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現居海外的中國留學生，想講講我在這個時代的思想轉變，以及我所認識的，中國和西方社會中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從哪里來。以此，跟我同齡的青年朋友們交流，希望能夠共同進步。
認識西方價值觀的真實
在我們這個時代，個人奮斗基礎上的成功，是最流行的、不被質疑的道德。“如果你因種族、出身或者一切別的因素被看不起，那么就通過奮斗被別人看得起！”這成了一種普世的道德，在1980年代后，也被中國人所信奉。我成長的時候，中國可以說是一片這種道德非常發達的地方了；因為這種道德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流，中國國內認為文革是錯誤、否定共產主義的論據也就主要從對西方國家的“學習”而得來。然而，這種幾乎可以被稱為社會根本底層邏輯的東西，是正確的嗎，是從哪來的？是從基督教來的嗎？
我在上學時，便因好奇去了教會，開始讀《圣經》。我從前接觸《圣經》，也只是在某些西方作家作品的扉頁上讀過只言片語。可是那次我一讀上來，便再也停不下，每日上過課后就在圖書館廢寢忘食地一頁頁讀，到后來甚至在上課時讀，導致我再度荒廢了學業。說來也許新鮮，我是從《圣經》這本共產黨人眼中的“宗教經書”、“精神鴉片”中，第一次感受到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力量的。
為什么？那是一本濃縮的二十四史。我從《舊約》中讀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擺脫奴役，前往被應許的家園，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去說它是否合法，只需要行動去擺脫奴役就夠了，而這過程中伴隨著從前想也沒想過的、如長征般的奇跡；在那個被應許的家園以色列，人們卻開始崇拜力量、蔑視公正，欺負窮困弱小，不去勇敢地揭露這些不公正，反而把國家存續和個人地位的希望寄托在財富和盟國的力量上面，或者寄托在戰士的刀劍與盔甲上面，甚至各種從外族來的金銀神像上面。
在耶路撒冷充滿不公義的年代，先知在先知書中對以色列貴族大聲疾呼：“你們沒有醫治好人民的傷痛，卻說，‘沒事了’，‘沒事了’！”“你們以為這城是鍋，城中百姓是肉，你們可以隨意取食，但你們錯了。到那一日，這城是鍋，可你們就是肉，你們的肉要被飛鳥飽食！”以色列果真如同他們所說的那樣毀滅了，貴族被殺光、人民被巴比倫王強制遷移，真可謂“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你們要受到的刑罰，比索多瑪還要重”，真好似“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我從《新約》中讀到，耶穌來到猶大王國，指責那些偽善的文士“擋著天國的門，自己不進去，還不讓別人進去”；臣服于羅馬的猶太貴族害怕羅馬皇帝認為他們不忠，就會毀掉他們的城市和圣殿，殺掉他們的人民，感到為了表忠必須殺死自稱是猶太人之王的耶穌，即使羅馬人都認為這不公正，他們也還是大聲在執政官面前叫“處死他！”。然而，即使他們對主子表現得如此忠心耿耿，在真實的歷史中，二十年后，羅馬皇帝換了一個人，還是把他們的城市與圣殿毀滅了；他們的小算盤，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整本書都在呼吁人們關心公義，仿佛高喊著：“自私者，警醒吧！”
我對基督教因此一開始有著極好的印象，可是一次在當地的經歷改變了我的看法。新冠肺炎爆發，我那時居住的一座小城市火車站邊的一座大樓爆發了病毒，四分之一的住戶感染。政府封閉了大樓，用柵欄圍上，不準人們外出采購物資；號稱給他們送食物，卻好幾天都沒有送到居民手上，因為居民幾乎全是移民家庭，很多語言不通，無法電話預約。政府將這地方當作一片爛地來管理，導致最后發生了示威與警民沖突。男人們因為饑餓沖撞柵欄、襲擊警察。
