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我們故事 FM 團隊有一次例會，已經忘了當時在討論什么，只記得大象公會的創始人教官黃章晉突然說了這么一句話，“我覺得在北京就得住在三環內，住太遠的話，你在北京的意義就不存在了。”
大伙兒聽完都震驚了，因為我們大部分同事都住在五環外。
大家很難想象，教官那一代的北漂青年過著什么樣的生活，他們和現在的北漂青年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采訪了兩位同事：一位就是黃章晉，他今年 48 歲;另一位是我們故事 FM 的運營劉軍，她今年 27 歲。
他們兩位都是湖南人，分別于 2001 年和 2015 年來到了北京，相隔 15 年，開始北漂。在他們先后來北京的這 15 年時間差里，北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造就了他們截然不同的北漂生活。
講述者：黃章晉、劉軍，主播：@寇愛哲，制作人：@劉逗，聲音設計：@孫澤雨
以下為本期故事的文字版：
黃章晉，48 歲，大象公會創始人
一
我 1992 年來過一次北京，那會兒是 22 歲。
當時的北京有兩個地方讓我很震驚：一是物質條件，我是在北京第一次見到了衛生間里的自動干手機和旅游景點里的可樂販售機;二是文化，各種演出、展覽的海報令我目不暇接。
我在北京待了兩周，等回到湖南一看，相比之下，當時的長沙簡直就是個縣城。
那段時間，我從沒在北京的街上見過吵架或者打架的人，而在湖南的街頭故意挑釁的年輕人是很常見的——他們穿著拖鞋晃晃悠悠地走在路上，像動物園里的熊猩猩，眼睛掃來掃去，盯著你的鎖骨看。
“你看什么看?”
“你看什么看!”
這時兩個人停下來，相持不下，很容易就會打起來。
所以，我來了北京以后是真的覺得大城市的人民溫和、素質高。雖然人多，但其實密度相對小，因為街道寬闊、樓宇高大，路人都行色匆匆，有基本的空間意識，反而不太會和別人發生沖突，也看不到那種惡狠狠地盯著你鎖骨看的人。
1992 年的時候北京還沒有什么商品房，租房非常困難，體制內的機會也很少，但那個時候我就下定決心——“我要來北京!十年內一定要來!”
我原本是在湖南婁底的一家國企工作，盤算著辭職后搞裝修創業，但沒想到后來單位連上了互聯網，我成天在網上閑逛，一不留神就開始在 BBS 上寫東西，又一不留神成了網紅，然后就上癮了，并因此認識了很多人，他們其中有人勸我，讓我到北京去。
90 年代的北京 來源 / 老北京城
二
我沒想到的是中國社會的變化會那么劇烈，我沒等到十年，大概是九年之后，2001 年 5 月，我辭職來到了北京。
我當時來北京是參加中國青年報的聚會，其實報社的樓放在全北京來看是很一般的，可是對于一個小地方的人來說，不是這樣。
我印象很深刻的畫面是那天下午的辦公室，陽光透過百葉窗灑進來打在墻上，編輯們的桌子上放著熱情的讀者們寄來的信，以及成堆的雜志，上面寫著某某老師敬啟，我當時就覺得如果能在這樣的地方工作真的是死也值。
那個時候，中青報的李方推薦我去了《財經時報》，辦公地點在泛利大廈。那是我第一次進到這種寫字樓，電梯是鏡面不銹鋼的，一樓大堂的墻是花崗石貼面的，湖南的五星級酒店里都沒有這種東西。
泛利大廈
我緊張得開始出汗，但是我在心里告訴自己，不管一會兒要見到的人是誰，我都不能讓他有一絲一毫感覺到我是個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我和他是平等的，能力也不相上下，只是此時此刻外界的環境對我構成了非常強大的壓力，我要扛住它。
我逼迫著自己不要東張西望，進辦公室之前小心地把手心里的汗在褲子上擦干，一直緊繃著直到離開那棟大廈，我才呼出一口氣，心想“這種地方真 TMD 要命，憑什么要在一個辦公場所花這么多錢?這電梯里面貼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民幣啊!”
