認為，巴西不充分發揮自然資源的出賣優勢，愣是搞什么進口替代工業化，結果拖累了巴西經濟，以至于形成這么多的貧民窟。這些為中外資產階級得寵的磚家，把拉美國家發展民族工業的反殖民化舉措看成侵犯“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他們那里，新自由主義經濟不容質疑，應該無條件照搬，不然就觸犯了極右派的天條。230年前，亞當.斯密在蘇格蘭的土地上以學者的理性來發表自由競爭學說時，這完全是智者的言論，而今天，當發展中國家深受金融資本掠奪之苦時，這些人仍視而不見，搖唇鼓舌，吹捧新自由主義，這實在不是無知，卻是別有用心。　　

真是時光倒流，今天就是這些人在用他們的出賣理論來支持權貴們的實際賣國行動。為官僚們津津樂道的GDP學說事實上就是深藏不露的賣國理論。大家曉得，即使一味出賣，巴西尚且賣出四五千美元的GDP來（不論虛假）。這讓中國的權貴們甚是仰慕，因而十幾年來傾心學習拉美化經驗，賣國風頭意欲蓋過拉美。于是，發瘋地賣，從賣資源到賣產業，從賣銀行到賣外匯，不遺余力；各地方政府居然爭相賤賣民族優質企業，還美其名：“靚女先嫁”；結果是賣得越多，政績越突出，升官越快；而賣國得來的一大堆外匯又成了別人的囊中之物。當然在中國無論你怎樣賣國，不會把GDP賣到巴西人的水平，也賣不出驚濤駭浪般的貧民窟，對此，蠅蠅們不無遺憾。　　

巴西人民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而當這個南美次帝國主義國家套上了這九條金鎖鏈后，不但貧民窟問題難以解決，長期以來經濟有增長而無發展。巴西人民擁有廣闊的土地，而當土地被強行或被迫兼并后，農民就為農業和農村所拋棄。當他們被迫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時，卻發現城市并不屬于他們，并沒有足夠多的工作在等待著他們，城市在工業和福利上的各個方面都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他們成了真正的無產者，往往被視為產業的后備軍，為工商業及服務部門利用或投機性地利用。這樣，對整個資產階級來說又好象不是什么壞事，創造大量廉價的勞動力需要有這樣的后備力量作為競爭的對象而廣泛存在。但他們是一個龐大的幾乎為主流社會所忽視、拋棄的群體，現代工業文明的犧牲品。他們的存在似乎只是為了滿足城市資產階級的無窮享樂。當資產階級沉迷于燈紅酒綠時，貧民窟里的賤民正承受生活的煎熬，垃圾、污水、惡臭、擁擠、毒品和黑幫的斗狠長期與他們相伴。　　

貧民窟在事實上表明：這些貧民的勞動收入還不足以維持現代最基本的勞動力再生產。　　

貧民窟是邊緣化群體的形象說明。　　

關于工農邊緣化問題雖然在中國已經成為事實，但缺乏形象化而使抽象的詞匯難以在中國人的大腦里形成鮮明的圖象。這一問題在拉美，尤其是在印度得到解決。看看下面那幅鳥瞰圖就一目了然了。這就是邊緣化。　　

如果超越國界，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范圍內考察貧民窟，那么，事實真相告訴我們：這既是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更是發達國家的貧民窟——貧民窟病菌的源頭在發達國家，只不過是通過一系列的資本游戲而讓它的瘡疤生在第三世界而已。沒有帝國的經濟侵略，就不會有第三世界如此規模的貧民窟；沒有第三世界的貧民窟，帝國的經濟輝煌早該結束。貧民窟是壟斷資本的掠奪在發展中國家所結的苦果，是資本主義的哀鳴在受壓迫國家的回響。只要掠奪性的壟斷資本橫行于世界各地，貧民窟就永遠無法消除！　　

大量的貧民窟生存于城市的邊緣地帶，人類的這個等級頑強地從有產階級那里爭得一點兒生存空間，這在中國的賣國官僚、學者眼里是可喜的大事，是一個時代的民主進步（他們認為這樣的占領在中國是不被允許的，因此中國是不民主的）。為了這個成果，他們早就準備有一天讓中國的農民也納入這樣的貧民窟。這有利于農民徹底放棄土地，為中外胡漢山的回來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他們為此已經奔走呼叫多時了。如果某一天中國形成印度那樣的貧民窟，這些美國的鸚鵡們定會歡呼雀躍，因為，事實證明他們的土地私有化大功告成。　　

巴西貧民窟　　

印度貧民窟　 　　　　　

印度貧民窟

印度貧民窟

菲律賓貧民窟　　

地主的游戲與偉大的革命　　

——農業集體化的偉大歷史功績不容否定！　　

土地革命，是人類最基本的改革；農業集體化，是劃時代的偉大變革！　　

革命是利益的重新調整，是激烈的階級斗爭，常常訴諸武力。人類歷史上無以勝數的起義，就是受壓迫、受剝奪的階級為自身生存爭取最起碼的權利。當人類最起碼的生存條件被剝奪后，起義就是真理！起義意味著流血犧牲，這種革命的代價人們清楚，為了活著和活得有尊嚴，起義是必需的，崇高的！　　

在封建時代，農民起義大都圍繞著土地和土地利益的分配而展開。土地高度兼并后帶來極度的貧富懸殊，階級矛盾白日化，農民暴動，王朝更迭，周而復始，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　　

當今革命，已經由古老的土地斗爭讓位于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革命的目的，不僅為了擺脫被壓迫、被剝削的命運，而且要求工農大眾當家作主，這是歷史賦予勞動人民偉大的歷史使命！　　

但是，當新時代的陽光普照大地時，人們驚異地發現，在世界的許多地方，新的掠奪非常殘酷，舊的剝削仍然沒有消失，人類的步履仍沒有擺脫舊世界的羈絆；當全新的以金融資本為主要方式的掠奪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時，舊的封建土地掠奪不但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仍以無恥的剝奪方式展現在人們的面前。這些人與其說是大地主、大土地所有者，不如說是喪心病狂的竊取者。他們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經從事工商業，但他們卻安然地坐收高額地租。在印度就普遍地存在著這樣的高額地租。在巴西，極少數地主、大土地占有者不僅占有望不到邊際的非常廣闊的田野，更是霸占著本來屬于全體巴西人民的現代農業文明，侵吞著現代農業文明成果，這是對人類進步和人類文明的極大褻瀆。　　

帝國的跨國集團，完全理解這種不合理的對整體現代農業文明的掠奪中所帶來的實際利益中有超乎尋常的部分，于是他們想方設法把這部分利潤攫取到自己的口袋里，這就是巴西或菲律賓農業嚴重地為外國資本滲透的利益基礎。　　

