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綿竹農村調查
川西平原的院子
一
川西平原農村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其獨具特色的院子，所謂院子，就是居民點，就是農戶集中住在一起的地方。川西平原農村居民點的特點是極其分散，每個院子往往只有三、五戶，最多10多戶，少則只有一戶。川西平原分散的居住格局，與華北動輒數千人的村莊和華南農村至少也是百十人的村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為有趣的是，川西平原不僅院子的規模很小，而且很小院子內也往往是多姓同住。正是院子及多姓雜居，構成了川西平原農村治理的諸多底色之一。
川西院子及其多姓雜居，與其土地制度有關。建國前，川西農村的土地買賣及租佃市場已經高度發達，地主出租土地，只租給出價最高的佃戶，而佃戶從租價最低的地主手中租地耕種。在高度發達的土地市場存在的條件下，擁有生產工具和較多勞動力的佃戶，就可能在土地租佃市場上占據優勢位置，通過租種土地，較快地改變其經濟處境。那些有生產能力的佃戶在土地租佃或買賣市場上尋找更為有利的機會而頻繁地變換耕地，而那些生產能力差的佃戶也往往因為不能及時交納當年的地租，而被解除租約。土地的頻繁易手，使耕種土地的佃戶不斷地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很多租種土地的佃戶往往三、五年就要換一個地方種地。
二
川西平原是粘性土壤，陰雨較多，水源條件較好，這就使得川西平原的水稻農作，很難有華北農村以手推車等交通工具來運送肥料和糧食的方便，農業生產中更多依賴肩挑人扛。肩挑人扛，就使得住宅與耕地的距離變得重要起來，在距耕地最近的地方修建住宅，是最方便農作的。就近耕地修建農舍，農舍就會相對分散。農舍分散所存在的大問題是難以防止土匪的搶劫。搶劫的目標自然不在于租種土地的佃農，而在于有較多收益的地主富農，農村地主因為難以從聚居村莊中獲得防范土匪所需的最低安全感，而大量遷入到城鎮居住，地主更多是不在村地主，居住在城鎮，并因此兼作商業。
地主不在村帶來兩個后果，一是基層市場體系得以發育，二是村莊的宗族組織因為缺少在村地主等精英人物的關注（利益已不在村，何必關心村莊的公共事務與公益事業），村莊本身的認同及作用下降，宗族組織進一步衰落。在城經商的不在村地主與村莊聯系的割斷（僅剩下土地收益，就是租地與收租），使得土地租佃及土地買賣受到利益最大化的極大影響，高度發達的土地買賣與租佃市場得以形成。
現在剩下的唯一問題是，在高度市場化背景下的土地頻繁易手，使得不在村地主的土地租給佃戶后，佃戶可以在何處完成生產活動，或者說，佃戶應該住在什么地方，及以什么方式住下來。
有兩種形式來解決佃戶的居住問題，一是佃戶有祖宅，祖祖輩輩住在一個地方，雖然可能沒有足夠耕種的土地而不得不租地來種，卻仍然有自己的住宅，并在附近租種土地來補自家土地的不足。
不過，佃戶有自己住宅的比例，在川西平原的數量并不大，原因有二，一是固定的住宅意味著他們只能租種離住宅不遠的土地，不然耕作就會相當不便。二是農戶的家庭周期，往往使得固定住宅缺少靈活性，也就是說，當一個農戶家庭周期處于勞動力最旺盛時期，也就是家庭生產能力最高的時期，他們可以租種更多土地，這個時期，固定住宅反而限制了他們在高度競爭的土地市場上租種最低地租土地的可能，而當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處于勞動力最弱的時期，固定住宅又使他們無力租種離住宅很近的那些土地。
因此，第二種解決居住問題的辦法，是由擁有土地的地主在自己成片的土地上修建住宅，而由租種土地的佃戶來住在這塊土地所屬住宅里面。事實上，建國前，川西平原大多數佃戶就是住在地主土地所屬的住宅里，其中的地租也包括了修建和維護住宅的成本。建國前，川西平原土地70%歸不在村地主占有，富農和中農相對較少，佃農較多。佃農靠租種土地過活。不過，那些生產能力高的佃農的日子可能很好過，甚至有佃農雇傭長工短工的情況，這樣的佃農本身具有剝削性質，而在土改中被劃為“佃農農”。
