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五環外，一處不足100平方米的兩居室里，擠著住下了4個年輕人。左楠就是其中之一。
兩年前從北京大學碩士畢業后，左楠選擇在這因位置偏遠而租金低廉的房子里落腳。這里是她的家，也是她的辦公室。
3名舍友兼同事分別畢業于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他們在裝修簡單的客廳里上班，在油膩的餐桌上開會。
從北五環外的這棟居民樓里，有關“鄉村鑼鼓隊中的女性”或“印度種姓制度”等關注社會議題的文章，被發布到名叫“破土”的網站、豆瓣小站和新浪微博，并到達微信公眾號3萬多名訂閱者的手機。
正如這團隊的名字，他們屬于當下中國在互聯網上破土而出、致力于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青年社群。他們普遍受過良好教育，善于通過社交網站等平臺傳播新知，組織沙龍，針對公共事務發表各式見解。他們規模不大，缺乏盈利前景，往往要自掏腰包，但卻樂此不疲。
出現更早的“政見”致力于將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介紹給普羅大眾，現有微信粉絲16萬，微博粉絲近8萬，網站日訪問量數千人次，再加上頭條號、郵件訂閱等渠道，能夠直接抵達的讀者估計達到二三十萬人。
“他們的崛起已成為過去兩三年里最重要的網絡景觀之一。”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者胡泳、吳丹彤在新近的論文中指出，他們的青少年時期恰逢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期。
“比他們的前輩更幸運的是，他們是伴隨著信息的大規模民主化而長大成人的。”
“這一群體致力于不同方向的嘗試，盡其所能地記錄并介入這個時代”
在校的時候，創立“破土”的念頭就已經在左楠的心里破了土。
就讀于社會工作專業的她以勞工為研究對象。周末她常去北京的工地轉悠，到了寒暑假，她就租房駐扎到南中國的工業園區。
在一次關于工傷的調研中，左楠走進了工業區一家社區醫院。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這個城市女孩。醫院的其他樓層都很空，唯獨4樓“連走廊里都躺著人”，鮮血滿目，哀嚎遍布。
那是她之前從來沒聽說過的科室——手外科，被送來就醫的都是在流水線上被絞斷了手指的工人。
在一間病房里，左楠甚至遇到來自同一個工廠同一個車間的兩名工友。一天之內，他們在同一臺故障機器上先后出了事。
這些血淋淋的故事就發生在當今幾乎人手必備的智能手機的另一端，卻好像與現代社會分隔在兩個世界。
當她回到北京，又一次出發去工地前，聽到舍友叮囑，工地很亂，很多農民工找不到老婆，你可千萬要注意安全。
這分好意讓左楠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方面，她心疼自己熟悉的群體被污名化，另一方面，她沮喪自己周圍的同齡人“怎么會離底層那么遠”。
她發誓要讓承受著欠薪、加班、工傷、職業病之苦而又維權乏力的弱勢人群更多地進入公共的視野。
2014年夏天，碩士畢業找了一份社工工作的左楠，跟幾位同門師姐創建了微信公眾號“破土工作室”。這個名字既接地氣，又有著“破土而出的力量感”。
她們基于自己的調研撰寫文章，為社會底層和工人群體發聲，面向的對象主要是在校大學生，以及初入社會還沒有變成“老油條”的年輕人。
相對而言，“政見”在對象群體上并沒有特定的傾向。
2011年，時任《南方周末》時政記者的方可成參與籌辦的政治學研究新欄目流產，他索性帶領已經組好的團隊“單干”，“政見”就此成立。
在這位前記者看來，大眾媒體上的觀點性內容良莠不齊。一些高產的評論作者，學識水平和思想深度其實有限，有時甚至連事實都沒有搞清楚，抓住一句話就大做文章。
“比起大眾傳媒提供的快餐，學界的研究有著嚴格的學術規范。”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博士的方可成說，“基于豐富的研究材料，經過了理性的邏輯推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是更值得參考的信息。
