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一個小木凳，一個簡易的小墩，一個裝著鞋油鞋刷和擦鞋布破舊的工具箱，王大姐(化名)坐在小區門口，等待著顧客。
她看上去五十多歲，頭發有點凌亂，臉色黃黑，面有皺紋，神情因少有客人無事可做而百無聊賴。
我借著找她擦鞋的機會，與她聊了起來。
“大姐，您擦鞋的價錢是多少啊?”
“兩塊錢一個人。”大姐用一把小刷子蘸了點水，把鞋邊緣的灰塵刷去。
“一天大概能賺多少呢?”
“這得看了。多的時候三四十，少的時候二十塊的樣子吧。”大姐放回刷子，拿出擦鞋布，“最近天冷，出來的人不多，生意就沒那么好。夏天的時候人也不會很多。”
“夏天小區門口沒什么人擦鞋啊。”
“在附近地鐵站的通道里，那兒稍微涼快一點兒。”大姐繼續給我擦著鞋，說道。
“您家里還有什么人嗎?他們做什么工作?”
大姐停下動作，抬頭看了我一眼。我連忙解釋說自己是學生，寒假作業是進行一次訪談，看大姐在小區門口做了有一陣的擦鞋生意了所以有興趣，并向她保證個人身份信息絕不外傳。盡管如此，大姐還是有些緊張和懷疑。
“您就當是擦鞋時候擺龍門陣(家鄉方言，指閑聊)好了。不愿意說也沒事。”我這樣說，語氣盡量顯得真誠和緩。大姐終于顯得稍稍放心了些，繼續給我擦起鞋來。
“有一個老伴兒，在大禮堂廣場那兒賣糖葫蘆。”
我想起來大禮堂是有那么幾個人賣糖葫蘆的。幾天前一時興起買過一串，四塊錢?？雌饋砟切┤撕喴椎募茏由夏芊艓资?。
“那生意大概不錯。”
“有時候旅游的外地人多了就賣得快。也不是每天都有游客。賣不出去也只好拿回家。拿回家也不能當飯吃，又不耐放，特別是夏天。所以每天也不敢做多了。”大姐把鞋擦干凈，開始給我的鞋抹鞋油。
“那您兩口子一個月加起來賺多少呢?”
“也得看情況啊。有時候三四千，有時候兩三千。”
“那滿足日常生活沒什么問題吧?”
“還湊合。”大姐拍了拍我的腳，示意我換另一只鞋，“賺得多的時候也不敢多花，萬一下個月沒賺多少怎么辦?畢竟吃穿日用、水電、房租和成本加起來起碼也兩千多一點。”
“您租房?”
“是啊。就在這附近的一個舊居民樓。”
我知道這附近有幾幢舊的小樓，有些年頭了。
“多大啊?每個月房租多少?”
“沒多大。跟別家分攤，每個月出七百。”
“這樣啊。您在做這個生意之前，有干過別的工作嗎?”
大姐一邊低頭給我擦著鞋，一邊說：“以前我和我那口子都是國企的。后來下崗了。”
“哪個國企?”
大姐似乎不太愿意回答這個問題，只道：“以前做工人。后來八幾年單位給了一筆錢，就下崗了。聽說后來倒閉了還是怎么的。”
“改制以前廠里待遇怎么樣?”
“跟現在比，工資不算特別高。但是覺得生活還是很有保障。”
“您以前在廠里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大姐沉默了幾秒，似乎是在回憶。過了一會兒，放下擦鞋布，拿起了鞋油，慢慢地說：“那時候不像現在這些打工的啊。我們工作都是真心實意地為了廠里好。從前同事之間也沒那么多計較，關系都還不錯。一家有什么急事，其他人都很熱心幫忙。”
我想起以前看過的一些歷史書，那時候的“工人”還不叫“打工仔”、“打工妹”，叫“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他們曾經也被尊敬啊。
我接著問：“那你們下崗了之后呢?”