一塊土地再加上一座農舍，構成了一個最小的農作單元，地主將自己的土地分作若干這樣的單元，然后租給佃農耕作，佃農也可以依據自己家庭周期及生產力的狀況，在土地租佃市場上方便地選擇合適租種的土地。建國前大乘村的佃農對當時頻繁的變換租地及因此而來的搬家，有深刻印象，生于1923年的佃農周某說因為搬家次數太多，家里那點老家俱都被搬得不成樣子。
三
綜合起來，建國前的川西平原，在高度市場化的條件下，農民頻繁流動，一家一戶或幾家一堆的院子成為適應當地市場條件和地理條件的合適居住單位。過小的居民點反過來不利于富裕農戶（尤其地中小地主）防匪，中小地主大量搬到城鎮居住，進一步加劇了村莊和宗族的衰落與解體。佃農的頻繁搬家（因為頻繁的變換租佃地），則使村莊內基于地緣的關系與認同難以建立起來，頻繁的搬家還使超出家庭單位以上的兄弟、堂兄弟等血緣關系難以借居于一處而產生的地緣利益而得到強化。相反，因為姻親而建立的親戚關系因為相對分散，而可以為土地租佃提供信息，為重新租佃土地提供擔保和其他方便，從而使親戚關系的重要性不弱于宗族關系。宗族最低限度的認同在每年一度的清明會中保持住了，但也僅此而已。親戚關系則因為農戶缺少強有力的宗族關系而相對發達。
高度市場化條件下的農民頻繁流動，還削弱了農民的地緣意識與村莊認同，正是受惠于此，川西平原入贅現象十分普遍，上門女婿地位很高，并不受到村莊的排斥，其后果就是1980年代川西平原推行只生一胎的計劃生育政策異乎尋常地順利。
正是川西平原高度市場化的土地買賣與租佃，及農民的高流動性，造成了川西農村早熟的理性化，較少的傳統的影響，特殊的代際關系，相對寬松的家庭關系，及有意思的以鬧熱為基礎的廟會與茶館文化。我們將在后面的文字中作進一步的討論。
川西平原的代際關系
在川西綿竹農村調查，從市政協到孝德鎮掛職當副書記的吳高書記感慨說沒想到農村老年人的處境會如此地差。他說到鎮上掛職才三個月，卻已有五例兒子不養父母的官司打到了他那里。孝德鎮大乘村村支書徐書記在一次村民代表會上慷慨激昂地講起要成立老年人協會，保護村中老年人的權益，至少要讓有子有女老年人可以享受到五保戶一半的待遇。徐書記說的五保戶一半的待遇，是指按政策規定，國家每月給每個五保戶發115元生活費，此外還有承包地，五保戶的日子因此還是好過的。但喪失勞動力的有子有女的老年人，只有在將承包地交給子女，子女才開始贍養父母，且大乘村乃至整個川西農村，子女贍養父母的物質標準是每年600斤谷子，每月10元錢。五保戶是有承包地的，承包地一年最少也可以收600斤以上谷子，而每月115元生活費，就是一般老年人每月10元生活費的10多倍，這個差距著實讓人吃驚。徐書記希望通過成立老年人協會，來讓每個有子有女的老年人每月可以有至少50元的生活費。
不過，雖然吳高書記們認為農村老年人的處境不好，川西平原農村，老年人的日子似乎仍然不錯，老年人們的臉上并沒有掛著我們在其他農村常見的絕望情緒。從老年人們生動的臉上，可以看到他們對生活的滿意或者認命。在大乘村調查，最近幾十年，村中竟然未發生一例老年人自殺的事件，與在中部農村調查，老年人們自述 “近年就沒有正常死亡的老人”形成鮮明對比。老年人講起家庭的關系似乎也平淡，并沒有那種悔之莫及和痛心疾首之感。且村莊中很少發生子女虐待父母的惡性事件。且吳書記講起的五例子女不贍養父母的原因，大都是父母年輕時只顧在外面“?！?，而不管子女，待到自己老了才回來要子女贍養，子女就不太樂意。吳書記說這些父母似乎也有責任。
那么，為什么川西農村會出現這種矛盾的老年人處境的信息？即，在川西農村，一方面子女只給父母非常少的甚至低于最低生活費的贍養費，且幾乎無例外——極少有子女特別孝順父母并給很高生活費的情況，另一方面，子女又都承擔了對父母的贍養責任（雖然是最低限度的），且極少有虐待父母的事件發生。子女只花了很少的贍養費就贏得了相對不錯的代際關系，老年人對生活似乎也還滿足（知足）。在川西平原，我們沒有聽到子女孝感天地的故事（倒是孝德鎮本身的名字來自于古代二十四孝之一，一個孝的典范的發生地），也沒有聽到子女十分不孝的故事。川西平原代際之間缺少故事，關系平淡而平靜。慷慨激昂的倒是外來的吳書記和作為村支書的徐書記。