我與幾名其他移民合作，拿錢為十幾個家庭送了幾天食物；我才知道那地方就是小城的貧民窟，本地人的社會福利系統與他們移民的系統是幾乎分開的。這些人卻承擔著當地幾乎所有的“低端”工作，然而，他們只要住過這座樓，全城其他的房東都不會再把自己的房子租給他們。
聽到這些，我感到恐怖。那座城市里凈是大學生與精致的當地住家，但近在眼前發生的事，他們中的大多數卻不管不顧，只有少數左翼派別奔走呼號一番，也沒有更多行動。我對這個國家的印象，從此徹底扭轉了。我感受到了這里的人們對一切“外人”的排斥，以及藏在禮貌的面容下精致的冷漠；他們的社會系統只為他們自己負責，不想對任何一個“外人”負責。
封鎖結束后，我向一些號稱貧困的移民家庭又送了幾次飯，同時提供給他們一些當地債務和法律援助機構的渠道。做著這些事情之時，卻感到一種怪異：他們同樣不想信任我，只想從我這里撈取，甚至詐騙。通過“借錢”，我被詐騙了近千歐元。因為他們來到這兒打工，大多數也只是為了被仍然留在家鄉沒工作的人們看得起；在這里既然受到叢林法則的對待，就以同樣的叢林法則回報任何甚至幫助自己的人。
這整個國際體系，已經爛到了根子里。這些“發達國家”，已經成了一個純粹的站在全球資本主義上層的分贓體系；新移民與本地人，也從來都沒有真正的和解，只產生了矛盾，而暫時緩和著這種矛盾的，同樣是一種分贓關系。分贓總需要有贓，贓哪里來呢？從高附加值的制造業中來，他們依靠過去廉價的全球供應鏈，創造了一種壟斷優勢，用來維持國內的平靜、高福利的假象。
這時我就感到疑惑，為什么西方社會也有著基督教傳統，很多人看上去都篤信基督教、每周去禮拜并以此為榮，人們卻對在《圣經》中白紙黑字寫下的警句的意義，渾然不知呢？
我真的去接觸某些“基督徒”們時，發現他們的道德，同我在中國見到的許多人們一樣，完全是自私的道德。可奇怪的是，這些人自私的道德，與圣經的字句并無任何沖突；按他們的邏輯，他們也可以算是很虔誠的基督教徒。因為遇到不公正的問題，他們就可以說，“有人打我左臉，我把右臉也伸去讓他打”，所以遭遇不公正的人要先從自己找問題；遇到斗爭，他們就說，“這些都是血氣之怒，屬靈的人如果這么做了，與那些你的斗爭對象有什么區別呢？”好像要做的只是顯示出自己比他人更加“不屬于這個世界”，正如耶穌教導的：“你們不屬于這個世界，正如我也不屬于這個世界。”
遇到社會收入分化，差距懸殊呢？他們就說：“上帝決定在地上誰貧誰富，重要的不是屬世的財富，而是天國的財富。”那么遇到民族主義把持的政府呢？納粹時代德國基督教會與納粹合作的主要論據，就是“你們要順服世上的統治者”；遇到世界大戰呢？就是“與共產主義無神論蘇聯和猶太資本集團控制的美國的圣戰”，因為“猶太人不信耶穌，共產主義者不信上帝”。他們做的最標準的，就是每周的禮拜，各種儀式，以及教會奉獻、贖罪祭。
可是，基督徒做得很好，結果呢？我在一所教會問一名德國人，為什么上帝在戰場上取走你們祖父們的性命呢，還毀滅了這國家？她只能惱羞成怒地說，“你沒有人性，沒有同情！”這簡直是我在中國成長過程中，受到的同樣的評價。
這時我讀到毛澤東的一首詞《賀新郎·讀史》，讀到其中極為意味深長的一句話：“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到這時我才頓悟，這神圣不僅可能是五帝三皇，還可能是周公孔子、佛陀穆圣、耶穌基督，甚至可能是寫這首詩的毛澤東自己；可能是一切順應過歷史潮流的、帶來過社會進步的人與事。因為人們總是拿神圣來做幌子，以贊頌掩蓋內心的邪惡，用嘴上的立場來賊喊捉賊地藏起心里的背叛。五帝三皇沒去騙這些歷史的萬千過客，這些過客卻是自己去選擇拿五帝三皇的“神圣事”來自我標榜、隱藏邪惡。
不去嘗試理解那些“神圣”中蘊含的共產主義含義，從而與他人一起投身其中，卻是站在給自己抓取好處的出發點上，焦慮于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于是，基督教這張皮與自私結合起來，成為堂而皇之在這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自私的道德”。大部分基督教國家的基督教，從歷史中的某個點開始，就成了這種自私的道德的羊頭招牌。“共產主義者是基督信仰的敵人”這句達爾文主義論調，也竟在西方世界很多人那里成了公認的真理；一戰前在歐洲流行，一戰后居然作為冷戰的指導思想，直到現在還在東西方文明對立的敘事中處于統治地位。
