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現居海外的中國留學生，想講講我在這個時代的思想轉變，以及我所認識的，中國和西方社會中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從哪里來。以此，跟我同齡的青年朋友們交流，希望能夠共同進步。
成長在扭曲的年代
我于1999年出生在一個內陸省份，父母都在省會城市的體制內工作。小時候，由于父母工作地點離家遠，是外公外婆撫養我長大。我對他們的印象是，他們是很慈祥的，在這么長的年月里相互扶持，彼此也相愛。然而，成長在那里，在很早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他們對子女的愛是一種非常自私的愛。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點是，他們對學習成績、排名、名次之類的事情極其注重，從小就跟我灌輸“你要做一個天才，考上名牌大學，才能有出息。如果你不是一個天才，那么你活著就沒有價值”這樣的話。于是，幼兒園結束后我便被送入一所“私立小學”，因為他們聽說那里對孩子的教育特別嚴格，能夠考出好成績之類，比公立小學好。
那里不僅有所謂“國學教育”（像是解放前私塾的一種退化版，背誦三字經，弟子規，論語之類），還有一些非常崇洋媚外，純粹是為了滿足家長們的崇洋媚外心理的超前英語培訓，包括抄寫英文莎士比亞戲劇這樣的完全沒有意義的課程和活動。我在抄寫時，因為完全不認識那些單詞，就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記錄、抄寫。
然而，就是從這些荒謬的東西里，也許我那時，從這個環境中被培養出來，也就是屬于這個環境吧——我深深地相信那個價值觀：不成功的人，是沒有生存價值的；而在這世界上，這樣的價值觀在我生長的那個環境中，簡直是默認的事情，絕對不可能被懷疑的事情。于是我仗著腦子靈活，善于做題學習，以一種樸素邪惡的恃強凌弱心理去鄙視那些學習不好的同學們。我記得那時我在與爸爸媽媽坐車時大聲咋呼：“學習不好的人，就該長大后進監獄！”我記得爸爸媽媽笑著說，是的，這樣才對。
對我來說，成績就是權威，考場就是戰場?？荚嚳汲龅拿危褪俏易鋈说膬r值；當然那些考不出好名次的人，是男是女，是窮是富，迎接他們的都會是悲慘的未來。我身體并不好，打架打不過別人，學習成績就是唯一的指靠。甚至，由于學習成績好，我可以非常名正言順地帶領同學反抗老師的權威，因為那時我就感覺到，老師也是一群被校領導們拿學生成績算績效工資的窩囊廢；即使他們再生氣，由于我的好成績，他們也得用力哄著我，不敢把我怎么樣。
然而，在小學三年級時，家人去看房子途徑一座水庫，那時水庫里因游泳死了三四個少年。他們的父母沒有來認尸，尸體就被扔在岸邊腐爛發臭，綠色的蒼蠅在他們身上飛舞。那個場景對我造成了極深的印象，我不知道是為什么。也許是因為它在真正地沖擊了我——有一些人，過著如此的生活，生與死，都沒有人在乎。為什么會這樣？在這之前，我也是不在乎的那群人之一：我有理由認為，家人在體制內工作，有官當又有公務車開，我又成績好，肯定有一個好未來；這些人也許就是城中村子弟，注定在底層一輩子，甚至你看，死在這里，也是被扔掉，被蒼蠅吃掉……