與子女贍養父母相對應的是父母撫養子女。川西平原成年子女與年老父母平淡而又平靜的缺少故事的關系，在年輕父母與年幼子女之間，也有相似的表現。舉個例子來說，在河南汝南縣農村調查，年輕父母因為“生兩個兒子哭一場”，是很有道理的，因為生兩個兒子，父母就必須為兩個兒子娶媳婦，為兒子娶媳婦的前提則是為他們各建一棟象樣的房子。將兩個兒子撫養成人并娶妻生子，父母要花費大量心血，非得從生下兒子的那一刻開始，就要為將來兒子的成家作儲蓄——這就是父母為子女的“操心”。換句話說，在河南農村，父母有著為子女成長及婚嫁的巨大義務和責任。但在川西農村，年輕父母似乎缺少對子女的這種巨大責任感，甚至父母根本就不會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生兩個孩子（何況生兩個兒子）。父母有將子女撫育到成人的義務，也有供子女上學的責任，卻較少為子女完成婚嫁的義務。在川西農村調查，兒子娶媳婦首先是兒子自己的事情，父母的責任似乎最多是將房子裝修一下，而斷不會為兒子專門建一棟象樣的房子，媳婦也斷不會提出沒有新房子就不嫁過來（而河南、遼寧等農村則除非建了新房，否則女孩根本就不會與男孩談婚論嫁）。且川西平原，父母也極少為子女婚嫁準備大筆彩禮，也因此不會出現兒子媳婦聯合起來借自己的婚嫁來敲詐男方父母（而其他中國農村正普遍出現這種情況）。川西農村，年輕的父母似乎認為，自己已經生了子女，并將他們養育到了成年人，自己就不應該再管他們的婚嫁之事了?；榧薜氖虑楦嗍亲优约旱氖虑椋歉改傅氖虑?。
川西平原農村父母為子女“操心”較少，與北方農村形成鮮明對比。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差異？其中一個解釋是，川西平原人們更加生活化，更加注重現實生活的利益而較少對超越性價值的關懷。具體地說，就是川西人對傳宗接代的熱情遠不如河南農村高，婚姻是個人的事情，而非家庭的事情。河南父母為子女操心，就是因為父母認為兒子結婚不僅是兒子娶媳婦，而且是父母娶回傳宗接代的兒媳婦。川西農村，人們因為更加生活化和理性化，也就更加關注現實的利益。自己的事情自己來辦，子女不能在婚嫁之事上過多指望父母，父母也不大可能有河南農村在兒子一出生即為兒子結婚作儲蓄的宏偉規劃。
作為川西人比較不注重傳宗接代價值并說明其更加生活化旁證的是川西農村一向不反對入贅，入贅情況十分普遍，僅僅大乘村就有20多個上門女婿，且入贅女婿的地位很高。川西自198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只允許生一胎，這樣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竟然可以在川西農村執行得相當不錯，以至于大乘村自1980年以來，無一例超生現象。父母不為子女婚嫁作過多貢獻，年輕人的婚嫁就得依靠自己的努力，因此婚齡會普遍較大，事實上，在我們調查的幾個村莊，村民晚婚現象十分普遍，等等。
為什么川西平原會比北方農村更加生活化和理性化，其中原因又與川西平原早期的市場化和特定的地理條件有關，此處不再展開。但川西農村的生活化和理性化不僅表現在代際關系上，而且表現在閑暇時間安排、飲食習慣、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這也容后展開。
