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絕望” 原圖出自Gillian Wearing OBE
抑郁和焦慮已經成為一個關鍵問題。在這個工作強度巨大、福利被大幅度殘酷削減的時代，低收入的工人、婦女、年輕人以及那些失業者的精神壓力和自殺率急劇上升。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到2020年，抑郁癥將是造成人們生理缺陷的首要原因。而當今治療抑郁癥的手段卻只在個人范圍內去理解精神痛苦，而忽視了造成抑郁背后的社會結構性因素。它聚焦于在個體的層面上改變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而不去改變社會。
Iain Ferguson在新書《心靈的政治學》中質疑了如今主流的治療抑郁癥的醫學模型，他認為，精神痛苦的根源不在于個人，而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剝奪了我們對生活的任何掌控權，否定了我們最基本的需要。因此，真正解決心理健康危機的手段絕對不是藥物和心理治療，而是集體反抗。本文即為作者的訪談摘錄。
作者 | Iain Ferguson
翻譯 | Targaryen
校對、編輯 | xd
美編 | 黃山
微信編輯 | 侯麗
抑郁和焦慮似乎盛行于當下，尤其在失業人群中普遍存在。那為什么最近會突然出現這么多有關心理健康的討論呢？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這個社會人們精神壓力的普遍增加，尤其是就業、失業的壓力。因此，在全世界我們都能看到抑郁癥、焦慮癥和自殺現象的大幅增長。有大量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她們的焦慮和抑郁程度都很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與她們彼此在社交媒體上的攀比行為有關。
那些貧窮、低收入人群的焦慮和和抑郁水平也在增加。這其中一些來自負債的壓力，有些也與工作的不牢靠、不穩定有關。我們可以看到這類現象相當普遍。而我在書中告訴大家，無論是過大的工作強度、債務或是福利縮減，這一系列現象的癥結，都來自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生存壓力。
那你為什么現在寫這本書？
我寫這本書，主要是想去挑戰一個醫學模型，這個模型說，精神上的痛苦，無論是抑郁、焦慮、精神分裂還是其他任何標簽，都和人們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無關，和社會上發生了什么無關。這樣的模型使得精神痛苦變得“個人化”了。所以本書以質疑這個模型為出發點，并提出，當前人們日益嚴重的精神苦悶，與資本主義給人們帶來的壓力有很大關系。
《心靈的政治學：馬克思主義和精神痛苦》書封 圖片來源：Amazon UK
為什么上述醫學模型會變成主流？它已經保持支配地位多久了？
它在醫學領域已經流行了150多年了。首先是意識形態上的原因：它在個體范圍內討論將精神痛苦，因此很省事兒。它簡單地將精神痛苦歸結于大腦和道德上的缺陷。難怪這會讓人覺得恥辱，因為正經歷精神痛苦的人們會覺得自己被貼上了”失敗者”的標簽。其次，盡管許多研究表明抗抑郁類藥物并沒有什么作用，但我們習慣去認為疾病都能通過吃藥等手段治愈。怪不得制藥公司是全球第二大盈利產業。
那么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在這個醫學模型出現之前，人們怎么看待精神痛苦呢？
之前人們普遍用宗教來解釋精神痛苦：它要么是上帝的懲罰，要么就是魔鬼附身。但除了這個宗教模型，還同時存在唯物主義的解釋，即從人體構造層面去理解精神痛苦。比如說，有一種觀點認為其與體液失調有關。這種觀點直到十九世紀都影響甚大，我在書中提到的電影< 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 >就很確切地表現了這種觀點。
《瘋狂的喬治王》(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電影劇照，本片講述了大英帝國國王喬治三世精神失常的故事 圖片來源：SBS
但同時，我也在書中強調，當社會正在經歷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比如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或是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一些更前衛進步的觀點就會涌現出來，這些觀點會將人們的精神壓力與人們的生活狀況聯系起來。
那么，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如何解釋這種如此復雜的議題呢？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唯物主義的解釋：我們現代社會不以滿足人類基本的物質或精神需求為基礎，而是被積累利潤的欲望所驅動。也就是說，當代社會抑制、扭曲或者異化了人類的情感訴求、性需求或是其他需求。這才是理解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第二個層面，基于歷史的解釋。既要弄清楚為什么某些有關心理健康的觀點在特定時期盛行，同時也要將個人生活放置于歷史背景下去細致考察。因此，有人認為我們與每個人見面時不應該問“你最近怎么樣?”(How are you?)，而是“最近發生了什么事?”(What happened to you?)也就是說，是人的經歷，特別(但不完全)是早年的經歷，塑造了他的三觀。
第三點，運用辯證法，這一點又包括兩個層面。在個體層面，一個幻聽(這是精神分裂癥最常見的癥狀之一)的人會嘗試回應他所聽到的聲音，可能是因為害怕，或是想要去管控這些聲音。但是通常情況下，他們的這種反應方式卻只被單純地當成一種癥狀來去治療，而沒有去仔細探究這種回應其實是因為人們會積極地去想要理解自己的情緒，并試圖克服它們。另外，書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論斷：我們集體的心理健康很大程度上是由階級斗爭的程度決定的。
當不聯合在一起進行反抗時，人們更傾向于把一些痛苦和壓力壓在心底。有大量證據表明，集體性地反抗抵制社會不公有益于人們的心理健康。
全球精神疾病現狀 圖片來源：公眾號“大話精神”
書中有一句很經典的話：“從集體抗爭走向集體憂慮。”(“from picket lines to worry lines”.)這句話很值得玩味，它在許多方面總結了我們剛才談論的內容。我們為提高心理健康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集體反抗。這也與我在書中談到的異化問題有關，因為很多精神上的苦惱都是我們感覺自己對于現實無能為力。當人們開始感覺到集體的力量，就會有益于他們的心理健康。
