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專家學者激情對話—農民要過好日子
11月11日《河南日報》：記者陳輝
核心提示
“十一五”規劃提出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對于擁有7000萬農民的河南而言，這個規劃目標意義更加深遠。要實現在促進中部地區崛起中走在前列的目標任務，河南的難點、重點都在“農”字上，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正是其中的關鍵點。新農村運動的內核究竟是什么？新農村建設的難點在哪里？國際上成功的經驗對我們有何啟示？
11月1日～2日，一場名為“新農村建設實踐反思與展望”的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張曉山等和新農村建設的一批實踐者激情對話。參會的多位農業經濟專家認為，新農村建設關鍵在改變農民生存現狀，培養農民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積極性，提高農民的社會福利。
合作社推動生產發展
11月1日上午，坐了一夜火車的張硯斌來到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他拎著一袋合作社剛剛收割加工好的無公害大米，包里裝著一沓印刷精美的產品宣傳頁。張硯斌是蘭考縣三義寨鄉南馬莊經濟發展合作社獨立監事長，當天召開的“新農村建設實踐反思與展望”研討會，他作為鄉村建設實驗地的代表在會議上發言。
張硯斌所在的南馬莊合作社成立于2004年9月，是在“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掛職蘭考的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何慧麗支持下發展起來。此前，溫鐵軍帶領一批志愿者，以宴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和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為依托，已在全國14個省建立了30多個以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為核心的新鄉村建設實驗基地。
“農民自發的合作組織是新農村建設的有益嘗試。”溫鐵軍認為。在河北定州、吉林榆樹、河南蘭考等地，這些合作社從最初的文藝隊、老年協會或婦女協會，逐漸發展成各種專業協會、資金互助合作社、農機互助小組等。很多合作社具有農業生產活動、文藝活動、學習活動、衛生活動等功能。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說，生產發展是基礎，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正在成為農業產業化經營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種組織形式。作為成果，張硯斌所在的南馬莊合作社成立了無公害大米協會，并通過農業部門的無公害生產地認證，今年還注冊了“鑫合”商標，獲得了農業部示范基地的稱號。“沒有合作社就沒有南馬莊的今天。”張硯斌對溫鐵軍說。
誰來投入新農村建設
“和上世紀80年代農村發展的黃金時期相比，如今農村發展的三要素，土地、資金和勞動力都被大量抽走。”溫鐵軍說，在這樣的困局下，農村面臨交通、通訊、自來水、廁所和農田水利等設施不足；農村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發展滯后；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明顯偏低等一系列問題。
“在未來的一個特定時期內，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還不可能馬上縮小。”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說。
“在農民增加收入渠道不多的情況下，新農村建設的思路應該轉向節支。所謂節支，就是政府通過廉價有效地供給公共產品的路子，減少農民生活中的支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認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應該是利用國家日漸增強的經濟實力和財政實力，為農村居民高質量的福利提供財政支持。”比如，為農民提供最為重要的水、電、路基礎設施；通過國家教育與鄉村教育的結合，大大降低農民子女及農民全體的教育成本；利用國家財政支持和農村富余勞動力，規劃改造農村居住環境，將分散居住的農戶集中起來，形成一個個環境優美的居民點，減少在諸如建房、穿衣、購買耐用消費品等方面的炫耀性及競爭性消費。
