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州江南皮革廠倒閉了，原價都是一百多、兩百多、三百多的錢包，通通二十塊!通通二十塊!”人行道上，一個聲音字正腔圓地嘶吼著，試圖引誘步履匆匆，面無表情的行人。
小販“張偉”蹲在一張舊報紙前，報紙上攤著幾條皮帶，稀稀落落像菜市場挑剩下的黃瓜。他“賣皮帶嘍”地叫賣了一整天，嗓子啞了火，但還尋思著再招徠一兩樁生意，以便收攤之后能多抽半包紅塔山。無光的小眼睛轉了兩轉，“張偉”摸出手機，開始循環播放“江南皮革廠”——一個窮人或許無人問津，但總有人為一首洗腦神曲駐足。
這個“張偉”，是航空航天學院2014級本科生曹遠哲。
2015年11月一個平常的周四下午，清華“關愛城市勞動者”協會(簡稱“艾勞動”)成員與相熟的工人在紫荊食堂三層例行聚餐。學生們告訴工友，協會年底要搞個元旦聯歡會，大伙一起出些小節目樂一樂。
保安趙家龍就坐在曹遠哲邊上。他才二十來歲，看起來卻比戴黑框眼鏡的曹遠哲大了整整一輪。趙家龍跟他商量，“要不咱寫個關于工人的劇吧。”
曹遠哲答應了。他為這劇本擠出兩天里的零碎時間，還刷了一夜。于是在12月12日的聯歡晚會上，一百來個觀眾擠在C樓308教室，見到了曹遠哲筆下的“張偉”。
奇怪的是，沒有人搭理那高唱著“皮革廠”之歌的皮帶攤，行人都是朝著同一個方向疾走。“張偉”抓住一個路人，一問才知道，真正的江南皮革廠非但沒倒閉，還在招工人，大家都是去應聘的。
不出曹遠哲意料，劇情的突轉引起了工友觀眾的大笑。
靠近 | 從俯視到親密
“我不了解工人，”采訪曹遠哲時，我向他承認，“一說起清華，我會想到清華里的老師、學生，但我不會想到園子里的工友。”
“為什么?”
“呃…沒什么印象吧，比如我走在路上看見保安，他們臉上一般都沒什么表情，就好像，就好像他們只是背景、環境的一部分。”
“那當你走過保安，保安看見你的時候，你的臉上又是什么表情呢?”好像早料到我的回答似的，他馬上回應了一個溫和的反問。
曹遠哲在“艾勞動”協會呆了一年半，通過參與、組織協會的工地訪談、工友聚會、工友講座等活動，結識了一批工人。室友給他取了外號“曹老板”，玩得熟的工友聽了也這么叫，還會打趣說“曹老板，什么時候發工資啊?”
然而“曹老板”和工人的交往并非一帆風順。曹遠哲上高中時，農民出身的父親常跟他強調尊重工農、關注工農的重要性，他也對勞動者產生了模糊的關注與好奇。高三暑假，家里安排他出去打過一次工，曹遠哲那時躍躍欲試，可現在回憶起來,他只是搖搖頭。“整個人挺精英主義的，打工的時候腦子里想的是‘我都考上清華了，當然要比別人更優秀嘛，我來這就是來接觸社會、來了解你們工人的’，這種態度不對。”
矯正這種俯視的精英姿態并非易事。除了學習和睡覺，曹遠哲的大部分時間用來摸索如何靠近、了解工人。
大一入學來的第一個深秋，他跟著“艾勞動”協會成員夜訪北大附近的建筑工地。一進工人歇息的活動板房，他便感覺身子一冷。屋里沒有暖氣，而為了最大程度地御寒，門窗只能總是緊閉著，逼仄的空間里浸透著一股散不去的餿味。
曹遠哲嘗試接近一位四五十歲的河南工友，他接連拋出了“您貴姓”、“您是哪兒的人”、“工作多長時間，辛不辛苦”之類的問題，得到對方熱情而短促的回答后，談話進入冷場。同行的協會學長何晗(化名)只得過來解圍。
