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家庭收入 改善公共管理
↓ ↓ ↓ 和諧農村社區 ↓ ↓ ↓
增加農 增加農 增加農業 常設志愿組織 改善村 改善基 改善經
業收入 民工收入 公益收入 ↓ ↓ 委職能 礎設施 濟能力
↓ ↓
提高文化教育 ←↓ ↓→ 保障醫療衛生
↓ ↓ ↓ ↓ ↓ ↓
提高鄉村文化 提高鄉村教育 提高鄉村人才 醫療保障 養老保障 衛生保
與中醫障 與文化 障與制度
農村社區發展之路
——增加農業收入的一種可能性試探
當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十一五”計劃之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被放上了國家的議事日程。筆者試圖提出自己的構建和諧農村社區的新框架，即從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公共管理，提高文化教育，保障醫療，衛生四個方面進行全面建設。每個方面都涉及三個部分，而增加家庭收入分為增加農業收入，增加農民工收入和增加農村公益收入三個部分。本文是從這三個部分中提取增加農民收入進行論述。本文僅屬于整個框架的一部分。
增加家庭收入 大學生志愿組織 改善公共管理
↓ ↓ ↓ 和諧農村社區 ↓ ↓ ↓
增加農 增加農 增加農業 常設志愿組織 改善村 改善基 改善經
業收入 民工收入 公益收入 ↓ ↓ 委職能 礎設施 濟能力
↓ ↓
提高文化教育 ←↓ ↓→ 保障醫療衛生
↓ ↓ ↓ ↓ ↓ ↓
提高鄉村文化 提高鄉村教育 提高鄉村人才 醫療保障 養老保障 衛生保
與中醫障 與文化 障與制度
在和諧農村社區中存在一種志愿組織。但這個組織的性質不同于其他任何NGO。其需要國家的行政費用支付，讓目前這些就業緊張的大學生，且有志于西部，中部基層建設的學子到農村去，在那里大有作為，為解決農村這四個方面的困難而起著組織作用。這個組織與外界（包括政界，商界，文化界）都有密切聯系。這一點是與溫鐵軍先生所差異之處。當然，正因為這一點也就注定了這個組織的構建是有難度，需要大學生志愿到基層，需要大學生用集體智慧去體現奉獻精神，去創造一個有價值的社會。所以這必須要國家給予志愿者生存物質保障和支持。至于這個難點的解決和克服，不在此文中討論。本文的討論重點就是第一方面的第一部分。增加農業收入，針對如何分析當前城鄉現狀，農村發展的瓶頸所在和解決之方法試探進行展開。
一·農村社區發展與增加農業收入
1·農村社區：
農村社區也稱鄉村社區，指的是主要以農業活動為基礎聚集起來的人們生活的共同體，它可以使一個小的村落，也可以是由幾個毗鄰的村落組成的社會區域。（王思斌，2003）
農村社區是指居民以農業生產活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社會區域共同體。農村社區具體社區規模小，人口密度低，生產力落后，經濟自給自足，社區結構簡單，人口同質性強，社會流動緩慢，鄉土文化濃厚等特點。農村社區是最早出現的社區類型。（蔡禾，2005）
社區工作是指受薪工作人員所從事的工作。他們協助居民認識所面對的問題和機會，促使居民共同做出實際決定。采取集體行動解決所面對的問題。（鮑多克，1974）
社區是有若干親族血緣關系而結成的社會聯合。（滕尼斯）
社區是一個群體，它由彼此聯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紐帶，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組成。社區是一種簡單群體，其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地域的基礎上的，其強調共同利益，共同地域，簡單群體三個要素。（羅吉斯，伯德格）
李越美副教授曾指出，中國農村社區的良性發展，不僅涉及到中國農村的穩定發展，更關系著整個中國的良性發展。只有農村社區的發展，才會使中國達到現代化和和諧狀態。
綜合國內外的學者給社區和農村社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到：農村社區是社區的一部分，農村社區是農村社會，但與農村社會不同。它是地域社區，即區域社區；眾多農村社區構成農村社會；農村社區是群體，但與群體不同。它是以地域為特征的；農村社區是人群，但與人群不同。它是具體社會交往的人群，具有共同意識，共同利益的人群；農村社區是共同體，它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體。
筆者認為眾多關于農村社區的定義已經告訴我們，農村社區是必須發展的，沒有任何一個農村社區可以脫離發展而靜態停止。
2·農村社區發展：
農村社區的發展包括：經濟發展，政治發展，文化發展，社會保障發展。（羅萍，2005）
農村社區居民生存的基礎是耕種土地，或以其它方式直接利用土地而獲取生活資料。農村社區發展也就是指農村社區的變遷，指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以及社區文化的全面變遷。（王思斌，2003）
