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解決農村土地經營問題幾種辦法之比較

（中國政法大學 商學院，北京102249）　　

摘要：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解決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在改革開放初期基本適應了我國國情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其缺陷日益顯現，越來越不能適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下一步對農村土地制度如何改革？本文認為，當前流行的土地私有化的主張將嚴重危害農民利益，瓦解黨的群眾基礎，不利于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根本行不通的；正確的改革方向應該是適應生產社會化的需要，適應黨中央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本文試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立場出發對現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土地私有化主張以及農村集體經濟制度進行簡要評析。　　

關鍵詞：土地制度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土地私有化 集體經濟　　

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不足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改革是以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為起點的，至今已經有30年了。不可否認，家庭承包責任制度在一定歷史時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它對于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提高農產品產量，滿足城鄉居民飲食需要，為工業生產提供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為工業生產和城市發展提供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資源，為國家經濟建設出口創匯作出了極大的貢獻。通過30年農村改革發展，我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農村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極大調動了億萬農民積極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極大改善了廣大農民物質文化生活。”這些成就的取得，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分不開的。　　

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其缺陷日益顯現。這種土地經營制度和農業生產制度從實質上看是一種小農單干經濟，它不能從根本上完成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問題，越來越不能適應構建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為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對這種農村土地制度和生產制度進行改革。　　

    1．這種土地經營制度和農業生產制度難以推進生產力的發展。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本質上是小農經濟、單干經濟，是一種落后的小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生產力水平是很低下的。這種生產方式在生產過程中難以做到資本的集中和生產的集中，生產資料的集中使用和土地的規模化生產和經營難以實行；因為實行家庭勞動，人力資源難以集中使用，有限的勞動力僅僅進行簡單的自然分工和協作而不能進行合理的社會化分工和協作，生產的專業化和社會化難以實現。　　

    在這種生產方式之下，先進機器和設備的購買和采用，新技術和新的生產工藝、生產方法的發明和采用，水利設施的興修，防治各種水旱災害，植樹造林，土壤的改良，治理土地沙化、堿化和水土流失，國土的整治、災害天氣的預報和防治，治理植物病蟲災害、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通訊技術的進步以及普及于農業生產等等，所有這些促進農業生產力進步的措施和手段都是這種生產方式解決不了的。　　

    這種生產方式，因為生產水平低下，控制自然的力量非常小。它控制不了自然，反過來必然被自然所控制。每次大的自然災害，對這種生產方式下的農業生產造成極大的破壞。農戶家里的耕畜或者是主要勞動力的疾病和死亡等都會對這種生產主體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加劇了這種土地經營制度和農業生產制度生產經營的困境，使其盈余能力極其低下，剩余產品極少，難以進行大規模的積累，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有時候甚至連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維持。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歷史雖然漫長，但是從秦漢以來王朝更替輪回，2000年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并沒有大的變化，是與這種落后的生產方式有密切關系的。　　

    馬克思說：“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1】　　

    2．這種土地經營制度和農業生產制度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具有反商品經濟的屬性。　　

    這種生產方式本質上是自然經濟，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大而全、小而全”，萬事不求人，“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 “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是對這種生產方式的生動寫照。這種生產方式，追求產品的使用價值來滿足自己的實際需要，不是為了交換、為了價值、為了滿足社會市場需要而生產。它排斥競爭、回避競爭，回避創新和冒險，容易自滿自足，不思進取，安于現狀。因此不愿并且也不能承擔大的風險和經濟波動；這種生產方式，不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生產為目的。既然如此，它就不講成本和收益的計算，不計如何使生產經營成本最小化，使收益最大化。因此在生產過程中，不計時間不計勞動力的花費，不計各種人力物力資源的投入不惜工本的投入，只是為了解決基本的溫飽，并且小有剩余。這種生產方式是反商品經濟的，難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3．這種生產方式發展的最終趨勢是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制度。　　

    馬克思說：這種生產方式“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它的消滅，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2】“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3】　　