父母缺少為子女“操心”的責任，子女就不能以婚嫁來敲詐父母，其后果就是，那些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農戶，因為父母缺少為子女的儲蓄，兒子成年后無力在短期內獲得結婚所需經濟基礎，而不得不再推遲婚期，其中一些人的運氣不好，而錯過了最佳婚齡，并因此一生不能結婚。這次在富庶的川西平原調查，發現村莊中竟有眾多“光棍”，其中僅僅一千多人的大乘村，即有30多個“光棍”，“光棍”率實在讓人吃驚。北方農村往往通過對父母的壓榨，將村民中的經濟分化變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經濟分化——也就是說，那些經濟條件差的家庭，父母從一開始即節斂，并盡全力為子女獲取結婚所需基礎條件，父母為兒子結婚而終生勞作，生活貧寒，但他們的努力使得兒子可以結婚而不打光棍。這些地區，光棍往往更多是因為個人條件（比如殘疾）而非家庭條件。這與川西形成鮮明對比，川西農村的光棍，更多是因為家庭貧困而非個人殘疾。在北方農村，子女婚嫁將農戶之間的經濟分化變成了貧困家庭內部的代際緊張關系，主要是子女對父母的剝削關系。而在川西農村，子女婚嫁并未將農戶之間的經濟分化轉變成貧困家庭內部代際之間的剝削性關系。
在川西農村，父母不僅缺少為子女婚嫁作盡早儲蓄的意愿，而且有些年輕父母還缺少對子女撫養的責任意識，而十分在乎自己生活的快樂，而喜歡在外面“耍”得快樂。前述吳書記講到的五例子女不贍養父母（往往是父親），大都是父母年輕時在外面“?！保m然生了子女，卻未盡養育的義務，子女因此不愿在父母年老時盡贍養之責。
父母對子女相對有限的義務，反過來就導致子女對父母有限的責任。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相對平淡，是說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物質與感情交換相對較少，或者說父母與子女之間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期待都相對較少，家庭的宗教意義較不突出，家庭并非村民生活的全部。
一旦家庭不構成村民生活的全部，則村民社會性或宗教性的活動必然會多。川西農村有眾多茶館，村民聚在茶館打麻將的人數之多，堪稱川西農村一景。川西有眾多的廟宇，及舉辦眾多的廟會，廟子的宗教性并不強，但其鬧熱程度卻十分地高。正是在茶館和廟會中，村民可以獲得與家庭生活相補充的意義。
父母一旦沒有為子女作“艱苦卓絕”的投入全部身心的貢獻，父母也就不會期待自己年老后，子女會為自己盡投入全部感情的責任。父母已在年輕的時候為自己瀟灑地活過，他們并不指望子女在年老以后的侍奉孝順。子女則因為父母并未為自己投入全部，而心安理得地在父母年老后盡自己最低限度的孝心。總之一句話，在川西平原，父母與子女之間缺少深刻的物質和精神上的代際交換；家庭只構成個人生活的一部分，個人相對自由；因為代際之間較少厚重的期待，也就不存在強烈的失落。正是因此，在川西平原，雖然老年人的物質生活水準不高，卻足以維持溫飽，雖然沒有讓外人感動的子女至孝的報恩，卻也沒有子女虐待父母的怨恨，表現出來，就是代際關系平淡。村民習慣于這種缺少愛恨情仇和強烈感情的家庭代際關系，且因此年老的父母能以平常心對待生活。川西平原很低的老年人自殺率，和很少家庭代際之間激烈的沖突，皆緣于此。
川西農村的婚姻與家庭
在川西平原調查，頗讓人感慨的是其婚姻與家庭關系的特點。我們調查的綿竹市大乘村，近年來有眾多離婚的故事，其中一些故事情節之離奇，讓人難以想象發生場所是在農村。本來，最近10多年，因為市場經濟的發達，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傳媒的滲透和農民的大規模流動，農村正在發生歷史性的巨變，但川西農村似乎在這場巨變之前，就已經發生了理性化的革命，所以我曾稱之為“早熟的理性化”。
先講一個“故事”。大乘村四組有一已經過70歲的老太太去年與自己癱瘓在床的同樣已過70歲的丈夫離婚，拋夫別子，到市里與一退休喪偶的工人結婚。同樣是這個村民組，有另外兩個老太太在丈夫去世后，再嫁到城里喪偶的退休工人。這個或這些“故事”的離奇之處在于，70多歲的老太太竟然還會有離開自己含辛怒苦養育起來的子孫，而到城里追求另外的生活。村民們不認為她們是為了愛情而再嫁到城里退休工人，而是因為退休工人有退休金，她們嫁過去日子會比較好過。然而，她們在村莊里，兒孫成群（其中一個老太太生育七個兒女），而嫁到喪偶的退休工人，她們能處理好與退休工人子女的關系嗎？尤其村民都認為她們只是圖退休工人的退休金時。一般人的確難于想象一個農村老太太所敢于再嫁的決心及所承擔的風險。事實上，四組組長的母親現在已80多歲，在10多年前丈夫去世后，就嫁到城里退休工人，然后再嫁過兩次，終于在前年最后一任丈夫去世后，回來依靠子女。不過她沒有住回村里，而是在鎮上租了一間小房子住，而他的兒子們雖然按時給她每年600斤谷子，每月10元零元錢，但幾個兒子竟然都沒有到她在鎮上租的房子里看過她，她不得不忍受一個人的孤獨。可能是她的行為太傷兒子們的心，太讓兒孫覺得沒有臉面了。
