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再談憂患意識

再談憂患意識

朱永嘉

這些日子看中央新聞臺關于華北干旱的報道，讀《中國青年報》及《南方周末》在這方面的連續報道，總有不少憂慮困擾胸中，揮之不去。所以拿起筆來，還想說一下這個問題。我是學歷史的，而且過去搞過明史，對干旱所造成的后果，印象特別深刻。明朝覆亡的原因比較復雜，但干旱，特別是山陜地區的連年嚴重干旱，是其覆亡的導火索。前事不忘，后師之師，我們去看看明朝末年干旱發展的狀況，再看看眼前這場干旱所暴露的問題，也許會有心驚肉跳的感覺。眼前這場干旱也許靠大家的努力和老天爺幫忙，下幾場甘霖，會幫我們度過夏收的困難。但這次干旱所暴露的種種矛盾，如不認真應對，那么遲早會懲罰我們許多人的麻木不仁。也許有人會說我是杞人憂天，我也但愿如此，畢竟孟子這句‘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話還是正確的。還有‘沒有遠慮必有近憂’這句話還是對的，不妨先從明末干旱的狀況說起：

由于手邊沒有《明實錄》，我只能引述《明史》崇禎初年那幾年的本紀中關于旱災的記錄：崇禎元年，陜西饑民苦加派，流賊大起，分掠鄜州，延安；二年，以久旱，齋居文華殿；三年，以久旱，齋居文華殿，諭百官修省，流賊王嘉允陷府谷，米脂賊張獻忠聚眾應之；四年，禱雨。皇帝齋居，是指反省自己有哪些過失，所以遭干旱的天譴，當然這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但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到從崇禎元年起，連續四年的干旱，與干旱同時的是饑民與流民起義。從這些記載還看不到當時干旱嚴重的狀況。清人計云計所撰的《明季北略》載有馬茂才備存大饑的奏疏，《明季北略》這本書，毛澤東是非常注意的。馬茂才上奏的時間是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敘述的是陜北延安地區饑荒的狀況。他在奏疏巾中說：

“臣見諸臣具疏，有言父棄子，夫鬻妻者，有言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充饑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為皇上言之。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唯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朱注：即觀音土）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而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不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朱注：這就是老子所說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境況）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稺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煑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后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余，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弭盜賑饑，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饑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率而為盜也！”

連續幾年旱災的結果，群盜起，計六奇在《明奇北略》的《總論流寇亂天下》條中說：“自寇起于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饑寒之民嘯聚山谷，所謂寇也。比五六七年間，放劫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后則不然矣，非復草賊行徑矣。”那就是成為可以與明皇朝相抗衡的對立力量了。這就是明皇朝在崇禎初年未能妥善處理陜北地區旱災而漫延的直接后果。當然，明朝的覆亡還有其他的原因，諸如與關外滿清的抗衡著著失誤，農民軍起來后，不得不同時兩面作戰；官僚機構內部東林黨與閹黨之爭，官兒們混日子，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鐘，使整個國家機器處于半癱渙的狀態；當然還有崇禎皇帝在用人問題和重大決策上舉措失當，最終落得一個皇帝自己吊死煤山的悲慘下場。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既可以從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吸取李自成失敗的教訓，也應該從崇禎帝所以覆亡吸取應有的歷史教訓，它們都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去年和今年華北地區所遇到的干旱，有的地區說是三十年一遇的干旱，嚴重的地區說是五十年一遇的干旱，有七十歲的老人講，他這一輩子沒有遇過這樣干旱的，干旱的面積遍及河南、安徽、山東、河北、陜西、甘肅、蘇北廣大的地區，受旱的冬小麥達一點六億畝。在今天的科技條件下，國家可以動員的抗旱的力量比過去強大多了，可以人工降雨，可以通過水庫放水由黃河引水灌溉，可以打深井抽地下水，可以動員部隊下鄉運水救旱，在電視里可以看到戰士們用臉盆傳水灌地。盡管如此，在這次抗旱斗爭中，充分暴露了我們水利設施上的嚴重不足，雖然這幾十年我們在大江大河的水利設施上有大量的投入，而農田上的灌溉設施卻荒廢了，正如人們血液的傳輸系統中，毛細血管賭塞了，血液的供氧無法傳遞到肌體需要的部分，不僅北方是如此，南方江漢平原地區也是如此。人們反而懷念文革那個時代農村水利建設的高潮，而這些水利設施是確保八十年代農業豐收的基本條件。據《南方周末》之《大旱背后》的報導講到豫東睢縣朱莊的村民安志強，他懷念七十年代初，那種熱火朝天的抗旱斗爭，那時候他負責生產隊里大功率的水泵，用直徑三米長的大水管把河水送往六個自然村，田地里勞動號子響徹云邊，那場面壯觀啊！現在的情況便大不相同了，是“各買各的泵，各澆各的田”，人心湊不到一塊了，他想過把大家湊在一起干，討論時很激烈，但是卻沒有下文，問題是即使有黃河水來引黃灌溉，要讓分散的農田分享黃河水的灌溉，必需依靠更為細致周全的溝渠網絡，現在這些溝渠網絡幾乎大部分都荒廢了，隨著包產到戶便取消了農村水利建設上的義務工，過去每年冬季大修農田水利的場景，已經二、三十年不見蹤影，大部分農田處于靠天吃飯的狀態。農田水利的建設是農業的命脈。即便像湖北這樣水網地區，《中國青年報》今年十月十二日徐刊彬的文章都講到他湖北家鄉農村老家周圍的河流和水塘積滿淤泥，河道變淺，變窄，變成死水溝，有的甚至完全干涸，他懷念以前清徹可以飲用的河水，又深又寬還曾游泳過的河道和河塘。每每此時，筆者不禁要問，改革都三十來年了，何以農村怎么會出現了如此倒退？湖北農村作為漁米之鄉，多江多水的江漢平原都變成這樣，全國其他地區的農村現狀更令人憂慮。如此的拷問，怎能不令人深思呢？面對這樣的農村現狀，怎能不令人心焦呢？！

