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毛澤東25歲,才剛剛在北京漂了不到一年。
一年前,他基本上是抱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心態到的北京。為了謀生,他在老師的推薦下,在一所大學里搞兼職。一個月工資8元,據他后來講,“這個工資在當時并不低。”
那么,和他的工資相比,當時北京的房價是多少呢?
魯迅只用了一年的工資3500元,買下了一套四合院。當時還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每個月光是工資就有300元,是毛澤東月工資的37倍。
郁達夫也在附近買了一套房子,價格2200元。一套房子對他們而言也就是一年的收入,對毛澤東而言,卻是不吃不喝幾十年的工資。
毛澤東的家庭是當地的富農,家里有不少土地,還養了長工。經過毛澤東父親一輩子的苦心經營,各種精打細算,據毛澤東自己統計,最后家庭總資產大概兩三千元的樣子。
用盡一個富農家庭的洪荒之力,也就夠買北京一套房。
事實上,那時候的毛澤東,不僅買不起北京的房子,連租房都非常困難。和現在許多年輕北漂一樣,毛澤東到了北京后,也只能和朋友租住在極其便宜的大雜院里。
這個大雜院據說是清朝停放棺材的地方,在院子里修了幾棟矮房子,是給抬棺材的腳夫住的。幸運的是,毛澤東并沒有住在恐怖的棺材房里;不幸的是,他也沒有住在腳夫住的矮房子里。
他租住在挨著矮房子搭建的幾間更破更矮的小房子里。毛澤東回憶道: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條件這么差,還住在這兒,原因只有一個,便宜。
在一次討論會上發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澤東經濟上的窘迫。
毛澤東發言說:“把你的衣服給我,我來洗……大小不論,價錢一樣。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錢取貨。”
沒有人反應。
后來一位學生的妻子開玩笑說:“作為紳士,毛澤東不會干洗衣服的行當。”
另外一位學生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說說而已,就對毛澤東說:“那好吧,明天你來給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會不會做。”
毛澤東真的做了,當然也就得到了錢。
身為“北漂”,毛澤東受到的打擊,遠不只是經濟上的窘迫。
畢竟毛同學當年要文憑沒文憑,要家世沒家世,要名氣沒名氣,很多大人物都不拿正眼瞧他。民國大V胡適甚至在課堂上拒絕回答毛同學的提問。
毛澤東回憶道:
“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小時候我們學到一些主旋律文章的時候,總會提煉出一個高大上的東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那時的我們或者完全不能理解,或者輕蔑發笑,或者壓根不相信。
但只有有一天,你經歷了人情冷暖,在社會上碰得頭破血流,失敗到懷疑人生的時候。你才會明白,奮斗的意義。
當年的毛澤東在北京日子不好過,卻從未放棄過對未來的期望,也從未忽視過身邊觸手可及的美好。
在公園和故宮的宮址,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
這是出版于1937年7月的《毛澤東自傳》中的一段話。
從毛澤東的故事里,我還讀到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淺顯的道理,那就是:在黑暗中尋找光明,永不言棄。
并不是所有人都輕視“北漂”毛澤東。
一個是對他影響極大的恩師楊昌濟。他在長沙時就對毛澤東另眼相看,對毛澤東的期望不可謂不高,希望毛澤東像曾國藩、梁啟超一樣成為“異才”。
楊昌濟從湖南到北京大學任教后,更成為毛澤東在北京的引路人,介紹他認識了李大釗。
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很有感慨的說:
“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楊昌濟,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一個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會的人。”
毛澤東其實在北京待的時間并不長。
1919年春天,因為母親病重,毛澤東選擇離開北京回到老家。然后在第二年又短暫地到過一次北京。此后,毛澤東再沒來過北京。
就這一年的北漂日子,對毛澤東而言,到底有多大的意義?
一段話曾這樣評價:應該說,正是在北京的短暫歲月,真正改變了毛澤東的人生志向。
這句話,一點也沒夸張。
來北京前的毛澤東沒有名氣、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房子,而且還沒有女朋友。甚至,最夸張的是,作為后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奠基人,沒到北京之前的毛澤東居然沒有聽說過馬克思!
他后來自己感嘆說:
“到了北京,在馬克思誕生整整100 周年之后,他方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馬克思這個人、有十月革命這回事。如果沒有來北京, 沒有近距離地與李大釗、 陳獨秀相處,他很可能就不會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他在一年內做的事情,很多人留在北京十年也未必能做到。就在北京一年多的時間里,他認識了很多大牛,開闊了眼界,吸收了許多新的思想。
離開北京時,他雖然還是一副北漂的窮困樣,連僅有的一雙鞋都被人偷走。當他回到家鄉,就已經不再是一個處在鬧市中卻默默無聞、不知何去何從的青年了。
他帶回了他在北京所有的經歷、學習、思考以及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之后,他還到過上海,到過廣州,到過武漢,到過井岡山,到過瑞金,到過遵義,到過延安,到過西柏坡··· ···
1949年,新中國建國前夕,他在西柏坡感嘆道:
“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
當三十年后他再一次回到北京時,他已經完成了一項這世上最偉大的事業: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今年是2019年,距離毛澤東“進京趕考”,已有70年漫長的歲月;他離鄉“北漂”,更是足足100年前的事了。
但有一個鏡頭是永恒的——
在北京的嚴寒里,青年毛澤東穿著與同鄉青年共用的一件大衣,駐足于冰雪之間,在一片銀裝素裹中,凝視若火焰般綻放的紅梅,滿心欣賞,熱血沸騰。
他樂觀,努力尋找問題癥結與解決之道;他不在乎身外之物,他追求精神的強健,還有信仰的力量。
這個鏡頭,最好的配樂,是1919年的流行曲《中國男兒》:
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
睡獅千年,睡獅千年,一夫振臂萬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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