筆者認為農村社區的發展無疑是應該從農村經濟，既增加家庭收入入手，只有經濟基礎的順利解決，才可能走出一條解決農村和區發展瓶頸的新路子，即構建和諧農村社區。
針對目前中國的現狀，轉型的社會，城鄉二元對立仍存，貧富懸殊，城鄉貧富拉大等種種問題。筆者認為農村社區的發展，從增加家庭收入入手，而將“增加家庭收入”分為：增加農業收入，增加農民工收入，增加農村公益收入三個方面。
如何增加農業收入，于是成為了眾多社會學家，社會工作者，經濟學家，農業學家，農村研究者，政治家共同追求的前赴后繼的并且始終沒有解決的偉大艱巨事業。
3·農村社區發展與增加農業收入：
增加農業收入早已經在中國占有了龐大的口號市場，但伴隨著時間推移和農村困境凸現，增加農業收入是一個重要而無人敢提的口號。因為農業越來越難以增收，產量提高，技術提高，減免稅收，農業補貼，生態農業，種種方法都幾乎已經窮盡。許多人轉向研究別的問題而退出了該領域。筆者試圖找到一條路徑，而進行一次建立在訪談調查基礎上的理論論證。
在1978年到2001年的23年時間內，全國人均GDP由379元增加到7517元。按可比價格計算的GDP年遞增率達到80.5%。這樣長期高速的經濟增長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也由134元增及到2366元。23年期間，農村居民個人收入水平年遞增率達到7.28%，比城市增長率高。
毋庸置疑，這23年中，農民收入增加并非全來自于農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短短七年時間，糧食生產便出現“三難”現象，即賣糧難，儲糧難，運糧難。（杜潤生，2003）這種情況下，國家糧食連續三次補貼，形成“天花板上的糧食價格”（溫鐵軍，2002）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農業進入了另一種狀態，由高速增長到停止增長。農業結構不斷變化也無濟于事。（楊萬江，2003）但農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弱質性及其滿足社會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重要性，決定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應是出于重壓下的基礎地位，而應出于保護地位。（徐祥臨，2001）
改革開放后的幾年內，再加上優良雜交水稻的推廣，中國糧食畝產大幅度上漲，水稻畝產由500——600斤迅猛上升到畝產1000斤——1200斤。小麥由畝產300——400斤上升到畝產600——800斤。這種增長的速度是驚人的。但是緊接后來的糧食填飽了肚皮，生于豐富糧食在市場上賣不到一個好價錢。國家為了保障農民的信心和農村穩定，曾三次由國家宏觀調控提升糧食價格，保證農業上的積極性。加入WTO后，政府補貼沒有了。1997年，北京在農貿市場優質大米1.5元/斤，到了1998年就降低到了1.2元/斤。為了繼續提高產量，農業開始大量施用化肥，農藥；為了增加農業收入，農業開始向多種經營，生態經營轉變，但是市場體制的畸形，導致了轉型時農業仍然靠農藥，化肥維持產量，保證收入。農民在農業無望之際，開始把目光投向務工行業，于是大量土地撂荒。
二·增加農業收入理論分析
“胡溫”新政之后，提出減免農業稅，稅費改革，農網改造，糧食直補等實際的優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讓部分農民繼續進行農業生產。但農藥，化肥，種子，水費的不斷提高，讓眾多農民望而卻步。許多農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義無反顧的奔向了城市。盡管其在農村的處境優越于城市，沒有年青人愜意在農業上去“有所為”。據調查，目前中國，農業的生產者年齡集中在45到65歲之間。這一點也證明了農業收入增加的嚴峻性。即便是多種經營的農業也沒有多少年青人的參與。這證明了教育，人才，與農村的關系。這一點在后面的文章中會予以論證。至于為何農業收入增加成為農村發展的瓶頸，各種學派眾說紛紜。
1·國外研究：
根據經濟學原理，經濟水平決定國民收入水平，經濟增加速度決定國民收入增加速度。可以從物品流量角度考察，也就是社會生產或社會消費。從物品所的角度考察就是企業支付或社會所的。前者是消費需求概念，后者是收入概念。經濟產出與收入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農業的利潤。
根據居民收入角度來分析，表現為特定時期的橫向狀態特征，又表現為一定時期互動關系的縱向變化與調整。農民在選擇農業生產和外出務工的時候，正好是采取這種權衡方向，中老年人支撐著一個家庭老小皆有，年輕人無牽無掛，而且城市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是巨大的。
根據農民增收的結構因素分析，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民只能或大部分只能從事一種職業，如農業在逐步突破農村就業范圍限制之后，受農業資源限制，為了增加收入，農業開始監營季節性外出務工。隨著時間推移，由于農民的本身素質，技能問題而很難從一個專業向另一個專業轉化，故其收入難以增加。但農業發展的衰敗讓其仍然選擇了外出務工。而對農業進行基本生產以滿足其本身的糧食需求，從而農業的發炸案此時仍然居于自己自足的小農經濟。