這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是一個新舊掠奪方式相互交融的時代。在這個更為瘋狂的年代，落后國家欲擺脫受壓迫被剝削的命運，必須保護本國的生產資料，捍衛本國各個產業和自然資源及公共服務資源，并讓全部生產資料與資源在全社會得到較為合理的配置，以便使財力在全社會得到較為均勻合理的分配，從而激發勞動人民的工作熱情，增進國民財富，緩解國內矛盾，振奮民族精神。這樣，就必須革新過分集中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這是為時代所要求的最基本的政治經濟改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這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比較好，如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　　

現代生產力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畸形結合，是阻礙第三世界發展的重大因素。　　

然而，發展中國家資產階級與生俱來的軟弱性往往令人失望。他們之所以軟弱，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們的政治、經濟資本本身就建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之上，它們之間的聯系緊密，或為一體。盡管他們也意識到時代已經不能容忍少數人長期擁有屬于全社會的土地財富，土地改革已是大勢所趨，但在大資產階級與大土地所有者的聯合專政里，土地的革新政策往往由大土地所有者的政治代理人來制定，或者干脆就是地主本人來制定，巴西、菲律賓、印度的土地改革就是如此。于是，滑稽的土地改革游戲不斷上演，土地改革目標永遠是水中月，鏡中花。在菲律賓，即便在游擊戰士槍彈的壓力下，大地主資產階級都沒有忘記他們的土改游戲。　　

有對比，才有鑒別。　　

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中國的昨天和今天都表現得相當清晰明白。只有了解中國的昨天和中國的今天，同時了解世界的昨天和世界的今天，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以往任何一次農民起義或王朝更迭，都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這為時代所決定。但當歷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就必須從根本上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關系，建立起新的符合全體人民利益的工農業體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就是這樣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革命，它使中國人民第一次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為建立新的社會體系奠定了堅實的所有制基礎。　　

現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打破小農經濟的局限性，因而，僅僅局限于“耕者有其田”的范疇是遠遠不夠的。在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民完全無法應對洪澇旱災，國家也難以進行大規模的大江大河治理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走農業集體化道路就成了中國人民的最佳選擇，當然，這也是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雖然當時劉少奇一幫人反對走農業集體化道路，還是有更多的有識之士看到了集體農業的優勢，支持毛主席的農業集體化政策。　　

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是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土地革命運動。封建土地私有制從來都不能從制度上保護農民的土地。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從所有制上徹底解決了土地集中與農民失地之間的矛盾，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同時又為實現農業機械化創造前提條件。　　

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大激發了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數億農民和廣大水利工作者，忍饑耐寒，長年苦戰在工地上，從事著造福于子孫后世的艱苦事業，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創造出中國封建時代幾千年來都難以創造出來的人間奇跡，永遠值得后人的敬仰和感激。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廣大人民群眾艱苦卓絕的努力，現在中國的工業生產將是怎樣的呢？實行大包干后的中國農業又將是一副什么樣的景象呢？　　

農業，如果僅僅定格于集體土地承包制，就連基本的農業機械化也難以推進，不足以實現農業的進步。無論工業還是農業生產，就整體來說，承包制都是短期的行為，這已為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那么這樣一來，小崗村的行為有什么值得大書特書呢？ 　　

小崗村，這個注定要成為歷史笑話的名字，成為走資派手里一面色彩斑斕的旗幟，它在摧毀社會主義農業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歷史性“功績”！但是，丑陋的東西畢竟是掩飾不住的。如今，當小崗村農民淪落為資本的奴隸時，是否還要扛著這面墮落的旗幟走下去呢？ 　　

顯然，農業的重新集中已是大勢所趨，而它究竟要走向哪個方向？對此，社會主義的國度本不應該有絲毫的疑問。可是，中國的反動派唯恐人們記起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優勢力量，便用極其卑劣的手段污蔑毛澤東時代，并恐嚇人民：你們難道想回到那樣的年代？ 　　

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人類社會大生產的必然趨勢，毛澤東時代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到毛主席離開我們時，他已經和全國人民一道建立起一套初步完善的工農業體系，我國已經是什么樣的機器，什么樣的產品都可以造了，不僅成就了兩彈一星，連大飛機都在如火如荼地建造著，到80年就基本成功；全國范圍內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已經取得巨大成就，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經初步完成，雜交水稻已經開始大范圍播種，全國各地剛剛建立起來的化肥廠已經或即將全面投產，到了76、77年，大江南北很多水田的水稻畝產已經超千斤，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基本上等到解決；衛生文教事業做得更出色，世界教科文組織都將中國的教育和醫療事業當作樣板來宣傳；外交事業蓬勃發展，成為世界政治交流中心；其他如軍工生產突飛猛進，形勢喜人（可惜，在84年有50件世界領先的高端軍工武器隨同大飛機一起被勒令下馬，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如果借年毛澤東20年，中國人民不但徹底告別缺衣少食的年代，而且生活已經非常地好了，農業機械化也將初步實現，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完全實現，居民住宅自然跟進發展，決不會讓人民當房奴，到這時，誰還有本事污蔑毛澤東集體化時代呢？　　

新中國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形成了許許多多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建設奇跡，而這些永遠值得人們崇敬的業績，絕大部分是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取得的。中國農業集體化為人類作出了巨大的歷史功績，值得人們永遠銘刻！ 　　

但是，對賣國求榮的資改派來說，要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必須從根本上否定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后的集體化經濟；而要否定農業集體化，就必須極力污蔑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成就，“經濟崩潰”、“吃不飽飯”就成了他們扼殺英雄年代的口頭禪，于是，小崗村橫空出世！ 　　

墮落的土地出租與入股 　　

——土地“出租”與土地入股的實質，是培育新地主，發展資本主義農業，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大包干紀念館。十幾個摁血手印的小崗村農民被藝術家塑雕成起義戰士的形象，個個氣宇軒昂，儼然英雄好漢，哪種即使掉腦袋也要分田單干的氣概讓人佩服得搖頭，很是空前絕后！　　

可讓人們不明白的是：到了78年，全國各地人民的的溫飽問題基本上解決，而人均耕地面積大大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小崗村人為什么就不能呢？原來，聽了村書記的一番話我們才知道癥結就在于大家出勤不出力。是啊，做公家的事嘛！只要大家一起干活真的拿不準這份活是給誰干的，偷懶入情入理，哪怕餓肚子也要把消極怠工進行到底！而一旦承包田到家，旋即惰性頓失，飯也就吃得飽了——真是人間活劇！可精英們有否意識到，這是一個人性惡劣的反面教材啊！就象小崗村一書記說的：人不為已，天殊地沒！這哪象一個共產黨人應該說的話？現在的小崗村和南街村一對比，就是一堆扶不上墻的爛泥。但重走集體化道路，這不活活打自己的嘴巴，也讓復辟派臉面無光，于是，上下一努力，快活地鉆進了地主、資本家的褲襠！ 　　

