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知識勞工”的理論框架，本文從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視角探究了在中國小型互聯網公司就業的IT程序員的身份認同與傳播實踐。通過對個人式回憶的話語分析，本文揭示出他們四個層面的自我身份認同與建構，包括：基于技術經驗和專業主義的認同;以自我提升為目的，對高度流動與內在風險趨于中立化的闡釋;使用“碼農”一詞來體現工作的高壓與遭受圓形監獄式的監控;以及使用“屌絲”一詞來進行自我表達和集體抗議。IT程序員基于自身工作經驗的邊緣話語與中國在經濟發展、技術創新方面的主流話語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個人主義凸顯的明證。本文的研究進一步確認，“知識勞工”的概念不盡然與專業技能、傳播、創新、知識等話語相連，而是對數字經濟時代下勞動者的生存困境和凝聚力等問題的再闡釋。
關鍵詞：知識勞工;身份認同;IT程序員;話語分析
一、導言
長期以來，全球范圍內數字經濟和IT產業的崛起備受學界矚目，這也使得數字經濟背后的勞動議題受到持續關注。理查德·巴布魯克(Barbrook，1998)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新型技術的普及和對知識勞工的征用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征。在信息社會的背景下，從個人、專業到社會層面不斷信息化，這使信息化背后諸如程序員等助力者的作用不容忽視。誠然，知識勞工在呈現創新、知識與傳播等話語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同樣構成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重要的技術力量(Virno & Hardt，1996)。
本文以在中國深圳小型IT企業工作的程序員為例，旨在通過了解其工作實踐和身份認同，更好地理解“知識勞工”的理論框架。以往的諸多文獻都認為，IT程序員這一群體作為技術創造與實踐的最前端，經常被劃分為社會階層中的中上層人群。例如，達斯(Das，2001)曾在其研究中提到印度的IT程序員被認為是“新的中產階級英雄”，因為他們的技術推動了印度IT經濟的騰飛。恩辛格(Ensmenger，2012)在《計算機男生的占領》(The Computer Boys Take Over)一書中也闡釋了計算機技術人員在軟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通過追溯最早一批“計算機大男孩”如何在傳統的、等級森嚴的機構中建構自身的獨立性和身份認同，恩辛格強調了軟件技術工作人員在現代社會中有著非比尋常的重要意義。
不同于將IT程序員作為中上社會階層的研究，另一派學術脈絡更多地關注全球生產鏈底端的技術人員，揭示出他們被裹挾進高度不穩定且等級森嚴的分工體制的現狀。例如，科斯塔(D’Costa，2003)指出，印度軟件行業的發展是基于不均等資本主義產生的企業家靠著剝削數量龐大的數字勞工而進行資本積累的結果。在對印度跨國軟件從業者的研究中，項飚(2012)展示了跨國資本如何影響印度IT程序員的就業機會，以及這種“全球獵身”的行徑如何將這些跨國程序員置于不確定的、“險象環生”的工作環境之中。桑多瓦爾(Sandoval，2013)在對富士康工廠的勞工狀況進行分析時闡明，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的發展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創新與革新，同時也建立在對技術工人的剝削之上。本文以中國的草根IT程序員為例，旨在加入這一學術脈絡并揭露出在底層社會掙扎的所謂“知識勞工”是如何進行身份建構和開展工作實踐的。
在中國，以IT程序員為代表的“知識勞工”是一個尚未被學術研究充分觸及的領域。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數量巨大的勞動群體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數字化的革新浪潮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過去的十年間，中國的軟件出口業迅速增長。根據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在2014年發布的《2013年中國軟件產業報告》，2013年，中國軟件出口達487億美元，占國家GDP總量的0.5%。報告同時指出，2013年，中國有3108家外資軟件公司，合營利潤為1130億美元，占整個國家GDP的1.19%。中國的IT程序員，尤其是來自底層的程序員，組成了全球化數字勞工體系中末端的一環——他們主要在跨國的產業鏈中負責被外包的工作、提供國際服務，以及加工電子交易的軟件。
