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識 切
2011年的夏天我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初次接觸到切·格瓦拉的故事,就被他深深吸引,臨近期末考試的時候也顧不得復習,就去圖書館借了幾本他的傳記和畫傳來讀。
猶記那時剛踏入大學無限憧憬又倍感迷茫,因而當切充滿理想、悲壯、浪漫、斗爭與追求的人生,猝然出現在我狹隘的眼前的時候,我們便深深向往起這樣的人生來。
后來,當我第一次去陌生的村莊調研的時候,當我在冬季獨自走過幾百公里的路途游學關中的時候,我都會在隨身的挎包里,裝著一本毛選、一本海子的詩集、一本地圖冊,再就是格瓦拉的畫傳。
這幾樣象征性的東西恰恰構成了那個時候所理解和想象的青春模樣——
一個21世紀剛滿20歲的小青年,行頭破爛、衣不蔽體、胡子拉碴,戴一副厚厚的眼鏡,斜挎充滿六十年代風格的毛主席頭像和“為人民服務”字樣的軍綠色挎包,腳蹬一雙淘寶淘來的廉價的登山鞋,迎著風雪卻也不打傘,就這樣闖進了陜西關中綿延八百里的鄉土社會,一步一步去探究著頭腦中的社會、規律與歷史……
哈!好一個青春懵懂、火熱天真、無所畏懼的樣子。雖然今天看來是那樣的幼稚和不堪一擊,但是每當想起來的時候卻仍然激動人心。
這一切都是因為有理想的人們,我們都曾活在格瓦拉、活在保爾·柯察金、活在雷鋒的精神世界里,我們都曾無數次想象,是的,我們就是要做切一樣的人。
年輕的我們,不僅憧憬過他那樣游學、戰斗和犧牲的短暫人生,甚至憧憬過擁有他那樣滿臉的胡子、英俊的臉龐和隨時不離口的雪茄煙。
那到底,切·格瓦拉是誰,他如何經歷了人生卻又很快走向死亡?如何從世界走到了我們心里?
(二)切 生命中三次大的轉變
內心很酷的人生總是充滿故事,尤其對本來就長得很酷并堪稱萬人迷的格瓦拉而言。可以說格瓦拉的人生,正是經歷了一生當中三次大的轉變,才造就了我們所知的他。
青年時代的格瓦拉,是阿根廷最好的大學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一名醫學生,個性浪漫的他在暑假與好友兩人一起騎摩托車環游南美洲。
然而不幸的是,當這輛老掉牙的摩托車剛剛出發不久后就報廢了,于是兩人被迫從騎行改為徒步環游南美——
這聽起來有些像輕松爛漫般的中國長征在南美的重演。
由于隨身攜帶人民幣不夠使,兩人便被迫通過發揮所學去醫院做義工的形式來換取沿途生存所需。然而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格瓦拉震驚地發現當地最底層的麻風病人、礦井深處的工人共產黨員和農民生存的艱辛,跟自己所經歷的優渥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一切,都是由于美國資本家跟南美各國獨裁政府一起,構建了賣血般的經濟體系,被吸得正是廣大窮人的血,而富起來的恰恰只有美國的土豪和拉美個別先富起來的人。
這一副圖景,構成了幾百年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和豐饒的苦難這一沉重悲壯的歷史。
原本就心懷正義的格瓦拉,就這樣發生了人生的第一次轉變——從一個單純享受美好人生前途燦爛的青年,轉變為決心為窮人奮斗終生的三好青年,一個實打實的五道杠。
格瓦拉就這樣沿著人生的第一次拐彎,徹底走了下去,隨后的幾次游學及親身經歷的美國操控的中美洲小國政變,更加堅定了他的信心和思考。
他一路向北游學并探求南美的出路,直到在墨西哥遇到帶頭大哥——菲德爾·卡斯特羅,一個畢業于古巴政法(哈瓦那)大學法律專業、流落異鄉的大齡青年,并被魅力更加爆棚的菲德爾引上了通往古巴革命的小船格拉瑪號。
從中美洲過來的格瓦拉已經有了一個新的藝名——切,西班牙語里“兄弟,你好”的意思。
然而就在革命的小舢板剛剛登錄就被敵人壓制大量同志犧牲的片刻,切的人生發生了第二次轉變。
答應參加革命的時候,他還是不喜歡暴力,是個崇信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問題的人。因而在革命隊伍里,切原本的初衷是因為同情革命而愿意隨隊做一個發揚救死扶傷精神的白求恩式的軍醫,來救治受傷的同志隊友。
然而當僅有的87名隊友多數都很快倒在他的身邊死去的時候,他內心開始產生了劇烈的糾結,到底是做個醫生只來救治受傷的戰士呢,還是直接參與戰斗做個戰士呢?