如今，地主、老板駕馭下的小崗村民開始了他們的“新生”。土地或入了股，或為地主（村支書坦言稱他地主也無不可）所占。可惜的是小崗村的入股田畝僅占公司股份的百分之十，落實到每戶，即使不上下其手，分紅也微乎其微；所得的區區承包款還真不能夠讓好漢們怎么地富起來。讓出了土地的小崗村人今天是不是樂意為資本家服務？這個我們還不得而知。但有一點不妙：土地留著自己種，富不了；由人家擺弄，搞不好要當長工。有趣的是今日不比當年，給地主、老板打工可由不得你偷懶耍滑，你就是再摁血手印都沒招！公司有他的套路，新地主有他的老辦法，都是不好對付的啊！ 　　

我們有承包款啊！小崗村人說。而經濟學的原理就是：大家都有承包款，就等于大家都沒有承包款啊！勞動力價格，為維持和再生產這一特定商品所需生活資料的價值所決定。大家都一樣有承包款了，整個資本家階級給工人所付的工資就會相應地減少。這就是說，只要大家都象小崗村一樣搞資本主義經濟，表面上看農民得到了一點地租，事實上這地租又不知不覺地回轉到資產階級的手里了，這個地租事實上就是墻上的畫餅（看看現在給資本家打工的小崗村農民的月工資只有區區的600—800元也會明白），除非全國農民出讓土地都不拿地租，只有你小崗村人拿才是例外。也許有人說，難道地租在中國就改變了性質不成？不是。整體上說，地租是剝削階級的地租，受剝削階級不可能有什么地租可言。在今天，當土地被剝削階級占有后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地租，這形式上的地租必然會通過各種方式重新回到剝削階級手里。 　　

當然，地主的地租是真實的；個別的、零星的地租，也可以轉變成為實際收益，如果全國農民因地租而提高了收入，也只是名義工資提高了，你很快就會發現所有商品漲價了，服務收費提高了，醫療費用更加難以對付了，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進一步了，子女們上學或許更加困難了。在資本及強勢群體那里，它們正等著你們的勞動所得呢，他們時刻算計著你們手上財富的多寡以便下手，就象現在一些醫生先問病人帶來多少錢然后開藥一個道理。 　　

而“地租”的真正意義在哪里呢？在于表明了農民對土地尚擁有的權利。 　　

但當農民遇到困難不能及時收回、甚至長期收不回出租土地時，這時候，土地出租的性質就起了實質性的改變，因為，在事實上，這時候農民已經喪失對土地的支配權，土地承包轉租已經改變了性質。這種情況其實在許多地方已經存在。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里面大多涉及到領導干部的出賣問題。 　　

據互聯網消息（作者畢國昌），黑龍江通河縣48戶農民遭惡勢力威脅被迫放棄耕地。不少失地家庭的孩子輟學并走上犯罪道路。農民為討回土地上訪，屢次被縣法院和公安機關抓捕、追打。有農民稱官員和黑社會勾結致當地民怨極大。 　　

在不小地方，土地出租是由各級干部來牽頭的，甚至干脆就是官商合謀的產物。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的土地很有可能被強占了，或變相掠奪了，盡管也給了一點微薄的地租，其性質已經改變，這是土地變相私有化。 　　

又從北京傳來消息。周家港村“村委會一直采取蒙騙行為騙取了村民親屬和朋友跟村委會簽訂合同，造成大量承包款落入少數干部腰包，而村民獲取的‘流轉金’卻少得可憐。”　　

地租從來都是由社會強勢群體霸占，當弱勢群體普遍擁有“地租”收入時，它必然會呈現出虛幻的景象，情況也會變得撲朔迷離，各種邪惡勢力都會乘時而動，紛紛搶奪這一利益。黑龍江農戶的遭遇，事實上就是當今弱勢群體在地租問題的縮影。 　　

  如果地租收益是真實的，它必然會成為阻礙農業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 　　

從宏觀上說，地租對整個農民階級來說缺乏實際收益，但不妨礙已經成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階層的地租收益。其實這個真實收益目前已經廣泛存在。為了這個收益或暴利，城市資產階級早已把眼光投向了農業用地；更有一些人早已捷足先登，在官商合謀的協議書上寫進了他們的共同利益和階級同盟，大片大片的集體農地或國有農地正在農民不斷的反抗聲中不動聲色地轉移到他們的名下。在許多地方，一些大資產階級正是在這樣的聯盟下得到大量價格極其低廉的農地，并正以翻身十倍的價格（350—450元）出租給當地大戶耕種，政府又以每畝300的價格對大戶進行種糧補貼。于是，中國的大地上出現大土地出租者與種田大戶的聯歡局面——出租者靠掠奪來的土地獲得了巨額利潤，而大戶靠政府補貼獲得可觀的收益。原屬國有東浦農場的現狀就是如此（可參考《這樣的改制，人民決不答應！》）。這樣一來，政府的補貼實際上進入了資產階級的口袋里，這是多么愜意投資啊！ 　　

政府土地征收的背后有著太多的利益同盟；土地私有化已經在這樣的同盟中打開了突破口。 　　

顯而易見，在社會主義農業集體所有制下，地租對于農民和對于新地主，都是所有制的重大倒退，是對歷史的反動，以消滅私有制為已任的共產黨不能不明白這個道理。 　　

再說土地入股。還是以小崗村為例。 　　

在小崗村，土地入股成為公司股份，于是，我們又看到了一面暗紅的旗幟，上面寫著“資本主義農業”這六個大字！ 　　

許多人幻想公司化農業帶來農業發展、農民致富，殊不知這里面隱藏著對農民的剝奪。　　

首先，怎樣計算土地入股價值，這里面大有學問。在甘肅寧縣，民生農民專業合作社以每畝土地作價500元入股，同時也可以現金500元作一畝入股，最高可入100現金股，即投入現金股5萬元就等于入股土地500畝。明顯，對于無錢入現金股的農戶來說他那點土地的價值被嚴重稀釋，吃了大虧，這樣的土地入股就大有問題。對弱勢的農民來說，土地入股如何計價就是一個大問題。　　