本文主要關注中國小型互聯網企業中的IT程序員，包括他們的生活、身份、話語以及日常工作實踐。本文論述了“知識勞工”的理論框架以及當代中國的IT產業，著重分析了中國底層的IT程序員如何在日常的工作實踐中通過個人回憶式的話語建構起自我身份認同，并在此基礎上，闡釋了技術與社會發展的意涵。
二、知識勞工
關于“知識勞工”這個概念的探討由來已久。馬克盧普認為，知識勞工是指“知識生產工業群內工作的人”，或者是“專門從事知識生產的職業人”(Machlup，1962，p.267)。在經濟學家德魯克看來，知識勞工指的是“從事生產觀點、概念等的男性或者女性”(Drucker，1969，p.264)。與前兩位學者不同的是，貝爾并沒有使用“知識勞工”這個概念，而是指出“知識階層”是后工業時代中發展最為迅速的社會群體，傳統的勞動理論將會被知識價值所挑戰，因為社會生產實踐正朝著越來越信息化的方向發展(Bell，1976)。
三位學者對“知識勞工”的概念化過程可能略有不同，但在以下兩方面是一致的：其一，知識勞工數量的增加使知識產業迅速發展;其二，他們對于知識勞工的定義都強調對信息的生產與分配，以及對技術與創新的占有。在這一點上，“知識勞工”有別于斯麥茲(Smythe，1977)的“受眾勞動”和特拉諾瓦(Terranova，2004)的“無酬勞工”概念，知識勞工更強調專業技能和職業技術。詹茲等人的研究將知識勞工描述為“高端勞動者”也證實了這一點(Janz et al.，1997，p.878)。這類勞動者會將他們的所學用于設計、生產新的產品與服務。雖然以往的一些文獻研究將“知識勞工”看作與體力勞動者相對立的概念，但最近的一部分研究已經不再采用這種二元對立的視角了，而是認為知識勞工可以包含廣泛的職業類別，甚至可以將體力勞動者納入其中。
莫斯可和麥克切爾也認為，知識勞工的范圍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特定的職業，而應該擴展到一切與“信息和知識的處理、傳播、承載”有關的勞動(Mosco & McKercher，2008，pp.24~25)。基于這樣的理解，福克斯(Fuchs，2014)指出，數字勞工的范圍基于工業生產，而非職業范圍。換句話說，任何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關的勞動都應該被列入數字勞工的范圍之內，而不應該僅僅關注其職業種類。福克斯強調了數字經濟下勞動力的多樣性和延展性，同時也闡釋了全球范圍內數字勞動分工的可能性。
在電子計算機層面，編程與勞動力被認為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分析框架。一方面，由于技術上的優勢，計算機工程師被視為一個頗有權力的群體;另一方面，他們也被認為是邊緣的、沒有權力的一群人，因為他們更傾向于“在虛擬的世界里尋找權力和控制”(Edwards，1997，p.172)。在哈克看來，計算機工程師在工作中獲得的樂趣和成就感與他們的賦權密切相關(Hacker，1989)。弗羅曼(Florman，1996)贊同哈克的觀點，認為技術在IT程序員看來是一種權力的象征和體現。通過分工合作，他們可以拓展社交、形塑集體認同感。瓦格和斯里尼瓦桑的研究表明，女性程序員更看重自身的IT專業，并會通過諸如“挑戰”“成就”“精神鼓舞”“技術的使用滿足”“探險”“自我提升”“個人成長”“自我滿足”等語匯來展現她們對自己職業的認同感(Valk & Srinivasan，2011，p.44)。
除此之外，一些批判學者也表示，IT專業人員的研發工作充滿挑戰和不穩定性。阿羅拉等學者對印度的軟件業展開研究，發現印度的IT工人經常被置于被動的地位，通常情況下，他們僅幫助西方國家做一些簡單的、重復的外包工作(Arora et al.，2001)。項飚(2012)在“全球獵身”的研究中也發現，印度IT程序員在“獵身”的過程中做著IT苦力，不但工作毫無創新性，得到的工資也非常微薄。夏冰青(Xia，2014)的民族志研究表明，中國大多數互聯網工作者處于社會的底層，不斷淪為全球分工體系中無足輕重的“小齒輪”。
三、ICTs與中國IT程序員
中國數字經濟起步較晚，但卻發展迅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庫資料顯示，中國已經是目前世界范圍內生產和使用ICTs最重要的國家之一。2004年至今，中國已經是ICTs硬件組裝和生產加工量最大的出口國，但在軟件生產方面，并沒有像硬件一般占據重要地位。2013年，中國的ICTs行業出口占世界總出口量的27.4%。本研究的重點不在于硬件ICTs，而是在軟件。總體而言，軟件行業主要涉及軟件產品與軟件服務，包括研發、市場、銷售、售后服務等各個環節。通常軟件產品端分類廣泛，包括操作系統、計算機端應用、網絡管理工具，以及各式各樣的企業和個人程序。隨著中國IT市場的不斷擴張，軟件業正在成為增長最為迅速的部分。根據加特納公司的報告，2013年年底，全球軟件業的產值達到3500億美元，占全球GDP總量的0.46%(Gartner，2014)。隨著中國信息化進程的加速，電子政務、信息監測、股市交易、物流與網上購物日漸發達，一個軟件帝國的雛形正在不斷形成。