而“政見”所要做的，就是將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從僅有專業人士津津樂道的學術期刊、報告、會議中發掘出來，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呈現給大眾。
“用一個英文世界里的概念來說，這對培養‘知情的’(informed)公民是極有益處的”，方可成介紹，“我們可以告訴你如何認識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為你解析這個世界上發生的種種事件，粉碎那些與政治、社會有關的謠言。”
就在“政見”起步的3個月前，一個多語種編譯項目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誕生。
受到“7·23”動車事故的激發，阿爾巴尼亞語專業的大四學生康夏決定建立一個平臺，將一些大事件的素材集中起來。
他和同伴組成了涵蓋9個語種的編譯團隊。
“我們的目標是消除語言的障礙”，康夏說，要讓那些不會外語的讀者也可以知道世界其他角落都發生了什么。
他覺得身上有一分責任。“初衷就是對信息偏差和信息霸權的挑戰。”
胡泳等人的那篇論文中概括：“這一群體致力于不同方向的嘗試，盡其所能地記錄并介入這個時代。”
那邊臥佛寺，這邊城中村，她們之間剛好隔了一座山
左楠自己也認為，在同學眼里，她“一直是個奇葩”。
她被認為觀點“激進”，時常在大家心平氣順的時候拍案而起。
今年3月，趕著新款手機發布的時機，“破土”發文呼吁大家關注手機工廠患白血病、噪聲聾的工人。
“這文章寫得——那你吃飯的時候應該想想農民，在家的時候應該想想建筑工人!”有人在后面評論。
左楠迅速回復：“難道不應該嗎?”
即便是在求職季，當身邊的同學們紛紛穿上正裝和高跟鞋，化上精致的妝容，優雅地出入寫字樓，知道自己“八成會當社工”的左楠依然素面朝天泡在工地，曬得滿臉通紅，熱得大汗淋漓。
社會工作專業全班共20人，除了她，沒有一個做社工。
對同學們有吸引力的是一些能掙錢的、穩定的、特別是能提供北京戶口的單位。
左楠不是沒有嘗試過這些選擇。
作為家中的獨女，父母希望她回到家鄉廣西工作。她參加了不少事業單位的面試，一路暢通，卻總在最后一關的門前主動止步。
“還是不甘心!”左楠笑著說。
還有一回，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到北大招聘，會場設在“高大上”的光華管理學院。左楠套上她唯一的那身正裝，也跟著同學去湊了熱鬧，卻敗興而歸。
“哪會錄取我這種張口就說中文的人呀。”自嘲為“又破又土”的她開玩笑地說。
畢業前一年的中秋節，左楠的3名舍友結伴到“據說很靈”的臥佛寺——該寺廟因與英文“Offer”諧音而受年輕人歡迎。而左楠獨自到城中村里調研。舍友們都求到了滿意的結果——最終一個進了銀行，一個去了房地產公司，一個考上了公務員。
左楠還清楚地記得，那天她去的村子和她們去的臥佛寺之間剛好隔著一座山。
他們人生的路好像越走越遠。在她看來，同學們的“轉行”有些可惜，他們受到國內頂尖的社工教育，卻放棄了社工服務弱勢群體的職責和使命。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曾公開評價，“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
左楠對此頗有同感。她注意到，把與底層的有限接觸作為跳板，已是學校里廣為人知的秘密。在實踐活動中去村里風風火火地張羅修一座沒有用的橋、開一個不盈利的店，沾上“公益”的名頭，就能為簡歷增加光輝的一筆，在雇主面前包裝出一顆熱忱的社會責任心。
左楠希望，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真正地去關懷社會底層。
她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與她的學長、“政見”創始人方可成在燕園重合。