其次，如何正確計算收益，如何進行合理分成？這對于受到刻意扶持的小崗村大概不會有大問題，但對于整個中國來說是一個至今都沒有得到解決的大問題，關于這一點，可以從我國資本市場的表現中得到答案。 中國資本市場，這個“連賭場都不如”的地方，它帶給中國幾千萬投資者是長久的痛，所以這樣，這要系統解釋中國近二十年來針對公有資產的搶奪運動和各行業權力控制下“封建割據”現象。可以想象，當大量的公有財產遭搶劫，當大量發生于公民身上的“亂收費”都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情況下政府又如何能夠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呢？而當政府連最基本的公民投資都難以保護時，我們又怎能指望它保護土地入股農民的利益呢？　　

再次，既然投資，就難免有風險。在風險降臨時，可以預見農民將接受無條件的風險分攤。你是讓農民出錢來承擔投資損失呢，還是讓農民失去土地來彌補這一損失？作為集體土地，無論哪個農民都無權抵押本來屬于集體所有的土地，如此一來，農民土地入股本身就是一件不合理不合法的事，這決不是一般的違法亂紀，而是罪及千秋的大事，小崗村民能夠承擔嗎？　　

 再說，即使農民土地入股都得到了相應的平均利潤，皆大歡喜，而其意義又回到了無效收益那里，本質與地租一樣，資本在經濟學原理的支配下將神不知、鬼不覺地將農民的這一收益“合理”回收。　　

從生產資源的分配上說，資本主義大農業在人少地多的國家還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即使如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限制公司制法人進入農業領域。對于象中國這樣人地矛盾顯著的國家，即使資產階級不進入農業領域，農民就嫌可種的土地太少，農村的隱性失業十分嚴重，更何況讓資本家進入農業領域與農民爭地盤。如果允許資產階級或在工業競爭中敗陣下來的資產階級為了自身利益公然與農民爭地，這必然大大壓縮農民的生存空間，將造成越來越多的無業游民，同時也由于有了農業的退路而不利于民族工業的健康發展（這一點賣國官僚求之不得）。不但如此，還可助長地方官僚的私欲，誘導更多的針對土地掠奪的官商勾結。　　

中國不能搞大地主式的土地所有制，這是不容討論的問題。中國也不能搞出租式的土地出租承包，因為這不僅成為阻礙農業的因素，而且對農民來說毫無利益可言。基于小農的土地出租和土地入股是反常的，甚至是反動的，這里面的欺騙性極大。 　　

但在這里我們并不強調反對過渡時期由農戶自己決定的土地轉包收益。這個過渡時期，是指農業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或工業人口過程中尚未穩定的那段過渡期。這種轉包行為應該是短期的，并隨著就業與福利問題的解決而及時取消。農村病弱困難群體無力農事時，自然允許他們有償轉包。實際上，這兩種情況的轉包收益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土地出租，它與地主階級的地租有本質的不同。　　

從巴西規模農業看中國　　

——對工業、商業、人才、科技及公共服務事業的損害，就是對人民就業的損害，對規模農業的損害！　　

巴西國土面積851萬平方公里，人口1.69億，可耕地面積3億公頃，實際利用5000多萬公頃，開發前景遠大 。同時，巴西的礦藏資料、生物資源、水資源等也十分豐富。 巴西全國良田大部分掌握在極少數的大莊園主手里，其形成的耕作規模十分驚人，最大的可以達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頃；加上他們種植單一作物如大豆、甘蔗、咖啡、可可為主，其規模優勢更加明顯。 　　

廣闊的國土，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的農業條件，被譽為21世紀世界糧倉的巴西，是巴西人民的福祉。如果巴西人民走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道路，它就可以在現有規模農業的基礎上將分離出來的農業勞動力用于廣闊的土地開發利用上，實現更為宏大的規模農業，這樣，就可以解決幾千萬失業、半失業貧民的就業問題，由此可以消除貧民窟。但實際情況是巴西的經濟仍然處于殖民主義狀態之中，其特征如下:　　

1、         巴西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大土地所有者往往手握數萬數十萬畝土地，極少數大地主控制了全國75%以上的土地和農業生產，大部分農民被趕出了土地流入城市。這種現狀與美國的土地制度差異很大。美、英、日等國的土地分配較為均衡，農業生產作為經濟基礎具備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支撐，而巴西卻缺少這樣的支撐。  巴西地主大規模地占有土地，這實際上是占據了為全巴西人民共同所有的生存基礎，也就極不合理地占有了本屬巴西人民共同所有的現代農業文明基礎上的社會化生產成果。　　

2、           少數權勢者大規模圈地后卻帶來生產能力的不足，使得大量土地被閑置或低效率耕種。而大土地所有者寧可低效益生產或荒蕪也不愿意讓無地的貧民耕種。這種極端不合理性的土地制度是造成巴西低層民眾貧困的重要原因。　　

3、         數千萬公頃土地為跨國公司幾乎零代價收購，造成國土資源外資化，國際化，并造成對土地肥力的掠奪。這樣變相的國土劫掠行為是在漂亮的“共同開發”的口號下實施的。在巴西，大量的礦藏被外國企業集團開采都是在巴西政府“缺乏資金開發”的借口下進行的。而巴西政府寧可讓大量的可耕地為外國公司占有也不與民眾，這與西太后的“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心態何其相似乃爾。這些極不合理的現象之所以能夠存在，與帝國主義者的殖民政策有關。對帝國主義者來說，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是它們實現經濟侵略擴張的可靠保證。　　

 4、         外國跨國工業集團統治了巴西各農業部門，分享了大土地所有者的超額利潤，如化肥、除草劑、農業機械等正被外國資本控制著。外國企業集團通過各種滲透，使巴西農業成為他們重要的利潤來源。 　　

5、         巴西的農產品生產更多的是面向外部世界，為了大地主和外國跨國集團的利潤，很多生產直接為出口利潤服務。 　　

6、         單一作物的方式消耗了自然資源、土地肥力、地下水，影響水的質量，破壞了生物多樣性和地區的環境不平衡。在拉丁美洲各國單一作物的由來已久，幾個世紀以來，殖民者都是通過單一作物實施對土地肥力的掠奪，當某一地區的土地肥力被搜刮殆盡時，他們就設法開辟新地段，甚至毀滅原始森林來實現他們的目的。　　