與處于急速變革中的中國社會一樣，IT企業的發展呈現出迅速、不均衡、層級多樣等特點。其中既有像百度、阿里巴巴、騰訊(業界簡稱“BAT”)這樣的巨型IT企業，又有跨國公司、中外合資企業，如微軟、IBM等，還有數以千萬計的小型IT企業。據官方數據統計，截至2014年，中國共有37102家軟件公司，其中在2013年至2014年新成立的公司就有6183家。包括BAT、華為在內的大型公司的發展帶來了中國IT市場的欣欣向榮，同時也幫助建構和豐富了社會民眾對企業家和IT專職人員的共同想象。在這種情況下，一批帶有創業、冒險光環的新型IT企業家和技術人才，如馬云、馬化騰、丁磊、張朝陽、王志東等成為眾人矚目的“企業家英雄”。
雖然中國IT企業的騰飛與印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兩者至少存在兩方面的明顯差異。其一，相較于印度以外包和離岸加工為主的發展模式，中國的IT產業主要針對國內市場。在項飚(2012)的著作中，他分析了印度IT產業和工人為何成為全球勞動分工鏈條中末端的緣由，并探討了其如何與澳洲、美國等地形成差級式連接的過程。而在中國，國內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和政府鼓勵信息化產業發展的方針使IT產業主要針對國內的消費市場。當然，這樣的論斷并不是要忽視跨國企業與合資企業在中國IT市場中的重要份額。許多西方IT企業積極通過向中國IT企業外包一部分非核心的信息加工與測試工作以開辟中國的市場，一方面他們垂涎于中國國內巨大的市場，另一方面是出于降低勞力成本的考量。
其二，就勞動力素質而言，印度的大部分IT程序員或IT專職人員都接受過大學教育，甚至有些被認為是接受了過多的教育(Upadhya & Vasavi，2006)，而在中國卻并非如此。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在2014年發布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年鑒》中的數據，超過40%的IT程序員只具有職業學校的文憑(如圖2所示)。這種專職院校的教育模式通常是讓學生在其機構內接受從幾個月到兩年不等的職業培訓，然后迅速地由一名學生轉變為一名“碼農”。雖然在中國，也有相當一部分的IT程序員接受過本科教育，但我們應當將IT教育在諸多大學中的差級式存在做一個梳理和分析。通常在就業過程中，擁有“985”或“211”學校文憑的畢業生更受青睞，甚至可以說，這是進入諸如BAT等大公司的基準條件。但據統計，這兩類院校畢業生的總和只占全國大專院校的不到5%。市場選擇對文憑的限制和教育背景的重視導致了IT人才在就業和勞動分工層面的不平等現象。
與國外情況相同，在大型跨國軟件公司或者國內IT巨頭公司就職的IT程序員，他們教育程度高、薪水高，但卻只占IT就業大軍非常小的一部分。根據岳兵(2015)的研究，中國有90%的IT程序員在小型公司上班(在中國，小型公司被定義為擁有100名或以下員工的企業)。一個有意思的發現是，中國的IT程序員戲稱自己為“碼農”。這里的“碼”指的是代碼，而“農”取自農民之意。在中國當前的語境下，農民通常被認為是遠離權力中心、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對于身處底層的IT程序員來講，“碼農”一詞不僅僅是自嘲，更是對自身工作狀況的反映。“碼農”一詞最早興起于2011年，被底層的程序員廣泛使用，后來因其趣味性和娛樂化的特質而被各個層次的程序員使用。雖然不同的程序員在各自的領域內分工不同，但總體而言，碼農的工作是與代碼打交道，包括研發代碼、測試、排除問題等。
本文的研究基于在深圳的小型IT企業工作的程序員而展開。政府推進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的政策使得一大批小型IT企業應運而生。比起大型公司，這些小型IT企業具有人員少、運作模式靈活等特點。基于市場的需求，它們往往聚集在大城市的中心地段或者高新科技園區，如深圳南山科技園，且主要業務是為其他非互聯網企業提供軟件開發與后期維護服務，以及承擔來自大公司的外包服務等。為了壓縮成本，公司往往只雇用一小部分技術人員，但他們卻從事多種開發工作。在這些小公司工作的IT程序員都比較年輕，大部分來自農村地區，只在職業或培訓學校進行學習，但這其中，也不排除受過正規專業學習的程序員。以往的文獻并沒有將對IT程序員的研究與技術發展的邏輯以及其所在的社會背景勾連起來，同樣，他們如何認同自身以及如何在全球IT產業鏈中進行工作實踐的問題也并沒有引起學界和業界充分的重視與關注。基于此，本文要研究的問題具體包括：其一，中國IT程序員如何從“知識勞工”的角度建構自我的身份認同?其二，中國IT程序員自稱為“碼農”的社會文化意涵是什么?這種自我認同與“知識勞工”的相關性是什么?其三，中國IT程序員的勞動實踐可以在多大意義上拓展我們對“知識勞工”這一框架體系的認識?
