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論中國特色的地根經濟和地根政治（下）

李昌平：論中國特色的地根經濟和地根政治（下）

——中國土地制度變遷與“三農”興衰

作者：李昌平   來源：天益社區

三，農村發展道路與土地制度的選擇

本節所要討論的是50多年來，農村土地制度與農村發展道路的關系問題。并尋找適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土地制度。

（一），小農模式——互助合作模式——公社模式——小崗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的變遷，核心是土地制度變遷。

建國以來的農村發展，大體上經過了分戶經營的小農模式、互助合作模式、公社模式、小崗（承包）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六個階段。這六個階段，是隨著土地制度的變遷而變遷的。

前面部分我們已經比較充分的討論過了土改對共產黨政權“政治基礎建設”及其“經濟基礎建設”的意義了，也討論了“土地集體化”對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意義了。這里沒有必要重復。同樣的道理，當公社山窮水盡的時候，突破依然是從土地制度開始的——“分田單干”；當小崗模式一籌莫展的時候，突破還是從土地制度開始的——“集體土地非農用”，發展鄉鎮企業；當公有制經濟“不合時宜”的時候，突破再一次依然是從土地制度開始的——先將集體土地廉價變成國家土地，再低價批給私人，私人再將土地高價抵押給國家銀行，如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經濟高速增長。

假如，建國后的“私有”土地制度是不可變的，也許后來的公社模式是不可實現的；假如公社“完全國有”的土地制度不是可以變成“土地非農用完全集體所有制”的蘇南模式；假如沒有私有制的出現，溫州模式更是不可實現的。

溫州模式，是不是最好的模式呢？

（二），溫州模式增長的麻煩。

就像小崗模式否定公社模式一樣，80年代中后期，蘇南模式很快就否定了“小崗模式”，90年代，溫州模式又否定了蘇南模式。公社模式的不足在于缺乏有效的決策和激勵機制，導致決策失靈和生產不足，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小崗模式則有效的解決了公社的不足。小崗模式的不足是土地的農業生產力有限，蘇南模式的優勢，在于能夠充分利用土地的非農用（生產力）價值，獲得比家庭承包農地經營高出許多倍的經濟效益。據說蘇南模式的不足是不能刺激人的“自私自利”本性、更快地積累財富，溫州模式的精髓就是“不管白鼠、還是灰鼠，只要貓子抓不著的就是好老鼠”和為了“少數人先富起來”多數人先付出“必要代價”。

溫州等地的農村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實際是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的非農用權利轉為私有工業資本和地方政府短期財政收入的過程；溫州等地的發展，是抓住了1978——1988年這個特殊的十年的特殊土地制度——“非正規土地制度”的機會，獲得的非常規發展。“非正規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少數人不花成本的從國家和集體的手上獲得了土地的非農用權利，不費力氣地完成了“原始積累”。溫州人在得到第一桶金——土地后，又巧妙的利用“非正規金融制度”獲得國有銀行的貸款。“非正規土地制度”和“非正規金融制度”是溫州等地經濟發展的兩個引擎，兩個引擎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使全民（用國家的土地資產和金融資產）支付其工業化的成本和地方公共服務成本。隨著工業化發展和地方公共產品充足，居民個人資產和社會整體財富成倍增值。

溫州等地的發展，大量的社會財富流到了局部地區和少數人手中，也流到了境外，留下大量的全社會性問題。財富不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結果就是GDP增長了，但全社會的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還不如過去。溫州模式的確可以在短期促進經濟高速增長，但不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流模式，如果成為主流模式，中西部農村出現千千萬萬個溫州，那是中國金融體系不能承受的。“代價論”是“少數人先富”才能成立的，用同樣的方法實現“共同富裕”，誰來承擔代價呢？當無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和沒有貨幣化的“國民公共財富——主要是土地和礦產”，趨于“完全市場化”的時候， GDP的增長必然會慢下來，少數人的財富積累也會慢下來，還有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嗎？這樣短期化的發展道路，國家受不了，民族受不了，所以，溫州模式必定帶來中國長期增長的麻煩，不能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主流模式。