2004年，方可成以全國高中數學聯賽省一等獎的身份保送北大，懷著“承擔社會責任、推動社會進步”的新聞理想，踏入了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大門。
然而，他很快發現，多數同學對讓他熱血沸騰的事情漠不關心，并沒有相似的使命感。
大一時思想政治課，老師讓大家談論精英主義的話題。發言學生的觀點出奇地相似，都是對“精英”一詞進行諷刺和批判，表示自己不過是普通人。
“你考上了北大，你不是精英誰是精英呢?”方可成對這樣的說法頗有微詞，“回避‘精英’這個身份，真正回避的是精英背后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思索國家的命運、承擔社會的責任，這些事情總得有人站出來。
在“破土”的網站上，左楠和同事們寫道：“鬧不清或許也不愿鬧清這些宏大話語的人們，越來越多地走進了自己的‘小時代’，似乎遺忘了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急劇變革時代的參與者與塑造者。”
他們跨越國界，跨越時差，通過郵件組和微信群并肩奮斗，盡管互相甚至未曾謀面
北京五環外那套繁忙的兩居室，很久沒迎來一個完整的周末了。
每一天，左楠和同事們都為了讓文章更加“吸引年輕人”而費勁，他們絞盡腦汁擬出有意思的標題，推敲風格輕快的語句，或者加入時下流行的網絡表情包。
微信公眾號創立半年后，在大學老師的研究經費——也是迄今唯一一筆資助的支持下，他們創建了“破土網”。相比從前，對內容的需求驟增。
單是左楠負責的“時事”板塊就要每天更新5篇文章，她必須積極地向專家學者約稿、爭取轉載授權，并招募志愿者。
志同道合者來自四面八方。從100多封申請信里，她和同事選拔了散布在北京、上海、武漢、南京、廣州等地的十幾名志愿者，為他們制定讀書計劃，訓練調研能力，把他們變成“破土者”。
目前，“破土”爭取到了國內外20位高校教授加入顧問委員會，微信公眾號的點擊率時常過萬，并引發讀者熱烈討論，但她自認為“破土”的受眾主要限于學術圈子內部，還沒“打出去”。
“政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目前，“政見”團隊已從最初的個位數增加到60人。他們多是海外名校的留學生，跨越國界，跨越時差，通過郵件組和微信群并肩奮斗，盡管互相之間甚至未曾謀面。
一位名叫陳鐸川的高中生，針對農民工子女教育、貧血對農村兒童發育的影響、計劃生育和人口素質的復雜關系等議題，為“政見”撰寫了文章。
盡管如此，“政見”對于公眾來說，仍有一道壁壘。
方可成用“能力不夠”來解釋這一現狀。學術上的資源非常富裕了，在大眾傳播上的技巧還是緊缺，如何讓學術文章足夠通俗和大眾化是“政見”正在攻堅的難點。
此外，這個沒有收益的純志愿者團隊，沒有人能夠全職為之工作，也被他視為“政見”將來的瓶頸之一。
不過，已有不少受眾的反饋讓他欣慰。有人把“政見”分季度的文章合輯打印下來，裝訂成精美的手工書。
前不久，“政見”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當整個社會都在宣揚母乳喂養的好處時，種種原因無法哺乳的女性受到了很大的壓力。
文章發出不久，一個師姐告訴他，看到有人把文章分享到一個微信群里。很多媽媽表示，壓力一下子就減輕了好多。
“這個正是我們的初衷，真的是讓人非常高興的事情。”方可成說，“能讓一些人獲得知識，一定程度上減輕社會偏見和社會壓力，對我們來說就足夠了。”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徐睿(應受訪人要求化名)是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被“破土”團隊“捉住”的。
有著9年田野調查經歷的他先是被約稿，后來加入這個令他感慨“太有戰斗力了”的團隊。
現在，這個拒絕對外透露姓名的年輕人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同時為“破土”兼任編輯。他說：“最感動我的一點是，團隊里沒有人去想什么5年之內要在北京買房，每天腦子里裝的都是那些工人的事情。”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