四、研究方法
本文選擇文化話語分析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文化話語被定義為“一套詮釋傳播實踐、行為、事件以及方式的歷史變遷式的解釋體系，通常是由特定的符號、標志、標準和意義共同組成”(Carbaugh et al.，1997)。在話語分析中，文化話語是一種較新的方法，用來闡釋社會文化生活是如何通過傳播與互動而產生并發揮作用。文化話語的前提是，傳播意味著社會事實的建立，包括認同、關系、情感、行為等諸多方面。馬拉茲(Marazzi，2011)在其研究中表明，在數字經濟時代，知識勞工更多的是通過智慧、創新和語言來建構自我認同。從文化話語的角度看，諸如IT程序員等知識勞工的工作交流日常是他們建構身份認同、社會認同和自我行動的重要因素。因此，對他們的傳播實踐予以觀照變得尤為重要。
本文主要通過深度訪談的方法收集數據，訪談了來自深圳的共10家小型IT企業的26名程序員。其中包括6名女性程序員和20名男性程序員。每次訪談時間為60～90分鐘。數據的收集時間是2014年3月、5月和11月。在開始收集數據前，研究者會告知受訪者研究的目的，并確保信息的安全。受訪者簽署知情同意書。訪談的問題包括：“為什么你想要成為一名IT程序員?”“你怎么看自己是‘碼農’這個問題?”以及“說說你工作里面難忘的事情”等，以此來了解受訪者的身份建構和“碼農”的社會意涵。訪談并沒有固定結構，而是包括更多的開放性問題以保證數據的客觀說服力，包括受訪者的個人經驗、工作實踐，以及工作以外的生活。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在一家公司進行實習，與IT程序員交談，以此進行參與式觀察。
研究者同時使用網絡民族志方法收集補充數據。網絡民族志是以計算機為中介，探討群體與文化之間的建構過程。這種方法將互聯網看作一種社會互動的情境和文化(Dominguez et al.，2007)。本文認為，網絡民族志對于研究IT程序員的身份認同和工作實踐必不可少，因為以往的研究表明，IT程序員與社會其他群體相比較，其使用互聯網的特征表現得更為明顯。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4)的數據，程序員每周在計算機前耗費41.5小時，更重要的是，他們大部分的閑暇時間也被互聯網所占據。互聯網變成了IT程序員的第二個“家”，這一點被蓬勃發展的網上群組、網站論壇和社交媒體證實。其中，百度貼吧、知乎和果殼是三個IT程序員頻繁“光顧”的論壇。比起一些程序員經常去的專業論壇，如經常討論編程和開放代碼問題的Github或者Google Code，IT程序員在上述三個論壇中探討的問題不僅涉及工作，而且還包括對他們日常生活和工作經驗的探討。在這里，以“IT農民工”“碼農”“IT程序員”等命名的網絡群組變成了程序員日常對話、故事講述、表情分享的基地。各種類型的對話發表在這里，網絡民族志因此成為IT程序員個人、社會與行動建構的重要文化話語。
在數據收集過程中，“個人回憶錄”方式在訪談和網絡民族志的研究過程中不斷凸顯。個人回憶錄主要是IT程序員的一些個人敘事，譬如描述他們生活和工作中關切的問題。這種反思式的回憶能讓研究者看到IT程序員對于“知識勞工”這個概念的體驗。回憶錄代表的是高度“個人化”的觀點，它是由生活中的一些瑣事、細節組成的社會現實(Boylorn，2008)。正如斯科特所言：“回憶錄講述了個人故事，與理論無關。”(Scott，2014，p.760)也正是這種對學術的無偏袒和對個人意義的重視，使得回憶錄成為筆者在研究中國IT程序員個人身份認同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信息來源。
五、專業主義、精英主義和認同
在本文的研究過程中，IT程序員經常表達出一種“技術自豪感”，這一點在與受訪者A的訪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開始進入大學，我念的是新聞。后來我轉到了信息技術專業，學C++。我覺得自己很幸運這么做了。比起新聞，我更喜歡編程，因為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你會變得更聰明，有一個更好的前景。而且不是說IT現在是中國的朝陽產業嗎?當我想到自己是其中一員時，我會很受鼓舞。
在上述的訪談中，IT程序員的認同和積極樂觀的心態清晰可見。很明顯，該IT程序員把自己描繪成了一個迎合市場需求的技術人員，并在一個上升企業中工作。在對話中，他經常使用“學到很多東西”“變得更聰明”等語言表達出自己的積極情緒，并將個人工作與更大的環境進行勾連。在訪談中，受訪者A并不是唯一這么論述的。受訪者B已經在IT企業工作了2年，他與受訪者A的描述大致相仿：