    4．家庭承包責任制難以解決農村社會文化事業問題。　　

    雖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極大的調動了農民們的生產積極性，克服了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義和積極性不足的弊端，但是這種土地經營制度和農業生產制度強化了農民的小私有者心理，使農民對于損害集體利益的言行、貪污腐敗等問題漠不關心，使農村日益碎片化。“個人自掃門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各種必須的和有益的集體事業和公益事業都難以開展；并且，由于這種生產方式一家一戶的小生產的特征，生產規模狹小、積累能力有限，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缺乏聯合等特點，在這種土地經營制度和農業生產制度下，農民從根本上來說是弱勢群體。他們除了土地和簡單勞動力以外不掌握任何政治資源、資本、技術、組織管理和文化智力資源等，難以抵制地方政府的錯誤政策，難以抵御各種盜災、匪災、騙子等災害。在這種制度下，農村諸多社會政治和文化工作等都沒有辦法很好的展開。黨團少先隊員工作、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弱智者的工作、民兵工作、紅白喜事問題、反對封建迷信的工作、治安工作、反對黃賭毒工作、反對黑社會的工作，農村的教育工作、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工作、農村的文物保護工作等等都難以開展。這也是單純的農業問題進一步放大為“三農”問題的重要原因。　　

二、土地私有化主張的危險性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存在很多問題，有改革的必要。但是怎么改卻存在很大的爭議。部分人提出土地私有化的主張，這種主張是十分錯誤的，如果這種理論上升到國家政策，在全國實施和推廣，其后果將會是十分嚴重的。這種主張的危險性具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土地私有化將導致土地流轉，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高度集中。　　

如果土地私有化了，土地可以上市交易，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間進行流轉，即便土地是按照合理的市場價格進行流轉，那么最后的結果也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高度集中，多數農民喪失土地而成為失去土地的，沒有辦法謀生的流民。由于農民在市場經濟中處于一個非常弱勢的地位，因此，假設由于農民無法預期、無法操控的國內外市場產生劇烈的波動，農民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失敗虧本沒有辦法生存和發展，他就自然會出賣土地；假如農民家里的牲口死了，需要用錢就得賣地；農民家里主要勞動力生病或者是死亡，需要用錢就得賣地；有孩子上學，需要用錢也得賣地；或者是農民家里遇到其他方面的災難和變故，需要用錢的時候都要賣地。最后的結果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　　

土地的均分意味者土地的分散占有和使用，相反，集中就意味著少數人占有土地和多數人喪失土地。少數人占有大量的土地是以占大量人口的多數人失去土地為代價的。如果說30年改革開放是小農主導農村。那么一旦土地實行私有化改制必將打開資本進入農村的大門。資本、腐敗官員、地方豪強黑惡勢力以及外國資本等勾結起來掠奪農民的土地。公有土地、林地和山地被掠奪和瓜分，民眾的私有土地也會被豪強瓜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趨勢可能會形成。流民遍地，饑民遍地，“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弱者轉死于溝壑”，天下大亂的時候就真正到來了。　　

2．土地的高度集中，導致大量流民產生，將成為中國社會動蕩的根源。　　

主張土地私有化的人認為，私有化可以造成土地集中連片使用，可以實現耕作的機械化，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和使用。這樣可以大大提高農業生產力。我們姑且假定這種說法成立，但是這僅僅是從土地私有化造成的生產力的影響來考慮問題；至于土地私有化肯定會不會造成兩極分化？假如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了，會不會產生大量的過剩農業勞動力，如何安置這些過剩的剩余勞動力等這些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好像持土地私有化觀點的學者是缺乏考慮的。中國有七億農村人口，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至少四、五億。【4】如果達到美國式農業的生產力水平，中國農業僅僅需要五千萬農業勞動力；如果達到歐洲式農業的生產力水平，中國農業僅僅需要一億農業生產力，那么剩下的沒有土地而城市又不能吸納他們到城市生活的那三、四億農業勞動力以及他們的親屬將怎樣生活和謀生？從以往的經驗看，容納安排1.3億左右的進程農民工已經給現有的城市造成了很沉重的負擔，基本達到了城市能夠承受的極限。城市吸納不了，而在農村也沒有土地了，他們將怎樣生活。2008年末兩個三角洲的內地農民工大量返鄉就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從這一點我們也看到了土地問題的重要性：土地不僅有生產糧食的功能，而且有社會保障的功能。土地就是農民生存的最后保障和依托。　　

