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赤腳醫生的日子里

擔任赤腳醫生的日子里　　

1967年6月，我從衛生員學習結業回村醫療室擔任赤腳醫生。自己真擔心，學習10個月，不知道能否勝任。回村的時候醫療室的周長生來醫院接我，做好交接后我們倆就回到村里。　　

回村我先到大隊報到，交上學習鑒定后簡單向支部書記谷連長匯報了學習情況，他鼓勵我要好好地為貧下中農服好務。大黑坨村東西有三華里，村東頭南北也有一華里，大概一千五六百人。全村有一個醫療室負責全村的衛生防治，我回去后醫療室有四人，張秀芹、孟祥艷、周長生和我。當時醫療室沒有明確誰負責，張秀芹、孟祥艷干得時間長點有事就和他們說一下。我到醫療室后大家分了工，張秀芹負責1到6隊，孟祥艷負責9到12對，我負責7、8隊并跑全村，長生負責醫療室日常取藥、消毒等工作。　　

農村的衛生狀況并不好，從住的方面講，人鼠同屋是常見的事情，那時的房子墻是半磚半坯，地面是土的，老鼠從墻外可以打洞到屋里，順墻爬到磚坯接合處又可打洞到房頂，有的住戶在木柜與墻的接合處常常堆起一堆老鼠盜洞的土，只要老鼠抓不住，洞是堵不住的，為了防鼠人們習慣養貓，這貓抓老鼠又比較怪，它抓到老鼠就要到人面前顯擺一通，顯擺玩完了就到炕上找一個地方吃掉老鼠，別的不說老鼠身上的跳蚤就不可避免的留在炕上，一些較嚴重的通過老鼠傳播的疾病比如：流行性出血熱等疾病就會發生，但由于診療技術的限制，就常常誤診為感冒，到癥狀明顯了，也失去搶救時機，由于人們的衛生知識不足，也就認識不到這些。　　

再說水，那時農村吃井里的水，而且是喝生水，到了夏季雨水一多有的水井四周就會灌進雨水，加上雨水的滲透水井的水位就提高，吃的水大部分是雨水。到了冬天，由于井是敞口的，風一刮就把地面上的塵土吹到井里，早晨到井里挑水會發現里面有很多漂浮的草木，打上的水有很多細微的塵土。令外水井旁邊還有廁所、飼養處，井的旁邊還有飲牲口的水槽，總之，水是不潔凈的。　　

再說吃。不僅是孩子，好多大人對吃東西不注意衛生。農村有一句俗語叫做“不干不凈，吃了沒病”。地瓜在地里長著，用腳踢出來手一摸巴就往嘴里塞，地里長的黃瓜、花生什么的，只要是能吃的或用手或用襖袖一擦就吃。平時做飯做菜也不注意衛生，洗菜只是過程，吃生菜是常事，諸如大蔥、韭菜什么的，從地里拔出來竟也不洗就吃。吃剩下的飯菜往飯櫥里一放，不管有沒有蒼蠅餐過到下頓飯也不加下溫拿出來就吃，所以到了夏秋季的腸道傳染病的就特別多。　　

飯前便后不洗手，在那時的農村是司空見慣。很多人只是習慣早晨洗臉，洗臉也是一家子一盆水濕下手后用毛巾把臉蛋子模一把。到了冬天你看村里的孩子，脖子好多是帶皴的，有的大人也不例外。到夏天那小孩子們都是光著屁股的，在外邊滾一天，睡覺前也不洗一下就上炕。而炕上爬著虱子、跳蚤也是常見的。孩子們沒有刷牙的習慣，家長們也沒不刷，牙上站滿了厚厚的牙垢，聽說城里人刷牙竟向一件新聞傳來傳去，說“你看城里人那個講究，早晨起來用個刷子蘸著白粉在嘴里刷來刷去，好像吃了臭魚爛蝦，那個講究”。不經常洗澡、不經常洗衣服、不是天天打掃房間，大人孩子基本上都生虱子，有的女孩連頭發上都有虱子，在冬天上學的時候，一到下第二節課太陽升起了，那女孩子就跑到墻根下互相得給對方抓起虱子。有的小伙子衣服穿的袖口、衣領都打鐵了，一到人群就一個汗臭味，但是就不洗。　　

由于解放不到二十年，農村的衛生知識尚處在一個普及期，這時真是需要有衛生知識的人去告訴他們應該如何去講衛生，減少疾病。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當上赤腳醫生的。一種使命感吧，只要是出診就要對人們說一下，要經常打掃屋、勤洗衣服、洗臉要一人一盆水別一家用一盆、要天天刷牙這樣的知識，還要告訴他們吃瓜果、生菜要洗凈什么的。對我的說教他們總是告訴我：那樣“他們已習慣了”。但是對孩子們我也嘗試著告訴他們，刷刷牙，就會感到嘴里挺輕松，說話的氣味也是清香的，特別是對年齡一般大的小伙子，半開玩笑的說“不刷牙，說話就有口臭，找對象人家也不愿靠近你說話”，這樣說對哪些正在找對象的小伙子還真管用。　　

