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OFO、知乎、京東等幾家金融巨頭已經開始裁員。華為、阿里等公司也減少了社會招聘。隨著經濟下行和壟斷加劇，裁員，工作機會減少，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內的常態。
每到畢業季，在公共澡堂或者宿舍樓下，總會聽到哭到崩潰的聲音。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早已泛濫的大學生焦慮病，更是有增無減。
2018年1月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八成畢業生存在“畢業焦慮”。一份醫美白皮書的數據顯示，在植發群體中，80、90后占到67%。有人直言：“焦慮的事情比較多，用頭發換成長。”焦慮與抑郁，已經成為大學生的“流行病”。學校里有限的心理咨詢服務，始終供不應需。
面對就業焦慮和學業焦慮的高壓，我們往往在間歇性努力奮斗和持續性混吃等死兩種狀態中來回切換。我們常常幻想，如果有一天，可以像永動機一樣努力奮斗，不再混吃等死，拋棄佛系生活，就能告別焦慮，走上人生巔峰。
然而，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
努力奮斗
一種普遍的說法是，一個人年輕的時候，越忙就說明越成功。你給朋友打電話抱怨稱，我最近好忙啊我要忙死了，你這句話的實際意思可以理解為，我最近好成功啊我要成功死了。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紐約客》的專欄作家Surowiecki曾指出，大部分人的持續忙碌，都是自己主動選擇的，在這種自主選擇的忙碌背后，是一種潛在的深深的焦慮感。他們試圖用行動去應對焦慮，當這種行動得不到相應的回答時，焦慮感就會在某一刻爆發。
上面那句抱怨的話，其實更應該理解為，我最近好焦慮啊我要焦慮死了。
要想用踏踏實實的努力奮斗來成功緩解焦慮，需要有兩個前提。一是在持續忙碌中能找到努力的意義，二是努力之后能看到回應或回報。可是對大部分大學生而言，這兩個前提越來越難滿足。
在一個各種工作都模式化、碎片化和流水線化的時代，人變成社會齒輪上的螺絲釘，看不到齒輪運轉的意義所在。看似多元的選擇，都指向同樣的，成為合格螺絲釘的結果。
畢業后，去京東做銷售，去富士康做銷售，去藍翔做銷售，或者去基層政府做“產品經理”，你以為你是去做銷售，但很可能只會做銷售流程中一個小之又小的環節。比如，你日復一日填著相似的表格，或者做著同樣的PPT，你不會知道你銷售這些產品出去，除了浪費還有沒有別的意義。你甚至不知道整個銷售流程是如何完成的。
這時候，“努力”成了一種程式化的東西，并不能直接與意義連接。努力的目的變得模糊不清，努力本身成為了一個目的。為何要努力呢?如果是為了錢和生存，那這個意義實在單薄。如果是為了別的，往往想不清楚，也說不清楚。
實際上，之所以努力奮斗，與其說是為了某種意義，不如說是出于恐懼。恐懼于，一旦他脫離了社會這條高速運轉的“流水線”，就會被定義成失敗。
當“努力”本身被質疑，人民日報每晚的夜讀只不過像一碗溫情脈脈的雞湯，無法治愈年輕人的心靈。人們無法肯定自己的存在和意義，不知道是否應該努力，也不知道努力的意義是什么。
在質疑意義的同時，努力后得到的回報差距，也擴大人們的焦慮感。在私有制結構中，一個人越是努力工作，公司就越有錢。這樣，這個公司就越能配置自動化設備，運用人工智能作業，他就越容易失業。一群人越是努力工作，他們的老板就越能積攢資金去炒作房價，他們就越買不起房子。
勞動使得勞動者越發窮困，努力使得努力者日漸艱難。
經濟下行本身還不足畏懼，但經濟下行時還伴隨著階層固化，私有財產積累，等級制度加深，這就十分可怕了。
總之，努力奮斗或許能緩解一個人的焦慮，卻將不斷加劇整個學生群體的焦慮。
佛系生活
雖然“佛系”一詞被創造出來的時間還不超過兩年，但毫無疑問，一個沒有佛系表情包的學生，已經成為一個嚴重落伍的“老年大學生”。
“佛系”文化，深入人心;“佛系”生活，人民群眾喜聞樂見。
當deadline已經不能再拖的時候，假裝deadline不存在就好了。
當房價高到根本買不起的時候，反身求諸己，捫心問一句，人為什么非要買房呢?
當公共空間越來越小，社交生活代價太大，女性朋友越來越忙的時候，想一想最初的愿望，聽一聽內心的聲音：做一個肥宅，難道不快樂嗎?