這些話我曾經聽著并不刺耳，但當真正看到蒼蠅在尸體上飛舞的場面時，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太陽和綠樹下水庫波光粼粼，蒼蠅嗡嗡響啃噬著發青發臭的尸體。直到現在，我還對蒼蠅有一種生理的厭惡，不想看到它們，甚至不想拍死它們。進到房間中的蒼蠅，我從來都盡力趕出去。當我后來讀到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講的，他童年時在長沙城樓上看到的那些因在災年要糧而被斬首的百姓人頭時，我想他應當也是在看到這場面時，真的產生了對剝削系統本能的、發自骨子里的厭惡吧。
一段時間后的期末考試考試造句時，用“漸漸”這個詞造句，所有人都在寫“太陽漸漸地升起了”“花兒漸漸地開了”這樣的標準句子，只有我寫了一句這樣的話：“尸體漸漸地腐爛了”。
我也不知道這句子給了班主任老師怎樣的沖擊，只知道那時她嚇壞了，叫了我的父母。我母親罵我心理陰暗，不正常，叛逆。孩子容易說出非常直白的話；我在作文里也異想天開，杜撰母親是如何迫害我的?，F在想來，也許我那時感到了家庭給我的這種價值觀的壓迫性，我真正的意識就是從那時復活了。
那時因為這件事，家里懷疑學校的教育有問題，就把我轉到了爸爸工作的地方的一所小學，由父母撫養。當時爸爸在局里當處長，還給小學的校領導開了一頓飯局，我才得以被轉進這所小學做插班生。但那時我雖沒有清晰地認識到這是我的價值觀產生了變化，但我卻已經不再在學校用全力好好學習，放學后就去城中村網吧打游戲。
所有身邊的人對我說的話，都是“我這樣要求你，是為你好”；“社會的規則就是這樣子，你只有有本事，別人才會尊重你”；“你去大街上，誰去跟你說這道理！”我潛意識里痛恨著身邊所有人，在紙上畫小人畫，畫成千上萬的人被丟進焚尸爐，這會使我感到一種強烈的快感，好像這些人的罪惡都受到了應有的審判；但在現實中卻因為不能離開父母生活，想要得到他們的愛，而對自己的成績下降感到愧疚。外公看到我成績下降，極其憂慮擔心，爸爸在家就經常揍我。
臨到小升初時，教育系統的潛規則在那時已是發展得極其夸張了。升學考試因為違反國家政策，升學率高的學校舉行升學考試，是秘密進行的——甚至是在某些補習機構的庇護之下。我在一個補習機構，進行了前后四場小升初選拔考試。孩子們的教育，可以說幾乎完全被這些毫無價值取向的、目標僅為提升升學率的經營性機構所壟斷；所有人嘴上說的“價值取向”已全是表面功夫，“愛國”“愛社會主義”之類的詞的實際含義其實已只有成功與失敗，而他們迎合的，就是我的家庭這樣的大多數城市中產階級對孩子的階級焦慮——“我的孩子，一定要成為人上人”。
考上這所有名的初中后，我非常幸福，感到自己又從父母那里得到了愛，愛就是孩子這么拼命掙來的——因為當你不為自己努力，沒有“好未來”，你便沒有了生存的價值，父母也就理所當然地沒有撫養你的價值了。很多次，在考得很差的時候，因為頂撞爸爸，他就在半路上靠邊停車打開車門，威脅要扔掉我，因為我如不成功，便沒有價值。我除了哇哇大哭以外，做不了任何別的事情。我相信這不僅是我家里發生的事情；在這所初中我遇到的無數少男少女，這些被稱為“祖國花朵”的孩子們，都受著同樣的待遇；我們又是同樣地僅為了家人的一點笑臉，就拼命地互相競爭、互相傷害，因為整個社會，都堅信著這樣的東西，即使他們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領導——即使他們中的很多人，像我爸爸，都是黨的干部。
我見到宿舍里十一二歲的孩子們半夜起來競賽著打燈學習，班主任在班里對這種行為明貶暗褒；女同桌拿小刀在左臂刻上幾十道傷痕，展示給姐妹們看時她們并不覺得驚奇。我那是不理解這是為什么，后來看到一部美國紀錄片里，一些參與甚至領導“同性戀矯正療法”的同性戀人士因不滿自己是“殘缺的”同性戀，從而厭惡不是“合格基督徒”的自己，本能地用煙頭或燒紅的硬幣之類的工具進行自殘。我想，那時孩子們對自己的厭惡，就是在這個“奮斗就是道德”的社會，厭惡自己的“失敗”。