當碼農不是最好的選擇，但也不壞。至少你可以用自己掌握的技術掙口飯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這么說。說句實在話，我們就是電腦和軟件方面的行家。IT產業在中國、在全世界都發展得很好。我的工資目前也OK，通過我的技術，可以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也有著光明的未來。
除了對技術和正在騰飛的IT產業抱有強烈認同感，受訪者B強調了社會結構中的階層分化現象。盡管他并沒有強調自己屬于中產階層，但受訪者B因自己的技術能夠成為立身之本而感到欣慰。他通過投資學習掌握一門技術，并從中獲得工作自豪感。受訪者A和B的話語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傳統的勞工觀點。作為IT程序員，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有著很強的認同感，而這種認同感與信息化、IT發展的大環境密切關聯。同時，性別在這種認同感上也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下面是一位女性程序員(受訪者C)給研究者講述的她的工作：
當我介紹自己時，我覺得成為一名IT程序員很自豪。我是說，尤其自己是個女孩子。當我遇見新朋友，他們知道我是程序員并能夠使用Java和.NET時，他們很羨慕我。尤其在這一行業，男生那么多，女生很稀少。
傳統的中國文化認為工作是男性建構身份的重要途徑，但是女性在IT產業中日趨活躍的身影也為當今IT行業帶來了新的景象。穆克紀描述了在印度出現的相同景象：女性在技術行業的參與使得傳統文化受到沖擊。她寫道：“流行雜志里面充滿白領階層的IT女性，并且認為這項工作對她們尤其合適，因為它并不涉及體力勞動，而是知識勞動。”(Mukherjee，2008，p.64)
同樣地，受訪者C的回答也印證了上述觀點，但她的成就感并不意味著女性在技術領域和IT就業中沒有遇到困難(D’Mello，2006)。長期以來，女性在以男性為主導的行業，如工程、IT或者科學界被區隔。隨著教育的普及和對女性事業限制的逐漸打破，越來越多的女性跨入程序員的行列。在對受訪者C進行的訪談中，她對IT的身份認同是社會建構的過程，其中性別是這一建構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及意義來源。
通過個人化的敘事方式，個人命運與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身份認同緊密結合在一起(Witteborn，2008)。研究者在訪談中發現，受訪者作為IT程序員對于技術的認同有著社會文化層面的重要意義。由于中國近代歷史上對于技術的忽視所帶來的屈辱，讓技術成為階層劃分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IT程序員于無形之中建立起一種精英主義認同，將個人的經歷與社會大環境聯系在一起。
六、地域、移動與內化的不穩定性
高度的流動性是本研究中的又一發現。IT程序員在描述他們工作經歷時，經常會提到不同地域的名稱，如其中一位受訪者說：“我一開始在北京工作，后來跑來深圳。”另一位提到：“我之前在汕頭，現在跑來廣州，在那里工作了三個月，又換了一家公司。”在訪談中研究者發現，大部分受訪者有著在不同公司和地域工作的經歷，有一些甚至跨地域同時參與不同的項目。
成為一名IT程序員意味著接受高度流動性，那么這種流動對他們又意味著什么?很多受訪者提到不停地跳槽是“作為一名IT程序員很正常的一部分”。而解釋頻繁跳槽的原因往往是個人的發展，尤其是在中國，IT行業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此同時，在很多IT程序員的日常工作中，他們需要經常去其他城市進行項目合作洽談。這種在不同地方來回奔波的場景形成了一幅遷移地圖，而IT程序員就是其中高度流動技術工人的一個縮影(Upadhya & Vasavi，2006)。依戴瑪等學者認為，隨著傳播的密集化和信息的高度流動化，現代化的管理體制要求知識勞工對工作的反應越來越快，從而使他們的專業化工作充滿流動性和不確定性(Iedema et al.，2005)。雖然我們可以說，IT程序員的職業特點使得他們與物理上的地域概念聯系緊密，但是，其背后的原因卻來自具有高度流動性的市場和資本(項飚，2012)。勞動者依附于高度流動的資本之上，且很難控制自己。當代中國迅速發展的IT產業使得很多程序員脫離固態穩定的工作狀態，轉而進入一種游離的不穩定狀態。伴隨而來的一個問題是，他們在認同這種高度流動性同時，又是如何面對其中所隱含的不確定性和危險性?比如，受訪者D說道：
我從武漢大學畢業，在當地一家公司工作2個月，然后就去了上海。在上海的工作不錯，但是我發現那個工作任何人都能勝任，因為沒有什么創新。我覺得沒有成就感，就去了深圳。……一般你選擇跳槽后，你的工資至少可以上浮10%，大部分的人也會找到一個更適合個人職業發展的工作，對吧?發現下一個工作并不好，就再跳槽。頻繁跳槽很正常，因為中國IT發展太快了，你必須學習新東西，沒人知道將來會發生什么。