佛系生活，簡單純粹。隨波逐流，茍且偷生。外賣網劇，夫復何求。
后現代式的吐槽也是佛系生活的一種。后現代青年們指責這個時代“了無生趣”，表示要“即時退出當代生活”，暗地嘲諷“和平年代適合養豬”。
他們是一群聰明人，在精妙的段子、有趣的吐槽和無節制的咒罵中保持著特立獨行。
然而，片刻的機靈過后，焦慮的重壓感依舊揮之不去。在大多數情況下，后現代的批判往往成為故作姿態的裝點。他們深知個體無力抗衡結構化的社會，卻只能借助亞文化來宣泄內心的不滿。而一種悲劇和另外一種悲劇，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
生活的壓力暫時被忘卻或暫時被調侃后，它會變成一個更快更強的壓力來敲打你。一個deadline被你拖過了，它會升級為一個更可怕的deadline。總之，世界上只有一時的佛系，沒有永遠的佛系。
在焦慮背后，有著實實在在的現實困境。階層差距的擴大、經濟基礎的懸空、斷裂的自我認知、殘酷的市場競爭、生活意義的匱乏、對平庸的恐懼等等，每一個因素都在焦慮感中發揮著作用，而沒有任何一個可以通過“佛系”來得到解決。
作為焦慮的止痛劑，佛系反焦慮法，小用怡情，大用傷身，強用……
于無希望中得救
如果這些反焦慮的方法都將失效，我們還能在焦慮旋渦中抓住什么呢?
上述方法之所以失效，是因為他們僅僅限于眼前，限于個人的努力。這些方法隔靴搔癢，沒有正視焦慮的源頭。
焦慮的源頭是什么呢?
《南方周末》的一篇調查表明，在甘肅省會寧縣，百分之八十的農戶供過或正在供子女讀大學，這些家庭平均負債5萬元到8萬元。而這筆負債，需要整個家庭還款10年以上，當地甚至有了“讀書賭博論”。[1]
對于這些貧困學生來說，他們必須思考如何養活自己和改變父母生活。而他們畢業后，馬上要面對就業飽和、工作難找的局勢。這些焦慮，是漂浮在苦難之上的。
非貧困生的焦慮與生存困境保持了距離，但依舊源于對未來生活的恐慌：畢業后就可以分配工作的時代已經過去，單位制的瓦解將個體拋向毫無依附和保障的洪流中，“鐵飯碗”不復存在，每個人都戰戰兢兢地行走在個體生存和市場競爭的薄冰之上。“大學生”的光環亦已不再。每年畢業近千萬大學生，而就業市場并不會盡數接納他們。
與之相伴的，是北上廣的高房價、逐漸縮水的就業機會、和別人的薪資差距、畢業證書的貶值、專業出路的不景氣……
所有這些，根源于社會經濟的畸形發展，根源于現代社會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的固有矛盾。但矛盾如何展開，如何演化，如何被解決？貧富分化的困境，經濟下行的趨勢如何能突破？這些關鍵問題，都還沒有足夠清晰的答案。
不過，當代大學生首先可以做到的，是找到生產焦慮的市場機制。分析它，批判它，詛咒他，并逐漸意識到批判與詛咒本身的無力。我們需要先明白，所有個體性的反焦慮都終將無效，之后，我們還需要意識到，簡單的批判與詛咒同樣無效。
在心理學中，“焦慮”是指，在知覺遇到危險后，所產生的無方向的喚醒狀態。要想真正解除焦慮，要么消除危險，要么找到方向。要做到這兩點，不是憑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不是短短幾年能完成的。
這樣，才能在深刻的社會整體結構中，體會到要解決青年焦慮問題的“無所希望”。這樣，才能于無所希望中找到新的希望。
魯迅有一句話：“于浩然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2]
要理解這個命題：反抗絕望。“所謂的‘反抗絕望’，并不是一個封閉世界的孤獨者自我精神的煎熬與咀嚼，而是堅持叛逆抗爭中感受寂寞孤獨時靈魂的自我抗戰與反思。”北大教授孫玉石曾說。
個人在時代面前是惶惑的、徘徊的、甚至是軟弱的，但這并不妨礙義無反顧地去勇敢直面它，甚至去質疑它、分析它、批判它。對于依舊充滿朝氣和銳氣的大學生而言，他們是最活潑，最有眼光，最有開拓力的群體。他們理應看到社會的病灶，并力圖為自己，也是為整個社會開辟出新的評價機制和話語空間，而不是被社會的種種病態所扭曲，被自我的沖突和焦慮所困擾。
這樣的叛逆和抗爭不同于后現代的反叛，它并不是以宣泄為目的，而是有著明確的價值指向和積極的精神追求。它要做的，是要憑借新生的話語力量和社會參與來逐漸破除時代的“焦慮”，更是要反思和重建，要以新的取代舊的，以科學的分析代替頹廢的沉溺。
唯有探索，分析，論戰，唯有嘗試，思索，絕望與反抗絕望，我們才能為新的歷史之到來準備材料。也唯有新的歷史的到來，才能真正解決時代的焦慮。
[1]葉偉民等：《從“讀書改變命運”到“求學負債累累”》，http://www.infzm.com/content/40843
[2]魯迅：《墓碣文》，收入《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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