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輔導員變成了一種越來越雞肋的存在，除了評優評先、給學生開假條、開年級大會，或者是遇到了檢查這種事情要和學生交涉，他平時和學生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
——新生小樹
作者 | 牛柳
編輯 | 子衿
美編 | 太子豹
微信編輯 | 侯麗
恐嚇+利誘成了輔導員的管理法寶？
小樹吃驚地發現，只一上午課的工夫，她放在宿舍柜子里的的卷發棒竟然被沒收了。
根據學校宿舍的規定，不僅卷發棒、連吹風機都是違規電器，不能在宿舍使用，原因是怕引起火災。小樹剛入學就迎來了不定期的宿舍安全衛生檢查，而她的卷發棒剛好放在打開的柜子里，就輕易的被宿管發現并收走。
小樹去找輔導員理論。沒想到輔導員說：“我還沒批評你呢，你自己反倒來了!”接著，一連串套話沖口而出：“你知道要是這種事記錄在你的檔案里，啊，你以后出去工作、考研、留學，啊，都會成為一個污點，我不能保證他們不會要你，啊，但起碼這個不好看，有多大的影響我說不準。”
震懾完了小同學，輔導員總結陳詞道：“卷發棒不可能還給你，不處分你你就謝天謝地吧，以后記住不要在宿舍用卷發棒了。”
最常見的違規電器一覽
作為一個剛上大一的萌新，入學才一個月就遇到這樣的下馬威，還以如此簡單粗暴的處理方式，小樹覺得憋屈。在上了一堂法治導論課之后，老師講到的個人財產法和輔導員這種處理方式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更讓她覺得不是滋味。按理說，卷發棒是自己的個人財產，但輔導員說沒收就沒收了，真是諷刺!
然而法治課的老師卻勸她不要和輔導員太較真，畢竟抬頭不見低頭見，鬧掰了以后相處也尷尬。再者，輔導員掌握了學生評優評先的命門，如果執意“鉆牛角尖”，那獎學金、優秀干部可能都要失之交臂。
有人可能會說，輔導員的做法似乎也是有道理的，一切也都是為了學生的安全著想嘛。但是小樹透露，這只是表象。宿舍樓的防火工作似乎只專注給學生設限，硬件設施卻做得很糟糕，滅火器年久不能使用，電梯也十分老舊，好久沒有檢修過了。然而學校其實并不缺錢，最近承辦大活動，為了面上有光，還花了大手筆蓋了一棟新的宿舍樓，但就是不給舊宿舍樓翻修。在小樹看來，到底是學生安全意識太差，還是學校不愿花精力去關心學生，大家心里都一清二楚。
更讓小樹感到抵觸的是，為什么在出現問題的時候，輔導員并不是通過溝通去解決學生的問題，而非要用上“威逼利誘”的手段來讓學生乖乖聽話呢?
我們不禁要問，如今輔導員在學生眼中為什么常常變成不討人喜歡的存在?是輔導員向來如此，還是今天的社會造就了他們的尷尬?
輔導員制度從哪里走來？
“學校輔導員”這個職務的誕生至少可以追溯到1937年，起源于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在政治和思想上，是“為了培養具有高度政治覺悟、高度軍事技術，模范的鐵的紀律，艱苦奮斗、英勇犧牲、頑強制勝的作風”而開創的制度，在實踐方面，則具體負責指導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學生的學習、工作、健康、生活等方面。也就是說，輔導員從誕生之初就承擔著政治性的任務。
中國紅軍大學學員在延安的合影。 圖片來源：網絡
新中國成立伊始，無論黨內還是群眾中仍有資產階級的思想、封建買辦的思想殘余，在學校的場域，也仍然需要輔導員對學生的政治思想進行引導。1952年，在清華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輔導員多數從在校學生中產生，作為“又紅又專”——既有社會主義政治覺悟，又有較強的專業能力——的“社會精英”，被要求半脫產、“雙肩挑”，既承擔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兼顧自己的學習。
然而這一管理思路卻反映出學校教育越來越趨向精英化。輔導員被要求由受過良好教育，且思想覺悟比較高的學生擔當，這其實還是讓精英階層壟斷了對“紅”“專”的解釋權。
當時在農村地區，占人口大多數的貧下中農子弟缺少接受高等教育的條件，他們多數無緣進入既有的教育系統。如果堅持這種教育路線，將會加大階層的分化，并導致最終又回到一小撮精英統治大多數人的結果。這與社會主義所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工人當家作主是背道而馳的。
歷史也證明，即便在彼時，多數大學畢業生為了更好的個人發展，會留在城市工作，很少有人會回到家鄉去建設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于是，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針對教育精英化問題所展開的改革就陸續推行。這一時期，黨和政府就曾號召部分城鎮青年到鄉村參加農業生產，以解決城鎮的就業問題，同時，農村也需要有文化的城鎮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
這項運動在六十年代達到了高潮，毛澤東“五一六通知”中就指出，要“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他首先關心的是學生的德育，就是培養的學生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是為廣大勞動群眾服務，還是為貴族老爺服務？對于知識分子的問題，他早就說過：“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57頁)
從一個縣城窺見60年代教育改革的方向
鼓勵知識青年到農村發展的同時，對既有教育機構的改革也同步開展。山東即墨縣就是教育革命試驗成功的典型例子。雖然現在很多官方記載輔導員制度從1966—1976年經歷了極大的破壞，然而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在很多中學和高校，出現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學校管理模式和新的“輔導員”形象。
該書介紹了即墨縣教育改革的歷史。 圖片來源：網絡