爸爸之所以這么對待我，是因為他堅信這世界上強者為王，要受尊重，只有變強。沒有正義存在，因為強者就是正義。一切國際關系都是因為利益，當上了領導的就不可能為正義而犧牲任何利益。這種價值觀也出自他自己的經歷。他生在農村，80年代初，他的父母因為白血病和肝癌無錢醫治而雙雙去世，幾個哥哥根本不想管他這個小弟弟，便把他送給了省城郊外一戶沒有男孩的農村人家。在那個人人都在發財的年代，他在家里就是為了“有出息”而被培養的，養父母也親口說過很多次，他們養他只是一種投資。他如果學習不好，就得不到愛；于是在姐妹在電視上看還珠格格的時候，他頭懸梁、錐刺股地學習。
初中時，他每周回家經過很多土路，要騎四五個小時自行車才能到家。一天他的自行車的輪子被路上的石子刺破了。那是80年代初，他去求某個車店補胎，車店要他五角錢，可是他沒有。因為沒錢，他們拒絕給他補胎。他這么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推著跑了氣的自行車，走了整整一夜，五六十公里；路上經過一片亂墳崗，鬼哭狼嚎，好像真的有綠色的火焰竄出來，他嚇破了膽。從此他就堅信，如果沒錢，面對的就是生存問題，而我因為太幼稚，不經世事，不懂這世上的真理——沒有價值的人就要餓肚子，要有價值就要去做人上人，受人尊重?？忌洗髮W后，他做了國家公務員。那是一個腐敗與公款吃喝盛行的時代，我小時候坐著公務車，不知跟著他出入了多少飯局；但他不敢腐敗，是因為他又太怕因腐敗被發現而失去現在所有的一切?，F在回頭看，我相信，他的所有焦慮與對我的要求，也都出自這個時代的罪惡。
小時候的我，不知道這些都是為什么。到了初中升高中時，我沉迷于動漫，沒有考上最好的高中，從此飽受爸爸挖苦、嘲諷與折磨。那時我也讀了很多現在社會流行的網絡小說，包括《三體》；它們的共同特點，都是宣揚極端的叢林法則。這套法則從古老的舊中國流傳下來，當人們去指責毛時代與文革是一場災難時，他們都自然地相信了，舊中國的原則——恃強凌弱的原則，是正確的智慧，是傳統，是真理。
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司馬昭殺曹髦，永嘉之亂時司馬家被屠殺凈盡，那些屠殺他們的又被后人所屠殺——好像都是這么一個永恒的真理的彰顯：強者滅掉弱者，而強者才有資格掌握政權；道德就是強者的衣裳，在這偽裝之下力量的較量才是智慧。正義不存在，社會主義是奢侈的幻夢，“共產黨”的名稱是一種蒼白的理想，它的失敗已經在毛時代被“證明”了；而階級斗爭則是落后的思想，這世上存在的只有太平與亂世，太平時努力奮斗，亂世時不過一起倒霉。網絡小說的字縫里，每個字縫里透露著這世道的荒唐與絕望，可這流毒于整個社會的“自私的道德”——“要不是我們是你的家人，誰會勸你叫你努力做人上人?。?rdquo;——卻看起來天衣無縫，毫無紕漏。
總有人說毛澤東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在《二十四史》中吸取了老祖先的各種“智慧”、“道德”。我則覺得不然，他所做出的革命的行為，已經證明了一件事：他在讀《二十四史》時感到的，不是那些智慧的有用，而是那些智慧的荒謬，是在他的時代，他該做什么去領導中國人民，不再去相信那些所謂的智慧與道德，去開辟一個被祝福的新時代，而非繼續那個被上了詛咒的舊時代。