后來我碰到了中青報《冰點》當時的主編李大同，他聽說我被推薦到了《財經時報》，就問我愿不愿意到報社工作。我心里一陣狂喜，“這是我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啊，怎么能說愿意不愿意呢。”
他轉身又去找了李方，拉著他一起幫我給當時中青報的主編李學謙寫推薦信，但是我最終沒去成中青報，去了華夏時報。
剛上班的頭幾天我還鬧了洋相，當我穿著西裝、白襯衫短袖去上班時，我發現那整棟樓里只有總編兼社長他老人家是穿正裝的，其他同事都是穿著拖鞋和大花短褲來工作的。這可能是剛開始感到的一個文化沖突。
另外一件比較意外的事是，有一次我們評刊，社長批評了一位記者，大概是說他稿子寫的不好，我們報紙的定位是新型主流報。
會后，一位與此事毫無關系的編輯在走廊的墻上貼出了一封信，寫著“我聽主編、社長講了好多次新型主流報，請問什么是新型主流報?能告訴我一個定義、可執行的標準嗎?這種泛泛的說法我是不同意的。”
社長看到這封信后，也在墻上貼出了自己的回復，隨后越來越多的人參與了這場討論，信貼的滿墻都是。
這件事對我而言沖擊巨大，因為在我之前所在的環境里，哪怕是與一個只比你高一個級別的人，都不能這么說話的。而在這里，之所以大家敢這么討論，是因為自己的價值和發展不再取決于權利的安排，能力考核是透明的，好與不好自有市場估值。
其實那個時候的我不是特別清楚，自己趕上了那么好的一段時光和機會。只是比較直觀地感受到來了北京之后，工作對我來說很容易，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原本一千多的月薪翻了五倍，第二年又翻了一倍，五千變一萬，再后來是一萬二、一萬四，逐年遞增。
1996 年 1 月 5 日，北京市，亞洲最大的北京西站，開始運營但尚未滿負荷。
三
那幾年，我在生活上幾乎沒有什么壓力，在北京的第一年，我的房租僅占到我工資收入的五分之一。零六零七年，在買房之前，我的月租是一千，而月收入是一萬好幾。
租房的時候我盡量選在三環以內，因為做媒體工作，我不能住得太偏遠，必須要通勤方便，否則在北京的意義就不存在了。
那時我只要有機會，就會打著車滿城跑，不想錯過任何一場有趣的文化活動。我現在已經回想不起來剛來北京的頭兩年，我的時間是怎么安排的了，感覺好像是同時把好幾個人的事情完成了。
北京二環、三環的立交橋，順時針、逆時針我都記得，有時候我晚上沒事干，就把 44 路公交車從頭到尾坐一遍，然后反方向再坐一遍。
我覺得這才是我的家鄉，在湖南沒有人關心你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而在北京無論你多么離譜也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如果你問我對于北京有什么負面的印象，我覺得我和我周圍的朋友們是沒有辦法回答的，因為這個城市曾經帶給我們的機會和眼界的增量完全超過了我們的想象。
當時北京的外地人還沒有那么多，北京人對外地人的抱怨也不多，大家都強烈地感覺到正處于一種互惠階段。
大地裂開了一個口子，造山運動出現了，給了人們無限的機會，無論你掉到了哪個山谷里，都能順利地生長出來。
在機房上網的年輕人 來源 / 老北京城
四
以前的北京有時候也講限制城市規模、限制城市發展，但總體來說，那段時間里，她的開放性是越來越強的。但是最近幾年你會發現，前面是有一堵實實在在的墻的，你被反彈回來了，這座城市明確地表示有些人是不受歡迎的。
于是生活上的殘酷性也體現出來了，我之前問過我們的同事，為什么要住那么遠的地方，后來覺得自己真是沒心沒肺，他們現在的房租實在是太貴了。
2007 年，我跟幾個哥們合租，我的房間是 16 平方米，我覺得很不愉快，覺得自己住的地方太小了，當時我的房租是一千多一點，占不到我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今天如果你想以十分之一的月薪給自己找個住處，你要租什么樣的房子，住到多么遠的地方?
這些年，我突然意識到，現在小孩的生活環境跟我們那會兒不一樣了。
在這個越來越不友好的北京，人們可能很難再創造奇跡了。
2014 年 4 月 11 日，中國北京，國貿中心的交通狀況。北京市長表示控制北京人口的爆炸式增長是北京市政府的首要任務。
劉軍，27 歲，故事 FM 運營
一
我是湖南岳陽人，也是在岳陽讀的大學，幾乎是從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岳陽。
小城市里對于工作的想象是有限的，大學畢業后我考進了一家機關單位，在辦公室里做文職工作，是家長眼中的“完美飯碗”——在洞庭湖邊上，單位食堂便宜又好吃，下班能走路回家，工作輕松又穩定，一眼就能望見之后幾十年的平順人生。
但那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當時單位里，有一位新來的局長喜歡在午休期間去休息室打乒乓球，那里面有一個乒乓球自動發球機，他打球時，副局長們和辦公室主任會在一旁匯報工作并幫忙撿球。
其實撿球這樣的“美差”平時是輪不到我這種小羅羅的，但正好有那么一個中午，所有的二線領導都不在，我給局長打開休息室的門后，自覺地倒了一杯熱水，猶豫再三后開始彎下腰撿球。
回家之后我跟爸媽說起這件事，覺得自尊心特別受挫，甚至講著講著就哭了——
“憑什么我要撿球?憑什么?”