在反思溫州模式的時候，一部分人想起了一度被遺忘的華西、南街等村的發展模式。

（三），華西和南街村增長的困惑。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集體經濟，其優勢在于地租、勞力沒有被外來資本資本化，而是地租、勞力直接轉化為社區資本了。這種模式的代表就是華西、大寨、劉莊和南街等2000多個“明星村”，基本上都是在1978——1988年發展起來的。這種發展模式和溫州模式相比，高增長的奧妙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共同富裕”，并承擔了社區成員的“社會保障”——國家責任。但是，華西和南街等村模式也有缺陷，他們采用的是“一村兩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靠對一部分“外來人”的剝奪保障另一部分“內部人”的共同富裕——也是少數人的富裕，這樣的模式不可能實現全國農民的“共同富裕”，這就是華西和南街村模式增長的困惑！

（四），構建新的二元體制，保護性發展村（社）集體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中國農村發展道路，是一個永恒的話題。當公社制度走投無路的時候，小崗村帶給了我們柳暗花明。進入90年代，當小崗村山窮水盡的時候，蘇南、溫州等地的農村又給我們帶來了柳暗花明。可是，十幾年過去了，蘇南、溫州模式，在帶來GDP巨大增長的同時，并沒有帶來中國農民福利的同步增長；在再一次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2005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課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要找到與之相適應的農村土地制度。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土地制度呢？

我的主張是，要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要優先給村民集體占用級差地租的權利，要依靠構建新的二元體制，保護性發展村（社）民集體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什么叫村（社）民集體資本主義呢？我的定義是：將村（社）民的土地和勞動轉化為村（社）發展的資本，而不是被外來資本資本化，村民成為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剩余價值的主人。保護性發展村（社）民集體資本主義，就是要讓村（社）民集體的民主自治組織或經濟合作組織優先占有土地非農用產權收益——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國家（的正規金融）要為優先實現村民民主自治組織和經濟合作組織的土地產權提供服務。

為什么呢？

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農業地租轉化為國有工業資本的時代的終結，現在是工農、城鄉平行發展時代。后稅費時代，城市有十幾萬億的國有企業資產和更多城市公共資產，國家應該將土地農用的所有權和3億多畝宅基地、自留地、荒地的非農用權歸還村（社）民集體，扶持農民將地租和勞力轉化為社區資本——發展村（社）集體資本主義。未來幾十年，保護鄉村社會的村（社）集體資本主義發展，應該是城鄉協調發展的基礎，也是“一村兩民”“一國兩民”向國民平等過度的必要發展階段。

假如“城鄉一體化”是主流，“村（社）資本主義”是難以發展的，最近十幾年來“城鄉一體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但對農民和農村的剝奪更加的順暢了。所以，對相對弱勢的農村、農業和農民而言，是需要保護的，必須要有“二元壁壘”來阻止強勢人群對農民的剝奪。對于傳統的城鄉二元體系中合理的部分，要保留下來，要補充更多保護農民土地產權的內容。