我們實際面對的不僅僅是農田水利設施的問題，還有水資源的不足，北方雨量本來就不足，地下水的大量開采，形成大面積深層地下水漏斗區，它的面積達到二百十四萬平方公里。更為嚴重的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不僅灌溉困難，連人畜飲水也困難，它會毒死家禽，引發人的癌癥，而水體的污染更從另一層面加重了旱情，即便僅有的一點水，有時也失去了使用的功能，我們面臨的不僅僅是灌溉的問題，還有如何從根本上改善我們水環境的問題。如果聽任這狀況發展下去，再加上氣候變暖，北方地區干旱的加劇，內蒙地區的鹽堿塵暴也會加劇，這也是長期干旱所必然帶來的問題。那個地區的鹽湖干涸了，它因風暴帶出來的是鹽堿塵暴，它可能使沙塵暴到達的地區出現荒漠化，如此發展下去，華北平原怎么承載那么多人口都是個問題，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多的城市能往那兒遷啊！遲早有一天北京這個首都得南遷到南京，這可不是什么危言聳聽！

我們農村所面臨的不僅僅是自然環境的惡化，還包括社會環境的問題，隨著包產到戶，人民公社解體以后，再加上農村的青壯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全國有一億多農業勞動力在城市打工，農村的孩子都不安心在農村務農，讀書受教育是為了離開農村，農業的青壯勞動力從哪兒來啊，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壓根兒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成長的，農民工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失業后，能回到土地上去嗎？恐怕很難，近代史上的湘軍是從農村中招募來的，戰爭結束，遣散回鄉都成為游民了，三合會都是從游兵散勇中產生的啊！他們是農村不穩定因素。再說農村的老齡化和空心化，比城市還來得早，它加劇了農村治理的危機，村一級政權處于半失控的狀態，村兩委的干部缺乏好的候選人，黨員中年齡老化，文盲和半文盲居多，因而支部書記始終在少數人封閉的圈子轉。最近一期《學術界》有陳剩勇先生寫的《村民自治何去何從》一文曾概括村政權有三種狀況，一種由鄉鎮主導的村，一種是能人或者鄉鎮企業家主導的村，還有是處于有名無實失控狀態的村；所謂村民自治，實際上是處于官治，是村官們治理村政，談不上民治，村民對自己選舉的村官也抱不信任的狀態，村內一旦有建公共工程，村民們便懷疑村官們以權謀私中飽私囊；農村地區的群體性惡性事件，大都是在征地款的分配中，因村干部貪污村集體資產而引起的糾紛，這一類群體性事件在最近十年間增加了六倍。不僅數量增多，規模擴大，而且行為方式激烈，組織化程度加強，退伍軍人、返鄉農民工往往成為這些事件的骨干。這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農村社會環境的現狀。

個體經濟有它的局限性，它只能是困難時期的權宜措施，不是長久之計。個體農戶要做到自給自足是可能的，但它對付不了大規模持久的自然災害，也抵御不了生老病死在生活上所帶來的沉重負擔，一家農戶只要有一二個老人病倒了，只能等死，負擔不起醫藥費；如果是青壯年病倒了，喪失勞動力時，那便傾家蕩產；小孩子病了，殘了，出了車禍了，一家一戶的能力便難以承擔了。這種情況在我身邊已看得很多了，國家為農民提供的社會保障那真是杯水車薪呀！這許多情況，我聽在耳里，看在眼里，真是說不出的揪心啊！

建國六十年，我是過來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那是幾億農民出人出力挑著擔、推著小車方取得勝利的；建國以后二十八年的建設是建立在工農產品剪刀差的基礎上積疊起來，三年自然災害，農民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改革開放初，農民過了幾年好日子，也受益于那些年風調雨順，近十多年來經濟上比較快的發展，一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靠農民工的廉價勞動爭得來的，談什么也得為農民想想，讓三農問題有一個根本性的改善可是一件系統性的工程。我出生在上海市中心福建路上，離南京路與黃浦江很近，少年時代常往外灘和南京路上逛逛，現在經過那兒，確實是一片繁華景象，舊貌變新顏，我這一輩子沒有享受過紙醉金迷的生活，如果我們在這一片繁華景象背后，看不到它掩蓋著那一片潛在的深重危機，那就太危險了。這次旱災，或許老天爺會恩賜我們一片甘霖，因而以為我們永遠可以靠天吃飯了，那可是非常危險的僥倖思想，因為這些矛盾始終存在，如果沒有充分的認識，不努力著手去解決這些矛盾，那它可是一個定時炸彈，遲早總要爆炸的。龔自珍講的，一嘯百呤的局面真的會來的；記得清人鄭觀應寫過一部書，它的書名在光緒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定名為《盛世危言》，現在許多文人都醉心于盛世高唱頌歌，我這篇文章實在不合時宜，也不入調，故借其書名《盛世危言》作結，但愿真能天下太平，八十老翁，又有何求呢！

  寫于200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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