他后來明白了自己當時犯的錯，“不能一直問，得加點關于你自己的東西進去。”現在再和陌生工人聊天，知道對方的家鄉后，曹遠哲不會急著進入下一個問題，而是會說一些自己老家的情況，“農村的事都差不太多，工友聽了很可能會說‘我那兒也是這樣的’，就有了共同語言。”他發現不能把對話當做學生對工友單方面的問詢或調查，雙方應當像交新朋友一樣慢慢打開話匣子，分享生活點滴。
何晗認為，交朋友是學生靠近工人的最佳方式。“以前有社團給工人辦成人教育班，搞法律講座，想要從上而下地引導、教育工友，但效果并不是太好。”
于是“艾勞動”協會決定退而求其次，先跟工人熟悉起來，成為能說真心話的朋友，了解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再有針對性地開展公益活動。
培養友誼的最好辦法是“玩”。“艾勞動”給工友放電影，還買了一套卡拉OK設備，搬到C樓和工友一起唱歌。曹遠哲覺得和工友K歌比和同學還要有意思，“跟工友不是為了唱歌而唱歌，而是通過一起唱來加深感情，但同學之間已經比較熟悉了，唱歌就唱歌而已。”
在協會和工友“玩”了一年半以后，對于曹遠哲來說，園子里的工人已不再是穿著制服的，模糊得可以融在背景之中的影子，當他作為一個朋友平等地走到他們面前，他清晰地看見了那些面龐，以及面龐之下有趣的個性。
保安趙家龍(化名)曾驕傲地跟曹遠哲分享自己編的“搭訕大全”，第一句話是“美女，我想認識你，你可以請我喝杯咖啡嗎?”。“他還讓我幫忙翻譯成英文呢!”曹遠哲笑倒在椅子里。
信任 | 說夢給你聽
劉忻茹(化名)和曹佳(化名)看起來像對姐妹，兩人一般高，都是長頭發，細瘦的身子，穿素色羽絨服。劉忻茹是即將畢業的研究生，曹佳在紫荊公寓當保安。
2016年3月10日，她倆參與了清華“微夢營”舉辦的一場講座。在講座前的游戲環節中，所有人圍坐成一個大圈，聽暗號搶椅子。曹佳沒搶到，愣在圈子中央，像即將被卡車撞上的小鹿一樣急得睜大了眼。
大伙友善地起哄讓她表演節目，她趕緊用手捂住臉，說不出話，情急之下，她把劉忻茹拉過來，盾牌一樣擋在身前，讓她代替自己唱了幾句“洪湖水浪打浪”。
“微夢營”是清華求是學會與“艾勞動”共同建設的公益平臺，學生每周為校內工人免費提供歌唱課、演講訓練、法律知識講座等服務。志愿者劉忻茹在去年“微夢營”的一次電腦課上見到曹佳，負責教她發郵件、逛淘寶。
曹佳害羞、怕生，但這并沒有阻礙劉忻茹靠近她，“多幫她做點小事情，比如幫忙在淘寶買東西，很快就熟了。”劉忻茹察覺出曹佳需要幫助，盡管已年滿25歲，“她會害怕，有時網購的東西不好，她也不太敢退貨。”
可當曹佳不害怕、不猶豫的時候，她身上迸發的能量令劉忻茹震驚——曹佳告訴她自己“想要修改刑法”，因為“刑法對女性的保護不夠”。她甚至計劃參加法律方向的自學考試(只有達到了普通高等院校的學歷層次水平的考生才能拿到證書)。
曹佳來自一個貧窮的山村，打小落下營養不良的毛病，但她仍連續兩三個月堅持值夜班，只為騰出白天的時間去教學區旁聽相關課程。劉忻茹心疼曹佳的辛苦，也認為她的理想“太幼稚，肯定會破滅的”。但她還是陪著曹佳坐一個多小時的地鐵去書店買自學考試需要的教材。
那天下午北京刮大風，出地鐵口時，兩個瘦小的人被吹得幾乎腳抓不住地。一路上劉忻茹拉著曹佳不停地勸“你別考了吧”，哪怕在曹佳發現身上沒帶夠現金，跑到附近ATM機取錢的最后關頭，劉忻茹還嘗試著說幾聲“別買了”。
