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從2015年上海大學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2016年春節黃燈教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各種各樣的“返鄉”寫作如同被點燃的春節爆竹，在城鄉之間流動的人群的心靈中爆炸開來，引燃這場爆炸的“火藥”則是近年來鄉村問題的新變化與城鄉關系困境的進一步顯露，以及由此導致的盤繞在這些心靈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團。
大量“返鄉”寫作中也充斥著不少虛假、惡劣的噱頭文章。如果將之稱為“返鄉體”，那么強調鄉村并非“返鄉體”所表現的那樣凄慘的“反返鄉體”也進一步被催生出來。不能否認“反返鄉體”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僅僅將討論局限在“農村到底是不是那樣慘”，那么對作為“癥候”的“返鄉”寫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淺層，未能突破表層“癥候”來探討其深層的政治—經濟—情感的結構性根源。也就是說，如要推進對作為癥候的“返鄉”寫作的進一步思考，那么關鍵則在于如何突破“返鄉體”與“反返鄉體”的二元對立，帶入政治—經濟—情感的結構性分析，并將對此問題的討論轉化為開拓新的批判性思考與建設性實踐的契機。
畢竟，在資本主義現代性“贏家通吃”與“多少算夠”的邏輯下，在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論述日漸被霧霾、食品危機、垃圾危機等問題撐裂時，“不是鄉村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鄉村”！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從1月25日開始，“鄉村建設研究”微信公號開辟“鄉村與我們”專題，陸續推送相關文章，嘗試推進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敬請關注！
同時，我們也歡迎各位讀者就此專題向我們投稿，以引發討論，推進思考。來稿請發至：[email protected]. 此征稿長期有效。
今天推送的是90后大學生苗苗的文章。苗苗生長于豫西鄉村，長期參與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組織的大學生支農調研、交流會、鄉村文明論壇等鄉村建設活動。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農村可持續發展校內人才培養計劃學員。現為北京愛故鄉文化發展中心見習項目助理。這篇文章文筆雖略顯粗礪，但情感真摯、思考嚴肅。她通過梳理自身成長經驗，討論了自己從個人奮斗的“希望”到“幻滅”，再到以建設性實踐進行“反抗”的心路歷程。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故鄉》
《故鄉》結尾的這句耳熟能詳的話，魯迅表達的并不是如許多評論家所說的對“希望”的肯定，相反，正是對“希望”的否定，對“絕望”的反抗，而超然于這兩種主觀感覺之上的則是一種真實的生命形式——“走”。
越是在城市求學生活中體會到“撲朔迷離”感，我越是希望從魯迅身上看到別樣的姿態，特別是那種不為時尚所蔽，更不自隔于現實，一意要抨擊所有黑暗——無論它頂著怎樣的名號——的戰斗姿態。他承認“絕望”的真實性的同時，對頹喪的精神狀態予以根本性的否定。魯迅不但深懷著真實的痛苦和悲觀，更實踐著同樣真實的“絕望的反抗”。
這是我從魯迅那里得來的啟示。
一、“逃離”尋求希望
我出生在豫西秦嶺腳下、黃河岸邊的一個小村子里。清貧的家庭讓我的性格里便從小多了一份自強和擔當，要為父母爭一口氣，同時“走出束縛數輩人的秦嶺”也在自己的幼小心靈反復澆鑄，不斷地自我暗示下生根發芽。也因為生在一個比較守舊的家庭，父母雖然文化程度不及小學，而他們寬厚的性情和忠厚老實，給了我性格以善良和質樸的熏染。也因此，父母只是以莊稼人的憨厚教我做人行事。所以，我的“逃離”至始至終都是個人為了尋求改變整個家族生活所尋求的“希望”，不同于那種構想個人成功背后所想象的一整套中產生活圖景的“逃離”。這種“逃離”更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我是1990年代中期生人，正值改革開放如火如荼的進行時期，記憶里有父親拉著架子車，或者村里某家拖拉機拉著糧食去鄉鎮政府交糧而和糧庫人員打起來的場面;也有一群小孩子圍觀桑塔納轎車而被人趕走的場面。更多的是和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去田里干農活，或者拔草，或者鋤地，或者挖土豆，掰玉米，割麥子。也經常和一群小伙伴上山放牛，摘野杏、野葡萄吃。那時候沒有除草劑、沒有收割機，滿地里都是鄰家的叔叔嬸嬸干農活的場景。夜晚麥場打完麥子裝成袋摞在院子里，半村的人一起端著碗吃飯，一起說笑話，一起坐在麥堆子上看13寸的黑白電視播放的《紅燈記》。