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不同的城市，同時強調諸如“好機會”“變化快”“繼續學習新東西”等IT程序員共同的工作特點。個人的發展成為IT程序員抵消潛在危機的籌碼。換句話說，對于他們而言，IT行業中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被轉化為一種“個人成就式”話語體系。大部分IT程序員認為，要達成個人目標，經歷這些不確定性是一種必然的選擇。這無形之中將IT內在的風險中立化。與大多數的受訪者一樣，受訪者D將個人發展與社會大環境相結合，這也從一個方面讓我們了解到，IT程序員是如何建構對流動和工作穩定性的認同的。
回到本文聚焦的第一個研究問題：中國IT程序員如何從“知識勞工”的角度建構自我身份。我們可以看出，“知識勞工”的身份建構是多層次的，包括專業主義、技術、精英主義、流動性和內在的風險。他們大多數人的工作充滿流動性、不確定性，但卻試圖用自己的理解將其自然化、個體化，進而將其納入個人成長和事業發展中去。
七、去技術化(De-skilling)和圓形監獄式的控制
很多學者都在討論后工業信息化社會下的“創新階層”(creative class)。在這一學術脈絡中，IT行業的工人被認為是“職業人員”“編程科學家”或者“技術人員”，并且被認為是從事高度復雜工作的人才(Florida，2002;Shirky，2010)。但是，本研究發現，對于在小型IT企業中或者剛開始工作的IT程序員來說，他們大部分的工作是機械化的，且無技術含量。其中的一個例子是受訪者E，他剛從北大青鳥IT培訓班畢業，并在廣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訪談中他這樣說道：
成為一名IT程序員的門檻特別低。你需要的就是找一家培訓機構，在里面努力學習兩年。學到公司需要的技術，就為他們工作。他們不在乎你的編程語言或者編寫程序的質量。他們只關注你能不能快點完成給你的任務。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稱自己為“碼農”。我們就像農民工一樣，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搬磚，我們搬代碼，都是無聊、重復性的工作。
在中國當代社會轉型的語境下，碼農的意涵與上述“創新階層”的話語正好相反。受訪者E強調了工作的“重復性”和“低級性”，自詡為“農民工”的事實更讓人感受到他們令人沮喪的處境。這與我們傳統想象的“知識勞工”的形象差距甚遠。下面的一段對話是研究者從百度貼吧的“程序員吧”看到的，對話以問答的形式展開：
問題：IT程序員的工作狀況似乎不太好。但是除了寫代碼，我還能干什么?
回答1：有句話叫作“好來好去”，IT程序員就是這樣。我們就像一次性筷子，公司把你榨干了，你也就沒用了。參加一個4個月的培訓，你就能當個IT程序員。然后他們就會拼命讓你干活。這就是碼農的生活。
回答2：誰說不是。IT程序員就是吃青春飯。干幾年就開始走下坡路了。這就是規律。你必須學習新東西。……我一個哥們學C++，從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10點。有時候甚至工作到凌晨。吃住都在辦公室，剛開始3000塊錢一個月。頭發掉得厲害。
……
回答5：想想你為什么要成為一個碼農。為錢?喜歡?如果是這樣，那你還是換工作吧。……看看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地方，竟然沒有自己的Spring框架，更別說語言、數據、操作系統了。我們的社會太浮躁。
上面的這些話語反映了IT程序員的普遍困境。IT程序員的生活寫照是：超長工作時間、超強工作壓力、超低工資，以及較低的安全保障。他們用“一次性筷子”和“榨干你”來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麥克切爾和莫斯可(McKercher & Mosco，2007)所述，數字經濟下部分勞工的工作傾向于“去技術化”。雖然被稱為“技術工人”，但其所從事的工作實質上是單一和極具重復性的勞動。近幾年，外包業務開始興起。它的形成是因為一些大型軟件公司出于縮減勞動力成本的需求，將自己部分的非核心工作承包給小公司。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承接外包訂單對小型公司而言至關重要。這些外包訂單雖然掙錢少、耗時長，但無論大型還是小型公司都可以通過壓縮技術型程序員的勞動力成本來獲取利潤。
與之相伴的是IT程序員在工作實踐中的高強度。IT企業對程序員的控制可以說是軟硬兼施。IT程序員被要求盡快地完成被安排的項目。一旦一個項目開始，他們就要跟模塊負責人、項目組長、項目經理等人進行頻繁的交流。受訪者F說道：
