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杰瑞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法意導言
杰瑞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是英國現任工黨主席，他反對英國自2010年起實施的財政緊縮政策，反對削減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支出，并認為應當實施公共設施和鐵路的再國有化。2015年，科爾賓在最后一刻加入工黨主席競選，他只獲得了36位議員提名，是候選人里最不被看好的一位。盡管面臨著來自黨內的巨大壓力和反對聲浪，科爾賓仍然獲得了大量民眾支持，以59.5%的得票率成為競選中的一匹黑馬，高票當選工黨主席。作為堅定的“留歐派”，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后，科爾賓的地位受到了挑戰，黨內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員對他投出不信任票。然而，2016年的工黨內部選舉中，科爾賓獲得了超過60%的選票，成功連任工黨主席。科爾賓在工黨高層中并不受歡迎，卻總能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原因何在?塞繆爾·厄爾(Samuel Earle)的這篇文章通過回溯2010年英國的學生抗議運動，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讀。
科爾賓一代與新一輪學生運動的興起
作者：Samuel Earle
翻譯：劉子琦
2010年深秋，全英國成百上千的學生被希望和憤怒所驅動，走上街頭，抗議新組建的聯合政府將大學學費提高兩倍，并取消為貧困學生提供的教育津貼(Educational Maintenance Allowance)。對許多學生來說，這是他們首次參與政治激進主義運動。最終——或者說，在一個看起來像是“最終”的時刻，這場抗議淪為了一個失敗的教訓。
盡管學生們進行了大規模抗議，占領了保守黨總部大樓并與警察爆發了激烈的沖突，議會仍然在12月初投票決定將英國大學每年的學費上限提升至9000英鎊。雖然當局強調這個數目僅在“個別情況下”才會出現，但幾乎每個大學都把學費上調到了這個水平。
針對這項新政策的街頭抗議和占領運動一直延續到了第二年，但是參與者越來越少，也不再有人關注。在2015年的下一輪大選中，自由民主黨受到了懲罰：由于與托利黨(注：保守黨)結盟并在投票中支持上調學費，而這違背了此前競選時許下的承諾，因此該黨在議會中的席位從57個下降到史無前例的8個。相反，保守黨大獲全勝，在連任競選中獲得多數，大衛·卡梅隆成為史上唯一一位獲得多數選票重新回到唐寧街10號的首相。
一直以來，2010年爆發的學生抗議運動像是一個不幸的悲情故事。但是如今，那些沒有得到回應的希望開始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那是代際分歧最初萌芽的跡象。2015年工黨在大選中落敗后，很多當年參與過學生運動的人都支持杰瑞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成為該黨黨首。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中，18-24歲的年輕人中有3/4都投票支持留在歐盟，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中有2/3選擇離開歐盟。2017年6月舉行的提前選舉中，科爾賓在參選宣言中將廢除學費作為工黨的首要政策之一，并且表示工黨不會組織一個沒有多數黨而無法形成決策的議會。年輕人的投票率上升至25年來的最高點，而代際差異也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
在《學生抗議運動：“緊縮一代”的發聲》(Student Revolt：Voices of the Austerity Generation)一書中，馬特·邁爾斯(Matt Myers)揭示了2010年末發生的事件與當下激進政治在英國復蘇之間的聯系。邁爾斯寫道，“這些2017年的年輕選民，就像2010年參與抗議的學生一樣，不相信在緊縮政策之外別無選擇。”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其實是同一群人。很多當初在抗議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學生后來加入了支持科爾賓的陣營，抑或進入主流或非主流左翼媒體。例如，詹姆斯·施耐德(James Schneider)在2010年離開了自由民主黨，于2015年加入工黨陣營，如今擔任科爾賓的戰略傳播總監。阿倫·巴塔尼(Aaron Bastani)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諾瓦拉傳媒(Novara Media)，這是英國左翼媒體中一支重要的生力軍。
邁爾斯的著作是一部學生運動的口述史。他采訪了首次參加抗議的人，經驗豐富的學生運動積極分子，以及參與學費立法改革的兩位政客，大衛·威利茨(David Willets)和文斯·卡堡(Vince Cable)。當時，威利茨任大學事務部部長，卡堡是商務大臣，如今卡堡已經成為了自由民主黨的黨首。由于采訪是在2017年1月科爾賓意外獲勝之前進行的，采訪的整體基調顯得較為悲觀，邁爾斯寫道：“這場運動成為了一場失敗的傳奇”。但是，包括威利茨與卡堡在內，與邁爾斯對談的所有人都認為，2010年的學生運動并不僅僅是一次失敗。
諷刺的是，這些游行示威活動對年輕人來說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如同保羅·梅森（Paul Mason）在序言里寫的那樣，這些示威活動“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使學生變得激進”。這一代人曾被評價為懶散，麻木，漫不經心，缺少前幾代人身上的那種抗爭精神，但是突然間，他們開始組織大規模示威，走出課堂，涌向街頭，占領了大學校園。
圖為2010年，由于英國政府計劃上調學費并取消教育津貼，倫敦學生組織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圖片來源：boston.com
這場運動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很多參與的學生本身并沒有受到大學學費改革的影響，他們只是團結起來反抗政府的教育私有化計劃，這個計劃試圖把教育變成私人產品，把學生變成消費者。