在生命最活潑的前十五年，我完整地生長于鄉村。這個貧窮的小村賦予我生命的第一度肯定。我從小啜飲著勞動的苦澀，卻也享受著勞動的安穩。那時候，在我小小的心靈里，勞動，這個詞，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它包含了很多，溫暖，快樂，有一種世俗的喜悅和歡騰。如果，勞動這個詞有顏色的話，我想，它一定是金色的，明亮，坦蕩，熱烈,像田野上空的太陽。
但真實的生命體驗——父母布滿死繭和裂紋的雙手、麥收季節沾滿全身的麥芒、黝黑黝黑淌汗的面容還有那風濕、胃炎伴隨終生的疾病，以及從小烙在生命里的記憶，讓我不斷告訴自己：我一定要離開河南，一定要出去，去爭取更多的資源以更好地回報我匍匐在黃土地上的幾輩親人。我要“逃離”故鄉，去尋求希望。
于是，我出來了我從豫西秦嶺腳下黃河岸邊的鄉下小村，“逃離”到了遼寧長白山下哨子河邊的鋼鐵之城。
二、從“希望”到“絕望”
當我滿懷著“出來是為了更好地回去”的希望來到象牙塔求學時，我才發現，我的“希望”正隨著我“睜眼看世界”的過程一點點滑向“絕望”，以至于在“睜眼看世界”的過程中，我不敢去與舊有的軌跡徹底決裂，依舊試圖尋求“希望”。直到“災難”發生在我自己身上時，一步步把我推向“絕望”時，我才發現，“絕望的真實性不是把人引向頹廢、畏縮、消沉，而是把人引向選擇、反抗、創造。”
(一) 自我與時代
這里不得不再次重述一下自我成長的那個歷史語境。用黃平老師的話說，我們1990年代完完全全生活在“與歷史脫鉤”的年代里，我們都是“小時代的孩子”。80年代的“大時代”已然終結，90年代之后便“與歷史脫鉤”，成為一群虛空的“45°角”“仰望天空的孩子”。這不僅僅是基于歷史變故或整治規劃，更是基于“市場”在1990年代的興起，無數以“私有”為核心的“個人”，構成了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得以建構的前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的傳奇，便是一代“新人”的自傳——以郭敬明、韓寒為代表的“80后寫作”，“壟斷”了我們的青春。由于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我去接受“小時代”的沐浴，雖然喪失了參與“主流”交談的資格，卻也不至于陷入“孩子”式的期期艾艾。由于與歷史脫鉤，“驚心動魄的事兒”只能發生在“個人”的“內部”。
殊不知，中國正發生著多么劇烈的動蕩：“先富帶后富”的改革開放浩蕩推進，也孕育了一次又一次危機，“三農”領域不斷遭受剝奪，農村的勞動力“蓄水池”正被城市抽取。進入“后稅費時代”的農民剛剛嘗到一點點甜之后，便遭遇高成本的“教育醫療產業化”。199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不能忽略的一組關鍵詞是：市場法則、城鄉二元結構、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弱勢群體的處境不斷惡化。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的流行，也癥候性地表征出在北上廣“打拼”、“奮斗”者對“勵志食糧”的亟需。而隨著“中產夢”在高房價等的殘酷打壓下越來越艱難，“奮斗”正越來越成為“徒勞自強”的“時代悲傷”。
2008年是特殊的一年，但無論是改革開放30周年，還是北京奧運會，一件件歷史性“大事”為我們提供的不過是政治考題和語文作文素材。與歷史脫鉤的我，還只是依舊滿懷著“希望”“奮斗”在“逃離”的路上——在飛雪般的試卷中，在遠離城市的小山村，在白熾燈下。那些宏大的字眼，我還無法讀懂，更無從談起理解……
（二）成長與鄉村
2015年寒假一段經歷，讓我陷入持續四個月的自我矛盾、自我懷疑中。