還有離奇的“故事”。五組一王姓村民是當地少有的火爆性格，剛結婚時好打老婆，老婆不久就跑了，留下一個女兒。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一直未能再婚。辛辛苦苦將女兒養到18歲。女兒出生時，因為與鄰居關系好，而讓自己女兒認鄰居夫婦為“干爸干媽”。鄰居有一兒子也已20歲。
2006年，孤身一人的王姓村民被選為村民組長，卻在不久即鬧出一驚人事件：他與女兒干媽（鄰居的妻子）睡在一起了，且女兒的干媽下定決心與自己丈夫離婚，而與王組長結婚。這件事情幾起幾落，王組長終于與女兒干媽結了婚，而被迫離婚的女兒的干爸不久又與同一村民組另一位婦女結婚（據說是王組長的老相好）。
還有離奇的。五組一女子招婿上門，生了兒子。后來女子外出打工，在外面又“網”上一個男人，回來二話不說，就與招上門的夫婿離了婚，這樣，五組就一戶是招上門的女婿，單獨一戶，另一戶就是女子與新“網”上的男子及與前夫生的兒子。這是2005年的事情。
2004年五組還有同樣一例招婿上門，也是女子在外面網上一個男子而與夫婿離婚。村婦女主任評價是，這些人離婚如同兒戲。最近幾年，小小大乘村，即有10多對離婚的事例。
大乘村以上離異故事大都是近年才發生的。然而，雖然發生了這些事情，村莊中卻依然頗為平靜，這些事情會如此地發生，可見其背后的特異之處。
概括起來，大乘村得以發生以上故事，背后的特異之處至少有二，一是川西平原的家庭價值觀念不是太重，家庭是重要的，但并非唯一的，家庭只是自己實現個人價值的一個場所，當個人要求突破家庭約束時，個人會比較輕易地做到這一點。其中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四組有三個老太太再嫁到城里退休工人，而離開生活了一輩子的村莊和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子孫都已成人的大家庭。二是川西人的性格比較溫和，行為較為理性，少有人走極端。因此我稱川西人為“不走極端的川西人”。何以見得？如果川西人性格火爆的話，發生以上離奇的故事，就一定會同時發生驚心動魄的打斗，就會引起諸多血腥的案件。而在我們調查的大乘村和其他四村，在孝德鎮乃至在綿竹市，都極少發生因為離婚而造成的極端行為和刑事案件。大乘村會計的女兒在市醫院工作，會計妻子講述她有生以來唯一見到的血腥事件，是一個上門女婿喝醉酒后，懷疑自己妻子有外遇，而用菜刀將妻子砍傷，然后自殺未遂，而雙雙住院治療的事情。
家庭觀念不是太重，及遇事不走極端，也許是理解川西平原的兩個重要關鍵詞。至于為什么會如此，則與其特定的地理條件和歷史境況有關。正是在以上兩個特異之處之下，在農村經濟分化加劇，農民流動加速的情況下，川西農村更快地且更平衡地接受了解體傳統鄉土生活的現代因素，而未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劇烈的不適。大乘村村委會主任徐主任說，現在“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就有錢”，這話在大乘村乃至在川西平原，因其中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念不強，且個性不走極端，而更加具有真理性。村民似乎不認為這句話有什么錯，及不認為這句話所包含的道理應受到道德譴責。村中一個年輕媳婦到成都打工，當了老板的二奶，回來要花五萬元與丈夫離婚，因丈夫要十萬元而未談攏。一個發了財的男子與妻子離婚后又在外面找了一個，并生了女兒，卻可以帶著妻子與前妻及前妻生的女兒一起生活。且已經離婚的前妻認為自己的前夫是有本事的，談到前夫的語氣中有著自豪，雖然也不免有一些抱怨。