2·國內研究：
林毅夫先生曾經提出中國的農業發展，農村發展是個奇跡。針對目前的現狀，林先生仍然主張大力發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這本身應該是很正確的。但是其發展基礎設施的目的是想讓農民增加購買力的展望，從而拉動城市發展。毫不忌諱，林先生的觀點就是想讓農民繼續支持城市建設。這種觀點和思路是值得商榷的。農民收入不僅沒有增加，農業收入幾乎毫無增加，建路，改造等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在一定程度上繼續抽取農業勞動力，占用土地。
溫鐵軍先生就比較消極一些。他提出中國農村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非政府組織來引導轉移，使農村的建設走自我道路，避免走城市化道路。而且他反對首先發展經濟，而從農村的文化，娛樂開始入手，足見一些文化娛樂小組，凝聚了農村社區的集體觀念，從而進行合作經濟或生產，提出生態農業生產，但至今未見成效，而且沒有形成的理論作為支撐，發展的框架也僅僅停留在一種意念之中。
當下，有不少人提出了生態農業，無污染水果，蔬菜，農產物，并且有許多已經應用到了市場。在北京市各大超市均可以看見，但其間隔與市場一般價格沒有太大的差異，而且其發展一開始就直接推向了市場，讓他們接受市場的考驗。這種方式是筆者反對的。而且筆者曾經在北京郊區進行了幾次實地調查，發現這種生產并沒有過多以農村社區為基礎進行生產，而是通過一些義工類型或工廠的形式存在在社會。這種發展嚴格說，一開始就是畸形的。
筆者認為，增加農業收入不是一項孤立的事件。確切說，在當代中國，解決農業增收難得問題是一項涉及政治，經濟，包括文化教育在內的復雜性工程。西方學者的觀點和理論方法無法正確解決中國現實的農業增收問題。這是由于歷史原因決定的。林毅夫先生的政治，經濟論也無法真正解決農業增收問題。因為這涉及到農民素質文化思想問題；而溫鐵軍先生的文化教育論也無法及時解決農業增收問題，因為在中國的國情大，農民的利益觀念難以克服。“離開人民群眾就無法談革命”。
三·增加農業收入的一種可能性探究：
在前面我們呢對國內外關于增收的觀點、理論進行了批判和借鑒。筆者根據實際的當代中國國情，以及中國發展的狀態，認真考察中國鄉村社區的現狀，結合城市化發展的傾向、趨勢，加上中央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方針政策，在國家“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路。為此筆者以增加家庭收入、增加農業收入為突破口進行農村社區發展探究，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農村謀劃。
1·筆者的觀點：
經過筆者的調查，大現在中國目前城市生活消費品中，如大米、小麥、大豆等食用品，城市居民完全可以接受國外輸入的廉價品，再如雞蛋、家禽、豬羊牛肉等食用品，城市居民也完全可以接受那些通過飼料養殖成功的家禽和豬羊牛肉和人口合成的雞蛋。所以，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城市居民的消費幾乎可以完全和農村社區脫離關系。這樣一來就構成了筆者的觀點，那就是在中國，之所以農村社區的衰敗，農業之所以很難以增加收入，盡管在產量、質量、效率上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那就是由于中國農村和城市的脫節。
中國城市消費和中國農村糧食生產脫離關系，沒有必然關系。這是在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現狀，所以我們在思考增加農業收入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我們如何能夠讓給中國城市消費和農村的農業生產才成為必然的聯系。
筆者的解決途徑，那就是如何讓城市居民的消費和農村社區的農業生產相聯系？這個問題就是增加農業收入的“瓶頸”。
為此，筆者繼續就此問題進行了一個小范圍的調查，調查的對象都為中高階層，即年所有收入（顯性收入、隱性收入）在50萬以上的家庭，問及他們關于生活消費的現狀滿意程度和自己最期待的生活消費品的。所有家庭的回答結果無疑是：他們對現在的所有食物都很恐懼，因為無論是糧食，還是蔬菜，包括肉食品等等，這些東西都是在農藥和化肥，以及飼料的高溫高壓下產生的，但是他們對市場中、超市中那些產品并不是非常滿意，因為對產品的質量不敢信任，所以他們急切需求一種能夠滿足他們日常生活的肉食乳品——這種食物是純天然的，沒有化肥和農藥的熏陶，沒有飼料的催化，只有自然界中的自然生長，對此，他們所愿意出的價格一般情況是大大超出現目前的市場價格。例如：市場目前雞蛋價格大概2角/個，但是他們愿意出價1元/個；市場目前豬肉6元/斤，但是他們愿意出價12元/斤；市場目前雞肉大概5元/斤，但是他們愿意出到15元/斤……