也許從那時我的身體就意識到了這種道德的毫無價值，想讀書也讀不下去。我再也不去為了父母的愛而讀書了，上課只去讀課外書，作業和練習發下就扔進垃圾桶。成績一落千丈，政治課講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美好，唯物辯證法的科學與先進這些我從沒在生活中感覺到的東西，卻要逐條死記硬背——考試時我全都用小抄與交換卷子抄襲之類的歪招糊弄過去，有時干脆照抄別人的答題卡。
周圍的所有人，都在感嘆著祖國在一天一天地強大。我無法反駁，只是感覺，強大又有什么用呢？難道都這樣活著嗎？由于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以全國勞工的奴役地位生產著令全世界消費過剩的商品；先富起來的人騎在窮人頭上，如罪惡的燈塔一般呼叫著每個善良人去放棄良知；所有人享受著剝削其他人的自由，終極目的地都是這自由的燈塔——美國。社會主義意味著一個扔在一群狗面前的雞腿，先到的有肉吃，后到的有骨頭啃，沒到的喝西北風。每個人都極度焦慮害怕自己是那些喝西北風的狗，卻對當下的生活與周圍的人，甚至眼前爆了表的空氣污染都毫不在意。
這時，學校公然違抗教育局的停課命令，稱因學生家長共同要求，開放學校供學生自愿學習，教師提供輔導。實際是，我們被強迫不準離開學校。父母與老師共同對我們說“校領導是為了你們好，為了你們的成績！”我向教育局舉報投訴，卻石沉大海，后來才知道學校校長的丈夫是省里領導，教育局不敢惹這位太歲的一切家產。
班里近半數學生咳嗽，我提議以股份制集資買空氣凈化器保護同學健康，畢業時賣掉退還一部分錢。幾個一起打游戲的哥們出了大部分本金，我從其他人那里募集股份，遭到的大多是嘲笑；后來好不容易募款成功買到了凈化器，過段時間又有同學覺得教室里空氣悶，下課通風也不同意，直接強行把它關了。我們在班里扭打起來，上課后班長給我寫了一封信：同學們在乎的都是高考，真的沒有幾個人在乎空氣，“別人受得了，只有你受不了？”
我不知道，如果生存只為準備以后的生存，為什么人還要被生下來受累？也許所有人都得找父母聲討，抱怨他們把自己生下來才對，可現實中卻充斥著這種贊美：“父母把我們帶到這世界上，我們感謝一輩子！”班里有時組織感恩教育，所有人都哭，班主任走過來時，因為我不哭，被指責為神經病、外星人。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我像別人說的一樣“沒有感情”“沒有孝心”“沒有愛”？在籠罩全社會的“自私的道德”轟炸下，我就像個怪胎，像個從小就發育不健全的畸形兒，有害于這個社會。我只有把心思全扎進文學和歷史，隱約地感覺到，歷史中存在一些東西需要我去發掘，那些也許才是答案。
我厭惡所在的那個環境，覺得上了大學，一切就會好起來；也許別的地方，有一些更好的風氣；也相信了父母的話：大學是個高平臺，那里的人素質更高。高考時，我奇跡般地考到了我從未夢想過的成績，考上了一所985大學，又順利地進入了它的所謂“精英學院”去學習歷史。一開始，我感到自己真算得上是“一路看盡長安花”了：父母再也不抱怨自己，夢想之后的未來越來越好……現實社會中的那些恐怖的不公，顯得好像也沒有那么重要了。
到了大學，我很快便發現這并不是一個所謂的人們素質更高的地方。符號和標簽占據了生活的一切，社交網絡全是炫耀：吃喝，娛樂，美貌。我一度因自己的“成功”而接受了它，以為這就是我所躋身的“上流社會”：室友一個月買十幾雙鞋，炫耀自己交過的十幾個女朋友；學院里的同學賣弄著知識互相夸贊“大佬”。
所有人的目標都是很明確的：顯得比別人優秀。在什么價值維度上的優秀呢？“我有的，別人沒有；別人有的，我早就有了。”學院大會上，輔導員夸贊著一名大二的同學每個學科都開始用英文記筆記，使我恍如隔世，好像回到了抄寫莎士比亞戲劇的小學；從一入學起，學生們都開始規劃著自己該有怎么樣的海外游學經歷，“預備”自己的人生，同時喊幾聲熱愛祖國，指望不在政治審核上出任何毛病。