從上可見，巴西規模農業并沒有真正造福于他們的人民，規模農業所帶來的利益為大土地所有者與外國資本竊取，這是對巴西土地和農業及對現代農業文明成果的聯合竊取。這種農業經濟與歷史上形成和繼承下來的殖民經濟一脈相承，以犧牲國民的幸福為代價。結果是，一些莊園主和少數外國公司獲取暴利，但是被破壞的環境、失業和貧困留給了巴西人民。因此，我們不能單純地講規模農業，要看規模農業在為誰服務；如果社會制度不合理，規模農業就有可能只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而不為人民共同享有。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使在巴西其規模農業尚且不能造福人民，枉論人多地少的中國。中國和巴西完全不具可比性，也無法與美國農業對比，倒是日本農業值得我們參考學習。但日本農業有強大的工業及廣闊的工業品外銷市場支持，這又是我們所不具備的。強大的工業和廣闊的工業品銷售市場是規模農業的工業基礎，離開這個基礎高談規模農業便是淺薄無知。無論在哪個國家，規模農業或農業的發展問題，說到底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而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問題，說到底又是工商服務業的發展問題。在中國，規模農業必須要以農業可轉移人口的就業為依據，以工商服務業的發展為依據，當工商服務業不能實現勞動力轉移的目標時，仍然應該重視農業人口在農村原地就業。　　

在中國，即使實現規模農業，由于受到人多地少的限制，必將存在大量的非規模經營成分，政府還必須考慮在這樣條件下農業勞動者的生活問題；如果他們的這些勞動是社會所需要的，那么，政府的經濟政策與福利政策都要從這里出發。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規模農業的實質是就業問題，是工商服務業的發展問題，那么，我們就不能離開就業，離開工商服務業的發展獨立談農業規模經營。我們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究竟為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創造了什么樣的工商服務條件呢？這是問題的關鍵。然而，國內的現實情況不容樂觀——　　

從產業上看： 　　

——中國完全可以獨立自主并強盛起來的各產業，在官僚買辦勢力的出賣下嚴重地為外資控制。嚴重到什么程度呢？現在我們到一些商店買牙膏、洗發精，甚至買一罐飲料往往都是美國、英國的品牌，想愛國買國貨居然不易。放眼中國市場，跨國公司的招牌隨處皆是，而我們的消費者也越來越多的依賴于他們。德國大眾、美國福特的汽車，荷蘭飛利浦、日本索尼的電視，甚至韓國品牌也占了我們不少市場。可怕的是，類似日本三井物產的眾多跨國公司各自忙于在中國布局，勢頭咄咄逼人。在總共28個產業中，居然有21個產業被外資占領。國內民族品牌的喪失極大地遏制了中國工業的發展，也極大地阻礙著學生就業和農業人口的轉移。 　　

從流通領域上看： 　　

——商品流通服務領域為外資嚴重滲透，并對我國流通渠道的控制呈加速趨勢，后果嚴重。沃爾瑪、家樂福、三井財團都在中國作全面的商業布局。其嚴重后果是導致商品生產和銷售全面受制于人，使我國企業喪失自主權。如郎咸平所示的6+1產銷模式，外資企業意欲控制中國企業之6，甚至剩下的1也會被它們玩于掌股之間。如此一來，在他們占據我國工商業服務業的同時，勢必極大地阻礙了國內人才就業，從而阻礙了農業人口的轉移。 　　

從尖端人才上看： 　　

——幾十年來中國人才外流觸目驚心。幾年前人事部統計留學生有93萬，回來的只有23萬。北大理科學生76%移居到了美國。中國目前是全球人才外流比例最嚴重的國家。北大、清華成了美日人才的搖籃，人民含辛茹苦，砸鍋賣血培養出來的人才送給了別人。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大量高尖人才運用得當可以象磁石般吸引海量的普通人才，當這些人才輕易為外國掠走后，中國整個科技及經濟所遭受的損失無可估量，對就業的影響無可估量。 　　

  從科學技術上看： 　　

——人才流失加金錢主導下的浮躁科研使我科研水平直線下降，科技競爭力繼從98年的第13位下滑至07年的第28位。幾十年來不僅少有創造，竟然連研制得十分成功的大飛機、火車機箱也遭漢奸扼殺，并導致大量尖端人才流失。類似大飛機這樣的強項目可以吸收大量人才，而由此帶動起來的相關產業將是無可估量的，且必然會帶動起更加龐大的科研和應用人才隊伍。因此，高科技項目的人為摧殘，無論對科技還是就業于我們都是巨大的損失。 　　

  從金融資產的損失上看： 　　

——企業、銀行股份賤賣和被陰謀并購及由此帶來的巨大損失，對于中國人民是長久的痛；國際貿易、外匯、匯率、資本項目流動等消極應付造成的損失觸目驚心，動輒千萬億。這些完全可以避免的損失今天成為我們真實的損失后，對于中國社會各個方面造成的負面影響無可估量。如果這些海量損失轉化成中國科技實力的提高和核心競爭能力的增強，或轉化為民眾福利，這對于中國的全面發展和國內就業、及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將是極大的推動。 　　

  從房地產市場看： 　　

——高房價阻斷農民進城路。房產商的億萬暴利建筑在居民財產的巨額損失及低收入家庭買不起房的痛苦之上。不僅如此，房地產商還通過“按揭”貸款提前剝奪屬于民眾未來的財富。房地產市場化，剝奪了廣大職工的房屋福利，并把這樣的福利通過銀行按揭貸款隱蔽地轉化為個人長期債務，成為未來社會的隱患。脫離民眾經濟基礎的高房價、毫無限制的房產套利投機造成的大量空置房、及竊取性房價抄作，嚴重地堵塞了農業人口的城市化渠道。 　　

從教育醫療市場化上看： 　　

——教育“改革”讓工農子弟讀不起書，醫療“改革”讓人民群眾看不起病，在這樣的社會生存環境下，民眾生存的壓力陡然增大，低收入群體更是不敢輕易消費，還談什么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這對于深受掠奪之苦的農民是不是一種奢望？——但我們倒是看見許多坑蒙拐騙者順利地實現了他們由農村向城市的轉變。 市場經濟下的福利政策與就業現狀，嚴重阻礙農業人口的轉移。　　

以上這些就是為既得利益者津津樂道的“改革開放”！　　

毛澤東時代，工人進廠后不但工作穩定，而且所有的福利都隨之而來，沒有后顧之憂；大學生在那個年代是天之驕子，就更不用說了。而現在，不但工人進廠后工作、福利無保障，就是大學生也難以找到工作，甚至被逼連連自殺。由于農民工與學生就業難，他們即使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不敢放棄家鄉的田地，這樣一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很難落實。　　

為什么花這么多筆墨談上述問題，這是因為我國的就業、規模農業和總體經濟問題的解決取決于上述問題的解決。所以，我們講就業不能離開工商服務業就事論事，講農業規模經營，不能脫離整體就業狀況孤立去談。　　

農業規模經營問題，事實上就是國民整體就業問題，是農、工、商、科學技術、公共服務事業全面發展的問題。大量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市場化對我國的工、商、金融、科技、教育、醫療等事業帶來很大的負面效應，損失極其巨大，導致人才外流、科技墮落，保障民生的最基本公共事業竟然成了極少數人的套利工具，所有這一切，都極大地阻礙人民就業，成了農業人口轉移或規模農業的極大障礙，而蠅蠅們枉顧人民幸福，極力掩蓋社會矛盾，一味空談規模農業，分明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千秋功罪，誰與評說?　　