“假亦真時真亦假”，謊言流布，人們那里，借口總比困難多；甚至有些人自己都沒能意識到，自己從生下來開始，一直在撒謊，一句真話都沒有說過。揭穿的時候沒到，過客們在這些自我或是祖先編織的謊言里，虔誠地膜拜著并不神圣的神圣，卻忽視身邊角落中的真相。為什么在毛澤東的價值觀里，盜跖莊屩流譽后？因為他們如面對穿上“新裝”的皇帝的孩子般，誠實而直白地揭穿了這些被人們捧起的神圣泡沫下面的虛偽，卻被同代人因為恐懼，按照被他們自己扭曲了的道德標準，稱為了盜賊。
然而，歷史站在誰那邊，那時的毛澤東對此一清二楚，今天的我們也該搞清楚了。
這讓我想起，《紅樓夢》，這本被毛澤東稱為“一本探討封建社會衰亡原因的奇書”的書中，那些看起來繁華強大的東西，必有一天因它不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被人民所拋棄，被歷史所拋棄。為賈家立下汗馬功勞的焦大，在王熙鳳發達時顯得又老又沒用，王熙鳳可以隨便鄙視他、欺負他；而四大家族到最后紛紛敗落，就像二十四史上古代王朝一樣毀于動亂。動亂是白白來的嗎？不是，這社會中每一個抱有著“自私的道德”的人，在社會的雪崩時，都對這社會的毀滅有責任。這不僅是封建社會衰亡的原因，也是古代任何社會衰亡的原因，也會是資本主義社會衰亡的原因。
“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當我們在一個看起來有其“靜止”規律的社會中時，這靜止只是相對靜止。我后來明白，西方世界，包括舊中國與現在中國這嫌貧愛富的社會，就是在這種相對靜止中；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相對于這個靜止的世界，是運動的。兩者的氣質截然不同，是因為兩個社會在向著不同方向運動著；一個社會向著生命運動，因為它相信著人們之間的愛與信任；一個社會向著毀滅運動，因為它相信人們之間只能互相戰勝。
這向著毀滅運動的社會中人們之所以對變化渾然不覺，是因為他們感到的是那種相對靜止，而稍微讀讀歷史，感受一下不同年代的人們的思想、信仰，就能知道，這種靜止絕不是絕對靜止與世間常態，而只是一種相對狀況。然而現實中，無論是在如今的中國還是西方，大部分人對于這靜止之外的東西，簡直就像鴕鳥把頭埋進沙子、只露出屁股一樣拒絕思考，因為人們總是傾向于相信簡單的、靜止的東西，而對這關乎運動的事情選擇性忽視。因為難以理解，所以就不去理解；即使如一些人般愿意去理解，道路也十分漫長，需要放棄許多東西，而他們就在這些犧牲面前退卻了，問自己：“何必呢？”
當我讀到英國內戰的歷史中，國教信徒掌握的資產階級議會，如何拒絕為為他們而戰的清教徒革命軍人發軍餉；同一批人，又是如何在后來被克倫威爾的清教軍人政府鎮壓期間，回頭尋求他們曾經的敵人查理二世國王承認、將克倫威爾批成野心家和叛徒的事情，我就知道，是這批人偷竊了英國革命的果實。在這群人的沾滿背叛鮮血的雙手之下，形成了后來的大英帝國。英國人中的大多數背叛了這場革命，將同情革命的人們趕到美洲；他們竊取了革命果實，建立了第一個構筑在財富與血汗上的世界帝國，將本國無產階級加入到這個分贓體系中，許諾他們作為頭等民族的美好未來。
在這之后，英國資產階級本能地恐懼革命，在世界各地阻止一切革命，是因為他們維護他國的假道德的目的，是維護本國的假道德，維護統治階級背叛革命的合法性，維護他們存在的根基。諷刺的是，在19世紀大英帝國充滿罪惡的時代，克倫威爾的神像又被這群背叛者的后代們請回來了，貼上一個民族英雄的標簽，贊賞他為強大的不列顛民族打下最初基礎！這個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何嘗沒有在我們的國家再一次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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