每天下午公司都會開會。每個人向模塊組長匯報自己做了什么。然后他匯報給項目組長。經理通常不會直接干預你的工作，但是他知道你干了什么、完成了什么，還有什么沒做完。實際上，也沒有你想象得那么嚴格。經理經常請我們吃飯，休息的時候我們也有飲料和零食。……我們用指紋打卡，每遲到一次扣50元。通常來說，扣掉的錢用于支付大家一起吃喝的費用。
像受訪者F這樣說的人并不少見。在大多數IT企業里，IT程序員被期望成為個體化的、善于自我管理的勞動者，但同時，“他們也受制于一個嚴格控制和管理的體制”(Mukherjee，2008，p.65)。在受訪者的論述中，這種嚴苛的管理是通過一系列層級匯報、指紋打卡、克扣工資等泰勒式的管理方式實現的。但是它往往同時掩蓋在一個共享食物、看似輕松愉快的環境之下。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圓形監獄式”的監控孕育而生，經理對員工嚴格的監視也就變得不足為奇。此外，受訪者都感受到巨大的工作壓力，因為他們會經常被上級檢查工作進度。較好的工作環境和基本設備的提供讓IT程序員更想要待在辦公室，這使得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的邊界變得日益模糊(Fuchs，2014)，同時也成為資本對勞動力控制的新手段。這種“圓形監獄場”變成了IT程序員自我監視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監視和審查無處不在。
八、作為“屌絲”的“碼農”：挑戰權威
IT程序員很喜歡稱自己為“屌絲”。“屌絲”一詞多是指社會底層或者工作報酬低、生活貧困的男性。該詞自2011年始在互聯網上流行，現在則變成了廣大就業人群和藍領工人用以自嘲的流行詞。其中，IT程序員尤其愛用“屌絲”一詞來“自嘲”。例如，在百度貼吧里，受訪者G這樣說道：
我出生于1985年，參加了3次高考，所以比同班同學大兩歲。畢業后沒找到工作，靠父母過活。一年后，當了IT程序員。現在工作兩年了，一個月掙3000多元，根本沒動力。……人都快30歲了，也沒有女朋友，基本啥也沒有，就是一個屌絲。
在訪談中，受訪者G主要側重于對自身面臨困境的描述。通過強調自己年紀大、生活拮據、沒有希望等來強調自身的“屌絲”地位，而變成IT程序員并沒有讓他的狀況有所緩解。知乎上一個稱為“屌絲程序員”的群組也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提問：我是一名IT程序員屌絲。一個月掙不到1萬塊。女朋友想在她30歲前結婚，但是我沒錢，更別說買房買車了，怎么辦?
回答：我也先自我介紹一下。我來自石家莊，是IT程序員。本科是在一個三本學校念的，研究生讀了“211”大學。家庭條件不好，父母都老了，沒車沒房，也是一個屌絲。找工作的時候幾乎心灰意冷。在石家莊找不到工作，但是又不能把父母扔在老家不管。編程無聊又繁重，還掙這么點錢。
在諸如此類的問答交流中，屌絲多與低收入、高壓力，以及困惑迷茫的狀態相聯系。因此，諸多IT程序員不自覺地稱自己為“屌絲”，甚至女性程序員將自己稱為“女屌絲”。“屌絲”已經變成了IT程序員群體集體式自我表達的符號，他們同時創作了一系列的表情、符號、漫畫來進一步延展對該詞的認知。在烏帕德亞和瓦薩為(Upadhya & Vasavia，2006)看來，印度的軟件工程師趨向于個體化，缺少對工人集體身份的認同。但是，當代中國IT程序員對屌絲的闡釋卻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基于共同身份的認同。工作所帶有的流動性、去技術化特點，衍生出的對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的諸多論述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屌絲”這個詞是一種自我表達和自我意識的闡發。李超民和李禮(2013)的研究表明，屌絲文化具有再創性和諷刺性，同時也具有集體性和批判性。在這種方式下，“屌絲”話語成為IT程序員挑戰不平等、不安定境況的有力武器。
針對本文聚焦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本研究發現，碼農的身份認同主要受高壓力、去技術化，以及抵抗意圖的影響。在莫里齊奧·拉扎拉托(Lazzarato，1996)看來，現代工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工作和主體性的整合。在這種機制下，對于勞工體制性的控制從工作延伸到主體性的建構方面，涉及以往在工作以外的傳播、創意以及知識結構等。通過受訪者的自我回憶，我們也可以窺見IT程序員所經歷的長時間、重復性的勞動，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界限不斷模糊化的過程。雖然知識勞工是在創造性信息經濟的背景下孕育而生，但本研究發現，只有一小部分IT程序員認為自己從事極具創造性的工作，大部分IT程序員則更認同“碼農”這一稱謂，而“屌絲”一詞更是略帶戲謔性地指出了他們目前面臨的困境。