———揭露犯罪、鞭撻丑惡、喚醒民眾、捍衛人民革命的勝利果，是愛國力量的當務之急！　　

農業全面發展，促進工業的全面發展。反過來，工業的發展，又為農業提供支持產品，促進了農業的增產和規模發展，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發展。沒有強大的農業經濟基礎，工業的發展缺乏有力的支撐；沒有強大的工業基礎，農業的規模經營找不到農業勞動力的出路。在全面發達的農業基礎上，工業、商業、服務業的健康發展促進了城鎮就業人口的增加和農業勞動力的減少，這是農業與工業的辯證法。 　　

但是，官僚買辦們的接軌更多的是追求表面形式而有意淡化實質性的內容，對于工農業核心競爭力方面他們究竟做了什么好事呢？略去意識形態我們發現：他們不顧國情，瘋狂追求全球化、自由化，將國家、人民利益表面化，形式化；他們拋棄自主精神，弱化國家意志，崇拜國際標準，象鸚鵡學舌般膚淺地照搬別人套路，不顧一切地加入WTO，使協議充斥隱蔽的賣國條款，并有意回避拉美化和菲律賓教訓，主動踏進帝國主義設置的侵略陷阱，根本無心致力于民族工農業的強大與發展，于是問題頻發。 　　

生產資料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資本，極右勢力的改革不僅使我們喪失大量的礦藏資源、土地資源和工商業資源，并且使我國現存的生產資料軟化，變成可為外資利用的工具。從就業角度看，社會各種生產資料和逐漸生成的服務崗位愈多，就愈容易實現社會發展和就業。然而，多少年來，我們的耕田無休止地被官商合一的暴利型房地產侵蝕，被形象工程占據，被無效投資浪費，被勞動力出逃拋荒；而工商服務業市場的外資化更是不堪回首。從本質上看，這些行為就是對社會重要生存資源的忽視與出賣，無疑也是對就業資源的忽視與出賣。無論在哪個國度，這一出賣行為愈多，工農業的發展就愈困難，失業就愈多，農業人口的轉移就愈困難，規模經濟就愈難實現。一邊出賣最可寶貴的生產資料和公共資源，一邊卻孜孜追求GDP，高喊保8，還蠢蠢然“英雄救美”，這是典型的南轅北轍，其浮躁與膚淺都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生產資料與社會公共資源（包括商業、流通資源）不僅是實現人民共同致富、而且是實現勞動力就業的根本和基礎；只有將這樣的基礎真正地掌握在民眾手里，才有勞動力的全面就業，才有和諧社會！ 　　

為什么筆者談農業問題，卻總是偏離題目講其他社會問題，這是因為中國農業的問題不在于農業本身，而在于資本主義的市場化改革，歸源于社會政治方面，談農業問題由此必須跳出農業范疇。 　　

三農問題的實質是什么？是掠奪的資本主義市場化。　　

農村為什么“真窮”?是因為農村受到各路"精英"的聯手算計；農民為什么“真苦”？是因為農民受到無良官商的合力盤剝；農業為什么“真危險”？是因為在這樣嚴酷的剝奪下農村最具活力的有生力量遠走他鄉。　　

農民上不起學，那就不讀書，農民們大概不會想到是劫掠者的改革使他們的子女難于上學；工人醫不起病，可以忍痛受苦，即使冤赴黃泉他們大概也不會去找蠅蠅們的麻煩；打工討不到工錢，或被軋斷了手，無奈回了家，大概不會就此跳樓，好歹家里還有幾畝地，天無絕人之路。 　　

可農民們的忍讓進一步誘發了極右賣國復辟勢力的瘋狂，土地私有化的企圖，將這一瘋狂推向新的高度。 　　

一些資產階級或現代版的新地主，在官商合謀下霸占了大量的農業用地后深切地感受到土地的效用。他們感受得愈真切，就愈覺得需要政策和法律的支持，愈需要趕緊實行土地私有化，讓這樣的霸占早日為法理所認可。在這樣的謀劃下，農民的承包田忽然就成了產權不清的土地，因此，他們就要給土地“確權”。當然，為了使土地盡快“流轉”起來，他們會給土地的買賣尋找到許多漂亮的借口， “永包”，就是這樣一種天才的發明。 　　

理論螃蟹們說：“農民土地承包權得不到很好保護”，所以需要給農民的土地“確權”。 　　

請問螃蟹，在暴力拆遷下居民的有證房產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了嗎？在行政亂收費下居民的勞動所得受到了很好的保護了嗎？在法制廢馳的環境下農民工的工資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了嗎？我們不禁要問，農民的土地為什么得不到保護？這還不是官商勾結掠奪農民土地的結果嗎？農民承包田三十年不變的政策剛剛傳達至鄉村，官商就開始搶劫土地的運動，你們明智問題出在那里不去懲治犯罪，卻要為土地“確權”，用意何在？請問蠅蠅們，如果你們明智婦女們遭到拐賣卻不去抓捕罪犯解救受害者，反而煞有介事地要為這些婦女“確權”，這算不算體現了你們的超常智力？ 　　

螃蟹們又說：土地被侵占是因為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緣故。 　　

聽了這話，使我們想起十年前的誣陷。當年就有一批無良學者誣陷公有制企業產權不清（他們有意把企業搞壞從而借禍產權不清以便賤賣；搞好了又恨之，借口‘靚女先嫁’毀之，可惡之極），如今他們在達到第一個目的后又開始故伎重演。事實上大家心里都明白得很，對于農民來說，承包田就是自己的田地，沒有人由于這承包田是集體所有制就任人占有，否則，承包田被人霸占也無需上訪告狀了。黑龍江省48家農戶的集體承包土地受到官商合謀霸占后居然長期上訴無果尚且受到迫害一事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在中國，類似這樣的上訴多如牛毛。顯然，農民是十分珍視承包田的，這不是集體農田無人保護，而是在官商的勾結下農民根本沒有力量保護。既然如此，你們把土地“確權”到農戶個人那里又有什么作用呢？ 　　