3．國外例子證明，土地集中使用也未必能提高農業生產力，解決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問題。　　

假如象主張土地私有化的學者所說的，少數人占有了土地，土地能夠集中連片使用，是不是就一定能夠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和使用，提高農業生產力呢？國外相關國家尤其是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的經驗和教訓給出了并不令人樂觀的結論。從19世紀中葉拉美各國普遍出現了大地產制。在大地產主中還包括了相當一部分外國資本家。這些大地產主占有大片土地，經常是為了囤積以備后用或者是防止其他國家的資本或當地的資本占有這些土地。因此，有大片土地荒蕪卻沒有充分開發和利用；并且這些本國和外國資本對農業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利潤，他們開辟種植園種植國際市場急需的經濟作物以謀取利潤。相反，對面向國內的、滿足當地人民生活必需的大宗糧食作物生產停滯甚至減產，食品價格上漲。許多拉美國家的基本口糧不得不依靠進口高價的大宗食物，導致這些國家對資本主義大國和國際市場形成依賴，甚至國家主權也受到威脅。　　

1972年巴西土地利用率情況表

表1：根據蘇振興等著，《巴西經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一版第49頁制作。　　

面積不同的土地各種用途所占的比例

表2：根據蘇振興等著，《巴西經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一版第49—50頁制作。　　

另一方面，由于拉美各國土地和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價格低廉，種植園無需采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就可以從中獲利。因此從20年代中葉以來，大地產主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最大限度獲取高額利潤，除了必要的部門和工序之外，很少對農業技術進行投資，竭力維持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種植園里的大部分勞動仍然是靠人力完成，拉美農業技術并無任何實質性的進步。　　

因此，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的教訓警示我們：農村土地私有化，土地集中使用未必能提高農業生產力，解決國民亟需的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問題。　　

4．土地流轉，土地標上價格上市流通，將會推高中國產品生產的成本，導致嚴重的物價上漲，遲滯中國經濟發展速度。　　

土地的國有化以及土地不進入流通交易的非商品屬性，使我國的土地是由國家將土地以零地價或者是低成本轉給實際需要的單位使用，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大特點和優勢。30年改革開放，勞動力便宜、土地便宜是中國發展快的重要因素。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之所以發展慢，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高昂是重要原因。而且，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人口的增加，土地越來越變成稀缺資源，土地的價格必然愈升愈高。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和土地成本的提高，必然抬高中國商品和勞務的價格，中國產品的低價格優勢必然喪失，從此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速度必然下降。　　

假如現在土地私有化，土地可以流轉，土地標上價格上市流通，那么土地作為稀缺資源的屬性必然將會導致過去沒有價格或者是低價的土地以高價格進入市場流通，這將導致嚴重的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并且，土地進入市場的速度和流量越快越大，那么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的程度就越加嚴重。中國進入高物價時代，嚴重的通貨膨脹將會嚴重影響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工農大眾慘遭掠奪。　　

5．土地私有化難以解決不了農村的社會文化事業問題。　　

農村一系列其它社會文化事業工作靠小農經濟難以解決不了，靠土地私有化同樣也難以解決的。如何使農村的紅白喜事文明化，如何反對封建迷信，如何打擊“黃賭毒”，如何組織協調民兵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工作以及黨團少先隊工作，如何解決農村家庭鄰里糾紛，如何做好村莊的規劃和平整，如何搞好農村的國防、治安、教育、文化、衛生、文藝社會風氣等工作等等，林林總總這些問題，構成中國農業發展的外部大環境，它們與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組成一個大的有機系統。這些問題雖然瑣碎，但是極其重要，其中任何一個問題解決不好都將會對農業的發展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而這些問題的產生和其影響又是極其復雜的。要想把這些問題解決好，需要有一個堅強的組織基礎，有很多有不計報酬、無私奉獻、兢兢業業、踏踏實實工作的工作人員，需要有全社會的重視和國家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而這些條件對于要適應市場競爭，追逐利潤為動機的資本來說是很難具備的。因此，靠資本和土地私有化的辦法是很難解決這些社會文化事業問題的。　　