川西人形容自己的性格為“狡猾”，不“打死錘”，他們喜歡說的詞是“?！保恰皵[一擺”，是多說幾句，而不追求一元化的真理，不認死理，不鉆牛角尖。我們調查中問一婦女，取消農業稅后，是否覺得現在仍然每畝收70多元水利費和公益事業費的收費太高，她說是。問為什么她會交錢，她說組長總來收。問為什么組長來收就要交？她很詫異我們竟會這樣想。只要組長總來收，就是可以將錢收上去的，因為收的錢也不是歸組長自己。而組長也都認為，只要上門去收，總不會有村民故意有錢不交。
徐楠稱川西平原是一個離生活常識不遠的地方，這個說法很有道理。本來中國相對于西方就是生活化程度很高的，儒家講“未知生鄢知死”，“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都是講現世生活的重要性，是講應該注重生活的常識，過好日子恐怕就是中國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了。不過，相對來說，在中國北方、南方農村，在中國大多數傳統村莊，農民也是有自己的宗教的，這個宗教就是傳宗接代，光宗耀祖，就是希望通過子孫的生命延續，通過香火的接續，來賦予有限人生以無限意義。正是因此，家庭在大多數農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除非萬不得已，人們不會離開自己的家庭與子孫，也很難在家庭以外建立生命的永恒意義。而川西平原這個離生活常識不遠的地方，甚至連中國一般的傳統村莊中仍然尚存的家庭的超越性意義也被取消了。用我們的話來講，川西平原“本體性價值”不強烈，即對安身立命的最根本追問似乎顯得曖昧。相反，因為本體性價值弱勢，社會性價值則大為凸現，表現出來的就是茶館里熱鬧的麻將和頻繁的廟會。大乘村有10多家茶館，到農閑時節全是打麻將的村民。大乘村有七個廟，每個廟都要辦若干次廟會，每次廟會都會有多達數百人參加。無論是年輕人打麻將，還是“婆婆大娘”辦廟會，都在乎鬧熱。作為一個說明，近年來大乘村的廟子數次被上級派人砸毀，村里“婆婆大娘”僅是暗自垂淚，而無任何激烈的反抗情緒。她們在廟子被砸后，一方面是無奈地接受，一方面又開始新的化緣，以盡快重建。她們對廟子被砸所抱有的平靜情緒，所持的寬容、理解和無奈，實在讓人吃驚。但問題是，她們其實看重的并非真是廟子的宗教意義，且廟子里供的神像，各種都有，甚至廟子墻上畫有“毛澤東到安源”的像，墻上還畫有一個老母豬生了一大堆小豬，被稱作“豬王”，中國宗教所具有的多元性、曖昧性、模糊性、矛盾性及其背后最為重要的包容性，一攬無奈。川西人整日里忙碌于生活，忙碌于修廟辦廟會，忙碌于打麻將，忙碌于外出打工賺錢然后再回來過好生活（川西人的住房相對不好，但生活不錯，特別是婚喪大事辦酒席，竟每桌要上40多個盤碟，但對于要作長遠考慮并要付出長期努力的修建樓房的比賽，則明顯熱情不足），川西人注重短期的消費和現實利益，而缺少長遠的考慮和宏偉目標，正是其生活化的一個表現。川西人過日子且過得不錯，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動，是活動，是過好每一天的日子，這或許是中國人的生活哲學，更是川西人的生活哲學。
川西人為什么更會過日子，更喜歡過日子，這是我們要在另一文討論的事情。但從我們列舉的以上諸象來說，川西人不走極端不認死理，及川西人家庭價值觀不是很強，則應是無疑。由此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當前農村的變動中，川西農村會在靜悄悄中發生如此劇烈的家庭關系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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