大姐又看了我一眼。我想著她大概厭煩了，準備道歉，然后趕快離開。但是她回答了我的問題：“我們用自己的一點積蓄，加上那筆錢，開了個小服裝店。結果運氣不好——可能也是我們的確沒那個頭腦，沒過兩年就賠本倒閉了。我們沒法子，之后到處打工，也擺過一些小攤賣東西。”
那個時候很多人都在“下海”呢，我想著。不過真正有所成就、變得富裕的可不多啊。市場經濟的狂潮下，乘風破浪者極少，而葬身魚腹者卻多不勝數。
大姐告訴我，后來打工的時候，遇到好幾次拖欠工資的。“平時催著工人趕產量，拼死拼活有時干到半夜，最后工資扣住不發。跟廠子鬧了半天才發了。想過找警察，找勞動局，人家接到好多這種案子，過來也就是和稀泥。”進的廠也不都是正規廠，“有一次進的廠居然是跟什么傳銷組織有關的。后來老板跑了，工人想要工資都要不到。”
我忽然很想問問她會不會懷念以前自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時的生活呢?
這時大姐已經擦完了鞋，我給了錢，想著不能打擾人家做生意。雖然想接著聽，也沒什么辦法了。大姐又開口說：“現在還沒人，小姑娘你要是想聽，我再給你講會兒。”我又留了下來。
打工的過度勞累和不太好的生活條件把大姐的身體搞壞了。她患了嚴重的胃病，得做手術。各種費用靠他們的積蓄還不夠，只得向別人借了一筆錢。出了院以后，他們開始擺起了小攤。上午賣早點，下午賣小吃。他們在車站、學校附近都擺過攤。“生意還不錯?？墒锹闊┦乱灿?，市政府和黨委辦公處都在這里，所以對這一帶市容非?？粗亍Ｓ袝r候圍的人一多，就會把城管招來，特別是開什么會議的時候。”
城管開頭只是呵斥罰款，到后來就威脅要沒收他們的東西。他們也聽過定期給城管好處這個方法。“一次起碼也要花上幾百，這樣下來我們根本承擔不了啊。”
這樣又折騰了一陣，他們的生活才最終勉強安定下來——雖然日子仍是過得緊巴巴的。
聽著大姐的話，我突然想起前幾年社區的再就業中心，問道：“大姐，社區里好像有個再就業服務中心，您有去那兒試試嗎?”
大姐嘆了一口氣，說道：“像我們這樣年齡的去那兒有什么用?就算是年輕一點的去那兒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咧!聽別人說啊，找到了工作條件也不怎么樣。”
我又想到了社保和居民醫保。“那社保醫保什么的呢?你們這樣的應該可以拿社保吧?”
大姐哼了一聲：“社保那點錢也抵不了多大用。現在養老什么都得靠自己啊。醫保我們根本沒辦。辦了也沒什么用，現在看病那么貴。”
跟大姐正聊著，有一位女士要過來擦鞋了。我便和大姐道謝后離去。離去時，還聽見她小聲的嘀咕：“說現在這政策好、那政策好，老百姓也沒享受到一點半點啊……”
走在路上，我在想，像這位大姐這樣的人我們身邊也不少。說起他們為何現在如此潦倒，許多人總是歸咎于那些人自身——他們“從前懶惰”，他們“不識時務”、“沒抓住機遇”云云。而且，現在社會對工人的態度也與以前大不相同了。很多人忘記了工人是光榮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而認為他們是“沒有出息的出賣勞力的人”，而且他們的“沒出息”是自作自受。“有人住高樓，有人住窮溝”似乎都是因為他們自己的緣故?？墒鞘聦嵳娴氖沁@樣嗎?
以這位大姐為例，她從未懶惰，操勞一生，也曾試著抓住所謂的“機遇”，最后不僅沒有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反而陷入了困頓。這又該如何解釋呢?有的人說，只能怪她自己命不好。然而，在現在這個遍地喊著“自立自強”、“幸福由自己創造的時代”，人們許多時候卻還得信命，豈不怪哉?
我不相信這些人的說法，人終究是有社會性的。命運的好壞，也不過是社會條件和個人因素融合的結果。這位大姐的故事便是明鑒。思及此，我又想到另一個問題：為什么現在的社會鼓吹著“個人奮斗”、泛濫著“心靈雞湯”，卻無法為那些努力奮斗的人提供一個足夠實現其價值的舞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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