2008年的經濟危機“后遺癥”以及不斷變化的資本市場對早年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造成了很大影響，東南沿海制造業萎縮、大量裁員之后，在廈門、昆山打工的人們都回家了，村子里的謀生之活也少得可憐，大多數中青年都賦閑在家。越來越多的人把地承包出去，或是包給開工廠的，或是開礦辦碾礦廠的開發商。村子里的“百萬富翁”收留自己的親信為自己打工，不是“自己人”是進不去那個集團的……村里的中青年不得不撇下一兩歲的孩子，八九十歲的老人，選擇去東南沿海地區，獲得比種莊稼稍稍省勁、稍稍多掙錢的一份工作。而我年近半百、并無外出打工經歷的父母也似乎要冒著可能因年齡過大而不被招工的風險，選擇外出打工，到處給曾經出去打工的人“留話”，甚至要給人帶著禮物去“留話”，眼看著一份在西安餃子鋪的活被人搶走，母親喪氣而歸。父親更是急得團團轉，眼看春節過后我和弟弟都要拿生活費，他卻有力無處使。
寒假返回學校之前，翻過一道山溝去姑姑家看望姑姑，她又是老淚縱橫，50歲的她的面容十分衰老，肩負的是三十歲青年人的重擔。姑父半身不遂，年近三十的表哥結婚，讓姑姑愁得只能借高利貸。她去山上背礦石，填碾子，還要照顧姑父的吃喝拉撒，還要幫兒子還高利貸……原本是想要拜托她，在我離開家返回東北讀書后，多回娘家看看我奶奶，幫忙照料一下為兩個大學生奔波的她的弟弟——我的父親。結果，欲語淚先流……我便以逃一般的速度向她告別，返回家里。難以抑制的苦澀吞噬著我。讓我落荒而逃的是，我無法戰勝自己的無力感和自己無從入手給予幫助的無奈。
后來，舅舅家的表哥來家里拜年，年近三十的表哥，初中畢業便在蘇浙等地打工，輾轉鄭州的富士康以及上海、深圳等地。而一向老實厚道的他，十多年打工生活只勉強蓋起了兩間偏平房。當我問他，什么時候給我找個大嫂時，他不無苦澀地笑了笑。舅舅年齡已經六十出頭，年前還突發腦溢血。而舅媽，又是一個不操心家事的“沒心人”，家里的農活和人情世故的處理，都需要表哥往返于城市和鄉村，學了半截的裝潢技術也終是難以真正出師，難以“自立門戶”。村子里的很多年輕人通過偷金粉而發家，通過賄賂村委會而明目張膽、心安理得地勾結作案。而表哥的秉性讓他至今都沒學會偷奸?；?，沒學會圓滑世故，更沒學會干虧心事，掙昧心錢，他還傻傻地近乎偏執地堅守著鄉村人厚道、老實的品性，也因此，十年的離鄉——歸鄉——再離鄉——再歸鄉，他依舊一窮二白。我很是心疼表哥，卻又無比地慰心，他還沒有丟棄良知。其實他的希求并不是大富大貴，而僅僅是不那么拮據的生活。我報之以他的只能是無奈的沉默。
蔡翔老師在《我的底層》中曾說過底層那不可逃脫的命運：淳樸和善良正在悄悄消失，底層不再恪守它的老派欲望，對富裕的追求同樣導致了人的貪婪。我恐懼地看到，這也正發生在我的身邊：我的“底層”，“已經不再涌動著淳樸和善良，友情和鄉誼，利益原則同樣侵蝕著他們”。
在我回顧我這條尋求“希望”的數十年道路時，我陷入了絕望感。“逃離”試圖尋找“希望”，最后我便是無法回鄉。我的故鄉在淪陷，我“出來了”，卻“再也回不去了”。
外商通過村政府買斷礦山，隨著一大卡車一大卡車的礦物被拉走，那秦嶺一年一年便被抽的只剩空殼。與此同時，每年至少一條鮮活的生命葬送在礦洞里。隨之而來的是因開礦而造成的河流污染，空氣污染，甚至也有好些小孩子溺死在氫化藥池里。河流毒死了魚蝦，也不放過沿河的蘆葦，甚至也不放過隔了數米遠的洋槐樹。
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交易越來越取代原有的倫理關系。窮人間相互爭斗的故事不斷上演。富人的嗜好也如瘟疫般傳染到我的底層，并且演變為種種不倫不類的時髦：一些婦人穿著假貂皮大衣，懷抱叭兒狗，學著富人的碎步，在小販的叫賣聲中，施施然地走著。與此同時，“服務隊”包攬了紅白喜事，鄉親“老死不相往來”。新樓房重重的防盜門開始隔斷鄉誼。
2016年2月，姑姑在“高利貸”、半身不遂的姑丈、不成器的兒子、沉重的勞作壓榨之下，終于得了胃癌，在無盡的折磨之后，放棄了高額的醫療治療，于今年三月份帶著無盡的不安心，撒手人寰，與世長辭;奶奶在姑姑辭世兩個月后，四五種疾病接踵而至，終于在六月份離世。
最讓人心寒的是，不治之癥親人的離世于生者而言，不再只是哀事，而是樂事。病痛的折磨對于整個家族而言，離世反而成了一種解脫和欣慰。除了高成本的正常家庭花銷，病人的醫藥費是一個尷尬的問題：無限砸錢是一種徒勞;而不去治病，為兒為女卻是不孝。我的“底層”有太多言不由衷，亦有太多的困頓苦澀。
（三）“奮斗”與“幻滅”
越來越明白，過去所謂的垂直流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過是極少數幸運兒對皇恩浩蕩的奉承。對于我等底層寒門學子，出路到底是什么呢?在“官產學媒”強勢群體的壟斷下，社會階層的流動日益封閉。青年，尤其是底層青年，似乎路越來越窄。如今，不僅僅傳統的“底層”——工人、農民、新工人的處境越來越惡化，而且作為預備中產的都市白領階層也在承受著巨大壓力，充滿向下跌落的恐懼。“蟻族”、“屌絲”、“盧瑟”等詞匯不能不讓我們思考，“知識改變命運”這句口號在今天的實際狀況到底如何?“個人奮斗”是否必然遭遇“白日夢”的幻滅?或者，這個口號在今天越來越淪為意識形態修辭?