小保安最后買了六本書，三百多塊，而她扣除了社保后的工資只有兩千出頭。
劉忻茹說這事的時候皺著眉，眼睛望著面前的桌子，說完她嘆了口氣，抬頭問，“你說清華有多少學生能這么堅持呢？”
“艾勞動”現任會長劉羽說，確實有部分工友和曹佳一樣，懷有高于——哪怕只是高一點點——個人利益的小夢想。一個工友曾告訴劉羽，等在清華干完了，他想去找個類似于北京“工友之家”的公益組織，為其他工人做點事。
他們愿意聽工人說自己的夢。在“微夢營”組織的一場關于股市知識的講座上，一名來自求是學會的楊同學對在場的工人說，“我們學生和工人一樣，想法很簡單，就是想努力過上好日子，學生和工人在一起多交流，咱們能一起想出更多過上好日子的辦法。”
堅持 | 我還會想你
學生們關注工人，工人們也逐漸對學生產生親切感。
2014年年末，五道口附近一建筑工地失事，工人宿舍被迫封鎖，只有一個小側門可以鉆進鉆出。不少工人感冒生病卻不被允許外出就醫，一些清華學生就從小側門鉆進去，為工友送些藥品。“非常非常安靜，就好像沒有人看到我一樣，工友們在床上玩手機或者睡覺，都不敢說話。”當年幫曹遠哲解圍、現已畢業的何晗回憶道。有社會媒體記者悄悄進來，但工人沒有理會他們。“他們信不過這些記者，但信得過我們這些學生。”何晗說。他現在還與事件中的一名工友保持聯系。
何晗認為盡管生活方式、所處環境差異較大，學生和工人還是有產生共鳴的可能。當年他由機械系轉到計算機系，受到院系差異影響，眼看轉系后學分績排名往下掉，何晗熬過了一段焦慮而壓抑的日子。這段不涉及任何體力勞動的經歷卻幫助他更好地理解工人群體的心境，“許多同學相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怎么同情弱者，這是因為他們還享受著相對豐富的資源。”而當自己排名靠后，驚覺保研名額、獎學金不再觸手可得的那一刻，何晗多少嘗到了處于弱勢地位又一時無法扭轉現狀的勞動者的苦澀。
成為工人的朋友，理解工人的難處與心態，需要學生的長期努力，然而工人的快速流動為“艾勞動”“微夢營”帶來巨大挑戰。紫荊生活區的保安每隔幾個月就會換上一批新血，使得學生與工友的感情難以長期維系并進一步深化。“好多工人剛認識不久就走了，可惜。”曹遠哲感嘆。
離開的也不只是工人。參加工作，淡出協會后，何晗發現自己很難找到接觸工人的契機。“兩個單獨的人很難維持關系，因為他們之間沒有共同認識的朋友，只有一群學生和一群工人才可能造就穩定的友誼。”他計劃換一份離清華近的工作，好抽空參加“艾勞動”的活動。
保安趙家龍換了工作，離開了清華園。曹遠哲偶爾會想起他，他有點擔心，不知道這個天真得以為“美女，我想認識你，你可以請我喝杯咖啡嗎？”是一句完美的搭訕開場白的哥們此時此刻在什么地方，吃著什么虧。
“如果以后你畢業了，進了研究所，穿著西裝，夾著公文包，下班路過單位附近的工地，看見兩三個工人站在那兒休息，你覺得那時候的你還會走過去和他們聊上幾句嗎?”
曹遠哲想了片刻，聲調平緩地說，“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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