當然他們能夠出這么高的價格的前提就是，他們能夠確保這些產品的質量是可靠的，一句話，那就是需要合作者（商品提供方）要有信譽或者說要信得過。從經濟學的角度講，那就是品牌效應和信任問題。（筆者就不在這里糾纏了）
所以農村社區的發展，增加家庭收入，增加農業收入，那就是要在農村社區的農業土地上生產出一大批城市居民急切需要的產品，讓城市的居民離不開農村的生產。淡然這需要一步一步來，中國的中高階層數量是有限的。（在筆者另一篇文章中就提及到中國目前的中高階層只占全國人數的18%左右）而筆者現在就需要我們的農村社區來發展和利用這個群體，因為我們農村社區發展是需要資金的，那在基尼系數為0.5的目前中國社會中究竟是哪部分人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個社會中找到資金來解決農村社區的其他問題，如何才能找到這部分資金呢？那就是說我們農民如何通過農業生產來獲得城市居民對我們的農村的依賴，從而使我們農業能夠滿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來獲取農村社區發展所需要的資金。
那也就是說，我們農村社區需要生產一些生態的純天然，無污染的糧食，用這些糧食和青草來喂養我們的家禽和豬牛羊，然后可以得到真正自然界的食物肉禽乳制品。因為這樣的食品是城市中高層階層所希望的、所愿意的，最終他們就離不開了。這樣一來，就達到了我們的木的，那就是讓城市居民消費和農村社區農業相緊密聯系。
2·實際操作過程：
筆者前面已經談到，我們假設了一個組織的存在，那就是大學生自愿組織的存在，這個組織的作用就是建立良好的社會交際網絡，和城市中的中高階層取得聯系，讓生態的、無污染的食品得到他們的信任。而農村社區的生產也不能是個體的、私人的生產，應該是一種團隊的集體有計劃生產。
從生產的過程來講，我們需要這個大學生自愿組織發揮組織能力的功能，針對需求群體的需求進行有計劃生產，在糧食生產和家禽、豬牛羊的養殖上要有嚴格的經濟學和管理學視角的計劃，這一點，筆者在這里就不班門弄斧了，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們的計劃應該以自己的設計為主，不能完全聽命于消費者的一位需求。
從銷售的角度講，我們一定要避免現在市場流行的一個方案，那就是把商品投入市場，使商品在市場在掙扎，就是所謂的市場。但是筆者是堅決反對的，因為這種銷售是有問題的，因為新生的產品是很難得到市場的認同，反而很容易就被市場所吞沒，所以筆者認為這種新生的產品生命力是很脆弱的，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讓他去接受市場，反而筆者要嚴格保護他們，讓他們不經過流通階段，而直接進入消費市場，這樣一來也就是說，我們就可以通過我們的大學生志愿者讓我們的商品直接和消費者取得聯系，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成本，同時也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這種商品。
在實際的過程之中肯定還會有更多的問題，但是筆者既非經濟學者，亦非農業研究者，也非社會學家，也不是社會工作者，所以在這里，我沒有辦法在這里認真去研究銷售問題，去研究生產問題，去研究流通問題和收入產出問題。但是筆者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農村社區發展過程中，農業的發展不是什么國外經濟學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也不是那些坐在“象牙塔”中的先生們可以想象，我們需要的就是實際研究和實踐，故筆者就這些專業問題的分析不再做什么闡述。
四·小結：
筆者試圖通過國內外的理論研究來找到一種分析框架，結合中國的現實國情，以構建和諧社區為基本出發點，認真研究農村的現狀，為增加家庭收入，我們可以增加農業收入來來解決農村社區發展“瓶頸”。所以筆者進行了一些闡述和假設性分析，誠然在這個問題的闡述和分析中，筆者難免會犯很多錯誤，但是筆者認為這不失為一種好的方法。
參考書錄：
《社區概念》，蔡禾，高等教育出版社
《論農民增收》，楊萬江，中國農業出版社
《三農問題論劍》，徐祥臨，海南出版社
《社會工作導論》，王思斌，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會學教程》，王思斌，北京大學出版社
《社區工作》，徐永祥，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國農村制度變遷》，杜潤生，四川人民出版社
《經濟學》，薩繆爾森，諾德豪斯，中國發展出版社
《試解百年中國‘結’》，溫鐵軍，張曉山，陸學藝，《中國經濟快訊》周刊2001年15期
《農民增收的第四條渠道》，徐祥臨，《中國經濟快訊》周刊2001年17期
《生產過剩太多嚴重，農村消費才是出路》，林毅夫，《21世紀經濟報道》2001年5月24日第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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