60年代，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校園里，曾出現工人、士兵和農民參與管理學校的情景。1968年夏，毛澤東提出在全國的高校和中學推行這一管理方法。即墨縣的人民對此的回應是立竿見影的。工人組立即入駐城關中學、即墨第二中學和即墨第一中學。而且農民代表也在所有農村學校都參與了部分管理。
雖然并未有記載稱，工人和農民參與學校管理是輔導員制度的替代。但是他們在學校中的職能和輔導員非常相似，管理內容也涉及方方面面：從學生的學習、生活到老師的教學和生活。然而因為根本的教育制度和理念的不同，所以由工農主導的管理風格也截然不同。
剛開始，讓工人和農民管理學校的政策受到了較大的阻力。因為即墨第一中學工人組并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也只是在工廠贊助的夜校讀過書，會寫簡單的漢字。農民代表的文化程度更低。程度比較好的讀完了小學，有的連小學都沒讀完。
從教育精英的視角來看，讓這些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民和工人領導教育革命簡直匪夷所思。沒怎么受過教育的怎么能去領導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呢?然而這樣的判斷實際上反映了知識分子的傲慢和他們對所謂“知識”的壟斷。
起初，學校的老師和學生并不歡迎這些工人和農民，還會在背后嘲笑他們的粗淺和無知。面對這些嘲笑，他們沒有露怯。有一次工人老黃大半夜里跑到火車站找回了一臺被前管理員偷走轉移到另一所學校的設備時，老師和學生的態度開始發生了變化。漸漸地，他們在實踐經驗和判斷力方面開始嶄露頭角，贏得了師生的合作和尊重。
在農業生產方面，工人老張有著豐富的生產經驗。他播的小麥種子總是分布更均勻，產量更高。而且，工人們還特別樂于助人，幫學校解決了很多問題。比如冬天的時候，由于鍋爐不夠，即墨縣的南河村聯合中學沒法燒熱水，老張就設法為學校買了一個;老黃甚至會說服村民集體為學校提供一些煤炭來給教室供暖。
工人們第一次進入學校時，他們組織學生開了許多菜園，為學生食堂生產新鮮蔬菜。工人組負責人周松波和他的同事們放學后會和學生一起在菜園里工作。他們將排泄物變為有機肥料，用來給蔬菜施肥。一位老師感慨地說：“這些工人是什么樣的學校領導啊!居然用糞便弄臟自己的手，還去種菜?”但根據前工人組成員的說法，這樣他們能更好地了解學生，通過與學生合作贏得了他們的尊重。
工農隊伍不僅為學校帶去了積極向上、熱愛勞動的風氣，還踐行了真正關心學生、幫助學生解決問題的優良作風。即墨學校的工人和農民經常去學生宿舍，想更深入了解學生的日常生活。如果孩子在學校表現不佳，他們還會陪老師去家訪，了解孩子在家里的情況。工農“輔導員”們的工作甚至還細致到，幫出糗的同學解圍、照顧懷孕的女老師、解決老師之間的矛盾等等。
在即墨第一中學，工人和農民的做法最終收獲了師生們的敬意。未受過教育的工人老周在老師中是如此的受歡迎，當四年后他要離開學校時，老師們都希望他回來。最后他又回來了，在即墨第一中學呆了七年。
當然，也仍有些老師從始至終不屑于讓工人和農民參與教育革命。他們喜歡揭露工人的無知，炫耀自己對馬列主義的深刻認識。即墨第一中學的王老師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喜歡在理論問題上質疑工人，以取笑他們的無知為樂。
許多精英認為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其他人都應該向他們學習，但他們不需要向別人學習。這也是毛澤東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強調要去改造精英知識分子的原因。中國的知識分子需要被改造，需要去學習新事物，就像黨的干部也需要被改造一樣。
大學之恥，鍋不在輔導員
時間拉回到現在，精英教育早已重新占據主流。自80年代以來，對輔導員的要求也重新變成了“具有一定理論水平、政治工作能力和大學生文化程度的干部、教師和學生”的思路。
1978年春，北大迎來恢復高考后錄取的第一批新生。 圖片來源：網絡
精英教育最大的弊病在于，其所倡導的并非平等的師生關系，而是把學生作為管理的對象，這一預設就在學校管理者和學生之間埋下了不可調和的緊張，同時也不利于學生人格的發展：“人類為尊重性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制皇帝的余威，藐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自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自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毛澤東《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
更進一步來講，精英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必定是為階級社會所服務。列寧曾評論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說：“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和悠閑。”(《列寧選集》)
因此，從歷史的演化中我們看到，輔導員制度并不是“遺世獨立”的，而是跟隨社會風向而轉動。當教育成了資本的附庸，成了擴大社會不平等的催化劑時，那么輔導員也不可能出淤不染，和學生仰望星空，他們必定也只能像流水線工人一樣，勤勤懇懇地完成學校所要求的績效。
所以，與其說輔導員制度是“大學之恥”，不如說被資本規訓了的輔導員制度，才是大學真正的恥辱。教育如果越是精英化，學校管理也就越是市場化。輔導員的職責也就只能淪為監督和規訓學生，為社會生產出符合市場預期的勞動力大軍。
資料來源：
1. 淺談高等學校輔導員制度發展的歷史沿革：
https://www.xzbu.com/9/view-6889609.htm
2.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Life an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Dongping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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