九、結論與思考
本研究從“知識勞工”的概念出發，探究了中國IT程序員的工作與認同，發現了四組有關IT程序員身份認同的框架，詳見表1。
關于IT程序員一些特征的描述呼應了維諾和哈特關于勞動有“非物質化”的一面，以及它是“文化、信息和知識的組成部分”的論述(Virno & Hardt，1996，p.262)。但是對于“碼農”和“屌絲”的認同更多地與物質的、重復的、去技術化的工作相關。雖然哈特和奈格里(Hardt & Negri，1994)認為知識勞工并不僅僅是技術專家，同時也是一大批有勞動技能的知識分子，但本文的分析并沒有將非物質的勞動部分凌駕于物質的勞動部分之上。作為對論文開頭的呼應，本研究始終將勞動劃分為物質性勞動和非物質性勞動兩個面向，進而對勞動進行考量。
本文聚焦的第三個研究問題是關于中國IT程序員的“本土”經驗在何種程度上拓展了目前關于知識勞工的“一般”認知。有關知識勞工的定義，中國本土IT程序員的身份認同遠遠超出技術性、專業性本身，而是有著和城鎮化、現代化、信息化等社會轉型過程密切相關的內涵與外延。正如拉扎拉托所言，信息社會下新的工作形態和工作安排產生新的權力關系。同時，中國IT程序員的身份認同也試圖超越知識勞動本身，從被邊緣、被忽視的視角出發來抒發自我情緒和實現賦權(Lazzarato，1996)。
根據董海軍和黃啟萍(2013)的論述，“碼農”與“屌絲”話語是現代社會中集體主義表達的一種方式。對于知識勞工這個概念來說，它包含了挑戰現有剝削工作制度的意涵。但是，這些話語是否能在真正意義上建立一個“真實的自由的溝通網絡”(McKercher & Mosco，2007，p.xxi)以挑戰霸權式的結構和IT工作實踐中遇到的問題，結果卻不得而知。
通過文化話語分析，本文發現了四個關于身份認同的主題：其一，技術與專業主義認同;其二，高度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其三，對“碼農”的認同;其四，對“屌絲”的認同。可以看出，IT程序員針對身份認同的話語體系并不是統一化的，而是存在內部的沖突。一方面，圍繞技術為核心的話語大多涉及發展、機遇等新自由主義的內容;另一方面，傳統工人處境的艱難、面臨的問題和無奈也蘊含其中。
雖然中國的“碼農”有著與西方“碼農”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著諸多不同，甚至有本質上的差異。例如，在分析谷歌的IT程序員時，福克斯(Fuchs，2014)就曾指出他們是一群“收入高、壓力大”的群體，但本文所指涉的IT程序員卻壓力大、收入低、被社會邊緣化。如果IT程序員群體是一個金字塔，那么中國IT程序員就居于金字塔的最底端，他們在小公司里長期從事外包的重復性勞動，而大部分的剩余價值則被大公司或跨國公司侵占。
最后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理解對于IT程序員通過個人敘述建構的四種身份認同?麥克切爾和莫斯可認為，對于知識勞工的理解應該放在“一個更廣泛聯結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的框架下分析”(McKercher & Mosco，2007，p.xvi)。由于中國的IT產業已經建立起了一整套以經濟發展、創新、知識為主導的話語體系，這種意識形態式的話語體系使IT程序員所面臨的一系列勞動問題變得不斷模糊，甚至被遮蔽起來。在世界生產鏈末端的中國“碼農”在整個IT產業的發展中處于被忽視的地位已是不爭的事實。貝克和蓋恩斯海姆(Beck & Beck-Gernsheim，2002)指出，現代公司在不斷增強機制化和標準化的同時，也加速了個體化的進程，而IT程序員的個體化在缺乏集體性和公司制的環境下，變得更為明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IT程序員需要自己做出許多重要的決定。同時，隨著編程工作的進一步細化，個體IT程序員承擔的專業要求越來越精細，而且他們也不被鼓勵去打探別人的工作情況和薪酬水平。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本文歸納出來的四個主題能夠全面地概括IT程序員的身份特征。事實上，數字經濟下知識勞工的意涵非常豐富，而本文只是以IT程序員為例，對一種職業人群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未來對于社會性別、階層等進一步深化的研究將有助于我們回答如下的問題：作為知識勞工的IT程序員對中國意味著什么?中國的“碼農”如何建構自身的主體性，并與國際上的其他知識勞工發生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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