古巴的甘蔗很多,這時格瓦拉的選擇卻不多,面前只有一個醫藥箱和一個子彈箱,幾乎是瞬間他就做出了決定,抱起子彈箱沖上去。
大概,正是偶然遵循了老師毛主席“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教導,擅長開刀開藥的格瓦拉很快在古巴的革命戰爭中成長為卓越的軍事領袖用槍桿子和手榴彈一個勁地給敵人開刀,并于不久之后就迎來了解放。
需要在這里備注說明的是,正是在格瓦拉和勞爾·卡斯特羅的影響下,菲德爾才最終決心將古巴革命發展成社會主義革命,從一個民族獨立戰爭發展為扎根美國屁股眼附近的社會主義紅色政權。
作為年輕的開國領袖(之一),雄心勃勃的他面對理想初步實現的美景,一方面對內擔任了中央銀行行長、工業部長等要職,一方面對外力斗美蘇兩霸,長相英俊、不拘一格的他甚至贏得了美帝國心臟地帶紐約無數年輕姑娘的芳心(當然這不是本文重點)。
然而革命成功、古巴獨立之后就可以完全高枕無憂了嗎?比美國顛覆的企圖更讓他感覺無奈和痛心的,
是政權建立后內部迅速滋生的官僚化與享受的風氣,
是當中蘇兩國論戰古巴出于生存只能緊跟蘇聯而切卻認可中國道路的矛盾,
是與浪漫的革命戰爭迥然不同的枯燥的經濟改革的失敗,
是自己實現整個世界解放的理想與小小古巴解放的落差——
于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年輕的切·格瓦拉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大的抉擇:放棄古巴國籍和一切官職,做回一個簡單的游擊隊員,重新投身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和階級解放的事業當中去。
離開的時候,他傷感地跟菲德爾寫信說,“由于你擔負領導古巴的重任,我可以去做你不能做的工作。……如果我葬身異國,那么我臨終的時候,想念的一定是古巴人民,特別是你。”
49年前,1967年的10月9日下午5點鐘,從古巴轉戰非洲剛果又重返南美的格瓦拉,作為游擊隊員在玻利維亞的叢林中被捕,并很快被美國中情局和玻利維亞軍方處死,處死后還被切下了他的雙手并秘密埋葬,直到30年后的1997年,他和戰友的遺骨才被重新發現。
(三)恢復 切 的本來面目
切死后,愚蠢的劊子手興奮地邀請記者來報道切被處死的事情并想制造個大新聞,誰知由于他身上充滿良知與無畏力量的道義光芒,深深吸引了當地的民眾和記者,由此拍出的照片里格瓦拉居然具有基督一般的圣象。
在篤信耶穌基督的西方世界,似乎只有基督才會對世人不分階級地愛護,那么切——他難道不就是我們眼前活生生的基督一般的人嗎?
他犧牲的時候年僅39歲,并仍然隨身攜帶著困擾他一生的哮喘病。勇敢的切,他如果活著,他今天一定是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了,但全世界的很多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仍然會認為切是年輕的,因為他的經歷、他的選擇、他的犧牲與崇高的追求和意志,都揭示了青春本來的面目——
崇高、
火熱、
不怕犧牲,
并且直面社會苦難,
為窮人而奮斗,
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
他豐富、短暫、浪漫和犧牲的一生,讓人覺得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完美的人,是純粹的人。
切的故事和遺照被瞻仰圣物一般的人們在全球傳誦,1968年在法國五月風暴的巴黎街頭,學生們穿的T恤胸前印的正是切的名言——
“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于理想”,
“如果有人說我們是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我們會一萬次地回答,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
而在人群中舉起的如海潮一般的紅色畫像里,除了毛澤東、胡志明就是格瓦拉了。
不知格瓦拉犧牲前,是否曾經想象過他身后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子?