由于人們不注意講衛生，常見病是比較多的，三個人負責全村的醫療保障也比較辛苦，無論是什么時間，只要有病號就必須出診。我的積極性挺高，到醫療時候我對秀芹和祥艷兩位大姐說他們負責的老病號，如果照顧不過來就交給我。那時她們倆都成家了，家務也多，她們也不客氣，把李她們家較遠，需要重點照顧的病號交給我。對分管的病號我按照輕重和家的住址給他們編上號，每天按時給他們打針送藥。那家有病人了，人們就到醫療室去找，要是長生一個人在醫療室，人們就到大隊的廣播一下，我們聽到廣播，就回到病號家中去看病。　　

那時農村實行的是合作醫療，只要是公社的社員，無論是貧下中農，還是地主富農，生產隊都要求加入合作醫療，在醫療保障上沒有任何歧視。加入合作醫療一年大人交一元，孩子交五角，一家人再多也花不上十元錢，這樣一年看病吃藥就基本不花錢了。衛生機構設置基本上是村一級是醫療室，公社是衛生院，工委是分院，而后是縣醫院。社員看病一次開兩天的量，片劑處方五分錢，針劑一角錢，一直到病好為止。要是住院就按支出的85--90%報銷，社員有病都可以看得起的，那時人們對生病住院并不擔心什么。用當時的話說：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社，開胸手術不出縣。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社員的覺悟比較高，有病到醫療室檢查后，赤腳醫生根據病情開藥，開什么藥病人也不挑剔，一個原則，病治好就行。為了減少開支，醫療室再進藥時都是按照常見病在村里發病幾率采取高中低搭配的辦法合理選擇藥品，藥費超支的情況是沒有的。　　

赤腳醫生堅持的是送醫上門，不管刮風下雨隨叫隨到。看病，大多是些對癥治療，輕的吃藥，重點的打針，常見病在村里基本上可以處理的。對比較重的病人赤腳醫生一般是護送到公社衛生院住院治療。農村人對有人給他們看病很滿足，不管你醫療技術如何，只要你對他態度好，你尊重他，他總是感激你的。記得四隊一家姓李的大娘，是一位老肺心病，一到冬季就要犯病，咳嗽、喘不過氣來折磨得老人非常痛苦。對老人的病我有過了解，當上赤腳醫生后，剛一入冬我就到她家告訴她如何預防，按時給他服一些藥。老人病了，早中晚我按時給老人打針送藥，老人仿佛她的病可以治好了，所以即便是在病中她的精神比以前樂觀了，每當我到她家時她都要和我拉下家常，還鼓勵我在農村好好的干下去。聽到大娘的夸贊和鼓勵，心里高興，但內心是不愿在農村扎根的。　　

在外傷的處理上我還是下不去手，膽怯吧。二姑父家的老四頭被房上掉下來的磚砸了一個大口子，有十厘米左右，血流滿面，頭骨都清晰可見，我見后就膽怯了，在醫療室簡單處理一下，就與他們一起到衛生院去縫合，到了衛生院，正是克新值班，克新見到我就問：“你是可以處理的，怎么不在村里處理？”我告訴他“二哥，我有點害怕”。聽到我的回答克新鼓勵我“給我當助手”，聽克新的話感到很受鼓舞，一切準備好就開始沖洗處理縫合傷口。干完后，克新問我“在醫院就會干，離開怎么就不行，這就是膽量，要戰勝自己”。克新的話讓我理解了技術與膽量的結合才是做好小外科術的前提。回到醫療室我對醫療技術的掌握就更用心了。這件事不久就趕上趙瑞萬母親手腕的肌腱被連刀割斷，在處理傷口時我接受上次教訓，沒有推到衛生院而是為傷者處理傷口。在縫合中先用羊腸線縫合肌腱，而后再縫合表面傷。這是我獨立處理的一次較大的外傷。　　

在看病的同時我們比較重預防，把防病工作做到前面。冬春季，我們叫社員用籮卜根、白菜根、大蔥根給孩子們煮些三根湯喝預防感冒，用茵陳預防肝炎，用大青葉、金銀花煮湯預防腮腺炎；夏秋季，告訴社員用馬齒筧可預防腸炎痢疾。每月都對井水進行消毒，開始消毒的時候因社員沒有接觸過漂白粉，社員不敢吃井里的水，我們就向大家解釋，等大家知道了，在秋季我們的消毒次數少了他們懷要問，怎么不消毒了？這也是我們看到農村普通深遠對衛生知識的接受，就是這些土辦法，村里的生病率得到遏制。　　