當然，對反動派來說，如果農田還在集體所有制的范疇里，任何老地主的復辟和新地主的侵占都難以逾越憲法和法律的障礙，只有解除這一障礙，才能實現土地的真正私有化，從而實現對新民主革命的否定，讓改革徹底成為復辟的同名詞。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象賊一樣毀滅集體所有制，再行“確權”，進而實現“永包”，這已經成為中國極右賣國勢力的共識。在此，我們發現，在解散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條件下，所謂的“永包”，其實就是土地私有化進而實現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代名詞。 　　

中國的農民很悲苦，他們已經深陷于資本主義市場化改革。首先，他們通過教育、醫療、各種亂收費及農資產品的資本主義市場化把農村搞窮，把青壯農民從土地上逼出來。之后，又通過解散集體土地所有制和通過土地自由買賣把埋葬了的老地主請回來。這樣的工作其實已經在很多地方靜悄悄地進行著。中央有關這方面的政策解讀既“明確”，又“含糊”。“明確”的意義就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樣不容人們懷疑；“含糊”的實質又象惡劣的企業“改制”一樣為別有用心的私有化行為提供了政策借口。幾十年來，中國的極右勢力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達成他們的私有化圖謀。 　　

顯然，中國的賣國極右勢力是很有本事的一伙，他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反人民力量，可見他們還是經過毛澤東思想的“洗禮”。他們對公有制企業的瓦解，都是在羅織了足夠的“罪名”和漂亮的改革口號下實施的。他們對公有資源、生產資料和商品銷售市場乃至外匯的出賣都是在更加漂亮的全球化名義下進行的。有史以來最大的賣國行為居然在“大國崛起的盛世歡呼”中明目張膽地實施，這讓廣大勞動大眾無以知曉，更讓所有了解真相的愛國人士憂憤而無奈。 　　

土地私有化，不僅是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否定，甚至是對新民主革命的顛覆。如果極右賣國勢力的這個圖謀得逞，千百萬革命先烈的鮮血就算白流，作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愛國分子將無顏面對地下的英烈，無以承當愛國者的稱號！近來，接連發生于河南的明目張膽的反毛澤東現象應該為所有的共產黨人敲響警鐘——舊社會的地主資產階級已經卷土重來，階級斗爭將越來越激烈，越來越趨向公開化，表面化。　　

中國的改革開放，使社會呈現出紛亂景象。所謂改革，就是著力于摧毀公有制企業，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所謂開放，就是著力于使外國資本長驅直入，有意讓外資控制中國企業，幫助我們的敵人實現經濟侵略陰謀。所以，有人說改革開放在許多方面是自毀長城，這是很有道理的。改革開放造成最嚴重的后果莫過于外國資本深度滲透中國民族工業，導致中國工業和市場的大片陷落，使中國人民又一次遭到中外大資產階級的無情剝削，這是對人民極大的不負責，說嚴重一點就是對人民，對民族的極大犯罪！中國極右賣國勢力為了使改革開放演變成真正的復辟賣國的行為，就百般推卸責任，千方百計掩蓋社會矛盾，同時又瘋狂詆毀毛澤東時代，從而造成民眾對新中國前二十七年的巨大誤解，為其進一步的復辟賣國行為鳴鑼開道，情節非常惡劣！如果任憑這伙人胡作非為下去，用不了多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和國際歌將同時響徹祖國大地！　　

和諧是有條件的，是階級內部的；而階級之間的斗爭是復雜的，長期的，尖銳的，有時是非常激烈殘酷的。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的哲學；沒有斗爭，就沒有共產黨！ 　　

偉大的先哲早已告訴我們：如何衡量一個執政黨？看一個執政黨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一小撮剝削階級、利益集團服務，只要看看他們如何對待農民就知道了。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從曲折與磨難中成長起來的曾經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應該有所作為！在階級斗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不要忘記了自己的斗爭哲學！ 　　

千秋功罪，誰與評說！ 　　

為了土地，為了生存的千年征戰并沒有因新中國的到來而結束；舊時代的招魂者正蠢蠢欲動，謀劃著更大的陰謀；新時代的農民是否會遭受劫難，我們將拭目以待！ 　　

是功？是罪？是紅？是黑？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是積極捍衛人民革命的勝利果實？還是全面私有化出賣國家、民眾的利益？我們仍將拭目以待！ 　　

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是中國農民的唯一出路！　　

——集體農業將在階級斗爭中沖出合圍　　

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私有化。而在私有化主導下的“改革”中，社會各方利益集團紛紛向工農伸出竊取之手，這是造成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只要私有化“改革”的大方向不變，三農問題就沒有解決的希望。　　

中央看到三農問題后，才有所謂的“一號文件”。可它究竟對我國的農業產生多大的幫助呢？是治根的措施還是治表的作秀？如果是治根措施，就應該從農田水利建設、教育、醫療等方面解決農民生活的后顧之憂，從農資產品的供應價格上解決農民種田難的成本問題，并從糧食價格上保證農民種田的實際收益，而不是隔靴搔癢地做些“武訓派”的工作，就象“希望小學”之于教育，社會各界的救濟之于醫療，又能有多少效果？　　

所謂的工業反饋農業，更多的是表現在一系列雁過拔毛后的面子工程——這便于政績提升，還有一部分款項進入了大戶的口袋，應該幫助的農民反而難以得到，無須著力補貼的大戶占了大便宜，“助熟不助荒”，便是農民對這種糧食補貼的評價。顯然，政府的補貼應以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為原則，而不是以培養地主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目標。但是，現在政府的補貼往往停留在調動種田大戶的積極性而忽視了最廣大的農民。這是農業領域里的“精英”路線。　　

多年來的農地改革是極右派在背叛憲法的復辟試探。農民土地出租給種田大戶、或入股于公司、變相的“合作社”，這與解決三農問題完全背道而馳，是進一步壓縮農民回旋的空間，是將農民引上新的奴役之路。但這是培育無產階級的大學校。如果按照他們的“改革”，中國龐大的農民隊伍有三種選擇：一、設法占有一定的土地成為自耕農。二、給地主和老板打工，成為農業工人，三、成為流動于城鄉的農民工，失業后則成為無業游民，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或革命的有生力量。　　

農業合作社是農業改良主義者致力追求的一種發展模式。它的進一步發展將與社會主義大農業相融合。而它的發展前景則要看中國社會的政治走向。若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占優勢地位，它就難以發展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農業（不排除局部），其間即使有的合作也更多地表現為農業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合作，而不是農戶之間的廣泛合作。總體上看，只要私有化的改革繼續進行下去，官僚集團必然存在一股破壞集體經濟的勢力，在這種情勢下，農民自發組織的合作社也將遭遇強大的寒流，前進的步履會極其艱難。　　