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的五月風暴很快煙消云散下去,而就在他犧牲兩年后的9月11日,作為格瓦拉好友的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因為不認同格瓦拉bao力革命的方式而堅持通過和平改良手段實現社會主義,卻依然在美國支持的軍方政變中被打死。
如今人們想起9·11的時候,只會想起世貿大樓被恐怖主義襲擊的歷史,卻絲毫想不起幾十年前的同一天被美帝國主義殘忍殺死的阿連德及之后長達幾十年的血腥統治下被殘忍侵害的智利人民——
更為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最早攻擊西方的所謂的恐怖主義,恰恰就是來自于切·格瓦拉犧牲后全球諸多深處沉悶環境而找不到出路的進步青年所采取的城市游擊斗爭。
國際恐怖主義最早的源頭,就來自第三世界國家青年們對于帝國主義的的反抗,后來才一步步變質墮落并伴隨著被美國的反復利用、拋棄而逐漸壯大并成為今天全人類擔憂的所謂“人類之癌”。
一個生于中東和北非和世界任何地方的底層而沒有任何人生出路的青年人,如果生活在格瓦拉活著和去世不久的年代,他一定會選擇馬克思主義進行jie級斗爭。
只是今天因為馬克思主義式微而沒有看不到出路,他才會選擇匍匐在宗教的教義與民族的話語面前并被鼓勵進行圣戰,世界如此,中國的某些地方亦如此。
再后來,切的形象被資本勢力徹底扭曲包裝以適應新時代對人們思想的塑造。
由于曾經布滿全球的反抗運動,因此作為革命者的切的畫像廣為流傳,才有我們這些生活在異于西方文化的中國人,卻常常可以在咖啡館、跑車的后窗上、T恤上、潮流藝術家的畫作里,常常可以看見切·格瓦拉他那憂郁而深邃的眼神。
但長得很帥的格瓦拉曾經留下許多跟帝國主義斗爭的經典話語和橋段,人們卻都只記得了格瓦拉的帥而忘記了他的話。
正像人們只記得馬克思的啰嗦、恩格斯的大胡子、列寧的禿頂與毛主席的大臉,只有如此刻板枯燥的印象而閹割他們的革命鋒芒,這正是主導整個社會思想的人們希望給所有人營造出的印象,唯有此才能讓人們逐漸喪失獨立自主思考的精神——
而失去對不同于當下的更美好的另一個新世界的想象,正是全面沉迷夢中夢、認為現存生活秩序不可改變的前提。
這才是我們要紀念格瓦拉犧牲的意義,要通過紀念恢復他們被閹割去的直指黑暗的鋒芒。
為全人類而死的英雄理應被紀念、被學習、被探討,人類才會有未來。我們紀念格瓦拉,不代表格瓦拉個人沒有任何問題或不足,他的不足和問題也是我們討論的很重要的部分。
但魯迅說過,“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完美的蒼蠅終究是蒼蠅”,不管我們當下環伺我們的看起來完美的蒼蠅們是如何自鳴得意蠅營狗茍,卻一定發自本能地畏懼小小的戰士手里的蒼蠅拍。
我們還要通過紀念,去學習他們的成長經歷給當代的我們帶來的有益啟發。
青年格瓦拉的環游南美與青年毛澤東的湖南游學及數次農村考察,馬克思17歲中學畢業寫論文時的選擇與格瓦拉人生的三次轉向,從大英圖書館走出的馬克思、從監獄圖書館走出的列寧和從湖南省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走出的青年毛澤東,這些相似的經歷都彼此呼應,這些相似的片段都揭示出理想的青年們所應具備的某些因素。
當10月9日,我們重新想念起孤獨犧牲在異國土地上的格瓦拉的時候,我們的心中同樣的想起許多值得紀念的歷史和人們。
當10月9日,當我們重新想念起永遠的格瓦拉時,總是想起他諸多的經典語錄。
“面對他人的苦難,我怎能轉過身去”,
“哪里有貧困,哪里就有我”,
“不要問篝火該不該燃燒,先問寒冷黑暗在不在;不要問子彈該不該上膛,先問壓迫剝削在不在;不要問正義該不該祭奠,先問人間不平還在不在……”
當深秋的十月,在我們身處現實與理想的碰撞中我們不由得想起許多犧牲的前人,當我們再一次懷念起遙遠而親近的格瓦拉時,我們總是想在心中不由自主地喊一聲,“切,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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