看病出診，宣傳衛生知識，我們醫療室的幾個人挺充實的，平時刮風下雨的只要出不了工，社員們也喜歡來坐坐。村里的獸醫智民見醫療室幾個人和和睦睦，就要求到我們這辦公，大家一致反對，但他還是死皮賴臉地搬來，這樣我們就向大隊申請醫療室旁邊的一間房子給我們當宿舍，大隊同意了。我們三人住在一起，到了晚上可熱鬧了。那時的農村大多是20點前休息，可我們三人至少要到22點，大家約定好每天有一個人講一件故事，循環輪講，當把肚子的陳谷子爛芝麻哆嗦完，每天就講一講各自所遇的新奇事。　　

一次智民給我們講了一件事：他從一隊給生病的牛灌完腸，往回走時范億書妻子告訴他，她家三頭一百多斤的豬今早起來死了，她懷疑有人下毒。三頭豬對一個莊戶人家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財富，還沒賣就損失了誰都會心痛的。智民聽后特別同情就到她家去看那豬，當智民到她家后，見她家先天晚上喂豬是用小白菜煮的食，他就基本明白了豬死的原因，于是智民告訴她豬可能是因為煮小白菜時鍋蓋沒敞開，小白菜在煮的過程中分解的毒素酶分解后沒蒸發所致。開始她不信就原樣煮了一遍小白菜，抓了一只雞喂了，結果雞也死了。這時老太太相信了，接著就呼天喊地的哭起來，后悔把小白菜煮了喂豬，她說過去都是生著喂，心想煮了喂豬長得快，可是沒想到竟是這個結果。　　

對待患者，我們盡最大努力幫助病人解脫病痛，盡量爭取其早日康復。對待無病呻吟或病好后堅持在繼續治療的人，我們也有惡作劇的時候。記得村里一個老病號患氣管炎治愈后，非得要再打一個療程的青、鏈霉素，我告訴他病已經好了，吃點消炎藥鞏固一下就可以，打太多的抗生素對身體不好。可這老大爺就是聽不進去，非要打不可，并說“你們不打針我就不走”，見他這樣固執，我和長生想了一個辦法，我們到注射室拿了一瓶蒸餾水，吸入注射器后就對他說藥配好了，這老爺子見狀高興地退下褲子，打完這支蒸餾水高興得走了。一天兩次，這老爺子是準時到，我還是蒸餾水，到第三天在我的反復勸說下他同意不打針了。一個月后我在街上遇見到這位老人后，他突然問我說：“曉冬，那幾天打針你們怎么沒收錢?”我當時是脫口而出：“大爺，打的是蒸餾水就不收你的錢了。”這老先生一聽哈哈大笑起來：“我說你們平時那摳樣，怎么給我打了三天針不要錢，原來你們這些兔崽子在捉弄我。”我對他說抗生素打多了細菌就產生抗藥性對身體不好。其實對我們此類惡作劇村里的老病號是都知道的，病好了還想打幾天針是心理上的依賴，在這期間只要打針就行，我們有時候也就滿足他們的心理要求。　　

赤腳醫生不是脫產醫生，在農忙時節也要參加生產勞動。因為大黑坨村比較大，大隊沒有要求我們下地參加勞動，但我們在處理完一天的病好后，還是騎著車子要到附近的田間看看，對于我們在地里干活的水源是比較歡迎的，因為我們去后一些頭痛腦熱的小病就可就地拿些藥，有些老胃病的社員我們去后也是要些藥以備急用。

五分錢就能治好常見病，大病有村里的赤腳醫生幫助送到衛生院，這對從舊社會走過的農民來說已是感到很幸福了。解放前村里沒有醫生，七里八村的也就是在鎮上有個郎中，有病大多是挺著，到了冬春季感冒流行的時候，有氣管炎、肺心病的慢性病患者就象過地獄一般，都是咬著牙熬過這兩季，根本沒有人關心他們的病，關心他們的健康，更不用說有病還有人幫著往醫院送。村西頭死溝的上邊就是一個爛尸崗，據上年紀的人說，解放前生孩子死亡率挺高，生下的孩子死后人們習慣埋在爛尸崗。貧窮沒有地的農家，人沒了也就埋在哪里。解放后，從58年有了赤腳醫生，就很少聽見那家孩子生出來就夭折的。特別是到文革后期，每個大隊都建立了醫療室，以公社為單位加入合作醫療，這時的農民有病有人管了，病人久病后也知道也知道吃什么藥了，這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偉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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