在另一些專家眼中，新農村建設被視作解決內需不足、市場疲軟的突破口。北大經濟學教授林毅夫1999年提出該觀點并一直堅持至今，他把農村看作目前亟待釋放的最大一塊消費市場。浙江師范大學農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在會上也說，新農村建設要改進現有與農村生活有關的一些基礎設施，比如上水、下水、電、道路等。“這些能夠極大創造需求，消化我國過剩的產能，幫助經濟度過通縮期。”
在河南農村，類似的舉動已經在實施。如我省在豫東等傳統農區推廣的農村沼氣化工程，就是由政府補貼一部分資金；2005年，河南還在農村公路建設上投入60億元。由于這些工程需用的原材料和勞動力大都在當地，對地方經濟發展又起到了拉動作用。
王景新說，全國74萬個行政村，至少有一半沒有自來水供應，要是在37萬個村每村建一個水塔和相應的管理設施，投資約20萬元，全國只需要740億元。一旦自來水供應問題得到解決，除了刺激對洗衣機、冰箱的需求外，很快就會掀起農民自發的廚房革命、廁所革命等和生活質量相關的建設高潮，由此創造出的巨大社會需求，將把各相關行業現存的過剩生產能力消化掉。
但是有專家提出，對農村公共的生產和生活設施，必須解決誰來投入的問題，否則在農民增收不大的情況下提倡消費，很可能加劇農民收入與支出的矛盾，對農村的發展實為不利。
文化建設是關鍵
從中央提出的新農村建設“20字方針”中可以看出，新農村建設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單純改變村容村貌，它既包括發展農村社會事業的內容，也有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擇提醒說，新農村建設要防止在實踐中將其狹隘化和低層化。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說:“文化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關鍵。”賀多年在湖北農村試點發展老人協會、婦女協會等，開展群眾性的文體活動，他認為國家應在財政上對這方面給予直接支持。
賀雪峰說，通過村莊文化建設，為農民提供村莊生活的長遠目標，提高人們對村莊價值本身的重視，這方面具體可做的工作很多。比如編寫村志村史，舉辦村莊節慶等都值得一試。
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總干事劉湘波也認為，農村最大的貧困是精神貧困，為此他疾呼:“農民的精神哪里去了？”他在實地的鄉村建設實驗中，每到一地，都指導農民從組建文藝隊，鼓勵農民振作精神開始，他認為農村必須依靠這種方法才能形成凝聚力。不僅如此，劉湘波說，這種娛樂也造成了一種公共空間，并進而形成公眾輿論，輿論空間的形成，是農村社區真正形成的開始。在此基礎上，農村的公共生活才能得以恢復。
“政府通過財政支持農村的文化建設，作用將是不可估量的，它將抵消市場經濟將農民置于邊緣地位和無價值感的負面作用。”賀雪峰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就是將村莊建設成為一個文化生產場所，從而提高村民的社會福利感。
新農村建設的國際經驗
“三農問題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吳敬學說。
吳敬學實地調研過韓國的“新村運動”。韓國上世紀70年代開始推行“新村運動”，當時全國80％以上的農舍都是茅草屋，為改善農村居住環境，政府采取了“政府出大頭、地方出中頭、農民出小頭”的建房政策。
吳敬學說:“初期主要由政府強力推動，由政府投資來改善農民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同時可以擴大內需，消化過剩的產能，但這個過程不能抑制和抵消農民自發、自助的創造性。”韓國采取的辦法是，由政府出資，農民必須出工，在農村改善包括廚房、屋頂、廁所，修筑圍墻、公路、公用洗衣場等一系列生活生產設施。
在基礎設施改善后，政府把工作重點轉移到鼓勵發展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特色農業、農村保險業以及農協組織的建設上來，培育社會發展實體，為未來國民自我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吳敬學說:“政府這時候可以退出來，通過制定規劃、協調和服務以及提供人財物等手段，著重調整農業結構，發展農村金融業、流通業，繼續提高農民收入。”
韓國新村運動由此迅速向城鎮擴大，成為全國性的現代化建設活動。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政府倡導全體公民自覺抵制各種社會不良現象，并致力于國民倫理道德建設、共同體意識教育和民主與法制教育。
三十年的“新村運動”，韓國實現了農村現代化。農村就業人數從70年代初期的50％以上下降到2001年的7％；城市化水平80％以上。韓國在上個世紀末期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成功解決了城鄉和諧發展問題。
吳敬學說，韓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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