農民土地出租和土地入股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卻會讓農民改變現有身份，成為農業無產階級。在私有化的寒流中，所有社會主義的因素都將受到權貴們的遏制，合作農業將遇到重重困難。在培育“精英”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中，來自工業的反饋很難讓弱勢群體真正嘗到甜頭。而一旦離開社會主義原則，中國的農民將嘗遍舊社會的風霜冷雪，在經受挫折與磨難后的中國農民將一次次仰望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的星空。　　

前進與倒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將是長期的、復雜的、艱苦的。在兩條路線的斗爭尚未白熱化的階段，第三條道路似乎還有它存在的空間。但隨著統治階級日趨反動，階級斗爭必將越來越殘酷無情，任何中間路線的幻想都將在嚴酷的現實面前粉碎。如同中國革命勝利的前夜，中間路線破滅之時，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快要到來之日！　　

真情的呼吁：　　

基于嚴峻的現實，我們呼吁政府重視和依靠民眾的力量，而不是忽視民眾的存在只依靠小數社會精英。要把發揮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放在首位，而不是僅僅調動小數“能人”的積極性。要把發展集體經濟放在頭等地位，而不是把發展種田大戶培養新地主放在頭等地位。要把減輕農民負擔，幫助他們生產，改善他們的生活作為政績衡量的標準，而不是把補貼和扶持種田大戶作為政績的標準。 　　

與別國相比，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很小很小。政府要著力保護耕地，而不是只停留在口頭上，卻以各種名義大面積毀田建樓、建路、建館、建游樂場所。一人多房，一戶多套的房地產政策占地占財，促進房價虛高，禍害匪淺。要著力防治沙漠化，利用一切可耕地，盡力讓農民的土地多起來。要讓那些已經轉變為工商職業的人士及時放棄土地。凡三五年不種地的工商戶及其他農村人士應給他們城市待遇，促進他們放棄鄉下土地，但應給他們留以退路，如其重新務農，就還予土地，以解除后顧之憂。如此等等。　　

現在有相當多的原農業人口已經在城市安家落戶，事業有成，但仍然占著農地，這是不合理的，應該予以更正。 　　

村級干部應做好統計工作，對符合讓田條件的務工、務商人員作年度統計，將讓出的田地交于留守的農民耕種。 　　

隨著工商服務業的逐漸發展，會有更多的農業人口從農村脫離出來，由此留下的土地應該無條件地由農民們來組織安排生產。領導干部應以不干預為好。　　

對讓出土地應持如下原則： 　　

一、   全社會應力爭更多的農業人口向工商服務業轉變，并對已經轉變或行將轉變而符合條件的人員及時予以統計，落實到村隊減員名額之中。 　　

二、   必須將轉移人口后留下的土地交給村隊社員手中，而不能通過行政干預手段將集中后的土地直接交于種田大戶，更不能將其交于公司經營。 　　

三、   交到村民手中的土地或分攤到戶、或集體化耕作、或成立獨立合作社組織、或轉包給種田能手等多種形式，都應該根據實際情況，符合積極性原則：如各農戶種田積極性高，愿意落實到戶則可到戶；如有組織力量進行集體化耕作，或農戶愿意合作耕種，村級干部應為他們整理出成片土地利于集中耕作；如村民們對耕種缺乏積極性，應尊重村民意愿由村民們轉包給種田能手。 　　

四、   村民轉包田地必須由村民自己作主，領導干部不能越權將土地出包。對于出包土地以村民需要時能夠及時收回為原則。 　　

五、   出包對象以本村普通農戶為主。出包土地最好小于50畝，以調動受包者的種田積極性為宜，承包30—50畝即有農戶積極耕種的，則無需多包。此法目的是能使更多的人參與農業生產，以便于農村就業。 　　

六、   村民出包土地，當地村鄉干部應避嫌，不宜參與其中，以防止破壞發包方與受包方之間的平衡關系。 　　

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集體化。只要村隊有能力進行集體化農業，村民應該理直氣壯地進行，政府應該無條件大力支持，如遇極右勢力阻撓，無論以何種形式何種身份出現，都應予反擊。集體化農業應以村為單位較好，至少應以小隊為單位，這就需要村隊干部積極努力作好土地協調工作，為社會主義作貢獻。 　　

若無集體化農業的領導條件，村民們也可實行合作組織，以村或隊為范圍，在這個范圍內根據合作農戶土地之和在村隊之間進行合理化調整，以便于耕作。為此村隊干部應積極配合，并且這種整合與調整每隔若干年進行一次，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轉移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可能合作社擴大或調整之需要。 　　

如集體農業和合作社農業的主觀條件還不具備，且農戶種田的積極性相當高，則可將田分攤到各農戶。如因地方條件特殊，以上三種形式都不大適合，則可根據農戶意愿將土地承包給本村村民，且只有當本村無人參與承包時，才承包給外村農戶耕種。承包利益應屬村民全體，用于村民公益事業。 　　

由此，我們得出轉出土地的如下經營方式： 　　

集體化農業； 　　

合作社農業； 　　

分攤到戶耕作； 　　

限額承包給村內農戶耕種； 　　

限額承包給村外農戶耕種。 　　

決不出讓給公司，不能讓資本家搶奪農民的利益；即使承包給種糧大戶，也以年年簽約為好，為收回作準備，決不作長期簽約。 　　

讓培植21世紀大地主的夢想見鬼去吧！　　

附網絡訊 　:

《中國青年報》說河南靈寶市遠在上海打工的青年王帥，“發帖舉報家鄉違法征地遭跨省追捕”，被關押了8天，然后引起社會轟動。　　

鄂爾多斯市郊哈巴格希村和鄰近的寨子塔村，5萬多畝土地被強行征收，政府以最低250元/畝的低價征收，以最高82萬元/畝的高價拍賣。……為此，村民連年多次上訪，沒有結果。從8月6日開始，幾百號村民天天到鄂爾多斯市政府門口討說法。政府非但不給解決問題，還派警察打人抓人，前后有20多人被拘押，幾個老太太被打傷住院……據《濟南日報》報道，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吳保全，于2007年10月到11月，在網上發表題為《鄂爾多斯市浮華背后的真實情況——— 一些不敢公示的秘密》的帖子，披露了上述事件。然而，2008年6月4日吳保全遭到逮捕，并以“誹謗政府”罪于2008年10月17日判有期徒刑一年。二審中，在原審法院法官開會簽字認定“無罪”的情況下，鄂爾多斯市中級人民法院仍“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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