我想這就是這種方法與醫生所提供的方法的不同之處當人們去找醫生時，即使醫生不給他們藥物，他們也可能會被送去醫院做心理治療，很有可能是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CBT)，但這種治療方法僅僅在個體層面上去改變你對事物的反應。
如果這種治療有效，那是最好。但CBT只是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變世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特點是它能吸納進步思想，并同化它們并為己所用。 比如說，在精神健康領域，“康復”(recovery)的概念目前是非常有影響力的。這其中積極的方面是，它表明人們不必一輩子都活得不好。而消極的方面是，它把“變好”的責任推給了個人。
在你的書中，你駁斥了一些主流醫學模型，同時你也在觀察它們的發展過程。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界的知名人物，你既談到了他方法的創新和長處，但也批判了他。
弗洛伊德他自己不是一個革命者，但他的思想有非常激進的因素。他認為社會壓抑和扭曲的不僅是人們的性欲，還有其他基本需要。而這些方面的扭曲造成了他所謂的“神經癥”。傳統的精神分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保守的，但我在書中也辯證地提到，弗洛伊德的思想里一直都有激進馬克思主義的傾向。
當時確實是有一些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融合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對么？
是的，特別是在革命時期，比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俄羅斯，那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幾乎得到官方的認可。是蘇聯政府下的出版社出版了弗洛伊德的書，他的理論被托洛茨基，拉狄克(Karl Radek，蘇聯政治活動家，共產主義宣傳家——譯者注)，維果茨基等人批判地繼承。
利維·維果茨基，蘇聯心理學家
在德國的同一時期，許多參與精神分析的人，其中包括很多女性精神分析學家，也被弗洛伊德的想法所吸引，并認為他的理論具有潛在的激進性。但好景不長，精神分析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被引進美國，它隨之幾乎成為了官方的意識形態，隨之徹底喪失了其激進傳統。
你談到的另一個偉大時期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又是一次大規模騷亂和政治斗爭的時期。當時有個人叫R D Laing。那么Laing的貢獻是什么？
我認為Laing是一個非常有趣卻又很矛盾的人物。他最初的貢獻是挑戰當時一些比現在野蠻的精神療法，比如額葉切斷術(lobotomy，切割人的大腦)、及廣泛使用的電痙攣療法等等。
蘇格蘭心理醫生R D Laing
我覺得Laing是受壓迫者的捍衛者，他認為我們需要傾聽那些被貼上了精神分裂癥等標簽的人。他們的行為和感受不僅只是一些簡單的化學反應，而且還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但是，Laing似乎認為家庭和父母是造成精神分裂癥的元兇，因此他受到了很多批判。我認為這有點不公平，其實他在這一點上也模棱兩可。他在這個時期將精力投入新左派，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在倫敦舉辦了一次大型會議。遺憾的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開始酗酒，對這方面研究的貢獻也越來越少了。
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Laing認為精神困擾是有意義的，我們需要通過傾聽這些人從而去探尋這些意義，這種觀點非常重要。在實證研究中有大量的證據表明，人們的生活經歷，包括他們的受虐經歷，和精神痛苦之間有著很強的聯系。
在書的末尾，你談到了最近幾年開始出現的新運動，特別是涉及精神醫療服務使用者和像你一樣參與激進社會工作的實踐者和學者。這些運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過去運動的影響？這些運動中有創新之處嗎？
我們在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這些新的運動的興起，是因為我們相信越來越多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們不再需要被送去醫院接受治療，他們更可能在“社區”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幫助。生活在社區中的會比在醫院里更容易被組織起來。我認為，精神健康問題是如此普遍，再加上人們不想被貼上疾病的標簽，這使得人們在今天更容易被組織起來。
這是這些運動的新特點。另外，有趣的是他們也正在重溫自己的歷史。現在精神疾病研究的一個積極方面是，人們正在回顧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或更早時候的斗爭歷史，并也在回顧像Laing這類人的一些觀點，探究如何才能為今日所用。
我認為，身份政治的形式是否會是推進運動前進的最佳方法，這需要更多的討論。在我看來，如今精神痛苦的普遍性意味著人們可能不太在意是否被貼上“精神疾病”的標簽了，因此很有可能會建立一些涉及面更廣的運動。在過去的一年里，全國上下都有大量反對關停社區精神醫療服務的運動，在運動中，醫療服務使用者、工會成員、心理學家和不同領域的社會活動家聯系緊密。
全球精神疾病現狀 圖片來源：公眾號“大話精神”
最后，為什么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能夠指出一種更徹底的解決心理壓力的方法？
我在書中想說的重點是，精神痛苦的根源不在于某一個具體的政策或意識形態， 而是根植于整個社會，即資本主義的社會，它剝奪了我們對生活的任何掌控權，它否定了我們最基本的需要是要去創造性地改造世界。
因此，無論是工作強度的增加，還是學校孩子們面臨的日益激烈的競爭，或是老年人在日益物原子化的社會中的孤獨……所有這些歸根到底都是同一個問題我們的社會以資本積累為導向，它不會主動地去滿足人們的社交和情感需求。
因此，能夠真正解決心理健康危機的唯一方法，就是創造一個新社會，它不為了積累利潤，而是去滿足人類的需求。
原文鏈接：
http://socialistreview.org.uk/429/interview-marxism-and-mental-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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