爸媽其實是不太能理解的，他們會覺得這么好的一個表現機會落到你身上，你為什么不珍惜反而跑回來哭呢。
湖南岳陽廢棄的舊工廠 供圖 / 劉軍
雖然我對“想過的生活”并沒有具體的想象，但我知道機關的生活不是我要的，沒過多久我就辭職了。
小地方的機關單位工資是很低的，大概只有 2300 塊的月薪。我當時想離開岳陽，到大城市去工作，但存了半年的錢，也只夠買一張火車坐票，頂上一個月的生活開支。
2015 年 6 月，我在火車上坐了整整一個晚上，然后到了北京。
二
剛來北京的那幾天，我無意間住在了三里屯邊上的一家青旅。第一天到三里屯我還挺興奮的，簡單收拾完東西就沖了出去，想要去見識一下傳說中大北京最繁華的商業區之一。但是，看了一圈，發現三里屯好像也沒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幾棟玻璃外墻的建筑，似乎也沒有想象之外的東西。
在青旅住的期間，我邊投簡歷邊面試找工作，最終選擇了一份圖書編輯的工作。
圖書編輯的工資是完全低于人們想象的，行業的平均水平是 4000 塊錢 / 月，然而我當時租的房子條件還比較好，房租直接占到了我工資的一半，然后再加上交一些零零碎碎的錢，到最后每個月大概只有 1000 多的生活費。
我做那份工作時處在一個比較理想化的狀態，懷著滿腔熱情干了一年之后，我發現這份工作并不是我原本想象的那樣，圖書出版其實是一個不斷向市場和客觀條件妥協的過程。
位于北京 CBD 中央商務區內的寫字樓——朝外 SOHO
這份工作讓我感到幻滅，既然要現實，我就想找一份完全世俗、完全社會化的工作試一試。于是我去了一家公關公司，為客戶爸爸服務。
那家公司的環境特別好，在很高檔的寫字樓里，玻璃外墻，大開間，每人一個工位，一臺電腦，上下班打卡。當時的月薪是 6000 / 月，但是因為我剛換了一處房子，房租也還是占了收入的一半。
因為第一次到這樣一個非常正規的商業公司里工作，我其實是不太懂得他們的運行規則的，我在那里融入得非常不好。在公司里，一般是一個小組的成員坐在同一排，我當時遇到的情況是我們組那一排的工位恰好滿了，我就被迫坐到了另外一排，于是融入他們就顯得更加困難了。
后來一位同事離職了，我主動跑去向領導申請，想跟他們坐到同一排，領導也同意了。但是沒多久，又來了一位新同事，領導可能覺得那個人更符合他的需求，就悄悄把我拉到一邊問我可不可以再坐回去。
我其實沒太反應過來，只是覺得既然需要我坐回去，我就坐回去好了，就又回到了那個很孤單的位置。
我當時只是覺得有點受傷，但是還沒太想明白，我是過了一段時間才越發意識到委屈——我作為新人來的時候讓我坐在另一排，后來又有新人來了，領導卻讓我把位置讓出來?
于是這第二份工作沒干多久我又辭職了，緊接著找了第三份工作，也沒干多久。
在第二份工作期間，我開始聽播客，各種節目都聽，后來正好看到故事 FM 在招聘，我就來應聘做了運營，這是目前為止我做的時間最長的工作了。
在故事 FM 工作一年后，假期晃蕩在柬埔寨金邊吐斯廉屠殺博物館 供圖 / 劉軍
三
雖說不停地換工作，確實帶來了薪水的增長，但是因為我前兩次租的房子條件都比較好，導致了我那兩年多來，沒有存下任何積蓄。于是我決定降低一點生活標準，在網上找了一個月租 1400 的房，在金臺路附近。
房子老破舊，里面三間臥室，最大的那間里住了三個女孩，最小的那間住了一個女孩，而我要跟另外一個女孩共享第二大的那間臥室。事實上，也不能叫臥室，它其實是客廳改造的，里面滿滿當當放下一張大床。
我是跟另外那個姑娘共享一張床，被褥、被單都要對折，屋里除了床也放不下別的，我無論干什么基本都要窩在那半張床上。
我當時對于條件不好是沒什么概念的，直到住了一段時間后，我發現廁所門下面長出來兩朵蘑菇，白色的傘蓋越長越大。它們每天都在生長，我莫名覺得有點可愛，還拍下來發了朋友圈。
我從來沒想過找我爸媽要錢，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事。來北京是我的決定，就應該我自己負擔我自己。
唯一一次我爸資助了我，是因為我剛剛分期付款買的新手機在路過地鐵站時被人偷走了。你可能想象不到，金臺路地鐵站四個出口，分屬三個公安局管轄，并且沒有一個監控錄像是正常運行的。所以即使在我幾番折騰終于報上案后，理所當然也不會有任何結果。
那會兒是年底了，又要交房租，我不得不向我爸求助。
北京三里屯農展館附近的使館區 供圖 / 劉軍
四
我曾經想過要不要離開北京換一個城市生活，但是我從沒想過要回家，這并不是因為我覺得小城市的生活有多么糟糕，只是那樣的活法不適合我。
我對自己目前的狀態挺滿意的，我現在租了一個很不錯的房子，有非常舒適的床墊、落地窗和明亮的燈，還養了一只小貓。
劉軍領養的流浪貓，現在它的名字叫錢多多 供圖 / 劉軍
春節回來之后，有一天北京下雪，我臨出門的時候特意把窗簾拉開，留下整面落地窗給小貓看雪。我到了辦公室之后，正好也透過辦公室的落地窗看著外面，雪越下越大，紛紛揚揚的，我和小貓正在看同一場雪，我感到特別的幸福和滿足。
我想這就是我現在的生活狀態，我覺得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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