三、絕望式反抗——回歸
現實把我扔進了“絕望”之中。而也正是此時，我開始體味到魯迅那句“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句話的意味。
猛然發現，一直以來我的求學自始至終流蕩著魯迅先生那種無家可歸的惶惑和對生命流逝的無奈，這種無家可歸的惶惑體現的也正是源自于我無法在社會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疏離了自己的“故鄉”，卻又對自身的歸宿感到憂慮。
當我親自經歷了大學教育，目睹了父老鄉親的悲涼圖景，在“呆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的尷尬處境中，我該以怎樣的姿態進行“反抗”?怎樣安置我的“故鄉”呢?我試圖尋求回歸的方式，要“想大問題”，但必須回歸到“做小事情”上。
隨著2015年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春節回家到底看什么?》在網上的火爆，2016年黃燈教授《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引起巨大反響，“鄉愁”迅速在整個社會擴散，也不斷被大眾傳媒收編，炮制出年關時節大量的“返鄉體”。
“返鄉體”似乎已變成春晚前奏，以排山倒海之勢，攪動或悲情、或感傷、或浪漫、或小清新的“鄉愁”。當大眾傳媒將將視線移向農村、移向中國的大多數時，我一邊慶幸著博士的筆終于伸向了普羅大眾，一邊又困惑于今日的“返鄉書寫”。春節過后，返鄉者照舊返城，鄉愁照舊被攜帶到全國各地，又醞釀為下一年的“返鄉書寫”。除了年關，還有誰記得“鄉”?又有誰想過如何安置“鄉愁”?難道就要這樣一直背著“鄉愁”游蕩在全國各地嗎?我們除了書寫和記錄還能做些什么更有力的事情嗎?
我警惕著那些對鄉村的“浪漫化”小清新書寫，警惕著現在大熱的“鄉愁經濟”。鄉村不是浪漫田園詩，它有更多的與生活掙扎搏斗的多元生存智慧;鄉村也不是緩沖中產階級城市壓力的美好場域，它正在一點點衰退，它正變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它也需要呵護、需要澆灌、需要打理，需要年輕人，需要資金。農民對富裕的向往絕不該成為對他們的鄙夷。
這屬于鄉村的一切并沒有隨著這些“返鄉體”寫作有絲毫改變，鄉村的歡樂和悲痛不過是被一次又一次地消費。“鄉愁”、“返鄉日記”等，是不是會成為(或已經成為)資本對鄉村的又一輪掠奪?又一次把鄉村發出的微弱呻吟轉換成傳媒的噱頭?
如果自覺區別于上述問題，那么關鍵就在于，怎樣“愛鄉”，怎樣行動?在返鄉體大熱背后，這些問題幾乎沒有得到認真嚴肅的討論與推進。
而事實上，作為一直關注鄉村的大學生，我無比驚喜地發現當代中國包括農民在內的一線鄉村建設者，已對此默默作出了大量回應。比如，自2012年由多家鄉村建設機構聯合發起的“愛故鄉行動計劃”，便集結了農民、返鄉青年、NGO團體以及鄉建學者等，嘗試以共同的“鄉愁”來激活真正的建設性實踐，以民間力量來保育鄉土，嘗試重新構建一套鄉土文化邏輯和在地知識。
鄉村，不應該只有在春節才被人想起;鄉愁，也不應該懸在空中;返鄉體書寫，亦不該成為大眾傳媒的咀嚼物;鄉建，或許可以讓鄉愁落地，讓“愛故鄉”戰勝“鄉愁”。如今，我在北京愛故鄉文化發展中心做志愿者，不僅僅沒有了大學教育給我的無力感，反而讓我看到了無盡的內生性，有力量、有溫度的生生不息卻潤物無聲的新希望。
我感觸著我故鄉的“鄉衰”，卻不曾有過所謂“鄉愁”，我的“愁”更是一種“悲痛”，與“愁”相比，它更撕扯人心、也更有力量、更有溫度、更有作為。那便是“鄉建”。
以一種“絕望”的姿態來進行反抗，這里不僅僅有我的沉郁語調，更有著內心的苦痛。有對我底層親人悲痛遭遇后“失語” 的痛楚“吶喊”，也有我在決裂之前的痛苦“彷徨”，而更有著我“反抗絕望”而“走”下去的“故事新編”。這個新故事“潤物無聲”，卻“生生不息”。
初稿2016年7月27日
二稿2017年1月23日
凌晨 于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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