三、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必要性　　

家庭承包經營政策的實施，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初步改變了農村社會的面貌。但這個政策沒有從根本上完成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為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根據我國人口多耕地少的實際情況，發展適度的規模化集約經營。同時要鞏固黨的農村基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即公有制占主體，因此站在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在農村要發展集體經濟。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和發展集體經濟結合起來，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這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方向。　　

 在家庭承包經營已普遍實行的基礎上，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農業的集體化、集約化？這是長遠規劃中國農業改革和發展道路時必須回答的問題。黨的十七屆三種全會的決議指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這“三個不得”是農村土地流轉必須遵循的重大原則。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土地流轉的只是承包經營權，不能在流轉中變更土地所有權屬性，侵犯農村集體利益。　　

這既是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回應，也是土地私有制主張的有力回擊。一方面，有必要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讓土地生產經營走上規模化的道路，在有條件的地區實行農場式經營，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看到，土地集體所有的性質沒有改變，土地的用途也沒有改變，這與某些國家實行的土地私有化政策是不一樣的。　　

中央在農村土地政策上比較慎重，對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有充分的認識和估計，這是建立在對中國農村國情的基礎上的，也是吸取了國外農村政策的經驗教訓。比如中央提出不能改變土地的使用性質，嚴格保護耕地，總體上還是要按照國家農業生產規劃來經營，這就防止了中國的糧食生產對外國資本產生依賴，避免走拉美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保障了中國的糧食安全。土地流轉中不能改變所有權屬性，這就使得土地的兼并成為不可能，不會出現農民失地走投無路的局面。　　

農村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要放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大背景下來認識，這也是進行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前提。土地經營權的適度集中，實行農場化經營，勢必使得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和農村流出，要接納這部分農村勞動力，城市應該做好充分準備，這就要求城市大力發展第二和第三產業，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公共資源，逐步改變城鄉分治的狀況，形成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　　

同時，要優先搞好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要重點支持與農民生產和生活直接相關的以農田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農村飲水、農村公路、農村能源、農村環境治理等基礎設施。要完善相關政策，提高公共財政對農村義務教育的保障水平，讓城市和農村、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兒童都能獲得大體均等的義務教育資源。加強農村公共衛生服務，提高農民醫療保障水平。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探索建立農村新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解決好被征地農民和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完善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只有做好了社會保障工作，解決了農民的后顧之憂，土地的經營權流轉才能夠順利進行。　　

總之，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方法，也是現階段唯一可行的辦法。　　

四、簡短的結論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有其歷史意義，但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漸暴露出其局限性。而實行土地私有化又會造成對廣大農民的剝奪。實行集體經濟，既可以做到土地集中使用，收到土地規模化經營的好處，又可以互相扶助，避免農村人群之間的兩極分化。社會發展是以數十年為尺度的，當1978年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時，部分農民希望分地。當改革開放過去三十年以后，很多農民已經認識到，只有相互扶助，走集體經濟的道路才是出路。　　

注釋：　　

【1】《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第830頁。　　

【2】《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第830頁。　　

【3】《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第830—831頁。　　

【4】說明：國家統計局根據２００５年全國１％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２００６年底中國大陸農村人口為７．３７億，農村有4.85億就業人員。農業勞動就業人數占農業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城市和工業，有自己的特點。一方面，農村青少年只要不上學了，馬上就會參加勞動，變成勞動人口，不象城市一般就業時間比較晚，到18周歲才就業；另一方面，農村人口沒有退休之說，只要能夠參加勞動，就會一直作為勞動就業人口而存在。　　

參考文獻：　　

1．《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　　

2．《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至第五卷　　

3．《鄧小平文選》(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決定》，2008　　

5．談世中主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中國金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6．李春輝著，《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冊，商務印書館1983年4月第二版。　　

7．傅筑夫著，《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8．李琮著，《第三世界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9．蘇振興等著，《巴西經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一版。　　

作者簡介：　　

齊勇（1970—），男（漢族），河北省石家莊市人，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碩士生導師。　　

聯系方式：　　

通訊地址：北京市昌平區府學路27號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郵政編碼1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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