我只記得同宿舍有一名同學，家里因父親生病而破產，靠助學金度日。我開學時，拿幾百塊錢幫他攢了一臺臺式電腦，他便終日沉迷在游戲上，幾乎不去上課；說去當兵，體重卻超標。我便因此看不起他，甚至在他好心借給我飯卡洗澡時，我都嫌“臟”，因為他“沒本事”。
現在想來，就像電影《寄生蟲》里，樸社長聞著金司機身上的味道皺眉頭一樣。我久在這價值觀的鮑魚之肆，不聞其臭，也忘記了我是為什么才來到這大學里。前些日子，想起這位同學，我就找出他的微信，發信息說，我很抱歉那時看不起你。他說那時的事，他也不在意了。他畢業后去涼山州扶貧了，我只感覺有些欣慰，他做的事情比他的所有同學們都有意義。
一次去西北的旅程，改變了這一切。我在西寧時，親眼見到了當地基建投資的鋪張浪費與無用、漢人社區與穆斯林社區的嚴重割裂。氣氛劍拔弩張，武警到處站崗，身上全是我沒見過的各種武器、防彈衣、頭盔。那景象令我驚醒，原來社會危機并不是在我的幻想中的事情，中國也并非和阿富汗完全處于兩個世界。于是我上網，讀到了關于新疆七五事件的事情，又發現推特上居然有一些新疆的東突武裝，在推特上公布他們打死的中國士兵的照片。
我那時感到天旋地轉。原來這些都是真的，這社會不是一片祥和！那么那些同學，家人，他們不才是活在夢里？回到大學后一段時間，我幾乎茶飯不思，像是些去了一趟阿富汗的美國記者一樣再也回不到那種互相攀比炫耀的都市生活中了。那學期我修了幾乎最多的課，卻開始盤算如何出國，因為我已經開始感到一種不知從哪里來的切身的危險，迫使我去遠方繼續尋找答案。
現在想來，民族主義是當人們開始理所當然地覺得恃強凌弱是這個宇宙的本來規則時，自然的產物。戈培爾說“沒有民族你什么都不是”，頭等重要的并非什么“民族”，而是“你什么都不是”。既然所有人都說你理所當然地“什么都不是”，那么為了是點什么，人就必須有點什么。這可能是錢，也可能是地位，當然最廉價的“是點什么”，就是你從屬于某個強大的民族。
共產主義理想是什么？只要你有著共產主義覺悟，有著這個愿望去與任何他人友愛、和平、沒有剝削地互相信任、一起生活，你就已經是個真正的人，有了最大的意義。但對拒絕相信它的人而言，這不夠；必須有肉眼可見的強大令他們受人尊重。
回族、維族與漢人，無論來自哪兒，背景如何，在這個國家剛剛建立時，無疑都是抱著建設同一個共產主義世界的希望而在一起生活、和平共處的；只有在這希望被人拋棄和背叛，社會中充滿著不公正，人們認為公正從來就不存在，重新相信只有力量才能決定一切時，“漢民族”和“穆斯林”這樣的老掉牙的文化符號，才會被這些絕望的人們撿起來再次戴在自己頭上，用來形容自己那相信只能用叢林法則保衛自己的族群。我所目擊的那些觸目驚心的矛盾，種子從幾十年前的價值觀轉向起，一定就已種下了。
出國前，我有幾天待在北京的時間，那時遇到了一名朋友， 一起去看了馬駒橋人力市場。距離我住的東三環北路只有幾公里的地方，破敗的城中村建筑上貼滿了人流、賣淫和賣血的廣告，“早孕試紙”幾個大字在窗欞上極為醒目。墻上寫著潦草的幾個字：“隨地扔垃圾的，你媽死了！”污染嚴重，朝陽看起來模糊而昏昏欲睡，正義與公平好像與此地毫無關系。在岔路口，站著幾個皮膚黝黑、迷茫地等著雇主前來拉他們干活的大爺大叔，幾乎沒有年輕人。在中國，距離首都寫字樓的中產階級幾公里遠的地方，這些人過著沒有希望的生活。我帶著對中國這樣一個最后的印象踏出了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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