（五）在村（社）集體資本主義基礎上構建社會主義新鄉村——第三條道路。

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有新政策，下面是我的一些具體設想。

新政策的基本思想：城鄉二元，以城帶鄉；擴大村（社）民集體地權，實現村（社）民土權收益；落實公民待遇，充實自治權利。

政策的基本要點：1，村（社）土地農用所有權屬于村（社）農民集體所有，使用權屬于承包者，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如果農用地轉為非農用地，村（社）民集體占有50％的收益或地權，承包者獲得青苗補償和投入補償；村（社）農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荒地的非農用所有權屬于村（社）農民集體，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可以分離；村（社）管理的濕地、河流、坡地和山地屬于國有，使用權屬于村（社）農民集體；對上述三種不同的土地權利，國家核發三種產權證明；2，國家成立農村土地銀行，村（社）成立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所有權可以在土地銀行抵押，土地使用權可以在村（社）信用合作社抵押；3，屬于村（社）農民集體的土地產權，可以轉化為村（社）農民的集體資本，村（社）集體的非農用土地可以直接進入土地市場，本村（社）土地可以和外村（社）土地自愿交換；土地承包權可以在社區內部有償轉讓；4，村（社）農民集體的土地權利，由成員依法民主決策其產權的經營模式和收益分配方式；5，農地農用使用權和非農用地使用權村（社）內部轉讓、交易不收任何費用，閑置則收取相當于其價值5％的閑置費用；非農用地產權及其附屬產權的跨社區交易，依法繳納增值稅，土地增值稅用于農民的社會保障；農用地和非農用地的跨村（社）置換，繳納其價值的5％的管理費，交易雙方各2。5％； 6，土地產權經營收益是村（社）內部公益事業和村民基本保障的主要來源，集體提供給成員的基本保障是國家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村（社）集體為成員繳納農民社會保障金。國家財政要給農民平等公民待遇，包括為農民社保賬戶匹配社保資金。村民個人賬戶積累屬于村民個人，可以隨個人轉移；7，以村（社）成員的土地份額權為基礎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經濟基礎，民主自治權主要有：民主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民主決策土地經營方針權、產權收益分配權、村（社）建設規劃權，民主監督權，自由退出權，自我服務權，自我教育權，自我管理權，以及平等享受公共財政資源權（獲得平等的教育、醫療、就業、勞動保護和基本保障待遇等等）。當然，這些權利都得依法行使。8，農村村社組織主要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負責村社內部的基礎設施建設。在鞏固村（社）組織的同時，要扶持跨社區的專業經濟組織發展，扶持跨社區農民資金合作組織、購銷合作組織、生產合作組織等等的發展，讓村（社）組織和跨社區的合作經濟組織成為鄉村社會的主體——既是經濟主體、又是自治主體、更是社會主體、還是資源配置的主體；9，城鄉平等交換，城市基礎建設和經濟發展用地也要按照平等協商、等價交換的原則獲得。農民集體的農用地依據《規劃法》轉為城市非農用地，按“對半分”的原則處理，即1畝地的農地轉為非農地后，政府獲得0。5畝，農民保留0。5畝。政府獲得的0。5畝主要用于公益，農民保留的0。5畝，由農民自主交易或開發，其稅后收益用于本村（社）農民。農轉非的土地增值稅，主要用于進城農民“農轉非”的社會保障補貼和農民工住房補貼；10，鄉鎮實行有限自治，鄉鎮長和人大代表直接選舉，鄉鎮官員不再享受“國家干部”待遇，和鄉鎮人大代表一樣，享受財政補貼。鄉鎮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執行鄉鎮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主要是預算決議，提供公共服務和協助國家管理國有資源。在鄉鎮人大主席團設立黨組，加強和改善黨對人大決策的領導和對政府執行人大決議的監督，不再專門設立黨的鄉鎮委員會。

四，結束語：土地制度——中國政治和經濟的“根”

土地制度的作用實在是太神氣了，比金融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經濟過熱的時候，緊縮銀根；當經濟過冷的時候，放松銀根。當經濟過熱時，地根也要緊縮；當經濟過冷時，地根也要放松。不僅如此，當社會呼喚“公平優先”時，要盡量平均分配土地地租；當社會呼喚“效率優先占有”時，要讓少數人優先占用地租。當優先發展城市時，城市優先占用地租；當優先發展農村經濟時，農民優民先占用地租。還不僅如此，當政府鼓勵發展私有制經濟時，銀行為私有土地產權實現提供服務；當政府鼓勵發展“公有、共有”制經濟的時候，銀行為集體和國有土地產權實現提供服務。

土地制度的可變性，適應了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發展要求，形成了不同時期的、具有鮮明特色的“地根政治”和“地根經濟”。隨著占有地租的主體的改變，政治基礎和經濟性質也隨著發生變化。

這也許是真正的中國特色，或是中國特色的根！

我期待“村（社）民集體資本主義”的土地制度，能夠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宏偉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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