邁爾斯對這種私有化進程進行了追蹤。在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任首相的新工黨政府時期，學費上漲到3000英鎊，而高等教育的私有率從2000年的32%上升到2007年的64%(歐盟平均水平為20%)。邁爾斯寫道，“2010年學費突然上漲到9000英鎊，并不是毫無來由的。”如今，英國大學生平均背負著50800英鎊的學生貸款，這一數字是全世界最高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學生貸款的利率過于高昂，而且利率上調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一位負責學生資助計劃的政府顧問表示，如果在商業貸款中擬定同樣的條款，很有可能會招致罰款，甚至被起訴。(在美國，雖然大學學費的差距更大，但是學生的平均負債要低很多，平均只有36000美元，約合27900英鎊)
如果說2010年是新一代年輕人關心政治的起始，那么它同樣也預示著一種新的政治生態的來臨。很多學生毫不在意傳統的行為準則，甚至完全無視它們。受訪者之一的休·勒米(Huw Lemmey)曾看到一些學生把工會的海報扔進篝火中焚燒，這讓他身邊的一些大學講師感到絕望。其中一個人大喊：“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簡直難以置信!”但是勒米表示，“那些學生并不知道海報是做什么用的，他們只是想通過燒東西的方式傳達一種態度。”另一位受訪者曾目睹一個社會主義團體在唱國際歌，而旁邊有一群年輕人跟著他們一起亂喊：“讓我們一起發瘋吧，啦啦啦”。現在看來，這與科爾賓支持者高唱“哦~杰瑞米科爾賓~”的行為有異曲同工之處，他們把選舉的激情從足球場帶到舞會和節日聚會上。
更重要的是，這些抗議行動的參與者也與以往不同。就像2005年在法國爆發的學生運動一樣，2010年的英國學生運動把城市中貧困的年輕人團結在一起。與出身富裕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相比，這些年輕人的種族構成更加多元，對當局也更加不抱希望。這些年輕人的動機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共通的：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一種被輕視的感覺。
本書中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莎琳·普拉薩德(Shareen Prasad)是一位參加了抗議行動的學生，她有一些哈克尼區的朋友并不打算上大學，但是也參加了游行，莎琳解釋了他們這么做的原因。“這和教育無關，教育制度也從來沒有給過他們什么好處。他們討厭警察，不是因為警察毆打游行者，而是因為被打的人是他們的朋友……對他們來說，參與游行的意義就是‘給這些人一點顏色看看，是時候行動起來了。’”
這個新結成的聯盟在2010年抗議失敗后延續了下去，并且把科爾賓推上了工黨主席的位子。2017年大選中，工黨在黑人和少數族裔中的支持率上升了6個百分點，而這些族群的投票率也上升到了64%的歷史高位。少數族裔是緊縮政策的受害者之一，就像學生一樣，他們不是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卻被迫承受了經濟危機的不利后果。早在2010年，公共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就表示，“經濟危機以來，少數族裔的年輕人失業率上升最快，從21%上升到了35%”。
這一切都體現在了學生運動中，那時的街頭游行背景樂常常是垃圾搖滾和電子舞曲。2017年，由斯托姆茲(Stormzy)和JME(均為垃圾搖滾歌手)的粉絲發起的“垃圾搖滾支持科爾賓”(Grime4Corbyn)運動成為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競選活動。2016年，斯托姆茲曾說，“科爾賓明白少數族裔正在承受什么”。
圖為英國垃圾搖滾歌手紛紛宣布支持科爾賓，并號召粉絲給他投票。圖片來源：vice.com
學生們也有同感。抗議活動發生時，他們被警察圍堵，被騎警用馬匹阻攔，大部分政客對他們都很鄙夷。卡梅隆叫他們“粗野的烏合之眾”，特麗莎·梅(Theresa May)時任內政大臣，在一次講話中“向那些打擊破壞分子的警察和指揮官表達了由衷的感謝”。埃德·巴爾斯(Ed Balls)時任工黨影子內閣的內政大臣，他表示“所有工黨成員都和內政大臣一樣感到了憤怒與震驚”。
科爾賓在這群人當中顯得格格不入。根據邁爾斯的記述，在12月9日最終辯論當天，“唯一站出來為學生發聲的就是來自北伊斯靈頓選區的議員，杰瑞米·科爾賓”。科爾賓要求內政大臣與倫敦城市警察專員進行嚴肅溝通，因為“警察采取了圍堵政策，把人們困在小范圍區域內，而這些人只不過是想進行和平示威，反對強橫無理的學費上漲——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的”。
時任工黨黨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曾考慮過到被學生占領的倫敦大學學院去實地探訪一下，但最后放棄了這個想法。他表示：“那個時候我去忙別的事情了”。與之相反，科爾賓的盟友約翰·麥克唐納(John McDonnell)去了現場，不僅如此，他還進入了沖突的中心。據一位受訪者回憶，當時學生們站成一排，對抗馬匹的圍堵，突然間，“約翰·麥克唐納來到了我們身邊，站在一排人的正中間，和示威者們手挽手……這就是我們影子內閣的總理大臣。”
和其他社會群體一樣，學生們本以為政客只會提供空洞的口頭支持，但是這些行動超越了他們的預期。在這之后，聯合政府繼續推行不公平的改革政策，還口口聲聲說這些改革將會“鼓勵”學生努力，把他們“作為教育制度的核心看待”。越來越多的人在科爾賓身上發現了其他政治家所缺少的真誠和責任感：他擁有一種堅定不移的信念。
某種程度上，讓人驚訝的不是科爾賓的勝利，而是這種勝利居然過了這么久才真正來臨。去年九月的工黨大會上，科爾賓表示，“我們或許能看到，2017年的政壇終于能夠挽救2008年的危機”。而邁爾斯的這本書也讓我們看到，2017年的政壇終于回應了2010年的抗議運動。
翻譯文章：
Samuel Earle, The Corbyn Generation, Jacobin.
網絡鏈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1/student-revolt-austerity-uk-corbyn-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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